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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刊上期“独家策划”以“教育公平”为主题可谓切中肯綮。笔者读书、执教十余年，对教育的畸形发展有切肤之感。窃以为，当下中国教育的畸形发展，与监督缺位有莫大关系。
几年前，笔者曾向相关部门举报学校年级组的小金库。由于信息准确，事情很快水落石出，有关部门收缴了部分款项。两个月后，校长在全校教监督缺位，容易忽视的教育畸病师大会上宣布此事是教师告密所为，其敲山震虎时引用的细节，竟然细到某天某时某刻某性别某口音用某号码举报某内容。因笔者用的是公用电话亭，有惊无虞，但足见教育系统的外部监督明显是缺位的。
这有中国政治体制通行的弊病。如查出“小金库”的部门，初战告捷后本应“宜将剩勇追穷寇”，但他们不仅没有惩戒当事人，还将部分罚没款“回流”给出轨者。无非是这些部门的干部子女也要读书，要和学校产生联系，学校趁此利害关系消解了监督者的权力。
另外，则由于中国教育行政管理的特殊性。如贵刊报道列举的开办改制班、名校分部、国际部等，都必须到教育部门取得行政许可。其间学校要付出不菲的“攻关费”，再从许可带来的巨额收益中获得报偿。某种意义上，教育局是学校的老板兼合伙人。教育局某些“不再审批新的改制学校”貌似正义的主张，不过想减少市场供应，以哄抬商品价格，保障“合伙人”的既得利益，进而达到“双赢”。
内部监督就更虚应故事。中国的中小学管理实行校长负责制，大小事务由校长拍板。校长是教育局指派任命的，权力自上而来，可以凌驾“民意”——即便全校教师在校长的年终测评上写“不满意”，测评结果也只是教育局长们权力博弈的一粒棋子。所以从制度上来说，内部监督是不可能的。此外，法律也存在先天不足，虽制定了《教育法》、《教师法》，但过于宽泛，如同戏文所唱“银样蜡枪头”，缺乏操作性。因此，即令有教师工会、教师代表大会等所谓的教师行使民主管理权力的机构，内部管理依然是不折不扣的强权政治，以身犯禁者将被作为异类逐出学校。
中国教育缺乏监督机制，教育监督的缺位是隐匿的，不像官场腐败那样会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和改革呼吁，这是它最危险所在。
表达权不应随意限制
陈杰人
北京人大常委会在《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条例》的修订草案中，明确了人大代表提建议的6个“禁区”，以杜绝人大代表的假公济私行为和荒唐言论。此举有严重不适之处，因其限制了人大代表的表达自由。人大代表制度的特色之一就是“代言”，过程中难免泥沙俱下，但这恰是民主的特色和真谛——各类意见得到充分表达。我国法律特别规定了人大代表在会议期间的所有言论不受法律追究，哪怕其言论违背了宪法和法律。表面是尊重人大代表，实际是尊重全体选民和民主制度本身。北京的限制性规定是因噎废食，而且以人大常委会的权力限制人大代表的权力，是典型的“反向民主”。其实，对于人大代表的任何意见，可以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充分辩论后作出决定，即便有的人大代表假公济私或谬论百出，选民完全有权根据民主原则，及时监督甚至罢免。
官场中介的体制背景
刘诚龙
官被骗，已不算新闻。一些无业游民冒充中央或省级领导的亲属，到一些“知府”行骗而屡屡得逞，一则说明当今跑官风之盛，通过领导身边人及其他关系铁的同僚、朋友等中介的绝非少数，二则折射出体制背景之深。以往官员升迁途径之一是论资排辈，现被改革为要年轻化，不拘一格降人才。本是好政策，但被一些人用歪了，结果大家都想快上，争相跑官，通过中介走南山捷径。又如，另一条隐性的最佳渠道，是隔级说话法。乡找市打招呼，县找省打条子，市找中央递个话，没法直接跑，就托付给官场中介。说到底，皆因用人机制是自上而下的任命制。本来，官员的才能政绩，其属下的人民看得最真，体验最深，但人民在官员的升迁问题上没有说话的权力，所谓提拔之前的考核，只是在官与官之间进行，不过是走过场。这就是跑官盛行，也是官场中介勃兴的体制背景。
且容“黑窝”
沐润风
北京市正出重拳打击城乡结合部的“黑窝点”，名日“查处取缔无照经营百日专项行动”。据说无照经营有三大特点，“从事小百货、小食品等小型服务经营，投资少，技术含量低；向城乡结合部、郊区发展‘老乡带老乡’”。事实上，这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对两手空空的进城农民来说，除了做些小本经营，还能怎样。很难想象，“黑窝点”捣毁后，他们除了犯罪、继续流浪或卷土重来，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在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结合部的“黑窝点”具有合理性，因为它们降低了农民进城的门槛和成本。第一代进城农民可能居住在这里，第二、第三代则可能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无论从“以人为本”(以所有人而不仅以城市人为本)的价值观出发，还是从城市长远发展的角度着眼，政府都应允许这类“黑窝点”存在。承认其合理性，并非放任自流，而是转为管理、引导和服务。
“大头决策”为何速成速死
毕 舸
黑龙江恢复强制婚检很快出现戏剧性的一幕：民政部门拒绝执行，国家计生委保持中立。一元意志的产物，料应如是。检视几个相关法律，也在走极端：极端摇摆，要么突然全国取消婚检，要么一风闻“婴儿出生缺陷率上升”就忙不迭恢复强制。几个人大头一拍，决策产生。朝闻令，夕可死。法律修来改去，须警惕背后的利益博弈。社会学家孙立平说，定型化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力量开始操控社会的变革过程。掌握权力或资本的商人、强势垄断行业甚至某些政府部门正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扩张。“大头决策”不是冒失的“大头”，而是伪装的“大头”。它的速成与速死，未必是民意的胜利、舆论监督的成功，可能是强势力量之间的抵牾与再平衡，下一次还会以全新包装卷土重来。
几年前，笔者曾向相关部门举报学校年级组的小金库。由于信息准确，事情很快水落石出，有关部门收缴了部分款项。两个月后，校长在全校教监督缺位，容易忽视的教育畸病师大会上宣布此事是教师告密所为，其敲山震虎时引用的细节，竟然细到某天某时某刻某性别某口音用某号码举报某内容。因笔者用的是公用电话亭，有惊无虞，但足见教育系统的外部监督明显是缺位的。
这有中国政治体制通行的弊病。如查出“小金库”的部门，初战告捷后本应“宜将剩勇追穷寇”，但他们不仅没有惩戒当事人，还将部分罚没款“回流”给出轨者。无非是这些部门的干部子女也要读书，要和学校产生联系，学校趁此利害关系消解了监督者的权力。
另外，则由于中国教育行政管理的特殊性。如贵刊报道列举的开办改制班、名校分部、国际部等，都必须到教育部门取得行政许可。其间学校要付出不菲的“攻关费”，再从许可带来的巨额收益中获得报偿。某种意义上，教育局是学校的老板兼合伙人。教育局某些“不再审批新的改制学校”貌似正义的主张，不过想减少市场供应，以哄抬商品价格，保障“合伙人”的既得利益，进而达到“双赢”。
内部监督就更虚应故事。中国的中小学管理实行校长负责制，大小事务由校长拍板。校长是教育局指派任命的，权力自上而来，可以凌驾“民意”——即便全校教师在校长的年终测评上写“不满意”，测评结果也只是教育局长们权力博弈的一粒棋子。所以从制度上来说，内部监督是不可能的。此外，法律也存在先天不足，虽制定了《教育法》、《教师法》，但过于宽泛，如同戏文所唱“银样蜡枪头”，缺乏操作性。因此，即令有教师工会、教师代表大会等所谓的教师行使民主管理权力的机构，内部管理依然是不折不扣的强权政治，以身犯禁者将被作为异类逐出学校。
中国教育缺乏监督机制，教育监督的缺位是隐匿的，不像官场腐败那样会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和改革呼吁，这是它最危险所在。
表达权不应随意限制
陈杰人
北京人大常委会在《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条例》的修订草案中，明确了人大代表提建议的6个“禁区”，以杜绝人大代表的假公济私行为和荒唐言论。此举有严重不适之处，因其限制了人大代表的表达自由。人大代表制度的特色之一就是“代言”，过程中难免泥沙俱下，但这恰是民主的特色和真谛——各类意见得到充分表达。我国法律特别规定了人大代表在会议期间的所有言论不受法律追究，哪怕其言论违背了宪法和法律。表面是尊重人大代表，实际是尊重全体选民和民主制度本身。北京的限制性规定是因噎废食，而且以人大常委会的权力限制人大代表的权力，是典型的“反向民主”。其实，对于人大代表的任何意见，可以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充分辩论后作出决定，即便有的人大代表假公济私或谬论百出，选民完全有权根据民主原则，及时监督甚至罢免。
官场中介的体制背景
刘诚龙
官被骗，已不算新闻。一些无业游民冒充中央或省级领导的亲属，到一些“知府”行骗而屡屡得逞，一则说明当今跑官风之盛，通过领导身边人及其他关系铁的同僚、朋友等中介的绝非少数，二则折射出体制背景之深。以往官员升迁途径之一是论资排辈，现被改革为要年轻化，不拘一格降人才。本是好政策，但被一些人用歪了，结果大家都想快上，争相跑官，通过中介走南山捷径。又如，另一条隐性的最佳渠道，是隔级说话法。乡找市打招呼，县找省打条子，市找中央递个话，没法直接跑，就托付给官场中介。说到底，皆因用人机制是自上而下的任命制。本来，官员的才能政绩，其属下的人民看得最真，体验最深，但人民在官员的升迁问题上没有说话的权力，所谓提拔之前的考核，只是在官与官之间进行，不过是走过场。这就是跑官盛行，也是官场中介勃兴的体制背景。
且容“黑窝”
沐润风
北京市正出重拳打击城乡结合部的“黑窝点”，名日“查处取缔无照经营百日专项行动”。据说无照经营有三大特点，“从事小百货、小食品等小型服务经营，投资少，技术含量低；向城乡结合部、郊区发展‘老乡带老乡’”。事实上，这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对两手空空的进城农民来说，除了做些小本经营，还能怎样。很难想象，“黑窝点”捣毁后，他们除了犯罪、继续流浪或卷土重来，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在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结合部的“黑窝点”具有合理性，因为它们降低了农民进城的门槛和成本。第一代进城农民可能居住在这里，第二、第三代则可能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无论从“以人为本”(以所有人而不仅以城市人为本)的价值观出发，还是从城市长远发展的角度着眼，政府都应允许这类“黑窝点”存在。承认其合理性，并非放任自流，而是转为管理、引导和服务。
“大头决策”为何速成速死
毕 舸
黑龙江恢复强制婚检很快出现戏剧性的一幕：民政部门拒绝执行，国家计生委保持中立。一元意志的产物，料应如是。检视几个相关法律，也在走极端：极端摇摆，要么突然全国取消婚检，要么一风闻“婴儿出生缺陷率上升”就忙不迭恢复强制。几个人大头一拍，决策产生。朝闻令，夕可死。法律修来改去，须警惕背后的利益博弈。社会学家孙立平说，定型化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力量开始操控社会的变革过程。掌握权力或资本的商人、强势垄断行业甚至某些政府部门正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扩张。“大头决策”不是冒失的“大头”，而是伪装的“大头”。它的速成与速死，未必是民意的胜利、舆论监督的成功，可能是强势力量之间的抵牾与再平衡，下一次还会以全新包装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