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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些政治家和专家都非常崇尚“传统婚姻”——这听起来有些怀旧，总能联想到爷爷奶奶的有柔焦功能的宝丽来相机。当婚姻成为地位不等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时，几乎没有人会考虑到婚姻传统的真正根基。即使是现在，合法的婚姻并不是以两人之间的感情为衡量标准，而是看双方是否有能力共享社会保险和税收福利。事实上，为爱结婚的这一概念才是非传统的。
传统婚姻的十万个为什么
在大多数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上，婚姻是为了最大化稳定财产的安排。《婚姻的历史》一书的作者伊丽莎白·阿博特说，在远古时期，结婚是为了联结不同的部落，巩固有利于双方经济的关系。“因为这是种财政的安排，所以婚姻也就被认为是种财政安排，并且也是以财政的形式维持下去的。这是不同家族之间的协定。比如，我是印刷工，你是制纸工，那我们就可以为下一代联姻，我们的生意也会因此有所提高。”即使是蜜月——经常被叫做“婚礼旅行”，也是一种公共事务，双方父母，兄弟姐妹，还有些近亲一起旅行，从而加强双方之间新建立的家族关系。
中世纪时期，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不仅是公认的社会习俗，还被记载在习惯法上。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中，已婚妇女必须要放弃个人财富以及财产所有权并全都移交给丈夫。最终，这一体系成为了人们所熟知的“覆盖”体系，结婚的夫妇就此成为了一个单一的个体，丈夫掌握了所有的权力。美国人是让妻子冠以夫姓，这一方式最初来源于英国，是为了加强父系的继承权，这意味着女性是附属于丈夫的，所以，当女性宣读了结婚誓词，她就丧失了个人权利。
在犹太人的信仰中，“契约”就是传统的婚前合同，写明了丈夫的权利以及责任。这种契约始于1690年法国的尼斯。
在这样的法律规定下，孩子就被视为一种资产，部分是因为家长期望他们将来在家族企业工作。阿博特说：“人们把孩子当作工具。他们可能爱孩子，但即使是这样，孩子们还是有义务去扩大家族的经济利益，人们认为这事对整个家族都是有益的。”
阿博特描述了一个典型例子：在15世纪的英国有一场安排好的婚姻，准新娘的父亲有好几个女儿，他直到婚礼的早晨才选出了要结婚的那个女儿。由于丈夫拥有一切合法权力，所以当一场婚姻以失效，离婚，分居结尾时，女性几乎都得不到孩子的监护权。
社会对于个人独立性的制约也加强了婚姻是经济必需品的这一理念。“在中世纪英国的主导体系下，即使你已经学徒期满，要是你没有结婚，你就不能成为该行业的大师”，阿博特说道，“婚姻是成人标志的必要部分，婚姻是社会的核心，已婚者总是会被给予更多的权利，他们会被认为更具责任感。”结婚没有一定的年龄规定，只要结婚了就能获得公民的权利，至少对男性来说是这样的。
婚姻不平等，法律来保证
虽然女性屈居二等地位，但人们还是希望她们能把自己的财产以嫁妆的形式——金钱、土地、实物财产等带入婚姻。但女性最具价值的财产就是她们的贞洁。在进行节育措施与亲子鉴定之前，新娘的贞洁是保证男方血统纯正的必要方式。女性与她们所生的孩子有血缘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父亲只能通过成为新娘唯一的男性交配者来保证与孩子的直系血缘关系。女性的不忠是个禁忌，因为这会潜移默化地影响遗传基因，造成基因不纯正，这也是我们至今还在努力解决的问题。
人们崇尚女性的贞操，但却接受男性的不忠，足够富有的男性可以娶很多妻子，包养情妇，甚至是男性“伴侣”。《婚姻，一部历史：爱情是怎样征服婚姻的》作者斯蒂芬妮·孔茨说，基督教的传播有利于废除一夫多妻制，但几乎没有社会制约效力。“数世纪以来，一夫一妻制似乎是名存实亡，尤其对于男性来说，他们总是希望有很多情人。我们有一些18世纪末的信件及日记，里面记载了男性向女方的男性亲友吹嘘他们的桃色事件，这些在如今是万万不能干的。”
在中世纪后期，教会对于一夫一妻制持坚定的立场，但合法的婚姻还是很容易获得。然而，因为越来越多的男女都试图私奔或不征求教会同意就结婚，教会就设置了更高的结婚门槛。为了抑制“秘密”结婚或者不经父母同意就结婚的事件增加，政府官员开始从教会手中夺取制定婚姻合法程序的权力。“贵族阶层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同意家人可以决定子女的结婚人选”，以确保他们的财富不会被错误支配。
法国在1557年制定了第一个婚姻法令，将女性的结婚年龄提至25岁，男性提至30岁，并要求双方在到达法定结婚年龄前取得父母的同意，要是不这样做的人可能会被依法剥夺继承权。英国又花了两个世纪的时间才在1753年通过《婚姻法》从而提高了结婚标准。如此一来就产生了一些必需的婚姻程序，包括公共“禁忌”，结婚通告，年龄证明，还有家庭成员的明确同意。
18世纪时，全球化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大部分富足的父母无法控制的速度改变着世界。孔茨说：“随着雇佣劳动的发展，年轻人开始摆脱父母，独立地做决定。如果我是个年轻的女子，我会出去赚自己的嫁妆钱，而不是等着我的父母在我嫁给他们认可的人后才赠予我嫁妆。或者，如果我是个年轻的男子，我就不必等着继承农场；我可以搬到我想去的地方生活。启蒙运动极大地唤醒了个人自由意识，当然，还有法国和美国在18世纪宣扬人类有权利‘追求幸福’的运动。”
随着这种支持个人选择的哲学的传播，许多年轻人想要在选择未来伴侣的问题上有更多的发言权。阿博特说：“要求取得结婚双方一致同意的想法被认为是激进的。”其实，还有更激进的想法：婚姻是情感问题，而不是财务或理性问题。
爱情是婚姻的绊脚石
虽然“爱情”的概念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记载，但这从来不是婚姻的理由。阿博特说：“爱情不是结婚的理由。爱情是种欲望，是种终会消散的东西。如果你是个男人，你可以对情人有爱意或欲望，但如果你是个女的，你就得压抑这种情愫。因为在婚姻中渴望爱情会遭到谴责。”
事实上，数千年来，爱情都被看作是婚姻的阻碍，它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婚姻问题。“大多数社会都有过浪漫的爱情——混合着激情，迷恋和将对方浪漫化，”孔茨说，“但是这些东西一旦涉及到婚姻就会变得不合适。法国南部的贵族相信真正的浪漫爱情只有在暧昧关系中才可能出现，因为婚姻就是关乎政治，经济和买卖的事情。舍弃婚姻才有真正的爱情。” 19世纪，爱情与金钱之间的摩擦达到了极端。西方世界朝着更加现代化的方向前进，工业化社会建立了雇佣劳动制，情感的结合变得更加私人化，更加关注直系亲属和朋友。同时，大众传媒宣传像情人节这样的一些节日，以及剪贴本这样的怀旧习惯来促进情感倾向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从文化层面上来说，爱情只是空中楼阁。维多利亚女王与阿尔伯特王子在1840年的结合也只是为了签署协议。虽然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的婚姻是王室一手包办的，但它还是被视为“真爱的结合”，是巩固了浪漫关系的新典范。他们的婚礼也正好赶上了早期印刷媒体的传播，因此，欧洲以及北美的所有读者都可以看到这场盛典。
阿博特说：“数不清的报道，还有数吨的照片都记录了维多利亚的婚礼。在维多利亚结婚后的二至四周内，杂志重新刊登了她结婚的每个细节。维多利亚女王选择了橘色的花当花环，精致的白裙，后摆的裙裾有些可笑，每个细节都被发送到大洋彼岸，女性可以在女性杂志上尽情地欣赏。她的婚纱成了模版，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直到今天，美国婚纱的许多元素仍然取自于维多利亚的婚纱，尤其是穿白色裙子的传统。
然而，在贵族世界之外，女性还是得通过合理的视角看待浪漫的爱情。“女性非常努力地想要尝试去爱一个对的人，去验证爱情，但大多数女性对此还是比较理性的。”孔茨说，“女性在日记里写道‘好吧，我的心是如此想靠近他，但我不确定他是否值得我去爱’，她们是真的努力迫使自己去爱一个对的人。”
“因为男人有更多的权力，所以他们就没那么多烦恼。男人可以真正地谈恋爱，一旦他结婚了，他就不会任由妻子耍小性子，而妻子总会容忍丈夫的一时兴起。这与我们本以为女性更加情绪化的偏见截然相反，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情绪化。而当女性闹脾气时，她总会付出代价。”
同时，19世纪60年代，钢产量的激增，以及后来铁路的普及都完全改变了西方世界的面貌。20年后，电灯的问世又加速了这种转变。随着美国的工业化程度不断加深，以及城市人口爆炸性的增长，男性和女性都有更多地机会靠自己生活，工作，他们可以脱离保护他们的家庭，与外界互动。
在恋爱时期，女性就只有很少的掌控权，结婚后，她们就得完全顺从于丈夫的合法权力。孔茨说：“在许多婚姻中，丈夫对待妻子的态度已有所提高，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使得女性更加依赖爱情，更加期望‘得到’或‘维持爱情’。”
19世纪的“婚姻指南”
妻子怎样才能得到丈夫的爱呢？她得成为一位完美的家庭主妇。阿博特把热衷于家庭主妇的这段时期称为“家庭热”——将女性无性化，并把抚养孩子当作她们的首要目标。完美的妻子作为家中的天使，必须身心都纯洁，要满足丈夫的性需求，但自己不能期望有性生活，也不能自己先提出性生活。阿博特说：“这是对女性的新要求。”
政治家、科学家以及知识分子都开始宣称女性是“纯洁的”，她们天生对性就不感兴趣。“人们非常担心自由恋爱的婚姻会不稳定，年轻人会越来越独立，而我认为浪漫的感情有助于打消这种担心，反驳一些对立的，危险论的观点。”孔茨解释道，“人们害怕基于爱情的婚姻不仅会导致离婚，而且还会增加婚外情和非婚生育的概率。对于这一担心的回应就是，女性是纯洁的。真爱主要不是关乎性的——只有坏女孩才喜欢性。”许多现代的观点认为已婚妇女的角色由维多利亚时期的家庭主妇和依赖浪漫的女性形象转变为了寻找合适伴侣的女性形象。
19世纪晚期，一种新型的婚姻手册以及家庭主妇杂志开始流行，它们给了妇女大量的指导，帮助她们维持幸福的婚姻。这些出版物涵盖了妻子职责的方方面面，有《圣经》中的女性角色观点，打扫屋子的建议，还有应付家暴丈夫的建议。这些刊物还会经常针对爱情和金钱之间纠缠不清的问题给出建议。
哈兰德在1889年出版的书《房子和家庭：家庭主妇全指导》中写道：“没有爱情的婚姻就像是合法化的犯罪。不是基于互相欣赏和共同责任的婚姻是极其愚蠢的，其严重程度相当于犯罪一样。”虽然 坚持认为爱情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感觉意味着彼此尊重，互相欣赏，而不是一时的意乱情迷。她也强调了已婚夫妻出现的最多的问题就是财产分割，她强烈推荐将丈夫的收入平均分摊。她认为女性为家庭财富做出了贡献，但是爱情却实实在在地破坏了这种看法，“……假如你们两个合开了一家公司，你分给她公平的股份。这种行为就只是分割，不是礼物。”
哈兰德的书出版后，小型的家用产品和交易体系，工厂员工和工薪岗位都发生了变化，并且丈夫与妻子的经济角色完全区分开来了。“不同领域”的思想就体现了这种分离状态，也就创造了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家庭与家庭收入是分开的，因此女性的角色就不再被视为属于经济领域。阿伯特说：“女性干活不叫‘工作’，但许多女性还是要付房租，抚养孩子，卖鸡蛋，做馅饼和果酱，然后出去卖。”
虽然19世纪的许多产品都发生了变化，但一些持家的建议还是帮助了妻子维持一段长久的婚姻。
孔茨解释说，在《婚姻，一段历史》中，人们不再将许多家庭事务视为重要的经济活动。“在以前的家务管理概念中，人们认为女性的劳作是家庭经济保障的重要因素。妻子被认为是生活中的‘好帮手’。但是随着家务管理变为‘家政’，女性劳作就被视为一种爱的表现，而不是生存的贡献因素。”
20世纪，爱情赋予婚姻更多权利
随着女性逐渐获得自由，并在家庭之外找到了受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机会，爱情对于女性也就成为了一种可行的选择。阿博特说：“以前的女性在家里遭到家暴时也只是一笑而过，默默忍受，而现在的女性可不愿忍受恶劣的夫妻关系。”19世纪的政治运动，包括废除黑奴制度，呼吁女性拥有选举权等，将男女平等的思想广为传播，女性的地位也开始转变。
历经数千年，婚姻的传统目标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维持生活到现在的找寻成就感——一个更加难以捉摸的目标。“婚姻带给夫妻双方的个人满足感是很重要的，”阿博特继续说道，“夫妻双方都希望对方能成为自己最主要的情感依靠。家就该是爱情、激情、情感支持和两性满足的地方。平等主义还是遥不可及的，但是女性逐渐要求并获得了更多的权利。”1920年女性拥有选举权的法案通过后，爱情与婚姻就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爱情在婚姻中的地位远远超过了家长的经济动机。
自此，我们一直参与社会活动来忘记这段不愉快的历史，尽管现在结婚还会考虑财务问题。我们想要相信，婚姻是双方对爱情誓言的衷心确认，但婚姻的法律定义仍然集中于收入，继承和其他金钱方面。夫妻双方总是会通过列出合法结婚证赋予的一系列联邦权益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孔茨说：“我认为我们没有走进婚姻的死胡同，尤其在美国，婚姻仍然是人们所能想到的对于承诺的最佳表达方式。但我也确实认为人们对于重复结婚离婚越来越接受。”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随着结婚率越来越低，单亲家庭越来越多，核心家庭越来越少，我们为什么还要给予已婚者更多好处，而拒绝未婚者呢？可能从受压迫的历史中获得的感悟可以促进一些政策的制定，不论性别、性取向和感情状态，平等对待每个公民。
传统婚姻的十万个为什么
在大多数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上，婚姻是为了最大化稳定财产的安排。《婚姻的历史》一书的作者伊丽莎白·阿博特说，在远古时期，结婚是为了联结不同的部落，巩固有利于双方经济的关系。“因为这是种财政的安排，所以婚姻也就被认为是种财政安排，并且也是以财政的形式维持下去的。这是不同家族之间的协定。比如，我是印刷工，你是制纸工，那我们就可以为下一代联姻，我们的生意也会因此有所提高。”即使是蜜月——经常被叫做“婚礼旅行”，也是一种公共事务，双方父母，兄弟姐妹，还有些近亲一起旅行，从而加强双方之间新建立的家族关系。
中世纪时期，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不仅是公认的社会习俗，还被记载在习惯法上。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中，已婚妇女必须要放弃个人财富以及财产所有权并全都移交给丈夫。最终，这一体系成为了人们所熟知的“覆盖”体系，结婚的夫妇就此成为了一个单一的个体，丈夫掌握了所有的权力。美国人是让妻子冠以夫姓，这一方式最初来源于英国，是为了加强父系的继承权，这意味着女性是附属于丈夫的，所以，当女性宣读了结婚誓词，她就丧失了个人权利。
在犹太人的信仰中，“契约”就是传统的婚前合同，写明了丈夫的权利以及责任。这种契约始于1690年法国的尼斯。
在这样的法律规定下，孩子就被视为一种资产，部分是因为家长期望他们将来在家族企业工作。阿博特说：“人们把孩子当作工具。他们可能爱孩子，但即使是这样，孩子们还是有义务去扩大家族的经济利益，人们认为这事对整个家族都是有益的。”
阿博特描述了一个典型例子：在15世纪的英国有一场安排好的婚姻，准新娘的父亲有好几个女儿，他直到婚礼的早晨才选出了要结婚的那个女儿。由于丈夫拥有一切合法权力，所以当一场婚姻以失效，离婚，分居结尾时，女性几乎都得不到孩子的监护权。
社会对于个人独立性的制约也加强了婚姻是经济必需品的这一理念。“在中世纪英国的主导体系下，即使你已经学徒期满，要是你没有结婚，你就不能成为该行业的大师”，阿博特说道，“婚姻是成人标志的必要部分，婚姻是社会的核心，已婚者总是会被给予更多的权利，他们会被认为更具责任感。”结婚没有一定的年龄规定，只要结婚了就能获得公民的权利，至少对男性来说是这样的。
婚姻不平等，法律来保证
虽然女性屈居二等地位，但人们还是希望她们能把自己的财产以嫁妆的形式——金钱、土地、实物财产等带入婚姻。但女性最具价值的财产就是她们的贞洁。在进行节育措施与亲子鉴定之前，新娘的贞洁是保证男方血统纯正的必要方式。女性与她们所生的孩子有血缘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父亲只能通过成为新娘唯一的男性交配者来保证与孩子的直系血缘关系。女性的不忠是个禁忌，因为这会潜移默化地影响遗传基因，造成基因不纯正，这也是我们至今还在努力解决的问题。
人们崇尚女性的贞操，但却接受男性的不忠，足够富有的男性可以娶很多妻子，包养情妇，甚至是男性“伴侣”。《婚姻，一部历史：爱情是怎样征服婚姻的》作者斯蒂芬妮·孔茨说，基督教的传播有利于废除一夫多妻制，但几乎没有社会制约效力。“数世纪以来，一夫一妻制似乎是名存实亡，尤其对于男性来说，他们总是希望有很多情人。我们有一些18世纪末的信件及日记，里面记载了男性向女方的男性亲友吹嘘他们的桃色事件，这些在如今是万万不能干的。”
在中世纪后期，教会对于一夫一妻制持坚定的立场，但合法的婚姻还是很容易获得。然而，因为越来越多的男女都试图私奔或不征求教会同意就结婚，教会就设置了更高的结婚门槛。为了抑制“秘密”结婚或者不经父母同意就结婚的事件增加，政府官员开始从教会手中夺取制定婚姻合法程序的权力。“贵族阶层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同意家人可以决定子女的结婚人选”，以确保他们的财富不会被错误支配。
法国在1557年制定了第一个婚姻法令，将女性的结婚年龄提至25岁，男性提至30岁，并要求双方在到达法定结婚年龄前取得父母的同意，要是不这样做的人可能会被依法剥夺继承权。英国又花了两个世纪的时间才在1753年通过《婚姻法》从而提高了结婚标准。如此一来就产生了一些必需的婚姻程序，包括公共“禁忌”，结婚通告，年龄证明，还有家庭成员的明确同意。
18世纪时，全球化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大部分富足的父母无法控制的速度改变着世界。孔茨说：“随着雇佣劳动的发展，年轻人开始摆脱父母，独立地做决定。如果我是个年轻的女子，我会出去赚自己的嫁妆钱，而不是等着我的父母在我嫁给他们认可的人后才赠予我嫁妆。或者，如果我是个年轻的男子，我就不必等着继承农场；我可以搬到我想去的地方生活。启蒙运动极大地唤醒了个人自由意识，当然，还有法国和美国在18世纪宣扬人类有权利‘追求幸福’的运动。”
随着这种支持个人选择的哲学的传播，许多年轻人想要在选择未来伴侣的问题上有更多的发言权。阿博特说：“要求取得结婚双方一致同意的想法被认为是激进的。”其实，还有更激进的想法：婚姻是情感问题，而不是财务或理性问题。
爱情是婚姻的绊脚石
虽然“爱情”的概念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记载，但这从来不是婚姻的理由。阿博特说：“爱情不是结婚的理由。爱情是种欲望，是种终会消散的东西。如果你是个男人，你可以对情人有爱意或欲望，但如果你是个女的，你就得压抑这种情愫。因为在婚姻中渴望爱情会遭到谴责。”
事实上，数千年来，爱情都被看作是婚姻的阻碍，它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婚姻问题。“大多数社会都有过浪漫的爱情——混合着激情，迷恋和将对方浪漫化，”孔茨说，“但是这些东西一旦涉及到婚姻就会变得不合适。法国南部的贵族相信真正的浪漫爱情只有在暧昧关系中才可能出现，因为婚姻就是关乎政治，经济和买卖的事情。舍弃婚姻才有真正的爱情。” 19世纪，爱情与金钱之间的摩擦达到了极端。西方世界朝着更加现代化的方向前进，工业化社会建立了雇佣劳动制，情感的结合变得更加私人化，更加关注直系亲属和朋友。同时，大众传媒宣传像情人节这样的一些节日，以及剪贴本这样的怀旧习惯来促进情感倾向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从文化层面上来说，爱情只是空中楼阁。维多利亚女王与阿尔伯特王子在1840年的结合也只是为了签署协议。虽然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的婚姻是王室一手包办的，但它还是被视为“真爱的结合”，是巩固了浪漫关系的新典范。他们的婚礼也正好赶上了早期印刷媒体的传播，因此，欧洲以及北美的所有读者都可以看到这场盛典。
阿博特说：“数不清的报道，还有数吨的照片都记录了维多利亚的婚礼。在维多利亚结婚后的二至四周内，杂志重新刊登了她结婚的每个细节。维多利亚女王选择了橘色的花当花环，精致的白裙，后摆的裙裾有些可笑，每个细节都被发送到大洋彼岸，女性可以在女性杂志上尽情地欣赏。她的婚纱成了模版，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直到今天，美国婚纱的许多元素仍然取自于维多利亚的婚纱，尤其是穿白色裙子的传统。
然而，在贵族世界之外，女性还是得通过合理的视角看待浪漫的爱情。“女性非常努力地想要尝试去爱一个对的人，去验证爱情，但大多数女性对此还是比较理性的。”孔茨说，“女性在日记里写道‘好吧，我的心是如此想靠近他，但我不确定他是否值得我去爱’，她们是真的努力迫使自己去爱一个对的人。”
“因为男人有更多的权力，所以他们就没那么多烦恼。男人可以真正地谈恋爱，一旦他结婚了，他就不会任由妻子耍小性子，而妻子总会容忍丈夫的一时兴起。这与我们本以为女性更加情绪化的偏见截然相反，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情绪化。而当女性闹脾气时，她总会付出代价。”
同时，19世纪60年代，钢产量的激增，以及后来铁路的普及都完全改变了西方世界的面貌。20年后，电灯的问世又加速了这种转变。随着美国的工业化程度不断加深，以及城市人口爆炸性的增长，男性和女性都有更多地机会靠自己生活，工作，他们可以脱离保护他们的家庭，与外界互动。
在恋爱时期，女性就只有很少的掌控权，结婚后，她们就得完全顺从于丈夫的合法权力。孔茨说：“在许多婚姻中，丈夫对待妻子的态度已有所提高，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使得女性更加依赖爱情，更加期望‘得到’或‘维持爱情’。”
19世纪的“婚姻指南”
妻子怎样才能得到丈夫的爱呢？她得成为一位完美的家庭主妇。阿博特把热衷于家庭主妇的这段时期称为“家庭热”——将女性无性化，并把抚养孩子当作她们的首要目标。完美的妻子作为家中的天使，必须身心都纯洁，要满足丈夫的性需求，但自己不能期望有性生活，也不能自己先提出性生活。阿博特说：“这是对女性的新要求。”
政治家、科学家以及知识分子都开始宣称女性是“纯洁的”，她们天生对性就不感兴趣。“人们非常担心自由恋爱的婚姻会不稳定，年轻人会越来越独立，而我认为浪漫的感情有助于打消这种担心，反驳一些对立的，危险论的观点。”孔茨解释道，“人们害怕基于爱情的婚姻不仅会导致离婚，而且还会增加婚外情和非婚生育的概率。对于这一担心的回应就是，女性是纯洁的。真爱主要不是关乎性的——只有坏女孩才喜欢性。”许多现代的观点认为已婚妇女的角色由维多利亚时期的家庭主妇和依赖浪漫的女性形象转变为了寻找合适伴侣的女性形象。
19世纪晚期，一种新型的婚姻手册以及家庭主妇杂志开始流行，它们给了妇女大量的指导，帮助她们维持幸福的婚姻。这些出版物涵盖了妻子职责的方方面面，有《圣经》中的女性角色观点，打扫屋子的建议，还有应付家暴丈夫的建议。这些刊物还会经常针对爱情和金钱之间纠缠不清的问题给出建议。
哈兰德在1889年出版的书《房子和家庭：家庭主妇全指导》中写道：“没有爱情的婚姻就像是合法化的犯罪。不是基于互相欣赏和共同责任的婚姻是极其愚蠢的，其严重程度相当于犯罪一样。”虽然 坚持认为爱情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感觉意味着彼此尊重，互相欣赏，而不是一时的意乱情迷。她也强调了已婚夫妻出现的最多的问题就是财产分割，她强烈推荐将丈夫的收入平均分摊。她认为女性为家庭财富做出了贡献，但是爱情却实实在在地破坏了这种看法，“……假如你们两个合开了一家公司，你分给她公平的股份。这种行为就只是分割，不是礼物。”
哈兰德的书出版后，小型的家用产品和交易体系，工厂员工和工薪岗位都发生了变化，并且丈夫与妻子的经济角色完全区分开来了。“不同领域”的思想就体现了这种分离状态，也就创造了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家庭与家庭收入是分开的，因此女性的角色就不再被视为属于经济领域。阿伯特说：“女性干活不叫‘工作’，但许多女性还是要付房租，抚养孩子，卖鸡蛋，做馅饼和果酱，然后出去卖。”
虽然19世纪的许多产品都发生了变化，但一些持家的建议还是帮助了妻子维持一段长久的婚姻。
孔茨解释说，在《婚姻，一段历史》中，人们不再将许多家庭事务视为重要的经济活动。“在以前的家务管理概念中，人们认为女性的劳作是家庭经济保障的重要因素。妻子被认为是生活中的‘好帮手’。但是随着家务管理变为‘家政’，女性劳作就被视为一种爱的表现，而不是生存的贡献因素。”
20世纪，爱情赋予婚姻更多权利
随着女性逐渐获得自由，并在家庭之外找到了受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机会，爱情对于女性也就成为了一种可行的选择。阿博特说：“以前的女性在家里遭到家暴时也只是一笑而过，默默忍受，而现在的女性可不愿忍受恶劣的夫妻关系。”19世纪的政治运动，包括废除黑奴制度，呼吁女性拥有选举权等，将男女平等的思想广为传播，女性的地位也开始转变。
历经数千年，婚姻的传统目标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维持生活到现在的找寻成就感——一个更加难以捉摸的目标。“婚姻带给夫妻双方的个人满足感是很重要的，”阿博特继续说道，“夫妻双方都希望对方能成为自己最主要的情感依靠。家就该是爱情、激情、情感支持和两性满足的地方。平等主义还是遥不可及的，但是女性逐渐要求并获得了更多的权利。”1920年女性拥有选举权的法案通过后，爱情与婚姻就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爱情在婚姻中的地位远远超过了家长的经济动机。
自此，我们一直参与社会活动来忘记这段不愉快的历史，尽管现在结婚还会考虑财务问题。我们想要相信，婚姻是双方对爱情誓言的衷心确认，但婚姻的法律定义仍然集中于收入，继承和其他金钱方面。夫妻双方总是会通过列出合法结婚证赋予的一系列联邦权益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孔茨说：“我认为我们没有走进婚姻的死胡同，尤其在美国，婚姻仍然是人们所能想到的对于承诺的最佳表达方式。但我也确实认为人们对于重复结婚离婚越来越接受。”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随着结婚率越来越低，单亲家庭越来越多，核心家庭越来越少，我们为什么还要给予已婚者更多好处，而拒绝未婚者呢？可能从受压迫的历史中获得的感悟可以促进一些政策的制定，不论性别、性取向和感情状态，平等对待每个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