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房产税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关键在于是否基于同意的程序，在于到底如何征收。搞好了，总体税负水平不比现在高，但是在地方上的收支对应程度高、联系紧密，有助于增进地方居民的福祉，同时促进了多中心格局。
2018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健全地方税体系，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
我国有房的普通老百姓，无论是房奴还是非房奴，多数对征收房产税有些抵触。据说，房屋价格里大概有50～60%的部分被政府收走，包括国有土地转让收入和各种税费。按道理，如果要征收房产税，最好先压低当前对住房或相应用地征收的国有土地转让收入或者税费，否则，似乎政府收走的部分显得更大。
中国的经济增速估计还会有所下行，虽然这仍然为人们所关注，但人们也越来越关注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财政支出刚性仍然存在，支出规模难以压缩，财政扩张成为维持增长的重要宏观政策工具。这要求政府增加税收或者负债来平衡收支。很显然，增加税收的压力和势头是存在的。房产税日益摆在立法日程的最前端。2018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健全地方税体系，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
并不是每个发达国家都对住房征收房产税。比如德国曾经针对房产征收过财产税，后来取消。而美国的市镇自治管理部门则主要依赖针对房产的财产税才得以运行。美国的财产税包括对住房和宅基地的征税。美国市镇自治管理部门的收入主要是财产税收入，不足部分主要以发行市政债券弥补。美国的住宅用地实行私人所有，住房财产包含了房产和地产，属于房地产。我国住房的所有权属于私人，但房主对宅基地均只拥有使用权。在中国和美国的城区，土地所有权往往比住房本身还贵得多，这已经司空见惯。
美国的市镇征收房产税，需要遵循民主的公共选择程序。那就是，房产税每年征收多少，是需要当地民众直接同意的，或者经过民众选出的代表间接同意。美国的市镇都是自主治理的，都有一个自主治理的章程，市镇管理部门需要章程行事。市镇议事机构，比如马萨诸塞州沃特敦镇的理事会，需要对市镇管理部门提出的年度預算表决。市镇管理部门首先确立一个预算计划，提出本年要做什么事情，需要多少开支，因此需要筹措多少收入。这里存在着这样一套透明程序：先界定政府事权，再确定政府做些什么，为了做什么而需要支出多少，再以收定支，确定如何取得收入。市镇管理部门聘有专门的房地产价值评估人员，评估每处房地产的市值，市镇管理部门在此基础上计算需要总共征缴多少房产税，税率因此是多少，收支差额多大，需要发行多少市政债券才能弥补收支缺口。由此确立一个支出计划，然后经过市镇议事机构讨论通过。
我国很多税种没有经过立法，依据法规级次较低的行政规定征收。这不符合国际上的立法惯例。现在房产税的征收将通过立法确定，这是一种进步。不过正如上文所述，最好需要降减政府目前从房地产征收的各种收入和税费，再行房产税。
如果能够先降减政府来自房地产的收入和税费，再征收房产税，税率事先限制在一个区间，每年具体由各地议事机构自行在区间内确定一个加征率，这有一大好处，那就是可在全国促成多中心格局的形成。多中心，比如体现在教育、文化、医疗、经济以及金融方面，在全国层面出现多个教育、文化、医疗、经济以及金融中心，包括多个地方性政治中心。每个中心对周边没有压倒性的影响，一些名校甚至出现在小城镇，比如美国哈佛大学就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属于中小城市，与旁边的大城市波士顿市在行政级别上是同级的，均实现地方自主治理。
房产税一般应该作为地方主体税种之一，用于地方，各地实际加征力度会有差别。很多居民选择住房和居住地，要看一个地方的总体税负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的组合，这里的总体税负水平自然也包含了房产税因素。存在四种总体税负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的组合：高税负 优服务：高税负 劣服务；低税负 优服务；低税负 劣服务。每个居民对税负的高低和服务的优劣有着不同的主观评价，但是总体上会有某种相对集中的看法。只要有可能买房迁徙，而且迁徙的交通成本和制度成本足够低，就会出现经济学家蒂伯特所展示的“以足投票”现象：对于“税负 服务”组合有着相同偏好的人，倾向于搬迁到提供自己所偏好的“税负 服务”组合的社区。这种“以足投票”现象其实发生在很多城市里面，很多人买房，有了乔迁之喜的同时，其实也选择了某种“物业费水平 服务水平”组合。这种对“费 服务”组合的选择与对“税 服务”组合的选择是类似的。当很多中产阶层人士甚至富人都来一个新的社区，一般也会出现优质的学校和医院。为了吸引这些人士，地方政府也会考虑在周边建设这类社会基础设施的措施，房地产商和居民也会愿意促成这些事情。这些有关未来公共服务的前景也会资本化到当地的房产价格，由此推高那里的房产价格。如果很多人“以足投票”，其他人在原地停留，那么慢慢就演化成一种多中心的格局。如果当地的社区能够学习美国市镇的做法实行自主治理，那么出现的多中心格局更会名副其实、更为精彩。
总之，房产税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关键在于是否基于同意的程序，在于到底如何征收。搞好了，总体税负水平不比现在高，但是在地方上的收支对应程度高、联系紧密，有助于增进地方居民的福祉，同时促进了多中心格局，自然缓解了单中心体制下人人想到大城市居住以享受较好公共服务的冲动。
责任编辑：尚国敏
2018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健全地方税体系，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
我国有房的普通老百姓，无论是房奴还是非房奴，多数对征收房产税有些抵触。据说，房屋价格里大概有50～60%的部分被政府收走，包括国有土地转让收入和各种税费。按道理，如果要征收房产税，最好先压低当前对住房或相应用地征收的国有土地转让收入或者税费，否则，似乎政府收走的部分显得更大。
中国的经济增速估计还会有所下行，虽然这仍然为人们所关注，但人们也越来越关注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财政支出刚性仍然存在，支出规模难以压缩，财政扩张成为维持增长的重要宏观政策工具。这要求政府增加税收或者负债来平衡收支。很显然，增加税收的压力和势头是存在的。房产税日益摆在立法日程的最前端。2018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健全地方税体系，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
并不是每个发达国家都对住房征收房产税。比如德国曾经针对房产征收过财产税，后来取消。而美国的市镇自治管理部门则主要依赖针对房产的财产税才得以运行。美国的财产税包括对住房和宅基地的征税。美国市镇自治管理部门的收入主要是财产税收入，不足部分主要以发行市政债券弥补。美国的住宅用地实行私人所有，住房财产包含了房产和地产，属于房地产。我国住房的所有权属于私人，但房主对宅基地均只拥有使用权。在中国和美国的城区，土地所有权往往比住房本身还贵得多，这已经司空见惯。
美国的市镇征收房产税，需要遵循民主的公共选择程序。那就是，房产税每年征收多少，是需要当地民众直接同意的，或者经过民众选出的代表间接同意。美国的市镇都是自主治理的，都有一个自主治理的章程，市镇管理部门需要章程行事。市镇议事机构，比如马萨诸塞州沃特敦镇的理事会，需要对市镇管理部门提出的年度預算表决。市镇管理部门首先确立一个预算计划，提出本年要做什么事情，需要多少开支，因此需要筹措多少收入。这里存在着这样一套透明程序：先界定政府事权，再确定政府做些什么，为了做什么而需要支出多少，再以收定支，确定如何取得收入。市镇管理部门聘有专门的房地产价值评估人员，评估每处房地产的市值，市镇管理部门在此基础上计算需要总共征缴多少房产税，税率因此是多少，收支差额多大，需要发行多少市政债券才能弥补收支缺口。由此确立一个支出计划，然后经过市镇议事机构讨论通过。
我国很多税种没有经过立法，依据法规级次较低的行政规定征收。这不符合国际上的立法惯例。现在房产税的征收将通过立法确定，这是一种进步。不过正如上文所述，最好需要降减政府目前从房地产征收的各种收入和税费，再行房产税。
如果能够先降减政府来自房地产的收入和税费，再征收房产税，税率事先限制在一个区间，每年具体由各地议事机构自行在区间内确定一个加征率，这有一大好处，那就是可在全国促成多中心格局的形成。多中心，比如体现在教育、文化、医疗、经济以及金融方面，在全国层面出现多个教育、文化、医疗、经济以及金融中心，包括多个地方性政治中心。每个中心对周边没有压倒性的影响，一些名校甚至出现在小城镇，比如美国哈佛大学就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属于中小城市，与旁边的大城市波士顿市在行政级别上是同级的，均实现地方自主治理。
房产税一般应该作为地方主体税种之一，用于地方，各地实际加征力度会有差别。很多居民选择住房和居住地，要看一个地方的总体税负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的组合，这里的总体税负水平自然也包含了房产税因素。存在四种总体税负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的组合：高税负 优服务：高税负 劣服务；低税负 优服务；低税负 劣服务。每个居民对税负的高低和服务的优劣有着不同的主观评价，但是总体上会有某种相对集中的看法。只要有可能买房迁徙，而且迁徙的交通成本和制度成本足够低，就会出现经济学家蒂伯特所展示的“以足投票”现象：对于“税负 服务”组合有着相同偏好的人，倾向于搬迁到提供自己所偏好的“税负 服务”组合的社区。这种“以足投票”现象其实发生在很多城市里面，很多人买房，有了乔迁之喜的同时，其实也选择了某种“物业费水平 服务水平”组合。这种对“费 服务”组合的选择与对“税 服务”组合的选择是类似的。当很多中产阶层人士甚至富人都来一个新的社区，一般也会出现优质的学校和医院。为了吸引这些人士，地方政府也会考虑在周边建设这类社会基础设施的措施，房地产商和居民也会愿意促成这些事情。这些有关未来公共服务的前景也会资本化到当地的房产价格，由此推高那里的房产价格。如果很多人“以足投票”，其他人在原地停留，那么慢慢就演化成一种多中心的格局。如果当地的社区能够学习美国市镇的做法实行自主治理，那么出现的多中心格局更会名副其实、更为精彩。
总之，房产税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关键在于是否基于同意的程序，在于到底如何征收。搞好了，总体税负水平不比现在高，但是在地方上的收支对应程度高、联系紧密，有助于增进地方居民的福祉，同时促进了多中心格局，自然缓解了单中心体制下人人想到大城市居住以享受较好公共服务的冲动。
责任编辑：尚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