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东欧各国相继发生剧变。面对这一连串令世人目瞪口呆的多米诺坍塌，即使相信历史偶然性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其背后有着某种必然性因素。“二战”后，这些政权都是以人民的名义建立起来的，并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拥护。但在1988年，匈牙利游行队伍打出的标语却是“我们要生活”;在1989年9月，东德示威人群高喊的口号是“我们就是人民”。这表明，公众提出的要求已经不是解决权力的运用问题，而是要解决权力的来源问题。
　　许多历史学家都相信，东欧各国执政党失去权力是由于经济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生活远远比不上西方富裕。这也是当时东欧各官方的看法，如面对不断发生的群众示威和逃往西德的浪潮，东德哈内尔将军就认为：“这是因为人民对政府工作感到不满，对他们的住房条件和国家经济状况感到不满造成的。”但是，如果按照托克维尔的观点，尽管这种看法反映了部分史实，但却缺乏历史哲学的观照。
　　的确，由于东欧国家的计划经济是以重工业和基础建设为主，整个经济发展依靠的是投资，而不是消费，与西方市场经济相比，属于一种消费品匮乏的短缺经济。但另一方面，东欧各国的生活水平多年来一直在持续改善，比世界许多贫穷国家好得多。按照数据统计，即使从1985年至1989年，东欧各国的经济仍保持着低增长，西方历史学家迈耶克在1991年就认为：“从增长百分比来看，东欧的经济表现还是不错的。”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1989年东欧各国的示威浪潮中，并没有提出市场经济或经济平等的要求。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对于自由与平等有一个重要观点：法国革命的基调是追求平等，但却忘记了自由，摧毁社会差序格局的结果更有利于中央集权，因而产生了比旧制度更加专制的政府。同样，当初东欧知识分子与公众欢呼新世界的来临，也是主要受到平等的吸引，他们支持消灭私有制，支持剥夺一部分人的自由，并寄希望于国家力量来实现社会平等。正如波兰哲学家科拉科夫斯基所指出：“好像使我们幸福是万能的国家的义务。这一赋予我们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少的责任的倾向增加了极权主义发展的危险，并且培养了我们心甘情愿去接受这种发展的意愿。”
　　新制度带来了表面的平等，同时却取消了个人权利的种种保障。社会不复存在，国家全面控制每个人的生活、思想各个层面，人的存在与价值也完全受制于制度的目标与成就。托克维尔曾写道：“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这一判断在东欧得到印证，制度不仅压制自由，而且败坏道德，它使人们麻木自私，无视社会正义，甘愿生活在谎言中。这也是东欧知识分子在反抗极权时，特别关注自由与道德关系的原因。
　　然而，世上没有一个民族愿意为了所谓平等而永远忍受缺乏自由的生活。无论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还是1980年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抑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东欧各国出现的“萨米亚特”写作、青年人为主的“第二文化”以及“公民社会”的主张，实际上都是争取自由的行为，并且动摇了制度的根基。1989年的剧变不过是实现几十年来已经准备好的事情。从更久远的原因看，东欧的制度转型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回顾，是重新诉求自由。
　　历史证明，物质匮乏从来都不会导致社会大变革，反而会加强平等的诉求和权力的控制。也就是说，在极权时期，这样的剧变是不可能发生的，它只可能发生在试图在经济上进行某些改革，以满足公众一定消费水平的后极权时期。
　　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悖论，要维持极权，就必须维持一定程度的平等的贫穷;要维持后极权，就必须面对集权的松动和自由的诉求。
　　由于人性比制度更顽强，这一演进过程无法避免。最终，对于自由的诉求是必然要发生的，而且只要在一处发生，就会引起多米诺效应。这就是东欧剧变的根本原因，尽管此后东欧人仍然会面对自由与平等的冲突，但如果他们能记住教训，就不会再次为了平等而牺牲自由。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