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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冯梦龙认为通俗文学居“六经国史之辅”，主张通俗文学应当“情真”，做到“谐于里耳”，从而达到以情教人的效果。《卖油郎独占花魁》收录于冯梦龙“三言”之一的《醒世恒言》第三卷中，是“三言”中艺术水准较高的一篇。该小说叙事真切、语言通俗，充分反映了冯梦龙关于通俗文学创作的艺术主张。冯梦龙的“情真”说、通俗化、“情教”说之间联系紧密。本文以《卖油郎独占花魁》文本为根据，分析冯梦龙通俗文学主张在小说中的具体体现以及各主张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冯梦龙;通俗文学主张;《卖油郎独占花魁》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4-0-02
冯梦龙是中国短篇白话小说发展到顶峰时期的一位代表人物，他生活的晚明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长期压抑在心底的欲望开始萌动。左派王学强烈冲击着宋明理学，冯梦龙深受李卓吾思想的影响，针对“存天理，灭人欲”等禁欲主义观点，提出“情真”说，认为“话得真切动人”，要求通俗文学符合大众审美情趣。后来，他进一步提出“情教”说，将“情”视为具有教化作用的工具。他的文学思想在“三言”中都有所体现。
1 “情真”说——“话得真切动人”
“情真”说是冯梦龙文学主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真”，就是通俗小说在为文时须表现世俗生活中真切的情感，不刻意夸张也不虚伪。“真”对艺术创作来说十分重要，“王国维认为‘真’是艺术批评的重要标准”[1]。对于“情”的界限，冯梦龙在《情史序》中也作出了解释，他写到，“又常欲择取古今情事之美者，各著小传，使人知情之可久，于是乎无情化有，私情化公，庶乡国天下，蔼然以情相与，于浇俗冀有更焉”[2]。可知，冯梦龙认为“情”不只局限于男女私情，更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普遍情感，贞、义、孝等无所不包。“凡人皆有七情六欲，人的喜、怒、忧、思、悲、恐、惊等情绪能够真实地反映人的心理”[3]，冯梦龙通过细心体察，准确地把握了人物的情绪和心理变化。对于如何才称得上“话得真切动人”，可参考《卖油郎独占花魁》①中对秦重心理的描写。
“世间有这样美貌的女子，落于娼家，岂不可惜？”又自家暗笑道：“若不落于娼家，我卖油的怎生得见！”又想一回，越发痴起来了，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若得这等美人搂抱了睡一夜，死也甘心。”又想一回道：“呸！我终日挑这油担子，不过日进分文，怎么想这等非分之事！正是癞虾蟆在阴沟里想着天鹅肉痴，如何到口？”又想一回道：“他相交的，都是公子王孙。我卖油的，纵有了银子，料他也不肯接我。”又想一回道：“我闻得做老鸨的，专要钱钞。就是个乞儿，有了银子，他也就肯接了，何况我做生意的，青青白白之人，若有了银子，怕他不接？只是那里来这几两银子？”
这一段描写秦重第一次见到王美娘时的心理活动。冯梦龙通过六回不断变化的心理活动，秦重对花魁娘子一见钟情，想要“十两银子去嫖那名妓”，却受限于自己是个穷卖油郎的身份，白白放弃又不甘心，在反复的纠结与自问中，他的矛盾心理被展露得真真切切。在文中，冯梦龙并没有遵从理学禁欲主义的观点批判秦重的情欲，相反，他极力表现秦重的真情和他内心的活动，这种感情流露既符合秦重的身份地位，也契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是“情真”的体现。
2 通俗化——“谐于里耳”
通俗化也是冯梦龙始终倡导的通俗小说的创作方向。在市民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明代中后期，文学作品的创作趋向于市民化和世俗化”[4]。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叙》中指出了小说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特点，他说，“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5]。不难发现，小说与较为晦涩艰深的文本相比，更易得到平民百姓的喜爱。“一个时代背景下的大众趣味，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6]，以市井百姓为主要读者群的作品“势必要考虑到平民百姓的接受能力”[7]，于是冯梦龙从市民精神文化需求的角度出发，提出小说通俗化的要求。另外，文本通俗化不仅“符合大众的审美情趣”[8]，而且是真情得以感染读者的重要前提，也与其提出的“情真”主张相应和，故而在冯梦龙的文学创作理念中，通俗化写作是十分重要的一环。
要做到通俗，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需要在语言上下功夫，小说创作应讲白话，应多采用口语化的文字而不是艰涩难懂的文绉绉的语言。例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这几处：
“羞答答，我不做这样事！”
“侄女只为声名大了，好似一块鯗鱼落地，马蚁儿都要钻他。”
“小贱人，小娼根！不受人抬举！再哭时，就讨打了！”
第一句是刘四妈劝说王美娘接客时美娘回应刘四妈的话语，美娘所说“羞答答”既通俗又生动，真切地表现了美娘在梳弄之后听闻别人讲接客一事时又羞又恼的心理。第二句是刘四妈劝说王九妈同意女儿从良时所说的话，“鯗鱼”和“马蚁儿”都是市民阶层常见之物，且说话语气也十分符合刘四妈市井小民的说话风格。第三句则是吴八公子想要凌辱美娘但见美娘誓死不从时发出的骂詈之语，“娼根”一词，“犹言娼妓胚子，娼妓根底，根生于娼”[9]，极力表现了吳八公子的无赖和对女性的歧视。这些口头语、骂詈语都十分通俗易懂、贴近生活。
另一方面，要注重小说内容裁剪，要选择合适的叙事结构。首先，拟话本小说作为市民阶层消遣的读本，着重选取的是市民的生活片段。“三言”中，多的是小商贩等市民阶层的平凡生活，《卖油郎独占花魁》一篇，题目就表明了小说内容是卖油郎和花魁娘子之间的故事，符合普通百姓的审美倾向，能够吸引市民阶层。其次，从结构上来说，“‘三言’中有很多双线结构的篇章”[10]，考虑到平民百姓的文化水平，这种简单的结构不至于令人眼花缭乱。《卖油郎独占花魁》在编排故事时采用的就是复线结构，一条是王美娘的行踪：流落临安—沦落风月—被辱—自赎—家眷团圆;另一条是秦重的行踪：被卖油店—被陷出走—初见美娘，一见钟情—救下美娘—娶亲—父子重逢，这样的结构使作品读来清晰明了，易于百姓接受和传播。 正是因为语言和题材的通俗化，所以作者在讲故事时可以抓住那些贴近普通百姓生活的细节不惜笔墨地进行刻画，从而更好地传递人物的情绪。《卖油郎独占花魁》在叙事时采用通俗的语言刻画细节、塑造人物形象。例如，秦重照顾醉酒的美娘时，冯梦龙写道：
秦重想酒醉之人，必然怕冷，又不敢惊醒他。忽见阑干上又放着一床大红巉丝的锦被，轻轻的取下，盖在美娘身上。把银灯挑得亮亮的，取了这壶热茶，脱鞋上床，捱在美娘身边，左身抱着茶壶在怀，右手搭在美娘身上，眼也不敢闭一闭……秦重怕污了被窝，把自己的道袍袖子张开，罩在他嘴上……秦重下床，将道袍轻轻脱下，放在地平之上。摸茶壶还是暖的，斟上一瓯香喷喷的浓茶，递与美娘。
这一段话中冯梦龙通过秦重帮美娘盖被子、挑灯、取热茶、接呕吐物、漱口这一系列动作，描绘出秦重历经艰难终于见到美娘，在美娘醉酒之夜毫無怨言细心照顾的情形，秦重这一“知情识趣俏哥哥”的形象跃然纸上。
3 “情教”说——“触性性通，导情情出”
晚明时期，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市民阶层的思想比较开放，程朱理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封建社会已然走到末路，朝纲不振、社会混乱，市民的生活也面临着种种不合理、不公平的地方。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冯梦龙提出了“情教”说。冯梦龙认为，通俗小说不只是娱乐大众的文本，更具有教化百姓的功效。通俗小说讲的是易于理解的白话，选取的是贴近市井小民生活的题材，能够弥补六经国史和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因此更能引起市民阶层的共鸣，做到以情动人。
在《警世通言序》[11]中，冯梦龙写道：
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夫能使里中儿顿有刮骨疗毒之勇，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
这段话是冯梦龙对其“情教”思想的重要阐释。小儿因为读了《三国志》中关云长刮骨疗伤的事件，所以无惧手指受伤，这表现了通俗小说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可以作为作者与读者交流的重要媒介，教化读者，达到“触性性通，导情情出”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冯梦龙的“情教”说有别于“情真”说。“情真”说更侧重对人的欲望的肯定，借此冲击理学的禁欲主义，“情教”说则将“情”作为“调和现实社会种种尖锐矛盾的弥合剂”[12]，旨在惩恶扬善，为匡扶世道提供一条途径。“情教”说是冯梦龙对早期“情真”说的进一步升华，二者之间虽有区别但并非毫无联系，“情真”是实现以情感人、以情教人的前提条件。晚明之际，有识之士纷纷“重视培育德性”[13]，在“三言”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讲述的故事传递出来的往往都是积极向上的意义：有情者常常终有所属、无情者往往害人害己。有别于以往的文学创作倾向，冯梦龙的“三言”首次将商人“作为正面人物、作为社会生活的新主角引进文学的殿堂”[14]。以《卖油郎独占花魁》为例，心善、尊重美娘、踏实勤恳的卖油郎秦重不仅和心爱女子成为眷侣，也和亲生父亲团聚，终是“夫妻偕老，生下两孩儿，俱读书成名”。“男女相交，全在一个情字”[15]，有情人冲破种种阻碍在一起，这种情的力量也是作者想要借由卖油郎和花魁娘子的故事传递给读者的。
4 结语
冯梦龙生活于晚明之际，面对社会的黑暗不公和禁欲主义对人性的压迫，他想要匡扶社会又深知不可直接正面触犯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于是在创作中摸索出以情教人的道路。为了达到以小说教化普通市民的这一目的，他用通俗化的文本表达真情，从而感染读者。
冯梦龙的“情真”说、通俗化、“情教”说构成了他通俗文学创作的理论体系，这三者联系紧密。通俗化的语言和题材为作者细细讲述、表现真情创造了条件，而“情真”是文本能够打动读者、教化百姓的前提。作为一位杰出的通俗小说作家，冯梦龙不仅提出了通俗小说创作的种种理论，更是在他的作品中不断践行着这些原则。品读“三言”，我们不仅可以真切地体会到作品中主人公的情绪，也可以进一步了解冯梦龙关于通俗文学创作的具体主张，把握这些创作理念之间的紧密联系。
参考文献：
[1] 黄心怡，于师号.王国维《人间词话》对南唐后主的评述探微[J].安徽文学（下），2018（11）：7-8，11.
[2] [明]冯梦龙.情史类略[M].长沙：岳麓书社，1984：1.
[3] 商奕.《儒林外史》中的人物情绪与讽刺艺术[J].汉字文化，2020（20）：52-53.
[4] 汪心玥，杨杰.论《金瓶梅》人物语言的艺术性[J].汉字文化，2020（07）：39-40，42.
[5] [明]冯梦龙.古今小说[M].恒鹤，等，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
[6] 王晨晨.小说美学视域下简·奥斯丁作品中趣味问题分析[D].南京：南京林业大学，2020.
[7] 段崇洁.清拟晋唐小说的勃兴和没落[J].汉字文化，2019（15）：38-39.
[8] 张天娇.南京白局唱词中的民俗文化探析[J].大众文艺，2019（12）：47-48.
[9] 吕玲娣，周阿根.元杂剧女性骂詈语考释[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6（06）：74-78.
[10] 吉玉萍.从《跻春台》文学性的缺失管窥明清拟话本小说的式微[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5（11）：180-183.
[11] [明]冯梦龙.警世通言[M].吴书荫，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1.
[12] 卓连营.冯梦龙中期通俗文学思想略论[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03）：60-65.
[13] 程嫩生.论中国书院道德教育与科举文教育[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0（04）：110-114.
[14] 吉玉萍.《跻春台》思想性研究——兼论明清拟话本小说的式微[J].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7（04）：36-39，43.
[15] 金珺垚.浅析《十二楼》中李渔的婚恋观[J].汉字文化，2019（08）：46-47.
作者简介：许凌云（2000—），女，江苏南通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指导老师：邹虎
关键词：冯梦龙;通俗文学主张;《卖油郎独占花魁》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4-0-02
冯梦龙是中国短篇白话小说发展到顶峰时期的一位代表人物，他生活的晚明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长期压抑在心底的欲望开始萌动。左派王学强烈冲击着宋明理学，冯梦龙深受李卓吾思想的影响，针对“存天理，灭人欲”等禁欲主义观点，提出“情真”说，认为“话得真切动人”，要求通俗文学符合大众审美情趣。后来，他进一步提出“情教”说，将“情”视为具有教化作用的工具。他的文学思想在“三言”中都有所体现。
1 “情真”说——“话得真切动人”
“情真”说是冯梦龙文学主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真”，就是通俗小说在为文时须表现世俗生活中真切的情感，不刻意夸张也不虚伪。“真”对艺术创作来说十分重要，“王国维认为‘真’是艺术批评的重要标准”[1]。对于“情”的界限，冯梦龙在《情史序》中也作出了解释，他写到，“又常欲择取古今情事之美者，各著小传，使人知情之可久，于是乎无情化有，私情化公，庶乡国天下，蔼然以情相与，于浇俗冀有更焉”[2]。可知，冯梦龙认为“情”不只局限于男女私情，更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普遍情感，贞、义、孝等无所不包。“凡人皆有七情六欲，人的喜、怒、忧、思、悲、恐、惊等情绪能够真实地反映人的心理”[3]，冯梦龙通过细心体察，准确地把握了人物的情绪和心理变化。对于如何才称得上“话得真切动人”，可参考《卖油郎独占花魁》①中对秦重心理的描写。
“世间有这样美貌的女子，落于娼家，岂不可惜？”又自家暗笑道：“若不落于娼家，我卖油的怎生得见！”又想一回，越发痴起来了，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若得这等美人搂抱了睡一夜，死也甘心。”又想一回道：“呸！我终日挑这油担子，不过日进分文，怎么想这等非分之事！正是癞虾蟆在阴沟里想着天鹅肉痴，如何到口？”又想一回道：“他相交的，都是公子王孙。我卖油的，纵有了银子，料他也不肯接我。”又想一回道：“我闻得做老鸨的，专要钱钞。就是个乞儿，有了银子，他也就肯接了，何况我做生意的，青青白白之人，若有了银子，怕他不接？只是那里来这几两银子？”
这一段描写秦重第一次见到王美娘时的心理活动。冯梦龙通过六回不断变化的心理活动，秦重对花魁娘子一见钟情，想要“十两银子去嫖那名妓”，却受限于自己是个穷卖油郎的身份，白白放弃又不甘心，在反复的纠结与自问中，他的矛盾心理被展露得真真切切。在文中，冯梦龙并没有遵从理学禁欲主义的观点批判秦重的情欲，相反，他极力表现秦重的真情和他内心的活动，这种感情流露既符合秦重的身份地位，也契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是“情真”的体现。
2 通俗化——“谐于里耳”
通俗化也是冯梦龙始终倡导的通俗小说的创作方向。在市民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明代中后期，文学作品的创作趋向于市民化和世俗化”[4]。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叙》中指出了小说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特点，他说，“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5]。不难发现，小说与较为晦涩艰深的文本相比，更易得到平民百姓的喜爱。“一个时代背景下的大众趣味，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6]，以市井百姓为主要读者群的作品“势必要考虑到平民百姓的接受能力”[7]，于是冯梦龙从市民精神文化需求的角度出发，提出小说通俗化的要求。另外，文本通俗化不仅“符合大众的审美情趣”[8]，而且是真情得以感染读者的重要前提，也与其提出的“情真”主张相应和，故而在冯梦龙的文学创作理念中，通俗化写作是十分重要的一环。
要做到通俗，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需要在语言上下功夫，小说创作应讲白话，应多采用口语化的文字而不是艰涩难懂的文绉绉的语言。例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这几处：
“羞答答，我不做这样事！”
“侄女只为声名大了，好似一块鯗鱼落地，马蚁儿都要钻他。”
“小贱人，小娼根！不受人抬举！再哭时，就讨打了！”
第一句是刘四妈劝说王美娘接客时美娘回应刘四妈的话语，美娘所说“羞答答”既通俗又生动，真切地表现了美娘在梳弄之后听闻别人讲接客一事时又羞又恼的心理。第二句是刘四妈劝说王九妈同意女儿从良时所说的话，“鯗鱼”和“马蚁儿”都是市民阶层常见之物，且说话语气也十分符合刘四妈市井小民的说话风格。第三句则是吴八公子想要凌辱美娘但见美娘誓死不从时发出的骂詈之语，“娼根”一词，“犹言娼妓胚子，娼妓根底，根生于娼”[9]，极力表现了吳八公子的无赖和对女性的歧视。这些口头语、骂詈语都十分通俗易懂、贴近生活。
另一方面，要注重小说内容裁剪，要选择合适的叙事结构。首先，拟话本小说作为市民阶层消遣的读本，着重选取的是市民的生活片段。“三言”中，多的是小商贩等市民阶层的平凡生活，《卖油郎独占花魁》一篇，题目就表明了小说内容是卖油郎和花魁娘子之间的故事，符合普通百姓的审美倾向，能够吸引市民阶层。其次，从结构上来说，“‘三言’中有很多双线结构的篇章”[10]，考虑到平民百姓的文化水平，这种简单的结构不至于令人眼花缭乱。《卖油郎独占花魁》在编排故事时采用的就是复线结构，一条是王美娘的行踪：流落临安—沦落风月—被辱—自赎—家眷团圆;另一条是秦重的行踪：被卖油店—被陷出走—初见美娘，一见钟情—救下美娘—娶亲—父子重逢，这样的结构使作品读来清晰明了，易于百姓接受和传播。 正是因为语言和题材的通俗化，所以作者在讲故事时可以抓住那些贴近普通百姓生活的细节不惜笔墨地进行刻画，从而更好地传递人物的情绪。《卖油郎独占花魁》在叙事时采用通俗的语言刻画细节、塑造人物形象。例如，秦重照顾醉酒的美娘时，冯梦龙写道：
秦重想酒醉之人，必然怕冷，又不敢惊醒他。忽见阑干上又放着一床大红巉丝的锦被，轻轻的取下，盖在美娘身上。把银灯挑得亮亮的，取了这壶热茶，脱鞋上床，捱在美娘身边，左身抱着茶壶在怀，右手搭在美娘身上，眼也不敢闭一闭……秦重怕污了被窝，把自己的道袍袖子张开，罩在他嘴上……秦重下床，将道袍轻轻脱下，放在地平之上。摸茶壶还是暖的，斟上一瓯香喷喷的浓茶，递与美娘。
这一段话中冯梦龙通过秦重帮美娘盖被子、挑灯、取热茶、接呕吐物、漱口这一系列动作，描绘出秦重历经艰难终于见到美娘，在美娘醉酒之夜毫無怨言细心照顾的情形，秦重这一“知情识趣俏哥哥”的形象跃然纸上。
3 “情教”说——“触性性通，导情情出”
晚明时期，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市民阶层的思想比较开放，程朱理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封建社会已然走到末路，朝纲不振、社会混乱，市民的生活也面临着种种不合理、不公平的地方。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冯梦龙提出了“情教”说。冯梦龙认为，通俗小说不只是娱乐大众的文本，更具有教化百姓的功效。通俗小说讲的是易于理解的白话，选取的是贴近市井小民生活的题材，能够弥补六经国史和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因此更能引起市民阶层的共鸣，做到以情动人。
在《警世通言序》[11]中，冯梦龙写道：
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夫能使里中儿顿有刮骨疗毒之勇，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
这段话是冯梦龙对其“情教”思想的重要阐释。小儿因为读了《三国志》中关云长刮骨疗伤的事件，所以无惧手指受伤，这表现了通俗小说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可以作为作者与读者交流的重要媒介，教化读者，达到“触性性通，导情情出”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冯梦龙的“情教”说有别于“情真”说。“情真”说更侧重对人的欲望的肯定，借此冲击理学的禁欲主义，“情教”说则将“情”作为“调和现实社会种种尖锐矛盾的弥合剂”[12]，旨在惩恶扬善，为匡扶世道提供一条途径。“情教”说是冯梦龙对早期“情真”说的进一步升华，二者之间虽有区别但并非毫无联系，“情真”是实现以情感人、以情教人的前提条件。晚明之际，有识之士纷纷“重视培育德性”[13]，在“三言”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讲述的故事传递出来的往往都是积极向上的意义：有情者常常终有所属、无情者往往害人害己。有别于以往的文学创作倾向，冯梦龙的“三言”首次将商人“作为正面人物、作为社会生活的新主角引进文学的殿堂”[14]。以《卖油郎独占花魁》为例，心善、尊重美娘、踏实勤恳的卖油郎秦重不仅和心爱女子成为眷侣，也和亲生父亲团聚，终是“夫妻偕老，生下两孩儿，俱读书成名”。“男女相交，全在一个情字”[15]，有情人冲破种种阻碍在一起，这种情的力量也是作者想要借由卖油郎和花魁娘子的故事传递给读者的。
4 结语
冯梦龙生活于晚明之际，面对社会的黑暗不公和禁欲主义对人性的压迫，他想要匡扶社会又深知不可直接正面触犯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于是在创作中摸索出以情教人的道路。为了达到以小说教化普通市民的这一目的，他用通俗化的文本表达真情，从而感染读者。
冯梦龙的“情真”说、通俗化、“情教”说构成了他通俗文学创作的理论体系，这三者联系紧密。通俗化的语言和题材为作者细细讲述、表现真情创造了条件，而“情真”是文本能够打动读者、教化百姓的前提。作为一位杰出的通俗小说作家，冯梦龙不仅提出了通俗小说创作的种种理论，更是在他的作品中不断践行着这些原则。品读“三言”，我们不仅可以真切地体会到作品中主人公的情绪，也可以进一步了解冯梦龙关于通俗文学创作的具体主张，把握这些创作理念之间的紧密联系。
参考文献：
[1] 黄心怡，于师号.王国维《人间词话》对南唐后主的评述探微[J].安徽文学（下），2018（11）：7-8，11.
[2] [明]冯梦龙.情史类略[M].长沙：岳麓书社，1984：1.
[3] 商奕.《儒林外史》中的人物情绪与讽刺艺术[J].汉字文化，2020（20）：52-53.
[4] 汪心玥，杨杰.论《金瓶梅》人物语言的艺术性[J].汉字文化，2020（07）：39-40，42.
[5] [明]冯梦龙.古今小说[M].恒鹤，等，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
[6] 王晨晨.小说美学视域下简·奥斯丁作品中趣味问题分析[D].南京：南京林业大学，2020.
[7] 段崇洁.清拟晋唐小说的勃兴和没落[J].汉字文化，2019（15）：38-39.
[8] 张天娇.南京白局唱词中的民俗文化探析[J].大众文艺，2019（12）：47-48.
[9] 吕玲娣，周阿根.元杂剧女性骂詈语考释[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6（06）：74-78.
[10] 吉玉萍.从《跻春台》文学性的缺失管窥明清拟话本小说的式微[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5（11）：180-183.
[11] [明]冯梦龙.警世通言[M].吴书荫，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1.
[12] 卓连营.冯梦龙中期通俗文学思想略论[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03）：60-65.
[13] 程嫩生.论中国书院道德教育与科举文教育[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0（04）：110-114.
[14] 吉玉萍.《跻春台》思想性研究——兼论明清拟话本小说的式微[J].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7（04）：36-39，43.
[15] 金珺垚.浅析《十二楼》中李渔的婚恋观[J].汉字文化，2019（08）：46-47.
作者简介：许凌云（2000—），女，江苏南通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指导老师：邹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