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8年到1982年，父亲一直在本溪市交通局担任领导职务。他勤恳敬业，清正廉洁，为我们全家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本溪的公路建设还比较落后，市县两级公路大多依山川而建，路基、涵洞、桥梁质量等级都不是很高。每到雨季，全市的公路不是这儿的路基被冲毁了，就是那儿的桥涵被冲断了。当时，父亲单位只有一辆布篷吉普车，在雨季就成了他的“专车”，哪里出现险情，他就出现在哪里。父亲常常半夜被叫走，有时过好几天才能回来，回到家时总是满身泥土，一脸疲倦，话也不说，饭也不吃，倒头就睡。
　　我在工廠当学徒工时，也不知道师傅们从哪儿知道我的父亲是干部，他们好奇地问我：“给你家送礼的肯定不少吧？”对于我否定的回答，他们还半信半疑。
　　父亲和礼物的故事，说来话长。首先，父亲有个习惯，就是工作尽量在单位进行，偶尔有叔叔来我家谈工作，也都是三言两语，谈完了就走人。记得有一次，天快黑了，一位叔叔拎着一个白布袋子敲开了我家的门，说是给我家送些花生。父亲赶紧出来，让他把礼物拿回去。只见父亲为了拒收这袋花生，连说带比画，肢体语言很丰富，说话结结巴巴，脸也憋得通红，完全不像他平时那样稳健老到。那位叔叔非常无奈，只好拎着花生回去了。
　　另外，父亲从没有到哪个市领导家串过门、送过礼，但和几位老战友之间则“礼尚往来”，“礼物”都很轻，里面更多的是弥足珍贵的同志心、战友情。
　　经常来我家的郭兆林伯伯，在抗美援朝期间是父亲所在师的炮兵主任。他到我家的第一句话总是：“有什么好吃的呀？”然后就到厨房里翻箱倒柜，找到什么吃什么。有时厨房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他就开“骂”了：“赵光腚，穷光蛋！”母亲就反唇相讥：“洪洞县里无好人！”因为郭伯伯是山西洪洞县人。
　　有一年初冬，郭伯伯发现我穿的棉胶鞋旧得不成样子，还打了好几个补丁。他埋怨了我父亲几句，过了几天拿来一双新鞋，对我说：“试试合适不？如果合适就穿着吧。”由于父母经常告诫我不许要别人的东西，所以我不敢收，只是用恳求的眼光看着父亲。见父亲示意我收下，我兴高采烈地穿上了新鞋，过了一个温暖的冬天。这是我见到父亲第一次“收礼”。
　　父亲是山西临猗县人，家乡盛产红枣、红辣椒和棉花。有一次，奶奶从老家给我们寄来了辣椒面，父亲就把辣椒面分了一半用纸包上，让我给秦学颜伯伯送去。秦伯伯是老红军，和父亲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在同一个院子居住，关系很好。我把辣椒面送过去后，秦伯伯打趣我说：“山西的辣椒面确实好，香得很，就是你爸爸太小气了，才给我这么一点儿！”我觉得父亲受了“冤枉”，赶紧解释说：“奶奶给我们寄的也不多，这还是给了你一半呢！”秦伯伯听后哈哈大笑。
　　回忆父亲和礼物的故事，是对父亲的一种缅怀。但我认为，继承我家的光荣传统和父亲的优秀品格，才是对父亲最好的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