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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春天
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春天是从元旦开始的，那一天，一张张晚报掀动春天融雪的声音；对于奔走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人来说，春天是从春节开始的，除夕的大红灯笼把一朵朵千里之外飘来的雪花映出温馨的光芒，但古罗马作家瓦罗在他的《论农业》一书中说：“春季从二月七日开始。”他指的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所依据的日历是公历。
不管怎么说，真正的春天宛如一个巨大、寂静的烟斗，使所有的事物含烟。春天里好奇的孩子，则满怀真理的冲动，把纯洁的耳朵贴近返春的草尖，他们便可听见种子的心跳和蓓蕾的生长之声。而浩荡的风，展开春天的旗帜，一扫漫长的冬天所特有的凝滞、沉郁、冷寂的气氛；耕牛在山坡上引颈长哞，唱出它憋了一冬的情歌；闪烁着阳光碎片的犁铧插入苏醒的土地，那哗哗啦啦泥土翻动的声音，仿佛蕴含着一声声美好诺言的召唤；一些事物的影子开始清晰起来，一个诗人说，此刻连钢铁也会发芽。
我注意到了春天的日出，它不同于夏天的日出是火烧火燎的升腾，像满怀爱情的青年，幸福地奔出家门，奔走在赴约的路上；也不同于秋天的日出那么既兴奋又疲惫，像一个孕妇，满怀着怀想，满怀着憧憬，满怀着幸福与满足；更不同于冬天的日出，苍白、冷峻，像一个策杖前行的智者；春天的日出，像一个婴儿的出生，纯洁、神圣、鲜活。观看春天的日出，就像等待一位英雄的诞生，不管是在山顶，还是在平原，或者在大海，你都会觉得太阳好像有什么无法用目光看到的阻力，艰难而顽强地向上跃动。作家苇岸曾握着手表，站在山顶上仔细数过日出的时间，他在《大地上的事情》一书中说：“太阳从露出一丝红线，到伸缩着跳上地表，用了约五分钟”于是，我想到了写《自然与人生》的日本作家德富芦花，他喜欢观察落日，他记录太阳由衔山到全然沉入地表，需要三分钟。由此可见，日出比日落缓慢，也就是说升起比降落更加艰难，特别是春天的第一轮红日。
我也观察到春天的麻雀，这一被看作鸟类中的“平民”，它的朴素和生气，在春天体现得更为生动。麻雀在地面的时间比在树上的时间多，不管是在春夏，还是在秋冬。但我注意到它们在冬天的树上，总是将短硬的嘴像农村妇女在罐沿上磨着菜刀那样，在树上反复擦拭，它们的刀是切什么的？或者准备切什么？当然我无法说得更具体一些，反正冬天的麻雀总是在磨刀霍霍。而到了春天，麻雀却总是叽地叫上一声，同时脖子一挺，再叽地一声，再挺一下脖子，如果是在一棵杏树上，这个过程就会有一朵一朵的杏花次第开放，仿佛那花早就藏在麻雀的喉咙里，此刻就叽叽叽地跑了出来，聚在了黑黑瘦瘦的枝头上。麻雀在树上站一会儿，就会轻轻地从树枝上弹出来，眼看就要落到地上，像一块小瓦片击中什么了，却又展开小小的翅膀向旷远飞去。我不知道麻雀与春天是否有什么约定，但我相信一只麻雀的内心肯定大过一个村子。我亲眼看见过麻雀叫醒了一树又一树繁花似锦的杏树，还有桃树、梨树，甚至有时我还觉得是麻雀叫醒了我内心的一些东西。
我曾在老家问过父亲，哪些树是先开花后长叶子，哪些树是先长叶子后开花，或许父亲也没有在意过我这个孩子气的问题，但我相信故乡的一只麻雀，它心里一定十分清楚。因此，我一直以为麻雀是春天最具灵性的小精灵。
其实，生命中的每一个春天都接纳我们诗意地栖居，每一片树叶，每一棵小草，每一阵轻风和每一个眼神，都会引导我们诗意地生存。一个又一个春正向我们铿锵走来，我听见薄冰的破碎正如内心的喜悦将把整个春天感动，甚至我仿佛已看见早春的花苞像一只只小小的拳头，把明亮得令人晕眩的天空摇醒……
我有一首题为《杏花》的小诗，是写春天的，也是写杏花的，当然也是写人的，现抄在这里作为这篇短文的结尾吧：
杏花 我们的村花
春天 你若站在高处/像喊崖娃娃那样/喊一声杏花/鲜艳的女子/就会一下子开遍/家家户户沟沟岔岔/那其中最粉红的/就是我的妹妹/和情人
当翻山越岭的唢呐/大红大绿地吹过/杏花大朵的谢了/小朵的也谢了
丢开花儿叫杏儿了/酸酸甜甜的日子/就是黄土里流出的民歌
杏花 你还好吗/站在村口的杏树下/握住一颗杏核/我真怕嗑出 一口的苦来
乡村爱情
乡下的爱情总是跟土地和雨水有关，跟劳动和庄稼有关，跟四季风雨有关，甚至跟古老的传说有关，跟几千年的传统有关，“花前月下”说的是恋爱的过程，“花好月圆”是说婚姻的开始，而“男耕女织”则是幸福生活的表现过程。乡村爱情最像中国人的传统爱情。
乡村的爱情，总是责任最重，日子最重，生活最重，他们不在意花开得多艳，而重视果实是否饱满。乡村爱情，必须面对上有老下有小，左右还有兄弟姊妹的格局，爱就要负起养老育小帮助兄弟姊妹的重任。必须汗珠子摔八瓣，让土地长出丰收的粮食，才有可能不负“爱”的期望。因此乡村爱情看重内容，不重形式。
乡村爱情的刻骨铭心不是靠嘴说出来的，乡下人的一生甚至连一个爱字都没说过。爱情那圣洁的话，说出来就是苍白无力的，说出来就显出几分虚假，如同世间所有的空话废话一样，说过了就散了。什么也不说，平淡地走完一世，携手走入另一个世界。荒丘野坟，夕阳斜照，把永恒用一种平淡的方式留在世上，这样的爱情才是真的。
有时候我想乡下的爱情，就像一壶坐在炉子上的冷水，从入洞房的那天就坐上了炉子，到老年后这壶水才开了。或者像一壶酒，历久弥香。乡村的爱情有时仅从媒婆开始，然后在春种秋收夏耘冬藏的劳作和生儿育女的艰辛中日益变深，直至依依不舍。
我总以为乡下是有真爱的地方，我甚至看到两只小鸟在枝头的相濡以沫，看见两棵小草在春风中的相互倾慕，看见两朵野花在山坡上歌唱着心中的爱情和两棵老树在地下手挽着手的深情。
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老家有位小伙子，到邻村去找对象，上衣兜上别一支钢笔，让笔帽上的那一点白铁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着，以表明自己读过书有文化，同时脖子上挂一台收音机，还在村里借了辆自行车骑上，显示自己经济条件好。这位小伙子就以这样的方式娶来了邻村的一个漂亮姑娘，而且还是我们村里当年惟一的女高中生，让全村的小伙子好生羡慕。 如果现在谁用这种方式去找对象肯定会被人家赶出门来。这些年，乡里没文化的青年人几乎没有了，他们中学习好的，都上了大学，去了城里，与乡村爱情没有关系了；上不了大学的，大都出去打工了，要么在打工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爱情，挣了钱，领着对象回到自己的老家让父母和村里人过目；或者挣了钱到家乡托媒人找媳妇，找了媳妇就种地、打工、过日子。由此，乡村爱情和婚姻的半径比以前大为扩大，以前只是通过自家的亲戚朋友介绍对象，亲戚套亲戚，朋友托朋友，村里娶媳妇嫁姑娘的范围不出四五十公里，现在定西的小伙可以领来新疆的媳妇，秦安的姑娘可以嫁到广州了，天南地北都是爱情的天下。
但由此也产生了一种新的变化，男女一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局面被打破了，那些一个在外打工，一个在家种地的家庭有些就出现了矛盾，甚至危机。这种打工爱情，给乡村爱情带来了新的巨大冲击。乡村爱情的根基到底有多坚固？我有时为此担忧，但有时也为此释然，传统的乡村爱情也应该经受一些现代生活的考验了，不论是方式还是内容，只有经过考验的爱情才显出珍贵。打工对乡村爱情的考验仅仅是一种方式。乡村爱情的天地在一天天广阔，本应开出更美丽的花朵，结出更丰硕的果实。真希望乡村的爱情永远是纯净的、无污染的“绿色爱情”。
乡村的放羊娃
贾平凹在《老西安》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15年前的渭河岸边，他问一个放羊的孩子：“怎么不去上学呢？”那孩子回答：“放羊哩嘛！”“放羊为啥哩？”“挤奶嘛！”“挤奶为啥哩？”“赚钱嘛！”“赚钱干什么哩？”“娶媳妇！”“娶媳妇为啥哩？”“生娃嘛！”“生娃干啥哩？”“放羊嘛！”贾平凹说他先是哈哈大笑，笑完了心里却酸酸的不是滋味。
故事当然是当笑话讲的。不论讲故事的人还是听故事的人，都觉得这个孩子的想法非常愚昧，他怎么就没有一点进取心呢？这种周而复始的落后、贫穷生活，到底有多少人生的意义呢？
在家乡我也见过放羊的孩子，在老家我们叫他放羊娃，我没有像贾平凹那样去问过这些放羊娃，但当我从繁华的城市走向大山包围的老家，望着荒凉的群山和沉寂的村落时，心里却一再发问：年年春种秋收，祖祖辈辈为吃饱肚子而拼命的父老乡亲，他们难道就没有想过换一种生活方式吗？有时候我竟会以为他们就像故乡山坡上的一棵小草、一朵野花而自生自灭，或者像一棵小老树，迎着风沙烈日，撑着头顶高远的天空，固守着脚下苦焦的土地，活着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
记得父亲曾告诉我农民的责任，说作为父母欠儿子一个媳妇，作为儿子欠父母一副寿材。也就是说父母只要给儿子娶上媳妇就尽到责任了，就可以死而瞑目了；儿子能为父母养老送终，也就尽到了孝心，完成了一生的一件大事。一辈接一辈都是在尽各自的责任。
父亲还告诉我，人永远都不能离开土地，土生土长，入土为安。因此，作为70多岁的老人，他还守着几亩土地。
曾有几个北京的诗人朋友要到我的家乡采风，我为他们充当了一回向导。小车还未进村，迎面遇上村里出来的一辆三轮拖拉机，拖拉机里装了一车粮食，粮食袋上坐着五六个村里人，这么平常的一辆拖拉机却让那帮诗人兴奋不已，他们纷纷和拖拉机拍照，有的还爬到拖拉机上坐了一阵。进了村子，有位女诗人竟然脱了皮鞋，让染了红脚趾甲的纤纤小脚在乡间的土路上走了走，遇到灰头土脸的老大妈，还泪流满面地去拥抱，让没见过世面的乡下老大妈很是难为情了一阵。我知道农村的一切都将成为这些妙笔生花的“文人”笔下沉重的东西而赢得读者的同情和万端感慨。我自然也为家乡的贫穷和落后而深感内疚。
但后来我读到另一个故事：作家马丽华行走西藏，见到藏民生活艰难，内心充满同情。而一位藏族老妈妈却对马丽华说：“可怜的孩子，是什么原因使你背井离乡？”马丽华大为震惊，同情与被同情完全调了个个儿。
这个故事让我的心灵为之震撼。我和与我一样逃离家乡，在城市人眼里混得人模人样的所谓“家乡骄子”们，在公开场合和一些文字当中一再表示，要为“改变家乡的面貌”而如何如何，以此表示自己的不忘本和有良心，其实在家乡的眼中，有时我们是些背井离乡讨生活的“苦孩子”，不管我们走得多远，家乡的小路都会像一根草绳，把我们慢慢吊进家乡的门槛，吊到自家的炕上。
我渐渐地明白：作为农村，到外面去寻找生活意义的人毕竟是少数，在目前的中国，让一个村子的全体村民都进入都市是不可能的，至少在一个不太短的时间内是不现实的。大多数的家乡人必须在家乡寻找自己的意义。而家乡的意义在于一代代人积淀下来的传统，和在这片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文化。这里与自然和人性最近，与历史和未来最近，也与天地良心最近。这里很少城里人的勾心斗角与尔虞我诈，这里有的是纯朴的民风和善良的生存奋斗。这里的变化不是日新月异，但却粮仓越堆越高，大瓦房越盖越漂亮。这里的人文化不高，但却知道让娃娃念书，教娃娃不怕吃苦。
我不怀疑贾平凹讲的那个故事的真实性，但如果我在家乡问一个放羊的孩子：放羊干什么？他肯定会回答：下羊羔。下羊羔干什么？卖钱。卖钱干什么？念书，考大学。如果考不上呢？那就种田、打工。然后呢？然后就娶媳妇，生孩子。生了孩子呢？放羊，念书……
我如果听到这样的回答，不仅不会大笑，也不会心里酸酸的。这不是我的麻木不仁，而是我知道这就是农村的真实。
我有一首小诗，是写冬日在河沟里放羊的情形的：
披上知寒知暖的羊皮袄/你就是一只头羊了/在风雪的簇拥下/背着家的方向/去追踪青草的足迹
山洪般的寒流/一次次汹涌而至/零度以下的河沟里/你不知道经天的太阳/现在到了什么位置
羊的歌声七零八落/你的心里一片荒凉/冷不丁吼出些什么/那就肯定是一种诗了/真正的诗/就是这遍地青草/被你啃着/也被羊们啃着/直到那位漫着“花儿”的山妹子/把你们从冬天里捞出
（责编：耿国彪）
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春天是从元旦开始的，那一天，一张张晚报掀动春天融雪的声音；对于奔走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人来说，春天是从春节开始的，除夕的大红灯笼把一朵朵千里之外飘来的雪花映出温馨的光芒，但古罗马作家瓦罗在他的《论农业》一书中说：“春季从二月七日开始。”他指的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所依据的日历是公历。
不管怎么说，真正的春天宛如一个巨大、寂静的烟斗，使所有的事物含烟。春天里好奇的孩子，则满怀真理的冲动，把纯洁的耳朵贴近返春的草尖，他们便可听见种子的心跳和蓓蕾的生长之声。而浩荡的风，展开春天的旗帜，一扫漫长的冬天所特有的凝滞、沉郁、冷寂的气氛；耕牛在山坡上引颈长哞，唱出它憋了一冬的情歌；闪烁着阳光碎片的犁铧插入苏醒的土地，那哗哗啦啦泥土翻动的声音，仿佛蕴含着一声声美好诺言的召唤；一些事物的影子开始清晰起来，一个诗人说，此刻连钢铁也会发芽。
我注意到了春天的日出，它不同于夏天的日出是火烧火燎的升腾，像满怀爱情的青年，幸福地奔出家门，奔走在赴约的路上；也不同于秋天的日出那么既兴奋又疲惫，像一个孕妇，满怀着怀想，满怀着憧憬，满怀着幸福与满足；更不同于冬天的日出，苍白、冷峻，像一个策杖前行的智者；春天的日出，像一个婴儿的出生，纯洁、神圣、鲜活。观看春天的日出，就像等待一位英雄的诞生，不管是在山顶，还是在平原，或者在大海，你都会觉得太阳好像有什么无法用目光看到的阻力，艰难而顽强地向上跃动。作家苇岸曾握着手表，站在山顶上仔细数过日出的时间，他在《大地上的事情》一书中说：“太阳从露出一丝红线，到伸缩着跳上地表，用了约五分钟”于是，我想到了写《自然与人生》的日本作家德富芦花，他喜欢观察落日，他记录太阳由衔山到全然沉入地表，需要三分钟。由此可见，日出比日落缓慢，也就是说升起比降落更加艰难，特别是春天的第一轮红日。
我也观察到春天的麻雀，这一被看作鸟类中的“平民”，它的朴素和生气，在春天体现得更为生动。麻雀在地面的时间比在树上的时间多，不管是在春夏，还是在秋冬。但我注意到它们在冬天的树上，总是将短硬的嘴像农村妇女在罐沿上磨着菜刀那样，在树上反复擦拭，它们的刀是切什么的？或者准备切什么？当然我无法说得更具体一些，反正冬天的麻雀总是在磨刀霍霍。而到了春天，麻雀却总是叽地叫上一声，同时脖子一挺，再叽地一声，再挺一下脖子，如果是在一棵杏树上，这个过程就会有一朵一朵的杏花次第开放，仿佛那花早就藏在麻雀的喉咙里，此刻就叽叽叽地跑了出来，聚在了黑黑瘦瘦的枝头上。麻雀在树上站一会儿，就会轻轻地从树枝上弹出来，眼看就要落到地上，像一块小瓦片击中什么了，却又展开小小的翅膀向旷远飞去。我不知道麻雀与春天是否有什么约定，但我相信一只麻雀的内心肯定大过一个村子。我亲眼看见过麻雀叫醒了一树又一树繁花似锦的杏树，还有桃树、梨树，甚至有时我还觉得是麻雀叫醒了我内心的一些东西。
我曾在老家问过父亲，哪些树是先开花后长叶子，哪些树是先长叶子后开花，或许父亲也没有在意过我这个孩子气的问题，但我相信故乡的一只麻雀，它心里一定十分清楚。因此，我一直以为麻雀是春天最具灵性的小精灵。
其实，生命中的每一个春天都接纳我们诗意地栖居，每一片树叶，每一棵小草，每一阵轻风和每一个眼神，都会引导我们诗意地生存。一个又一个春正向我们铿锵走来，我听见薄冰的破碎正如内心的喜悦将把整个春天感动，甚至我仿佛已看见早春的花苞像一只只小小的拳头，把明亮得令人晕眩的天空摇醒……
我有一首题为《杏花》的小诗，是写春天的，也是写杏花的，当然也是写人的，现抄在这里作为这篇短文的结尾吧：
杏花 我们的村花
春天 你若站在高处/像喊崖娃娃那样/喊一声杏花/鲜艳的女子/就会一下子开遍/家家户户沟沟岔岔/那其中最粉红的/就是我的妹妹/和情人
当翻山越岭的唢呐/大红大绿地吹过/杏花大朵的谢了/小朵的也谢了
丢开花儿叫杏儿了/酸酸甜甜的日子/就是黄土里流出的民歌
杏花 你还好吗/站在村口的杏树下/握住一颗杏核/我真怕嗑出 一口的苦来
乡村爱情
乡下的爱情总是跟土地和雨水有关，跟劳动和庄稼有关，跟四季风雨有关，甚至跟古老的传说有关，跟几千年的传统有关，“花前月下”说的是恋爱的过程，“花好月圆”是说婚姻的开始，而“男耕女织”则是幸福生活的表现过程。乡村爱情最像中国人的传统爱情。
乡村的爱情，总是责任最重，日子最重，生活最重，他们不在意花开得多艳，而重视果实是否饱满。乡村爱情，必须面对上有老下有小，左右还有兄弟姊妹的格局，爱就要负起养老育小帮助兄弟姊妹的重任。必须汗珠子摔八瓣，让土地长出丰收的粮食，才有可能不负“爱”的期望。因此乡村爱情看重内容，不重形式。
乡村爱情的刻骨铭心不是靠嘴说出来的，乡下人的一生甚至连一个爱字都没说过。爱情那圣洁的话，说出来就是苍白无力的，说出来就显出几分虚假，如同世间所有的空话废话一样，说过了就散了。什么也不说，平淡地走完一世，携手走入另一个世界。荒丘野坟，夕阳斜照，把永恒用一种平淡的方式留在世上，这样的爱情才是真的。
有时候我想乡下的爱情，就像一壶坐在炉子上的冷水，从入洞房的那天就坐上了炉子，到老年后这壶水才开了。或者像一壶酒，历久弥香。乡村的爱情有时仅从媒婆开始，然后在春种秋收夏耘冬藏的劳作和生儿育女的艰辛中日益变深，直至依依不舍。
我总以为乡下是有真爱的地方，我甚至看到两只小鸟在枝头的相濡以沫，看见两棵小草在春风中的相互倾慕，看见两朵野花在山坡上歌唱着心中的爱情和两棵老树在地下手挽着手的深情。
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老家有位小伙子，到邻村去找对象，上衣兜上别一支钢笔，让笔帽上的那一点白铁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着，以表明自己读过书有文化，同时脖子上挂一台收音机，还在村里借了辆自行车骑上，显示自己经济条件好。这位小伙子就以这样的方式娶来了邻村的一个漂亮姑娘，而且还是我们村里当年惟一的女高中生，让全村的小伙子好生羡慕。 如果现在谁用这种方式去找对象肯定会被人家赶出门来。这些年，乡里没文化的青年人几乎没有了，他们中学习好的，都上了大学，去了城里，与乡村爱情没有关系了；上不了大学的，大都出去打工了，要么在打工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爱情，挣了钱，领着对象回到自己的老家让父母和村里人过目；或者挣了钱到家乡托媒人找媳妇，找了媳妇就种地、打工、过日子。由此，乡村爱情和婚姻的半径比以前大为扩大，以前只是通过自家的亲戚朋友介绍对象，亲戚套亲戚，朋友托朋友，村里娶媳妇嫁姑娘的范围不出四五十公里，现在定西的小伙可以领来新疆的媳妇，秦安的姑娘可以嫁到广州了，天南地北都是爱情的天下。
但由此也产生了一种新的变化，男女一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局面被打破了，那些一个在外打工，一个在家种地的家庭有些就出现了矛盾，甚至危机。这种打工爱情，给乡村爱情带来了新的巨大冲击。乡村爱情的根基到底有多坚固？我有时为此担忧，但有时也为此释然，传统的乡村爱情也应该经受一些现代生活的考验了，不论是方式还是内容，只有经过考验的爱情才显出珍贵。打工对乡村爱情的考验仅仅是一种方式。乡村爱情的天地在一天天广阔，本应开出更美丽的花朵，结出更丰硕的果实。真希望乡村的爱情永远是纯净的、无污染的“绿色爱情”。
乡村的放羊娃
贾平凹在《老西安》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15年前的渭河岸边，他问一个放羊的孩子：“怎么不去上学呢？”那孩子回答：“放羊哩嘛！”“放羊为啥哩？”“挤奶嘛！”“挤奶为啥哩？”“赚钱嘛！”“赚钱干什么哩？”“娶媳妇！”“娶媳妇为啥哩？”“生娃嘛！”“生娃干啥哩？”“放羊嘛！”贾平凹说他先是哈哈大笑，笑完了心里却酸酸的不是滋味。
故事当然是当笑话讲的。不论讲故事的人还是听故事的人，都觉得这个孩子的想法非常愚昧，他怎么就没有一点进取心呢？这种周而复始的落后、贫穷生活，到底有多少人生的意义呢？
在家乡我也见过放羊的孩子，在老家我们叫他放羊娃，我没有像贾平凹那样去问过这些放羊娃，但当我从繁华的城市走向大山包围的老家，望着荒凉的群山和沉寂的村落时，心里却一再发问：年年春种秋收，祖祖辈辈为吃饱肚子而拼命的父老乡亲，他们难道就没有想过换一种生活方式吗？有时候我竟会以为他们就像故乡山坡上的一棵小草、一朵野花而自生自灭，或者像一棵小老树，迎着风沙烈日，撑着头顶高远的天空，固守着脚下苦焦的土地，活着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
记得父亲曾告诉我农民的责任，说作为父母欠儿子一个媳妇，作为儿子欠父母一副寿材。也就是说父母只要给儿子娶上媳妇就尽到责任了，就可以死而瞑目了；儿子能为父母养老送终，也就尽到了孝心，完成了一生的一件大事。一辈接一辈都是在尽各自的责任。
父亲还告诉我，人永远都不能离开土地，土生土长，入土为安。因此，作为70多岁的老人，他还守着几亩土地。
曾有几个北京的诗人朋友要到我的家乡采风，我为他们充当了一回向导。小车还未进村，迎面遇上村里出来的一辆三轮拖拉机，拖拉机里装了一车粮食，粮食袋上坐着五六个村里人，这么平常的一辆拖拉机却让那帮诗人兴奋不已，他们纷纷和拖拉机拍照，有的还爬到拖拉机上坐了一阵。进了村子，有位女诗人竟然脱了皮鞋，让染了红脚趾甲的纤纤小脚在乡间的土路上走了走，遇到灰头土脸的老大妈，还泪流满面地去拥抱，让没见过世面的乡下老大妈很是难为情了一阵。我知道农村的一切都将成为这些妙笔生花的“文人”笔下沉重的东西而赢得读者的同情和万端感慨。我自然也为家乡的贫穷和落后而深感内疚。
但后来我读到另一个故事：作家马丽华行走西藏，见到藏民生活艰难，内心充满同情。而一位藏族老妈妈却对马丽华说：“可怜的孩子，是什么原因使你背井离乡？”马丽华大为震惊，同情与被同情完全调了个个儿。
这个故事让我的心灵为之震撼。我和与我一样逃离家乡，在城市人眼里混得人模人样的所谓“家乡骄子”们，在公开场合和一些文字当中一再表示，要为“改变家乡的面貌”而如何如何，以此表示自己的不忘本和有良心，其实在家乡的眼中，有时我们是些背井离乡讨生活的“苦孩子”，不管我们走得多远，家乡的小路都会像一根草绳，把我们慢慢吊进家乡的门槛，吊到自家的炕上。
我渐渐地明白：作为农村，到外面去寻找生活意义的人毕竟是少数，在目前的中国，让一个村子的全体村民都进入都市是不可能的，至少在一个不太短的时间内是不现实的。大多数的家乡人必须在家乡寻找自己的意义。而家乡的意义在于一代代人积淀下来的传统，和在这片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文化。这里与自然和人性最近，与历史和未来最近，也与天地良心最近。这里很少城里人的勾心斗角与尔虞我诈，这里有的是纯朴的民风和善良的生存奋斗。这里的变化不是日新月异，但却粮仓越堆越高，大瓦房越盖越漂亮。这里的人文化不高，但却知道让娃娃念书，教娃娃不怕吃苦。
我不怀疑贾平凹讲的那个故事的真实性，但如果我在家乡问一个放羊的孩子：放羊干什么？他肯定会回答：下羊羔。下羊羔干什么？卖钱。卖钱干什么？念书，考大学。如果考不上呢？那就种田、打工。然后呢？然后就娶媳妇，生孩子。生了孩子呢？放羊，念书……
我如果听到这样的回答，不仅不会大笑，也不会心里酸酸的。这不是我的麻木不仁，而是我知道这就是农村的真实。
我有一首小诗，是写冬日在河沟里放羊的情形的：
披上知寒知暖的羊皮袄/你就是一只头羊了/在风雪的簇拥下/背着家的方向/去追踪青草的足迹
山洪般的寒流/一次次汹涌而至/零度以下的河沟里/你不知道经天的太阳/现在到了什么位置
羊的歌声七零八落/你的心里一片荒凉/冷不丁吼出些什么/那就肯定是一种诗了/真正的诗/就是这遍地青草/被你啃着/也被羊们啃着/直到那位漫着“花儿”的山妹子/把你们从冬天里捞出
（责编：耿国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