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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是中共中央在极端险恶的转移过程中根据敌我情况变化不断调整原定计划,反复探求、慎重选择的结果,是中共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此过程中,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和长征途中系列中央重要会议的主持人,张闻天为此做出了独特的历史性贡献。
[关键词]张闻天;长征;落脚点;陕甘;贡献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5-0011-03
红军长征开始后,到哪里落脚?在哪里建立根据地?一直是党中央考虑的重大问题。在经过多次同张国焘“南下”主张斗争之后,中共中央从实际出发,最终确定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甘,并以此为立足点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在此过程中,遵义会议后形成的中央领导集体都为此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而作为党中央总书记和长征途中系列中央重要会议的主持人,张闻天更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了我们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会后,中央红军回师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于6月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会师后,如何正确分析形势,确定新的战略方针和红军行动方案,以打破蒋介石企图消灭红军的险恶计划,建立新的根据地,就成为党中央和红军的当务之急。
根据当时形势和红军所处地理位置,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决定向东、向北发展,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张国焘则对于红军冲破敌人围攻而胜利会师的有利态势估计不足,畏惧陈兵在平武、松潘一线的胡宗南的27个团而不敢北上,因而提出西进青海、西康等经济文化落后的区域发展,或者南下。
显然,两种战略方针存在着严重分歧。为了统一思想,中共中央决定在懋功县城附近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在会议召开的前两天,即6月24日,张闻天写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在当天出版的《前进报》上发表。[1]该文一方面论证了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正确性,另一方面指出张国焘的主张“是由于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与对于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而产生的”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就是要避免战争,放弃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任务,而变为无止境的逃跑”;在青海、西康地区难以解决红军给养的困难,而更“便利于敌人封锁我们”,而蒋介石也正想“把我们逐渐压迫到对红军极不利的西康与青海草原地区”。张闻天指出:“同右倾机会主义动摇做斗争,是目前整个党与工农红军的严重任务。”这篇文章为两河口会议确定北上的战略方针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在红军长征史上,这是最早的一篇系统阐述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明确批评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文献。[2]
6月26日,张闻天在两河口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做了关于战略方针和军事行动方案的报告,其基本内容是夺取松潘,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毛泽东也在会上发了言。张国焘虽然强调困难,但口头上还是表示同意报告提出的方案。在会议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张闻天做了总结发言,强调:“创造川甘陕苏区……这个战略方针是前进的,惟一正确的”,“要实现目前这个战略方针,首先就要进攻和控制松潘”。[3]会议一致通过北上的战略方针。2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并发出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4]
此时,张国焘虽然表面上表示赞成北上方针,同意打松潘,但在会后却暗中继续策划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并自恃枪多势众,提出所谓“统一指挥”、“组织问题”有待解决,公然向党争权。[5]他先提议由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接着,陈昌浩又向中央建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中央坚拒了张国焘等人的无理要求,但从团结北上的全局出发,7月18日,张闻天在芦花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将原来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
为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分清是非,促进一、四方面军团结,7月21日和22日,张闻天在芦花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中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工作。会议听取张国焘关于红四方面军工作情况汇报,张闻天做总结发言,他首先肯定了四方面军“一般领导是正确的”,部队“很有战斗能力”。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会后,张国焘勉强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向毛儿盖地区集中。然而,到了毛儿盖以后,他又一次动摇,诬蔑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和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同时提出要将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企图形成多数来控制党中央。在他的挑拨下,造成了四方面军对一方面军的异常恶劣的关系。由于张国焘一再拖延,贻误战机,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因敌情变化无法实现,红军不得不改道经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茫茫草地北上,给战略转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面对张国焘制造的危难局面,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从中国革命全局和全党全军的团结出发,为求得共同北上,促进张国焘转变和争取红四方面军,采取了特殊的和十分忍耐的方针。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沙窝召开。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这个文件不仅重申了中央的正确方针,而且针对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个多月来出现的主要问题,做了深刻而又具体的回答,既有力又策略地抵制和批评了张国焘主张“西进”或“南下”的错误战略方针、枪指挥党的军阀主义倾向、破坏两个方面军团结的恶劣行为,以及避战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强调指出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一、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这是在特殊情况下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一个范例。会议的另一项议程是组织问题。为了从大局出发,尽一切可能同张国焘搞好团结,会议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兼政委;红军总政治部由陈昌浩任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 在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现的情况下,红军总部于8月3日制定了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洮战役计划》,决定把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中央机关和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张国焘在沙窝会议上表示赞成会议决议,会后又拒不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他在右路军通过草地后,却率领左路军南返,并且背着中央,发密电给陈昌浩,要他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6],企图分裂红军和危害党中央。
9月12日,张闻天在俄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作报告,张闻天作总结发言。张闻天在总结发言中支持毛泽东所作的报告,旗帜鲜明地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阐述了中央尽量争取张国焘的正确方针。[7]他指出:过去几个月中,党中央千方百计地争取他,“用了许多方式,派代表,谈判,让步等,但终于分裂了”。关于同张国焘斗争的性质,张闻天明确指出:“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对张国焘错误发展的前途,张闻天同意毛泽东所做“反对中央,叛变革命”的估计,并具体指出:“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张闻天仍主张“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他还指出:“到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这只是在完全没有可能争取的时候。”[8]关于今后行动的方针,张闻天坚持两河口政治局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还强调指出:“应该通过许多问题的解释,使我们的干部更加团结,坚信我们是唯一正确的。”[9]毛泽东的报告和张闻天的上述发言,及时向红军广大指战员解释了中央单独率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的意图,明确了今后行动的方针,为党中央和长征红军顺利走出甘南、北上抗日,创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指明了方向。
俄界会议后,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此时,张国焘仍然力主南下,攻击中央北上方针是“秘密出走”。根据俄界会议精神,中共中央于9 月14日再次致电张国焘等,严正指出张国焘的错误和责任:“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为了中国革命的利益,中央“再一次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继续北进”。[10]但是,张国焘继续顽固坚持其错误主张,在分裂主义的道路上愈走愈远。
9月17日,红军经过英勇战斗一举突破天险腊子口。尔后,中央红军越过岷山于9月18日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20日,张闻天在哈达铺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组织部工作和干部问题。会议决定了陕甘支队的整编方案。[11]会议决定由张闻天起草俄界会议提出的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议。21日、22日,张闻天同毛泽东、博古一起,从当地获悉的近期国民党报刊中得知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在山西的活动和中共在陕、甘保存与发展了大片革命根据地的情况。这些消息对于经过万水千山,最终从险境中冲出来的这支8000人的红军队伍来说,其欣喜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他们遂立即在中央常委中商议改变9月12日俄界会议的战略方针,争取红军落脚陕北,实现8月毛儿盖会议决定的发展陕甘根据地的目标。[12]
为进一步论证这一目标的可行性,22日,张闻天在哈达铺写下题为《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的读书笔记,指出:“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是建筑在深刻的社会的、经济的与政治的矛盾之上的。反动统治无法解决这些矛盾,因而也无法消灭甚至防止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因此,“西北各省的苏维埃革命运动更是在大踏步的前进中。”在分析造成陕甘以至全国革命运动的基本原因后,张闻天得出结论:“能够解决产生中国革命基本矛盾的力量,只有中国革命党与它所领导的苏维埃政权。”这就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定在西北,而西北革命根据地最终能够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和大本营找到了理论依据和客观基础,事实也证明张闻天这种分析的科学性和准确性。[13]在深入全面分析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发展的主客观因素的基础上,张闻天提出陕甘支队继续前进的方向和任务:“响应着陕甘红军与赤色游击队的活动”,“同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14],完成8月20日的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提出的“联系存在于陕甘边之苏维埃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的任务,“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而斗争”。[15]这个主张阐述的正是中央决策的意向: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甘,从而结束了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后落脚点多次变动的游离过程,选择了最佳方向。张闻天的这篇文章是党史军史重大转折关头的真实记载,既有客观事实又富有理论深度,被史学家誉为“在陇上留下的大手笔”。[16]
在哈达铺短暂休整后,陕甘支队继续北进,于9月27日到达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张闻天在这里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当前的形势。会议根据新了解到的情况,认为应该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17]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由此,陕北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心。
参考文献
[1]程中原著.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50.
[2][3][4][8][9][11][12][17]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252.253.253.60-61.265.266.267.268.
[5]毛泽东传(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357.
[6]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668.
[7]杨尚昆.坚持真理 竭忠尽智——缅怀张闻天同志[A].回忆张闻天[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6.
[10]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559-560.
[13][16]李荣珍.张闻天写于甘肃的几篇文稿[J].党的建设,2000(8).
[14][15]张闻天文集(一)[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569.571.
作者系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高级讲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卞吉赋
[关键词]张闻天;长征;落脚点;陕甘;贡献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5-0011-03
红军长征开始后,到哪里落脚?在哪里建立根据地?一直是党中央考虑的重大问题。在经过多次同张国焘“南下”主张斗争之后,中共中央从实际出发,最终确定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甘,并以此为立足点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在此过程中,遵义会议后形成的中央领导集体都为此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而作为党中央总书记和长征途中系列中央重要会议的主持人,张闻天更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了我们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会后,中央红军回师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于6月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会师后,如何正确分析形势,确定新的战略方针和红军行动方案,以打破蒋介石企图消灭红军的险恶计划,建立新的根据地,就成为党中央和红军的当务之急。
根据当时形势和红军所处地理位置,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决定向东、向北发展,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张国焘则对于红军冲破敌人围攻而胜利会师的有利态势估计不足,畏惧陈兵在平武、松潘一线的胡宗南的27个团而不敢北上,因而提出西进青海、西康等经济文化落后的区域发展,或者南下。
显然,两种战略方针存在着严重分歧。为了统一思想,中共中央决定在懋功县城附近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在会议召开的前两天,即6月24日,张闻天写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在当天出版的《前进报》上发表。[1]该文一方面论证了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正确性,另一方面指出张国焘的主张“是由于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与对于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而产生的”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就是要避免战争,放弃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任务,而变为无止境的逃跑”;在青海、西康地区难以解决红军给养的困难,而更“便利于敌人封锁我们”,而蒋介石也正想“把我们逐渐压迫到对红军极不利的西康与青海草原地区”。张闻天指出:“同右倾机会主义动摇做斗争,是目前整个党与工农红军的严重任务。”这篇文章为两河口会议确定北上的战略方针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在红军长征史上,这是最早的一篇系统阐述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明确批评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文献。[2]
6月26日,张闻天在两河口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做了关于战略方针和军事行动方案的报告,其基本内容是夺取松潘,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毛泽东也在会上发了言。张国焘虽然强调困难,但口头上还是表示同意报告提出的方案。在会议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张闻天做了总结发言,强调:“创造川甘陕苏区……这个战略方针是前进的,惟一正确的”,“要实现目前这个战略方针,首先就要进攻和控制松潘”。[3]会议一致通过北上的战略方针。2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并发出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4]
此时,张国焘虽然表面上表示赞成北上方针,同意打松潘,但在会后却暗中继续策划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并自恃枪多势众,提出所谓“统一指挥”、“组织问题”有待解决,公然向党争权。[5]他先提议由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接着,陈昌浩又向中央建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中央坚拒了张国焘等人的无理要求,但从团结北上的全局出发,7月18日,张闻天在芦花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将原来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
为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分清是非,促进一、四方面军团结,7月21日和22日,张闻天在芦花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中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工作。会议听取张国焘关于红四方面军工作情况汇报,张闻天做总结发言,他首先肯定了四方面军“一般领导是正确的”,部队“很有战斗能力”。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会后,张国焘勉强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向毛儿盖地区集中。然而,到了毛儿盖以后,他又一次动摇,诬蔑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和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同时提出要将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企图形成多数来控制党中央。在他的挑拨下,造成了四方面军对一方面军的异常恶劣的关系。由于张国焘一再拖延,贻误战机,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因敌情变化无法实现,红军不得不改道经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茫茫草地北上,给战略转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面对张国焘制造的危难局面,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从中国革命全局和全党全军的团结出发,为求得共同北上,促进张国焘转变和争取红四方面军,采取了特殊的和十分忍耐的方针。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沙窝召开。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这个文件不仅重申了中央的正确方针,而且针对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个多月来出现的主要问题,做了深刻而又具体的回答,既有力又策略地抵制和批评了张国焘主张“西进”或“南下”的错误战略方针、枪指挥党的军阀主义倾向、破坏两个方面军团结的恶劣行为,以及避战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强调指出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一、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这是在特殊情况下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一个范例。会议的另一项议程是组织问题。为了从大局出发,尽一切可能同张国焘搞好团结,会议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兼政委;红军总政治部由陈昌浩任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 在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现的情况下,红军总部于8月3日制定了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洮战役计划》,决定把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中央机关和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张国焘在沙窝会议上表示赞成会议决议,会后又拒不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他在右路军通过草地后,却率领左路军南返,并且背着中央,发密电给陈昌浩,要他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6],企图分裂红军和危害党中央。
9月12日,张闻天在俄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作报告,张闻天作总结发言。张闻天在总结发言中支持毛泽东所作的报告,旗帜鲜明地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阐述了中央尽量争取张国焘的正确方针。[7]他指出:过去几个月中,党中央千方百计地争取他,“用了许多方式,派代表,谈判,让步等,但终于分裂了”。关于同张国焘斗争的性质,张闻天明确指出:“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对张国焘错误发展的前途,张闻天同意毛泽东所做“反对中央,叛变革命”的估计,并具体指出:“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张闻天仍主张“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他还指出:“到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这只是在完全没有可能争取的时候。”[8]关于今后行动的方针,张闻天坚持两河口政治局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还强调指出:“应该通过许多问题的解释,使我们的干部更加团结,坚信我们是唯一正确的。”[9]毛泽东的报告和张闻天的上述发言,及时向红军广大指战员解释了中央单独率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的意图,明确了今后行动的方针,为党中央和长征红军顺利走出甘南、北上抗日,创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指明了方向。
俄界会议后,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此时,张国焘仍然力主南下,攻击中央北上方针是“秘密出走”。根据俄界会议精神,中共中央于9 月14日再次致电张国焘等,严正指出张国焘的错误和责任:“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为了中国革命的利益,中央“再一次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继续北进”。[10]但是,张国焘继续顽固坚持其错误主张,在分裂主义的道路上愈走愈远。
9月17日,红军经过英勇战斗一举突破天险腊子口。尔后,中央红军越过岷山于9月18日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20日,张闻天在哈达铺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组织部工作和干部问题。会议决定了陕甘支队的整编方案。[11]会议决定由张闻天起草俄界会议提出的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议。21日、22日,张闻天同毛泽东、博古一起,从当地获悉的近期国民党报刊中得知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在山西的活动和中共在陕、甘保存与发展了大片革命根据地的情况。这些消息对于经过万水千山,最终从险境中冲出来的这支8000人的红军队伍来说,其欣喜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他们遂立即在中央常委中商议改变9月12日俄界会议的战略方针,争取红军落脚陕北,实现8月毛儿盖会议决定的发展陕甘根据地的目标。[12]
为进一步论证这一目标的可行性,22日,张闻天在哈达铺写下题为《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的读书笔记,指出:“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是建筑在深刻的社会的、经济的与政治的矛盾之上的。反动统治无法解决这些矛盾,因而也无法消灭甚至防止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因此,“西北各省的苏维埃革命运动更是在大踏步的前进中。”在分析造成陕甘以至全国革命运动的基本原因后,张闻天得出结论:“能够解决产生中国革命基本矛盾的力量,只有中国革命党与它所领导的苏维埃政权。”这就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定在西北,而西北革命根据地最终能够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和大本营找到了理论依据和客观基础,事实也证明张闻天这种分析的科学性和准确性。[13]在深入全面分析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发展的主客观因素的基础上,张闻天提出陕甘支队继续前进的方向和任务:“响应着陕甘红军与赤色游击队的活动”,“同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14],完成8月20日的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提出的“联系存在于陕甘边之苏维埃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的任务,“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而斗争”。[15]这个主张阐述的正是中央决策的意向: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甘,从而结束了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后落脚点多次变动的游离过程,选择了最佳方向。张闻天的这篇文章是党史军史重大转折关头的真实记载,既有客观事实又富有理论深度,被史学家誉为“在陇上留下的大手笔”。[16]
在哈达铺短暂休整后,陕甘支队继续北进,于9月27日到达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张闻天在这里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当前的形势。会议根据新了解到的情况,认为应该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17]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由此,陕北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心。
参考文献
[1]程中原著.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50.
[2][3][4][8][9][11][12][17]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252.253.253.60-61.265.266.267.268.
[5]毛泽东传(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357.
[6]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668.
[7]杨尚昆.坚持真理 竭忠尽智——缅怀张闻天同志[A].回忆张闻天[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6.
[10]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559-560.
[13][16]李荣珍.张闻天写于甘肃的几篇文稿[J].党的建设,2000(8).
[14][15]张闻天文集(一)[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569.571.
作者系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高级讲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卞吉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