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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上海小三线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紧张的国际形势下，根据党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巩固国防的战略部署，在安徽南部和浙江西部山区建设起来的综合配套的后方工业基地。本文拟从职工群体的视角，对小三线职工的工作与生活状况展开系统研究，以揭示该群体在工资待遇、婚恋生活、子女教育、医疗卫生、人际交往、休闲娱乐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与矛盾，并试图以此为当代职工群体的工作与生活状况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
小三线；职工工作与生活；上海；矛盾与整合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8-0013-03
上海小三线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紧张的国际形势下，根据党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巩固国防的战略部署，在安徽南部和浙江西部山区建设起来的以反坦克武器和生产高射武器为主的综合配套的后方工业基地。从1965年选点筹建至1988年调整结束，上海小三线共建成81家全民所有制独立单位、厂附设小学39所、厂办集体事业单位38个，共有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5.7万余人，家属1.6万余人，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1500人。[1]如此大规模、长时段的单位和职工外派工作，必然会衍生出很多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如何化解与整合上述矛盾与冲突，逐渐成为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拟从职工群体的视角，对小三线职工的工作与生活状况展开系统研究，以揭示该群体在工资待遇、婚恋生活、子女教育、医疗卫生、人际交往、休闲娱乐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与矛盾，并试图以此为当代职工群体的工作与生活状况研究提供借鉴。
一、上海“小三线”职工的工作状况
由于受到极“左”路线干扰，小三线“上马比较急”，建设方面不合理、不科学处甚多。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思想指导下，按照“靠山、进洞、隐蔽、分散”的方针，各厂被分成几个车间，分散在不同的山坳里，导致交通不便，生产成本高昂。基建阶段，在极其艰苦的施工条件下，从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到工人都以冲天的干劲投入施工。“路不通，用人力将施工设备、材料扛进来。水没有，职工排成长队用碗、盆从远处打上来。没有电，土法上马自己发电。场地不平，自己挑土一块块填平。”[2]据八五钢厂工人史志定回忆，他每天在混凝土工程队干活，天热时，白天不能干，晚上干，一般都要干9到10个小时，干到路都走不动。[3]
小三线在待遇方面不合理的现象有很多。小三线的工资待遇介于上海和安徽之间，“大体上比上海稍低一点，比当地高一点”。[4]当时工资有地区差别，上海市属于八类地区，安徽省属于四类地区。为了不亏待小三线职工，上海市劳动局制定政策进行折中，小三线工资定为六类档次，该档次起步工资为33元。1982年4月，市委书记韩哲一、副市长陈锦华召开了小三线出席七届四次人代会的代表座谈会，小三线的代表集中反映了待遇“就低不就高”的问题。[5]在上海有16元补助，到了安徽就成了15元；布票补贴在上海有3尺专用券，而安徽没有布票补贴，小三线就不发；独生子女在上海补助5元，安徽补助6元，小三线则又按上海的低标准办；大学生分配在上海月工资为58元，分配在小三线则按照安徽的标准每月52元；职工退休后仍留后方的，每月6元的“进山津贴”立刻取消，但是安家费又没有。
鉴于当时的政治体制和人员管理体制状况，小三线职工的工作流动性很弱，可谓“进也难、出也难”。据后方电力处党委书记董根法回忆，有一批70届初中毕业生一进入山区，恍若与世隔绝，不少人受不了，有的甚至坐在山顶上大哭。如何稳定这些青工的情绪，成为当务之急。[6]然而，调回上海是非常困难的。全后方每年只有十几个回沪指标，仅用于解决特困职工。部分单位曾尝试将困难职工照顾性调沪，但是很快受到市政府的批评和禁止。1980年3月，市劳动局在《劳动工资情况》上刊文点名批评上海市第二医学院“擅自从小三线瑞金医院将二十八名干部和八名工人照顾调沪”，副市长陈锦华在该文上批示：“要严格按照市里有关规定办，公安部门要配合把关。”[7]
由于小三线深处山区，各项基础设施非常薄弱，给身处异乡的小三线职工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一是企业亏损，人心浮动。小三线的生产成本较高，“工艺配套性比较差，协作的距离远，能源交通没有合理解决”。[8]1980年开始，小三线的生产出现困境。全后方54家工厂，任务较足、能正常开工的企业仅占24%。[9]企业生产任务不足或严重不足，造成“大量劳力闲置，职工没事干，思想问题更多”。[10]二是小三线和当地关系“并不是特别好”。[11]随着小三线职工和当地农民在土地使用、交通运行、水电供应、治安管理等方面有着愈来愈多的接触，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小的摩擦和利害冲突。1975年9月，韶山电器厂部分职工与当地农民因进场看电影买票问题发生纠纷，双方多人被打成重伤，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12]三是工业生产带来了环境污染。以八五钢厂为例，该厂生产工业煤气后产生的焦油需跟污水混在一起进行沉淀，多余的含酚污水在每年下大雨时要对外排放，使白洋河受到污染。[13]
二、上海“小三线”职工的生活状况
由于执行“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片面强调战备和节约的要求，小三线各单位远离城镇，“大多数企业生活设施过于简陋，食堂矮、小、拥挤，宿舍阴暗、潮湿，职工生活十分不便”。[14]小三线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拨出资金建设商店、学校、医院等。为解决商品供应问题，1970年6月，上海市委、市革委会决定，“在当地商品供应未解决前，对肥皂、香烟、食糖、胶鞋、牙刷、牙膏、面盆等三十种商品，由上海商业部门采取临时供应的办法”。[15]1971年6月，市革委会提出“小三线的商业网点，应根据建设和职工需要适当增加和扩大”，并要求“上海商业部门能到那里设店供应”。[16]小三线各厂食堂经常开车去附近的市镇上采购生活物资，也有很多食材是从上海运过去的，食堂的菜也是上海师傅烧的，价钱不贵。基建时期，很多职工住过茅草房、芦席棚，“有的甚至睡牛棚、猪棚”。[17]1970年11月，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向市革委会提出增建部分家属宿舍的请示报告，增建家属宿舍1827户、54810平方米，并落实了每家企业的具体指标，家属宿舍的问题逐步解决。[18] 子女教育问题成为难题。因为听不懂当地方言，小三线各厂就自办学校供职工子女就读，并安排一些学历较好的高中、中专生和大学生职工作为老师。但总体而言，后方学校“师资力量缺乏，教学质量低，职工为子女的前途担忧，很多人设法到上海借读”。[19]青年职工的婚恋问题也难以解决。市国防工办数据显示：1980年上海在皖南小三线单位的未婚男青年共有13072人，未婚女青年有4639人，其中三十周岁以上未婚男青年就有1015人。[20]对此，上海市人民政府以沪府办<1980>239号文原则同意市国防工办《关于解决上海在皖南小三线部分未婚青年职工的婚姻问题的意见》，允许“在外省市国营农、林、牧、渔场中自找对象，结婚后可商调到后方全民单位工作”。[21]1980年5月，新光机械厂在《解放日报》上刊登招收女工的广告。1980年10月和1981年8月，八五钢厂两次在《青年报》上刊登为青年寻找恋爱对象的广告，面向全国，牵线搭桥，解决了部分职工的婚姻问题。
小三线职工的社会交往比较单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与同事间的交往。据险峰光学仪器厂职工储瑛娣回忆，职工们24个小时都在一起，大家彼此了解，感情都很好。逢年过节，谁家包了饺子，大家还会去吃饺子。休息天会集聚搭上外出采购的车子，去几十公里外的邻县游玩、购物。[22]二是与当地群众的交流。小三线职工会拿一些内部供应的商品，如白糖、香烟等，与当地农民进行交换，换来鸡蛋、老母鸡、猪肉等。当地人看到上海职工的衣着比较时尚，也开始模仿，有很多当地年轻人还学会了上海话。小三线职工的业余生活总体是枯燥的。很多职工下班后无事可做，就打打扑克，少数职工开始喝酒、赌博，偷鸡摸狗的事情也常常发生。[23]为了丰富职工业余生活，各厂采取了很多办法。前进机械厂修建了足球场、篮球场、游泳池、茶室和露天电影等设施。特别是放映电影和电视颇受职工欢迎，播放的首部电视连续剧是《射雕英雄传》，职工反响热烈。[24]
生活在“飞地”中的小三线职工，不可避免地有着许多困惑与压力。一是因身处异乡带来的诸如夫妻分居、照顾父母、教育子女等生活压力。据前进机械厂职工伍雨珊回忆，有一位沪东造船厂的老职工支内到安徽后，三个小孩就放在上海独立生活。结果两个孩子在外面学坏了，被公安局抓去判刑坐牢，父母痛不欲生。[25]二是大龄单身青年的婚恋问题难以解决。由于小三线单位都建在偏僻的山沟里，又以重工业企业居多，几个男青年追一个女青年的情况非常普遍。[26]据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陶友之回忆，1983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接市政府任务，秘密前往小三线进行调查，发现男青年找不到对象的问题非常严峻。三是对个人前途和家庭发展的焦虑。小三线建设初期，职工们的心态尚相对平稳。但随着改革开放后形势的不断变化，尤其是一些外省市小三线工厂开始搬迁、知青回城等消息不断传来，小三线逐渐人心不稳。有年轻职工尝试以独苗、自身身体不好、父母年老在沪无人照顾等原因调回上海，但成功的毕竟是少数。
三、历史的启示
一是决不能忽视职工的民生问题。小三线职工及家属放弃了大城市的舒适生活，在皖南山区“头顶青天，脚踏荒山，战天斗地”，建成了一个庞大的后方工业基地，其献身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但是，随着粉碎“四人帮”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后方在生产发展、社会管理、职工生活等方面存在的一些实际困难和问题暴露得格外明显，“养不起爹娘、找不着婆娘”的悲观失望情绪开始弥漫。相当多的企业干部、职工开始对小三线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产生了怀疑，感到“支内吃了亏”，主张“早下马”、“早返城”。因此，必须考虑如何合理、公平、可持续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更好地关注与解决职工的民生问题及心理问题，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工作局面。
二是建立在政策基础上的矛盾整合机制。小三线作为上海在皖南的“飞地”，其干部、工人在工作、生活等各方面都以上海的标准为参照。身份的同一性与地区的差异性，使广大职工的要求既有合理性的一面，又有非现实性的一面。当地不可能提供与上海相同的工作与生活条件，许多矛盾与困惑由此而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政策是关系到小三线职工前途、命运的决定性因素。上海市委、市政府积极探索从政策上为企业、为职工解决实际困难，探索建立符合实际的人员流动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和危机预警机制，先后为解决小三线的医疗卫生问题、青年职工婚姻问题、子女教育和招工问题等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为解除职工的后顾之忧、维护小三线企业的生产和生活秩序提供了较好的政策条件。
三是畅通与干部职工的沟通渠道。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应积极搭建职工与管理层的沟通平台，保证诉求渠道的畅通，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并及时修正、完善政策方针。1982年4月，市委书记韩哲一、副市长陈锦华召开了小三线出席七届四次人代会的代表座谈会倾听小三线代表的呼声。同年10月，韩哲一带领各有关部门负责人赴小三线开展调查研究，听取解决问题的意见建议。1983年10月，副市长阮崇武安排上海社科院4位研究人员赴小三线调研，深入了解小三线的突出困难。正是在上述大量沟通和调研的基础上，上海市委、市政府及时调整政策，制定了“边交接、边生产、边调整、边利用”[27]的方针，并针对小三线职工回沪心切的急躁情绪，反复进行政策教育引导，从而为小三线的顺利交接和职工回沪后的妥善安置奠定了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2][9][12][14]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史编写组.上海小三线党史[M].1988.2.27.59.50.18.
[3][6][11][13][17][22][23][24][25]徐有威.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319.265.418.334.94.283.279.303.302.
[4][8]上海市档案馆藏.韩哲一同志在小三线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Z].B31-8-267.
[5][10][19]上海市档案馆藏.小三线市人民代表座谈会纪要[Z].B1-9-837-10.
[7]上海市档案馆藏.第二医学院等单位擅自将小三线职工调沪工作[Z].B67-2-31.
[15]上海市档案馆藏.关于上海小三线和基地商品供应的情况汇报[Z].B248-2-683.
[16]上海市档案馆藏.沪革财（71）第61号[Z].B248-2-569.
[18]上海市档案馆藏.关于上海小三线增建部分家属宿舍的请示报告[Z].B264-1-342.
[20][26]上海市档案馆藏.关于解决上海在皖南小三线部分未婚青年职工的婚姻问题的意见[Z].B67-2-595.
[21]上海市档案馆藏.关于贯彻沪府办<1980>239号文，解决后方部分男青年婚姻问题的意见[Z].B1-9-227-13.
[27]上海市档案馆藏.关于上海在皖南小三线交接工作结束的报告[Z].B67-1-316.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刘 捷
上海小三线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紧张的国际形势下，根据党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巩固国防的战略部署，在安徽南部和浙江西部山区建设起来的综合配套的后方工业基地。本文拟从职工群体的视角，对小三线职工的工作与生活状况展开系统研究，以揭示该群体在工资待遇、婚恋生活、子女教育、医疗卫生、人际交往、休闲娱乐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与矛盾，并试图以此为当代职工群体的工作与生活状况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
小三线；职工工作与生活；上海；矛盾与整合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8-0013-03
上海小三线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紧张的国际形势下，根据党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巩固国防的战略部署，在安徽南部和浙江西部山区建设起来的以反坦克武器和生产高射武器为主的综合配套的后方工业基地。从1965年选点筹建至1988年调整结束，上海小三线共建成81家全民所有制独立单位、厂附设小学39所、厂办集体事业单位38个，共有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5.7万余人，家属1.6万余人，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1500人。[1]如此大规模、长时段的单位和职工外派工作，必然会衍生出很多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如何化解与整合上述矛盾与冲突，逐渐成为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拟从职工群体的视角，对小三线职工的工作与生活状况展开系统研究，以揭示该群体在工资待遇、婚恋生活、子女教育、医疗卫生、人际交往、休闲娱乐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与矛盾，并试图以此为当代职工群体的工作与生活状况研究提供借鉴。
一、上海“小三线”职工的工作状况
由于受到极“左”路线干扰，小三线“上马比较急”，建设方面不合理、不科学处甚多。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思想指导下，按照“靠山、进洞、隐蔽、分散”的方针，各厂被分成几个车间，分散在不同的山坳里，导致交通不便，生产成本高昂。基建阶段，在极其艰苦的施工条件下，从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到工人都以冲天的干劲投入施工。“路不通，用人力将施工设备、材料扛进来。水没有，职工排成长队用碗、盆从远处打上来。没有电，土法上马自己发电。场地不平，自己挑土一块块填平。”[2]据八五钢厂工人史志定回忆，他每天在混凝土工程队干活，天热时，白天不能干，晚上干，一般都要干9到10个小时，干到路都走不动。[3]
小三线在待遇方面不合理的现象有很多。小三线的工资待遇介于上海和安徽之间，“大体上比上海稍低一点，比当地高一点”。[4]当时工资有地区差别，上海市属于八类地区，安徽省属于四类地区。为了不亏待小三线职工，上海市劳动局制定政策进行折中，小三线工资定为六类档次，该档次起步工资为33元。1982年4月，市委书记韩哲一、副市长陈锦华召开了小三线出席七届四次人代会的代表座谈会，小三线的代表集中反映了待遇“就低不就高”的问题。[5]在上海有16元补助，到了安徽就成了15元；布票补贴在上海有3尺专用券，而安徽没有布票补贴，小三线就不发；独生子女在上海补助5元，安徽补助6元，小三线则又按上海的低标准办；大学生分配在上海月工资为58元，分配在小三线则按照安徽的标准每月52元；职工退休后仍留后方的，每月6元的“进山津贴”立刻取消，但是安家费又没有。
鉴于当时的政治体制和人员管理体制状况，小三线职工的工作流动性很弱，可谓“进也难、出也难”。据后方电力处党委书记董根法回忆，有一批70届初中毕业生一进入山区，恍若与世隔绝，不少人受不了，有的甚至坐在山顶上大哭。如何稳定这些青工的情绪，成为当务之急。[6]然而，调回上海是非常困难的。全后方每年只有十几个回沪指标，仅用于解决特困职工。部分单位曾尝试将困难职工照顾性调沪，但是很快受到市政府的批评和禁止。1980年3月，市劳动局在《劳动工资情况》上刊文点名批评上海市第二医学院“擅自从小三线瑞金医院将二十八名干部和八名工人照顾调沪”，副市长陈锦华在该文上批示：“要严格按照市里有关规定办，公安部门要配合把关。”[7]
由于小三线深处山区，各项基础设施非常薄弱，给身处异乡的小三线职工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一是企业亏损，人心浮动。小三线的生产成本较高，“工艺配套性比较差，协作的距离远，能源交通没有合理解决”。[8]1980年开始，小三线的生产出现困境。全后方54家工厂，任务较足、能正常开工的企业仅占24%。[9]企业生产任务不足或严重不足，造成“大量劳力闲置，职工没事干，思想问题更多”。[10]二是小三线和当地关系“并不是特别好”。[11]随着小三线职工和当地农民在土地使用、交通运行、水电供应、治安管理等方面有着愈来愈多的接触，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小的摩擦和利害冲突。1975年9月，韶山电器厂部分职工与当地农民因进场看电影买票问题发生纠纷，双方多人被打成重伤，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12]三是工业生产带来了环境污染。以八五钢厂为例，该厂生产工业煤气后产生的焦油需跟污水混在一起进行沉淀，多余的含酚污水在每年下大雨时要对外排放，使白洋河受到污染。[13]
二、上海“小三线”职工的生活状况
由于执行“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片面强调战备和节约的要求，小三线各单位远离城镇，“大多数企业生活设施过于简陋，食堂矮、小、拥挤，宿舍阴暗、潮湿，职工生活十分不便”。[14]小三线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拨出资金建设商店、学校、医院等。为解决商品供应问题，1970年6月，上海市委、市革委会决定，“在当地商品供应未解决前，对肥皂、香烟、食糖、胶鞋、牙刷、牙膏、面盆等三十种商品，由上海商业部门采取临时供应的办法”。[15]1971年6月，市革委会提出“小三线的商业网点，应根据建设和职工需要适当增加和扩大”，并要求“上海商业部门能到那里设店供应”。[16]小三线各厂食堂经常开车去附近的市镇上采购生活物资，也有很多食材是从上海运过去的，食堂的菜也是上海师傅烧的，价钱不贵。基建时期，很多职工住过茅草房、芦席棚，“有的甚至睡牛棚、猪棚”。[17]1970年11月，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向市革委会提出增建部分家属宿舍的请示报告，增建家属宿舍1827户、54810平方米，并落实了每家企业的具体指标，家属宿舍的问题逐步解决。[18] 子女教育问题成为难题。因为听不懂当地方言，小三线各厂就自办学校供职工子女就读，并安排一些学历较好的高中、中专生和大学生职工作为老师。但总体而言，后方学校“师资力量缺乏，教学质量低，职工为子女的前途担忧，很多人设法到上海借读”。[19]青年职工的婚恋问题也难以解决。市国防工办数据显示：1980年上海在皖南小三线单位的未婚男青年共有13072人，未婚女青年有4639人，其中三十周岁以上未婚男青年就有1015人。[20]对此，上海市人民政府以沪府办<1980>239号文原则同意市国防工办《关于解决上海在皖南小三线部分未婚青年职工的婚姻问题的意见》，允许“在外省市国营农、林、牧、渔场中自找对象，结婚后可商调到后方全民单位工作”。[21]1980年5月，新光机械厂在《解放日报》上刊登招收女工的广告。1980年10月和1981年8月，八五钢厂两次在《青年报》上刊登为青年寻找恋爱对象的广告，面向全国，牵线搭桥，解决了部分职工的婚姻问题。
小三线职工的社会交往比较单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与同事间的交往。据险峰光学仪器厂职工储瑛娣回忆，职工们24个小时都在一起，大家彼此了解，感情都很好。逢年过节，谁家包了饺子，大家还会去吃饺子。休息天会集聚搭上外出采购的车子，去几十公里外的邻县游玩、购物。[22]二是与当地群众的交流。小三线职工会拿一些内部供应的商品，如白糖、香烟等，与当地农民进行交换，换来鸡蛋、老母鸡、猪肉等。当地人看到上海职工的衣着比较时尚，也开始模仿，有很多当地年轻人还学会了上海话。小三线职工的业余生活总体是枯燥的。很多职工下班后无事可做，就打打扑克，少数职工开始喝酒、赌博，偷鸡摸狗的事情也常常发生。[23]为了丰富职工业余生活，各厂采取了很多办法。前进机械厂修建了足球场、篮球场、游泳池、茶室和露天电影等设施。特别是放映电影和电视颇受职工欢迎，播放的首部电视连续剧是《射雕英雄传》，职工反响热烈。[24]
生活在“飞地”中的小三线职工，不可避免地有着许多困惑与压力。一是因身处异乡带来的诸如夫妻分居、照顾父母、教育子女等生活压力。据前进机械厂职工伍雨珊回忆，有一位沪东造船厂的老职工支内到安徽后，三个小孩就放在上海独立生活。结果两个孩子在外面学坏了，被公安局抓去判刑坐牢，父母痛不欲生。[25]二是大龄单身青年的婚恋问题难以解决。由于小三线单位都建在偏僻的山沟里，又以重工业企业居多，几个男青年追一个女青年的情况非常普遍。[26]据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陶友之回忆，1983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接市政府任务，秘密前往小三线进行调查，发现男青年找不到对象的问题非常严峻。三是对个人前途和家庭发展的焦虑。小三线建设初期，职工们的心态尚相对平稳。但随着改革开放后形势的不断变化，尤其是一些外省市小三线工厂开始搬迁、知青回城等消息不断传来，小三线逐渐人心不稳。有年轻职工尝试以独苗、自身身体不好、父母年老在沪无人照顾等原因调回上海，但成功的毕竟是少数。
三、历史的启示
一是决不能忽视职工的民生问题。小三线职工及家属放弃了大城市的舒适生活，在皖南山区“头顶青天，脚踏荒山，战天斗地”，建成了一个庞大的后方工业基地，其献身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但是，随着粉碎“四人帮”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后方在生产发展、社会管理、职工生活等方面存在的一些实际困难和问题暴露得格外明显，“养不起爹娘、找不着婆娘”的悲观失望情绪开始弥漫。相当多的企业干部、职工开始对小三线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产生了怀疑，感到“支内吃了亏”，主张“早下马”、“早返城”。因此，必须考虑如何合理、公平、可持续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更好地关注与解决职工的民生问题及心理问题，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工作局面。
二是建立在政策基础上的矛盾整合机制。小三线作为上海在皖南的“飞地”，其干部、工人在工作、生活等各方面都以上海的标准为参照。身份的同一性与地区的差异性，使广大职工的要求既有合理性的一面，又有非现实性的一面。当地不可能提供与上海相同的工作与生活条件，许多矛盾与困惑由此而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政策是关系到小三线职工前途、命运的决定性因素。上海市委、市政府积极探索从政策上为企业、为职工解决实际困难，探索建立符合实际的人员流动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和危机预警机制，先后为解决小三线的医疗卫生问题、青年职工婚姻问题、子女教育和招工问题等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为解除职工的后顾之忧、维护小三线企业的生产和生活秩序提供了较好的政策条件。
三是畅通与干部职工的沟通渠道。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应积极搭建职工与管理层的沟通平台，保证诉求渠道的畅通，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并及时修正、完善政策方针。1982年4月，市委书记韩哲一、副市长陈锦华召开了小三线出席七届四次人代会的代表座谈会倾听小三线代表的呼声。同年10月，韩哲一带领各有关部门负责人赴小三线开展调查研究，听取解决问题的意见建议。1983年10月，副市长阮崇武安排上海社科院4位研究人员赴小三线调研，深入了解小三线的突出困难。正是在上述大量沟通和调研的基础上，上海市委、市政府及时调整政策，制定了“边交接、边生产、边调整、边利用”[27]的方针，并针对小三线职工回沪心切的急躁情绪，反复进行政策教育引导，从而为小三线的顺利交接和职工回沪后的妥善安置奠定了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2][9][12][14]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史编写组.上海小三线党史[M].1988.2.27.59.50.18.
[3][6][11][13][17][22][23][24][25]徐有威.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319.265.418.334.94.283.279.303.302.
[4][8]上海市档案馆藏.韩哲一同志在小三线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Z].B31-8-267.
[5][10][19]上海市档案馆藏.小三线市人民代表座谈会纪要[Z].B1-9-837-10.
[7]上海市档案馆藏.第二医学院等单位擅自将小三线职工调沪工作[Z].B67-2-31.
[15]上海市档案馆藏.关于上海小三线和基地商品供应的情况汇报[Z].B248-2-683.
[16]上海市档案馆藏.沪革财（71）第61号[Z].B248-2-569.
[18]上海市档案馆藏.关于上海小三线增建部分家属宿舍的请示报告[Z].B264-1-342.
[20][26]上海市档案馆藏.关于解决上海在皖南小三线部分未婚青年职工的婚姻问题的意见[Z].B67-2-595.
[21]上海市档案馆藏.关于贯彻沪府办<1980>239号文，解决后方部分男青年婚姻问题的意见[Z].B1-9-227-13.
[27]上海市档案馆藏.关于上海在皖南小三线交接工作结束的报告[Z].B67-1-316.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刘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