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童名谦被查，有知情人士觉得他到哪哪出事，“倒霉透顶”。他在湘西州任职的时候，遭遇湘西凤凰大桥垮塌以及曾成杰的非法集资案；来到邵阳后又遭遇邵阳沉船事故。
　　一个地方或是一个部门，不论大小，五脏俱全。对主政者来说，诸事繁杂，责任众多，风险跟着就多，无论哪个终端都有可能“出事”。
　　但遇到这种事被认为是倒霉，却不能不让人诧为奇事。
　　童名谦是“幸运”的
　　回头来看，走到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位置上，童名谦非但不倒霉，反而是幸运的。
　　他在湘西州和邵阳都遇到重大责任事故。从公开信息看，童并没有因此受一丝影响，可以说是仕途平稳。
　　童名谦2003年2月到2008年3月任湘西自治州委书记。这期间，2007年8月，湖南湘西州凤凰县在建大桥垮塌，64人死亡。湘西自治州原州长、州委原副书记杜崇烟被认定负重要领导责任，因其他问题被一并处理。
　　2008年9月，湘西吉首“非法集資”案发，6个月前，童名谦已经结束了在湘西自治州委书记上的5年任职，转任邵阳市委书记，没有受到此事的牵连。在此次事件中，湘西州原州委副书记、州长徐克勤承担领导责任，被免职。意味深长的是，曾成杰的集资行为，与童名谦在湘西自治州委书记上的任职，同时起步于2003年。
　　2011年9月，邵阳沉船事故中，核载14人的船只实载50人，造成十余人死亡，已在邵阳市委书记任上3年的童名谦，于次年2月，平安转任衡阳市委书记。
　　不少官员因其他违纪违法问题落马后，才被提及他曾经在任时遇到的“倒霉事”，这种“倒霉”显然是一个伪命题。
　　没有任何一起事故的发生是偶然的。
　　每一起重大事故背后，一定有埋伏已久的管理责任。
　　根据海因法则，在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事故的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
　　以童名谦的“倒霉”来说，在一名衡阳官场的知情人士印象中，童名谦基本不管事，也不擅权。那么，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管理办法，从源头上就无力了。这显然有不作为的嫌疑。
　　仔细分析，“倒霉”官员遭遇的事故背后，都并非天灾而是人祸。
　　凤凰大桥未按规定招投标，且存在层层分包项目、盲目赶工期、擅自变更工艺、降低工程标准等一系列严重问题，最终酿成64人死亡。
　　邵阳沉船事故中，除了船只严重超载外，过度采砂无人监管导致河床被破坏严重，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
　　作为主政地方的一把手，童名谦显然应负一定的领导责任。
　　同类事故背后，都有着可堪细究的领导责任。譬如刘志军与铁路。
　　刘志军在部长任上，铁路大事故发生周期由一年缩短至半年。直到刘志军落马，他的严重经济问题给铁路埋下的那些隐患，才被人们联系起来。
　　因此可见，不是官员“倒霉”，而是没负起责任来。目前中国，不是“倒霉”官员多了，是负起领导责任的官员远远不够。
　　问责不该像踩雷
　　当下地方执政风险剧增，长年积累下的生产安全问题、环境安全问题、社会稳定问题，像定时炸弹，正进入矛盾显性化的“时间窗”，而地方官员往往消极求稳，挨过一届算一届，因此，有了“谁摊上谁倒霉”的说法。而以往问责机制的不健全，也是产生“谁遇上谁倒霉”的制度性根源。
　　人民日报曾经刊文指出，我国问责制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运动式的问责”，带有浓重的人治色彩。“运动式的问责”，使问责的偶然性看起来像是不幸踩雷。
　　实际上，2003年非典以来，我国对官员的问责制建设，已经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探索。
　　近年来，我国对领导干部的问责制度呈现一些新的特点。从政府部门扩大到党委，并且将走向终身问责制度，往制度化问责的路上不断迈步。
　　2009年颁布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简称《规定》），被认为是使“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步入法制化的重要步骤。首次明确将适用范围扩大到党委领导干部。
　　这有着明显的现实针对性。以童名谦为例，他在湘西、邵阳，先后遭遇凤凰大桥垮塌、曾成杰集资，两次都是行政一把手被问责，作为党委一把手的他，安然无事。
　　领导干部“终身问责制”也已呼之欲出。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不仅强调，完善和落实领导干部问责制；还在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一章，明确提出，“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领导干部终身问责制已是大势所趋。
　　这意味着，过去对潜在问题能拖就拖、能捂就捂，只要不在自己任上爆发就好的执政思维，将遇到彻底的颠覆。
　　真正走向制度问责的路，建设相关配套法律法规，有效的监督和执行机构，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真正到那时，让官员担负起领导责任成为一种理所当然，才不会再被认为“倒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