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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史学有悠久的家学传统，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史学世家。在近三百年的唐代历史上，史学世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史学现象。晚唐义兴蒋氏史学世家具有学兼“儒史”的家学传统，三世踵修国史、实录，被誉为“蒋氏日历”。在学术特征上，蒋氏史学世家以其谙于典故的学风，颇具特色的历史评论，以及通识而深于议政的经世精神，享誉于世，“时推良史”，成为晚唐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
关键词 蒋乂 史学世家 两《唐书》 实录 良史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6-0078-07
家学与师承，是中国古代学者治学的两个重要门径。清代史家章学诚在论史学要义时指出：“经师传授，史学世家，亦必因其资之所习近，而勉其力之所能为，殚毕生之精力而成书，于道必有当矣。”[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与朱沧湄论学书》，中华书局，1956年，第305页。 这揭示了家学传统和史学世家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中国古代史学很早就有家学的传统，如两汉之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刘向、刘歆父子，班彪、班固父子等都显示了家学传承及其重要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家学传统逐渐显示出史学世家的性质。降至唐代，因史学自身的发展、史馆制度的确立，以及史家之血缘关系、家学门风、姻亲交游的影响，形成了更加突出的史学世家现象。
晚唐时期的义兴蒋氏是德、才、学、识兼具的史学世家，治学有“儒史”之风，父子、祖孙代为史臣，三世相继修国史、实录。其修撰国史、实录的贡献，谙于典故的学术风格，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以及论议风生的历史评论等，在晚唐史学上写下了重要篇章。学界现有关于蒋氏的研究成果，多着眼于史官制度及对其家族成员任职的考察。徐梦阳在《唐代史官：以蒋乂父子为个案》一文中，从史官制度角度对蒋乂父子作了系统考察，但关于蒋氏在史学方面的成就，以及史学史上的地位未尽论述（台湾清华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指导教师赖瑞和）。本文从史学史角度出发，在唐代史学和唐代史学世家的整体面貌下，发掘蒋氏史学世家的家学传承和史学活动，重点论述其治学风格，并试以刘知幾“史才三长”论评价蒋氏的史学成就。
一、学兼“儒史”：蒋氏的家学传承
晚唐义兴蒋氏原居江南道义兴县，中唐以后，蒋氏家族成员历任史职，“徙家河南”。关于蒋氏的起源主要有三种说法：一说出自姬姓，一说出自子姓，一说出自外族的汉化改姓。（参见张罡昕：《中国姓氏探源地图》，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2006年，第147页）《元和姓纂》记蒋氏一族的发展：“周公第三子伯龄，封蒋，子孙氏焉。国有汝南期思县，宋改为乐安。”（[唐]林宝撰，岑仲勉校：《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7，中华书局，1994年，第1061页。）《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蒋氏出自姬姓。周公第三子伯龄封于蒋，其地光州仙居县是也，宋改为乐安，蒋为疆国所灭，子孙因以为氏。汉有蒋诩，十世孙休，自乐安徙义兴阳羡县。十一世孙元逊，陈左卫将军。其族有太子洗马、弘文馆学士环，生将明。”（《新唐书》卷75下《宰相世系表》，第3416页。）其他如《古今姓氏书辩证》《通志·氏族略》等与上述记载基本一致。东汉年间，蒋氏九子分别封侯，蒋澄被封为函亭侯，治所在义兴（今江苏宜兴，汉阳羡县，唐江南道常州义兴县），蒋澄一支人丁兴旺，东汉以后的江南蒋氏多出自义兴。唐代的义兴蒋氏“门绪孤微”，不从“世禄所为”，反映了蒋氏出身庶族。（[五代]王定保撰，姜汉椿校注：《唐摭言校注》卷3，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60页。）蒋氏史学世家始成于唐德宗年间，活跃于唐宪宗至唐懿宗年间，历经三代，主要有蒋乂、蒋係、蒋伸、蒋偕等。
蒋乂（约747-821年），字德源，蒋乂本名蒋武，宪宗元和五年自请“臣名于义未允，请改名乂”，后名蒋乂。根据两《唐书》本传记载“长庆元年卒，年七十五”，推测其生卒年为747年至821年。“旁通百家，尤精历代沿革”，建中二年（781年）始任集贤小职，后累任右拾遗、史馆修撰、起居舍人，“在朝廷久，居史职二十年”。蒋乂参与撰修《德宗实录》，撰有《大唐宰辅录》《凌烟阁功臣》《史臣传》四十卷等著作。
蒋乂长子蒋係，“善属文，得父典实”，[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32《蒋乂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534～4535页。史官韩愈之婿。关于蒋係娶韩愈第三女还是第五女，学界有所争论，但一致认为蒋係是韩愈女婿无疑。蒋係于文宗大和初年（827年）被授昭应尉，昭应县，《旧唐书》载：“隋新丰县，治古新丰城北。垂拱二年，改为庆山县。神龙元年，复为新丰。天宝二年，分新丰、万年置会昌县。七载，省新丰县，改会昌为昭应，治温泉宫之西北。”（《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第1396页。）并充任直史馆。大和二年（828年）任右拾遗、史馆修撰，参与撰修《宪宗实录》并执笔作论，书成后仍以他官兼史职。蒋係有二子，蒋兆“有文才，登进士第”；蒋曙，字耀之，任起居郎，延续了蒋氏的修史工作，故《新唐书·蒋乂传》称蒋氏“三世踵修国史”。
蒋乂次子蒋伸，字大直，登进士第，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以右补阙为史馆修撰”，撰写制诰，[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445、446、455、456，中华书局，1966年。十年（856年）八月入翰林院，两年后入相，是义兴蒋氏中唯一的宰相。⑨《新唐书》卷132《蒋乂传附蒋伸传》，第4534～4535、4535页。懿宗年间，蒋伸参与撰修《武宗实录》《宣宗实录》。蒋伸的文才被懿宗赏识，称其与翰林学士毕诚二人“文飞藻丽之词，位蕴名卿之望，或互参禁署，咸称染翰之工；或继秉国钧，俱播和羹之美。”《文苑英华》卷453，第2300页。
蒋乂第三子蒋偕，“有史才，以父任历官左拾遗、史馆修撰，转补阙”，受诏续撰柳芳《唐历》，参与修撰《文宗实录》。⑨
蒋氏史学世家最突出的家学传统是学兼儒、史。儒、史兼修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家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如南朝时河东裴氏（裴松之、裴駰、裴子野）“家传素业，世习儒史”，[唐]姚思廉：《梁书》卷30《裴子野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442页。又如陈朝姚察、唐初姚思廉父子，史载“学兼儒史，见重于二代。”[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73《姚思廉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2页。有学者研究指出，隋唐时期的许多名门既注重儒学的培养，又在文笔和史才方面见长，形成了以儒学为理论基础，文笔突出，在史学方面独树一帜的家学传统。郑强胜：《唐时期的家学》，《华夏文化》1995年第5期。 蒋氏治学在儒学方面主要传承蒋乂祖父蒋环、父亲蒋将明的治学风格，在史学方面则受姻亲关系影响较多。首先，蒋氏本身的家学渊源对蒋乂一支的治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史称蒋氏“父子代为学士，儒者荣之”。蒋环，“太子洗马，开元中弘文馆学士”；蒋将明，曾任集贤殿学士，副知院事等职。《旧唐书》卷149《蒋乂传》，第4026页。蒋将明在集贤院任职时，曾因“兵乱之后，图籍溷杂”，请奏让蒋乂入院协助整理书籍。史载“大历中，有儒学高名，如张参、蒋乂、杨绾、常衮，皆相知重”，《旧唐书》卷159《郑絪传》，第4180页。这一记载反映出蒋乂位列儒学名人群体。其次，蒋氏在史学方面尤为见长，与其家族姻亲有关。蒋乂外祖父吴兢是唐代著名史官，史载蒋乂幼时“从外家学，得其书”，“以外舍富坟史，幼便记览不倦”。蒋乂不仅爱读书，亦重藏书，两《唐书》记载其“家藏书一万五千卷”。此外，蒋乂长子蒋係是史官韩愈之婿。这种史官家族间的姻亲关系，一方面促进了彼此间史学的交流，另一方面巩固了史学世家的地位。
此外，蒋乂个人才学甚好，年幼时便“以聪悟强力闻于亲党间”“弱冠博通群籍，而史才尤长”，晚年更是“好学不倦，老而弥笃，虽甚寒暑，手不释卷。”家学的传承、姻亲的影响，加上蒋乂本人聪慧好学，使他在史学上颇有成就，传于后代，形成了晚唐时期重要的史学世家。《旧唐书》称蒋氏“代为名儒”“世以儒史称”，以上见《旧唐书》卷149《蒋乂传》，第4026～4029页。反映出蒋氏学兼儒、史的家学传统。
二、“三世踵修国史”：蒋氏的史学活动
蒋氏史学世家的史学活动，主要是参与撰修国史、实录。蒋氏先后有四人参与修德宗、宪宗、武宗、宣宗、文宗五朝《实录》，对唐代官修史书的修撰作出了重要贡献：蒋乂于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奉诏与独孤郁、韦贯之等同修《德宗实录》，……（元和）五年，书成奏御，以功拜右谏议大夫。”蒋係于文宗大和二年“与同职沈传师、郑澣、陈夷行、李汉等受诏撰《宪宗实录》”，“（大和）四年，书成奏御，转尚书工部员外，迁本司郎中，仍兼史职。”《旧唐书》卷149《蒋乂传》，第4028～4029页。蒋偕于宣宗大中八年“与卢耽、牛从、王渢、卢告撰次《文宗实录》。”两《唐书》关于《文宗实录》撰修时间的记载不一致，《旧唐书》记载为“咸通年间”（卷149，第4029页）。《新唐书》记载为宣宗大和八年（卷132，第4535页）。《唐会要》卷63《修国史》条记：“（大中）八年三月，宰臣监修国史魏謩修成《文宗实录》42卷，上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95页。）又实录为修国史的基础，文宗在武宗、宣宗前，故《文宗实录》应修于《武宗实录》、《宣宗实录》前，所以此处遵循《新唐书》说法。蒋伸于懿宗咸通年间与韦保衡、皇甫燠撰《武宗实录》和《宣宗实录》。此事见《五代会要》卷18《前代史》条：“（晋天福六年）四月，监修国史赵莹奏：‘……咸通中宰臣韦保衡与蒋伸、皇甫燠撰武宗、宣宗两朝实录，又光化初，宰臣裴贽撰僖宗、懿宗两朝实录，皆遇国朝多事，或值鸾舆播越，虽闻撰述，未见流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5页。）
需要注意的是，蒋氏的史学活动深受政治的影响。首先，中国古代史学与政治关系密切，唐代的史学家大多具有政治情怀，史学的致用功能在国家政治决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了史学家的史学活动。参见瞿林东：《史学家和政治——关于唐代史学与政治关系的考察》，《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4期。其次，史馆制度的正式确立使撰修国史得到了政治制度的保障，加深了史学与政治的联系。再次，中唐以后统治者的政权受到来自官、宦斗争和党派斗争的威胁，史官参与修国史，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斗争之中。晚唐著名的《顺宗实录》案和《宪宗实录》案，就是宦官集团与官僚集团矛盾的产物，亦是“牛李党争”在史学上的反映。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9页。蒋氏史学世家活跃于唐德宗至唐懿宗年间，在政治上具有牛党倾向，其史学活动颇受党争影响。蒋乂于党争尚未严重时长期担任史官，但自“裴垍罢宰相，而李吉甫恶垍，以尝修撰，故授乂太常少卿”，《新唐书》卷132《蒋乂传》，第4533页。后又迁秘书监，遭罢史职。蒋係于文宗朝时同王质、王正雅、韦温、卢钧等人参与营救“牛党”成员宋申锡，参见卞孝萱：《唐宋申锡冤案研究》，《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又因与“牛党”的支持者李汉同为韩愈女婿的关系而被李德裕贬职，史载“武宗朝，李德裕用事，恶李汉，以系与汉僚壻，出为桂管都防御观察使”，后又被贬唐州刺史。《旧唐书》卷149《蒋乂传附蒋係传》，第4029页。宣宗大中元年（847年），李德裕失势，皇帝下诏重用旧本《宪宗实录》，今天《旧唐书·宪宗本纪》可见蒋係执笔所作的史论。蒋伸在牛党重新掌权后，一路官升至宰相，其史学活动与政治仕途的联系不言而喻。上述情况都反映出蒋氏的史学活动和官宦仕途都受到政治局势的严重影响，而蒋係之子蒋曙虽登进士科入幕，但为远离政治纷争，“绝意仕进，隐居沈痛。”《新唐书》卷132《蒋乂传附蒋係传》，第4534页。陈寅恪曾指出：“牛李党争”中的“牛党”代表唐代进士出身的官僚集团，“李党”则代表北朝以来山东士族出身的官僚集团，他们之间的分歧不仅是政治立场的不同，也包括礼法、门风等文化传统的差异。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60～320页。蒋氏是政治立场上支持“牛党”的家族，其成员先后卷入党争，史学活动和仕途都受到影响。
虽然蒋氏的史学活动受到政治的影响，但是他们参与修国史、实录，对于保存有唐一代的历史资料有突出的贡献。蒋氏的史学活动，首先受到唐朝统治者的奖赏，蒋乂修《德宗实录》，“书成奏御，以功拜右谏议大夫”；②④《旧唐书》卷149《蒋乂传》，第4028、4028、4029页。蒋係修《宪宗实录》，“书成奏御，转尚书工部员外”；②蒋偕修《文宗实录》，宣宗“颁赐银器、锦彩有差”。《旧唐书》卷18下《宣宗本纪下》，第632页。其次，蒋氏所修实录得到了时人的广泛认可，两《唐书·蒋乂传》均以“蒋氏日历”一词予以高度评价： 蒋氏世以儒史称，不以文藻为事，唯伸及係子兆有文才，登进士第，然不为文士所誉。与柳氏、沈氏父子相继修国史、实录，时推良史，京师云《蒋氏日历》，士族靡不家藏焉。④
蒋氏世禅儒，唯伸及係子兆能以辞章取进士第，然不为文士所多。三世踵修国史，世称良笔，咸云“蒋氏日历”，天下多藏焉。《新唐书》卷132《蒋乂传》，第4535页。
由上述文字可知，两《唐书》点校本关于蒋氏日历一词的标点产生了差异，究其根源，在于《旧唐书》行文上所产生的讹误，此处当略作辨析，《旧唐书》指出：“蒋氏世以儒史称，……与柳氏、沈氏父子相继修国史、实录，时推良史”，这里的“良史”是对蒋氏史学活动的一种积极的总结和评价。此处，若“良史”指修史之人或修史之志向，则不应成为后文所说的“家藏”，若指史书而言，从两《唐书》的记载中可知，“蒋氏日历”与蒋氏“修国史、实录”“三世踵修国史”相关，既非指反映蒋氏家世的著作，亦非指蒋氏的其他私家撰述；进而从官修“日历”的性质来看，唐代“日历”是专记皇帝起居言行的一种官修史书，为实录的修撰提供材料，《宋史·艺文志》著录《唐僖宗日历》一卷、《唐天佑二年日历》一卷，[元]脱脱等：《宋史》卷203《艺文二》，中华书局，1977年，第5094、5088页。可见，唐代“日历”的书名与实录一样，多冠以皇帝庙号或年号，若以“蒋氏”为名无法说通；从修史制度上看，唐代“日历”需在每月末，“于馆中都会，详定是非”，“不得私家置本”，[北宋]王溥：《唐会要》卷63《史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94～1295页。关于韦执谊奏请时间，据王盛恩考证，应以王应麟《玉海》所记“永贞元年九月”为准。（王盛恩：《宋代〈日历〉纂修考》，《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2期。）由此，“天下多藏”则无从谈起。综合上述多种原因，本文认为“蒋氏日历”一词，是对蒋氏史学世家修国史、实录的美誉之辞。关于“蒋氏日历”的问题，学界也有所关注。谢贵安在《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中指出，《蒋氏日历》是一部反映蒋氏家族历史的著作（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04页）。英国学者杜希德在《唐代官修史籍考》中则认为，《蒋氏日历》是一部私家著述的编年记录（黄宝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0页）。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将另撰专文详加辨析。蒋氏史学世家在晚唐政治的跌宕中，能够“三世踵修国史”，两《唐书》以“蒋氏日历”一词清晰、生动地总结和评价了蒋氏史学世家在历史撰述方面的贡献，可谓近于事实，合乎情理。
后晋所修《旧唐书》因保存史料详实、丰富而被后人认可，其中包含了蒋氏所参与修撰的德宗、宪宗、文宗三朝实录，蒋係所作宪宗朝史论更被直接收录。北宋修《新唐书》、司马光《资治通鉴》都吸收了《旧唐书》中的材料。由此，蒋氏参与修国史、实录，为后人阅读、研究、认识唐代的历史面貌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这就是蒋氏史学世家在历史撰述方面最突出的贡献。
三、“征引典故，以参时事”：蒋氏的学术特征
蒋氏的学术特征主要表现在谙于典故、据礼法而作评论和以制度史知识“参时事”三个方面。
谙于典故是蒋氏最鲜明的学术风格。唐德宗曾登凌烟阁，见墙壁上文字残缺，宰相对答不上，便召蒋乂相询，《旧唐书》记载此事：“（蒋乂）对曰：‘此圣历中《侍臣图赞》，臣皆记忆。’即于御前口诵，以补其缺，不失一字。上叹曰，‘虞世南暗写《列女传》，无以加也。’”以上见《旧唐书》卷149《蒋乂传》，第4027～4028页。顺宗入葬后，宰相以迁庙之礼向蒋乂相询。这两处记载充分反映了蒋乂对掌故的娴熟。关于蒋乂谙于典故的学术特征，李肇《唐国史补》指出：
大历已后，专学者有蔡广成《周易》，强象《论语》，啖助、赵匡、陆质《春秋》，施士丐《毛诗》，刁彝、仲子陵、韦彤、裴茞讲礼，章廷珪，薛伯高、徐润并通经。其余地理则贾仆射，兵赋则杜太保，故事则苏冕、蒋乂，历算则董和（原注：名嫌，宪宗朝讳），天文则徐泽，氏族则林宝。[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54页。
上述内容涉及到大历年间各个学术领域的名家，其中，蒋乂与苏冕同为“故事”名家，颇有名气。蒋乂早年同权德舆、张荐等人交游密切，与“新台阁诗人”关系密切。所谓“新台阁诗人”，大多都是谙熟经典、博古通今的学者，在任职上多是礼官、史官、掌制诰等职。参见蒋寅：《大历诗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69～377页。蒋乂与“新台阁诗人”的交游，自是同好相聚。
蒋乂的子辈也传承了谙于典故的学术风格。史载蒋係“典实有父风”；《旧唐书》卷149《蒋乂传附蒋係传》，第4028页。蒋伸受唐宣宗赏识，“每见必咨天下得失”；蒋偕于大中五年奉诏参与续撰柳芳《唐历》，史载：“柳芳作《唐历》，大历以后阙而不录，宣宗诏崔龟从、韦澳、李荀、张彦远及偕等分年撰次，尽元和以续云”。《新唐书》卷132《蒋乂传附蒋偕传》，第4533～4535页。由此可见，蒋偕继承父兄典实之风。上述情况都反映出蒋氏谙于典故的学术风格。
据礼法而作评论是蒋氏学术风格的另一个突出特征。蒋乂曾在顺宗入葬后提供迁庙之礼的意见，涉及对武周、中宗朝的评论。
有司以中宗为中兴之君，当百代不迁之位。宰臣召史官蒋武（按：时蒋乂尚未更名）问之，武对曰：“中宗以弘道元年于高宗柩前即位，时春秋已壮矣。及母后篡夺，神器潜移。其后赖张柬之等同谋，国祚再复。此盖同于反正，恐不得号为中兴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复之，谓之中兴，汉光武、晋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复之，晋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于惠、安二帝事同，即不可为不迁之主也。”有司又云：“五王有再安社稷之功，今若迁中宗庙，则五王永绝配享之例。”武曰：“凡配享功臣，每至禘祫年方合食太庙，居常即无享礼。今迁中宗神主，而禘祫之年，毁庙之主并陈于太庙，此则五王配食，与前时如一也。”有司不能答。《旧唐书》卷25《礼仪志五》，第957～958页。 蒋乂根据历史上汉光武帝、晋元帝、晋孝惠帝、晋孝安帝的事迹，指出唐中宗“自我失之，因人复之”，非“中兴之君”，而为“反正”之君，故“不可为不迁之主”。进而又指出“五王”“五王”指神龙政变拥护中宗的五位功臣，即张柬之、敬晖、崔玄暐、桓彦范、袁恕己五人，因有功被封王，后遭贬。睿宗即位后平反，追复官爵。为“功臣”，应配食于太庙，不会因中宗迁庙中断。蒋乂的意见使“有司不能答”，中宗迁庙之事无复议论。蒋乂的这一历史评论，一方面凸显出他谙熟典制，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另一方面反映出他对帝王统治、历史人物比较中肯的评论。
又如，蒋係对唐德宗、宪宗两朝的政治得失有深刻见解，他在一篇史论中写道：
宪宗嗣位之初，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顾谓丞相曰：“太宗之创业如此，玄宗之致理如此，既览国史，乃知万倍不如先圣。当先圣之代，犹须宰执臣僚同心辅助，岂朕今日独能为理哉！”自是延英议政，昼漏率下五六刻方退。自贞元十年已后，朝廷威福日削，方镇权重。德宗不委政宰相，人间细务，多自临决，奸佞之臣，如裴延龄辈数人，得以钱谷数术进，宰相备位而已。及上自藩邸监国，以至临御，讫于元和，军国枢机，尽归之于宰相。由是中外咸理，纪律再张，果能剪削乱阶，诛除群盗。睿谋英断，近古罕俦，唐室中兴，章武而已。任异、鎛之聚敛，逐群、度于藩方，政道国经，未至衰紊。惜乎服食过当，阉竖窃发，苟天假之年，庶几于理矣！《旧唐书》卷15《宪宗本纪下》，第472页。
这里，蒋係写出了他对太宗和玄宗两朝的钦敬之意，以及对德宗朝的批评和对宪宗朝的赞誉，可谓通达而有器识。值得注意的是，蒋係在参与修撰《宪宗实录》的过程中，执笔作论，足见其在众多史官之中地位的重要性。从蒋乂与蒋係父子的历史评论，可观蒋氏在评论朝政和历史人物方面，论议风生，中肯客观，特点突出。
以制度史知识“参时事”，通识而能议政，是蒋氏又一个治学风格。蒋乂在朝任职二十余年，“前后每有大政事、大议论，宰执不能裁决者，必召以咨访。”史载“（蒋乂）征引典故，以参时事，多合其宜”。③⑥《旧唐书》卷149《蒋乂传》，第4028、4026～4028、4028页。贞元十三年（797年），唐德宗下诏命正居“母丧”的张茂宗复“复云麾将军成礼”，娶义章公主。蒋乂认为此事不合“古礼”和“人情”，上疏皇帝指出：“墨縗之礼，本缘金革。从古已来，未有驸马起复尚主者。既乖典礼，且违人情，切恐不可。”皇上以张茂宗母“临亡有请”为由驳回，蒋乂又再次拜疏，“辞逾激切”，指出：“陛下临御已来，每事宪章典礼。建中年郡县主出降，皆诏有司依礼，不用俗仪，天下庆戴。忽今驸马起复成礼，实恐惊骇物听。”蒋乂的意见虽未被皇帝采纳，但是他敢于直谏的精神得到了唐德宗的赏识，史载“上心颇重乂”。《旧唐书》卷141《张茂宗传》亦载有此事（第3860～3861页）。
从蒋氏家族成员的入仕途径来看，他们多以拾遗、补阙等官兼任史官，即以谏官充任史官。如蒋乂“贞元九年，转右拾遗，充史馆修撰”，《德宗实录》修成后，“以功拜右谏议大夫”。蒋係于“（大和）二年，拜右拾遗、史馆修撰”，蒋伸于“大中初入朝，右补阕、史馆修撰”，蒋偕“以父任历官左拾遗、史馆修撰，转补阙。”③拾遗是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年）新设的官职，“从八品上，掌供奉讽谏，行立次左右史下”，《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第1845页。左右拾遗与左右补阙，都是唐代的谏官。蒋氏父子以制度史知识引史论政，将自身的学识应用于现实之中，兼具史官和谏官身份，这一方面是唐代官职的责任要求，另一方面也与唐代史家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一脉相承。
四、“时推良史”：蒋氏史学成就的再评价
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至唐代，史家的是非观念、价值观念都有了新的发展，史家的主体意识更加明确，对“良史”“直书”“实录”等问题的探讨更加深入。盛唐史家刘知幾明确指出：“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新唐书》卷132《刘子玄传》，第4522页。“史才三长”论的观点“时以为笃论”，成为后人“良史”观念的重要标准，尤其影响五代时人的史学思想，这里，我们不妨借以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来分析、评价蒋氏何以“时推良史”。
首先，关于蒋氏的“史才”。刘知幾所谓“史才”，主要指史家掌握文献、运用体裁和史文表述的能力。蒋氏“三世踵修国史”，他们参与修撰国史这一史学活动本身就说明蒋氏的历史编撰能力。除修国史外，蒋乂另著有《大唐宰辅录》七十卷，《凌烟阁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传》等四十卷，⑥并参与编修《元和删定制敕》三十卷的工作，《新唐书》卷58《艺文志二》，第1497页。蒋偕编次《李绛论事集》等，也反映出蒋氏在历史编纂方面的才能。从仕官途径来看，如前所述，蒋氏家族成员多以谏官任史官，并非借史职高升，而是因具史才而任史官，这是由蒋氏家学传统决定的。有学者研究指出，唐代以拾遗兼任史官的根本在于“拾遗自身所有的素质契合史官应具备的才能”，这种对史官才、学、识三方面的要求，与拾遗选任中重德行、崇儒学的择才标准恰好一致。赵建建：《唐代拾遗的使职工作》，《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S2期。这些情况都反映出蒋氏具备所论“史才”。
其次，关于蒋氏的史学。上已论述，“谙于典故”是蒋氏最突出的学术特征，蒋乂更为大历年间“故事”名家，蒋係“典实有父风”，反映了蒋氏具有“史学”。唐高宗《简择史官诏》指出：“修撰国史，义在典实，自非操履贞白，业量该通，谠正有闻，方堪此任。”[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81《简择史官诏》，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67页。由此可知，“典实”是唐代统治者提出的修国史的重要原则。蒋乂参与修撰的《德宗实录》“时称信史”，《旧唐书》卷159《韦处厚传》，第4183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蒋氏所修实录在史料上记载翔实。同出自史学世家的令狐峘（曾祖父为唐初史家令狐德棻），所修实录却“不称良史”，《旧唐书·令狐峘传》载：“峘纂开元、天宝事，虽得诸家文集，编其诏策，名臣传记十无三四，后人以漏落处多，不称良史。”《旧唐书》卷149《令狐峘传》，第4011页。这段记载指出了令狐峘“不称良史”的原因在于“漏落处多”。上述内容反映出蒋氏学识广博，近于刘知幾所说的“史学”。中唐以后的史官多由进士科入仕，也说明史官在唐代知识分子阶层中是一个学问基础较为扎实的群体，集中了一流的学者和人才。张荣芳：《唐代史官入仕途径、地域与交游之分析》，《大陆杂志》1982年第5期。可以说，蒋氏正是具有扎实学识的史学世家。 再次，关于蒋氏的“史识”。刘知幾提出“史识”，要求史学家“善恶必书”。中唐时期柳宗元提出“宜守中道，不忘其直”，[唐]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柳河东集》卷31，第499页。李翱提出“取天下公是公非以为本”，[唐]李翱：《答皇甫湜书》，[清]董诰编：《全唐文》卷635，中华书局，1983年，第6410页。是唐代史家“史识”观念进一步发展。在这一点上，蒋氏父子以制度史知识“参时事”，具有直言不讳的实录精神。蒋乂外祖父吴兢作为唐代史学家坚持直书的一面旗帜，在实际工作中真正贯彻了直书的原则，参见瞿林东：《论吴兢——纪念吴兢逝世1230周年》，载《唐代史学论稿》，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87～289页。曾言“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宋]王溥：《唐会要》卷64《史馆杂录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06页。蒋乂“从外家学”，深受吴兢治学精神的影响，加上他本人个性耿直，不好权势，史载其“不能事人，或遇权臣专政，辄数岁不迁官”，《旧唐书》卷149《蒋乂传》，第4028页。在撰写史书时自然奉行“实录”的精神。文宗朝时，牛党成员宋申锡含冤被贬，蒋係作为史官仗义直言，杜牧称赞他“不附权臣，例遭左官”。[唐]杜牧：《代人举蒋係自代状》，载《杜牧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968页。蒋偕编次《李绛论事集》，并为之作序道：“今中执法夏侯公乃授余以公平生所论谏，凡数十事，其所争皆磊磊正直臣风慨，读之者令人激起忠义。”蒋偕：《李司空论谏集序》，《全唐文》卷684，第6998～6999页。这段序言突出论述李绛论谏的忠诚与其品性的刚毅，一方面反映出蒋偕在编撰文史方面的才能；另一方面反映出蒋偕为人正直，受人尊崇，有父兄之风。《五代会要》记载《旧唐书》列传选取人物要“校其功勋大小，德业轻重，次第纂修，排列先后”，[宋]王溥：《五代会要》卷18《史馆杂录》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03页。道德是重要的选列标准，这也受唐代统治思想和社会思潮的影响。参见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09～410页。蒋氏被写入《旧唐书》列传之中，反映出他们的治史之精神、为人之德行得到了五代时人的认可和推崇，具有刘知幾所云“史识”。
清代章学诚提出史学家撰述时应具有“史德”，即“著书者之心术”，“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清]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上册卷3《史篇》，中华书局，2014年，第257～258页。是对史学家在撰述中的主客体意识提出了明确要求。有唐一代的史家，或许对历史撰述过程中主、客体之关系的认识，还不及章学诚之“心术”说深刻，但是，从吴兢、刘知幾到柳宗元、李翱，再到晚唐的蒋氏史学世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正直的人品，以及对撰述“直书”“实录”精神的坚韧追求，已经带有比较鲜明的史家主体意识了。这一方面反映出唐代史学家关于“信史”“良史”观念认识的深入；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史学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
综观蒋氏在才、学、识三个方面的修养，以及他们在历史撰述上的突出贡献，可以认为，晚唐义兴蒋氏确是德、才兼具的史学世家，其治史精神和史学贡献应该得到世人的推崇和尊敬。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黄晓军
关键词 蒋乂 史学世家 两《唐书》 实录 良史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6-0078-07
家学与师承，是中国古代学者治学的两个重要门径。清代史家章学诚在论史学要义时指出：“经师传授，史学世家，亦必因其资之所习近，而勉其力之所能为，殚毕生之精力而成书，于道必有当矣。”[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与朱沧湄论学书》，中华书局，1956年，第305页。 这揭示了家学传统和史学世家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中国古代史学很早就有家学的传统，如两汉之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刘向、刘歆父子，班彪、班固父子等都显示了家学传承及其重要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家学传统逐渐显示出史学世家的性质。降至唐代，因史学自身的发展、史馆制度的确立，以及史家之血缘关系、家学门风、姻亲交游的影响，形成了更加突出的史学世家现象。
晚唐时期的义兴蒋氏是德、才、学、识兼具的史学世家，治学有“儒史”之风，父子、祖孙代为史臣，三世相继修国史、实录。其修撰国史、实录的贡献，谙于典故的学术风格，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以及论议风生的历史评论等，在晚唐史学上写下了重要篇章。学界现有关于蒋氏的研究成果，多着眼于史官制度及对其家族成员任职的考察。徐梦阳在《唐代史官：以蒋乂父子为个案》一文中，从史官制度角度对蒋乂父子作了系统考察，但关于蒋氏在史学方面的成就，以及史学史上的地位未尽论述（台湾清华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指导教师赖瑞和）。本文从史学史角度出发，在唐代史学和唐代史学世家的整体面貌下，发掘蒋氏史学世家的家学传承和史学活动，重点论述其治学风格，并试以刘知幾“史才三长”论评价蒋氏的史学成就。
一、学兼“儒史”：蒋氏的家学传承
晚唐义兴蒋氏原居江南道义兴县，中唐以后，蒋氏家族成员历任史职，“徙家河南”。关于蒋氏的起源主要有三种说法：一说出自姬姓，一说出自子姓，一说出自外族的汉化改姓。（参见张罡昕：《中国姓氏探源地图》，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2006年，第147页）《元和姓纂》记蒋氏一族的发展：“周公第三子伯龄，封蒋，子孙氏焉。国有汝南期思县，宋改为乐安。”（[唐]林宝撰，岑仲勉校：《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7，中华书局，1994年，第1061页。）《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蒋氏出自姬姓。周公第三子伯龄封于蒋，其地光州仙居县是也，宋改为乐安，蒋为疆国所灭，子孙因以为氏。汉有蒋诩，十世孙休，自乐安徙义兴阳羡县。十一世孙元逊，陈左卫将军。其族有太子洗马、弘文馆学士环，生将明。”（《新唐书》卷75下《宰相世系表》，第3416页。）其他如《古今姓氏书辩证》《通志·氏族略》等与上述记载基本一致。东汉年间，蒋氏九子分别封侯，蒋澄被封为函亭侯，治所在义兴（今江苏宜兴，汉阳羡县，唐江南道常州义兴县），蒋澄一支人丁兴旺，东汉以后的江南蒋氏多出自义兴。唐代的义兴蒋氏“门绪孤微”，不从“世禄所为”，反映了蒋氏出身庶族。（[五代]王定保撰，姜汉椿校注：《唐摭言校注》卷3，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60页。）蒋氏史学世家始成于唐德宗年间，活跃于唐宪宗至唐懿宗年间，历经三代，主要有蒋乂、蒋係、蒋伸、蒋偕等。
蒋乂（约747-821年），字德源，蒋乂本名蒋武，宪宗元和五年自请“臣名于义未允，请改名乂”，后名蒋乂。根据两《唐书》本传记载“长庆元年卒，年七十五”，推测其生卒年为747年至821年。“旁通百家，尤精历代沿革”，建中二年（781年）始任集贤小职，后累任右拾遗、史馆修撰、起居舍人，“在朝廷久，居史职二十年”。蒋乂参与撰修《德宗实录》，撰有《大唐宰辅录》《凌烟阁功臣》《史臣传》四十卷等著作。
蒋乂长子蒋係，“善属文，得父典实”，[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32《蒋乂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534～4535页。史官韩愈之婿。关于蒋係娶韩愈第三女还是第五女，学界有所争论，但一致认为蒋係是韩愈女婿无疑。蒋係于文宗大和初年（827年）被授昭应尉，昭应县，《旧唐书》载：“隋新丰县，治古新丰城北。垂拱二年，改为庆山县。神龙元年，复为新丰。天宝二年，分新丰、万年置会昌县。七载，省新丰县，改会昌为昭应，治温泉宫之西北。”（《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第1396页。）并充任直史馆。大和二年（828年）任右拾遗、史馆修撰，参与撰修《宪宗实录》并执笔作论，书成后仍以他官兼史职。蒋係有二子，蒋兆“有文才，登进士第”；蒋曙，字耀之，任起居郎，延续了蒋氏的修史工作，故《新唐书·蒋乂传》称蒋氏“三世踵修国史”。
蒋乂次子蒋伸，字大直，登进士第，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以右补阙为史馆修撰”，撰写制诰，[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445、446、455、456，中华书局，1966年。十年（856年）八月入翰林院，两年后入相，是义兴蒋氏中唯一的宰相。⑨《新唐书》卷132《蒋乂传附蒋伸传》，第4534～4535、4535页。懿宗年间，蒋伸参与撰修《武宗实录》《宣宗实录》。蒋伸的文才被懿宗赏识，称其与翰林学士毕诚二人“文飞藻丽之词，位蕴名卿之望，或互参禁署，咸称染翰之工；或继秉国钧，俱播和羹之美。”《文苑英华》卷453，第2300页。
蒋乂第三子蒋偕，“有史才，以父任历官左拾遗、史馆修撰，转补阙”，受诏续撰柳芳《唐历》，参与修撰《文宗实录》。⑨
蒋氏史学世家最突出的家学传统是学兼儒、史。儒、史兼修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家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如南朝时河东裴氏（裴松之、裴駰、裴子野）“家传素业，世习儒史”，[唐]姚思廉：《梁书》卷30《裴子野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442页。又如陈朝姚察、唐初姚思廉父子，史载“学兼儒史，见重于二代。”[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73《姚思廉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2页。有学者研究指出，隋唐时期的许多名门既注重儒学的培养，又在文笔和史才方面见长，形成了以儒学为理论基础，文笔突出，在史学方面独树一帜的家学传统。郑强胜：《唐时期的家学》，《华夏文化》1995年第5期。 蒋氏治学在儒学方面主要传承蒋乂祖父蒋环、父亲蒋将明的治学风格，在史学方面则受姻亲关系影响较多。首先，蒋氏本身的家学渊源对蒋乂一支的治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史称蒋氏“父子代为学士，儒者荣之”。蒋环，“太子洗马，开元中弘文馆学士”；蒋将明，曾任集贤殿学士，副知院事等职。《旧唐书》卷149《蒋乂传》，第4026页。蒋将明在集贤院任职时，曾因“兵乱之后，图籍溷杂”，请奏让蒋乂入院协助整理书籍。史载“大历中，有儒学高名，如张参、蒋乂、杨绾、常衮，皆相知重”，《旧唐书》卷159《郑絪传》，第4180页。这一记载反映出蒋乂位列儒学名人群体。其次，蒋氏在史学方面尤为见长，与其家族姻亲有关。蒋乂外祖父吴兢是唐代著名史官，史载蒋乂幼时“从外家学，得其书”，“以外舍富坟史，幼便记览不倦”。蒋乂不仅爱读书，亦重藏书，两《唐书》记载其“家藏书一万五千卷”。此外，蒋乂长子蒋係是史官韩愈之婿。这种史官家族间的姻亲关系，一方面促进了彼此间史学的交流，另一方面巩固了史学世家的地位。
此外，蒋乂个人才学甚好，年幼时便“以聪悟强力闻于亲党间”“弱冠博通群籍，而史才尤长”，晚年更是“好学不倦，老而弥笃，虽甚寒暑，手不释卷。”家学的传承、姻亲的影响，加上蒋乂本人聪慧好学，使他在史学上颇有成就，传于后代，形成了晚唐时期重要的史学世家。《旧唐书》称蒋氏“代为名儒”“世以儒史称”，以上见《旧唐书》卷149《蒋乂传》，第4026～4029页。反映出蒋氏学兼儒、史的家学传统。
二、“三世踵修国史”：蒋氏的史学活动
蒋氏史学世家的史学活动，主要是参与撰修国史、实录。蒋氏先后有四人参与修德宗、宪宗、武宗、宣宗、文宗五朝《实录》，对唐代官修史书的修撰作出了重要贡献：蒋乂于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奉诏与独孤郁、韦贯之等同修《德宗实录》，……（元和）五年，书成奏御，以功拜右谏议大夫。”蒋係于文宗大和二年“与同职沈传师、郑澣、陈夷行、李汉等受诏撰《宪宗实录》”，“（大和）四年，书成奏御，转尚书工部员外，迁本司郎中，仍兼史职。”《旧唐书》卷149《蒋乂传》，第4028～4029页。蒋偕于宣宗大中八年“与卢耽、牛从、王渢、卢告撰次《文宗实录》。”两《唐书》关于《文宗实录》撰修时间的记载不一致，《旧唐书》记载为“咸通年间”（卷149，第4029页）。《新唐书》记载为宣宗大和八年（卷132，第4535页）。《唐会要》卷63《修国史》条记：“（大中）八年三月，宰臣监修国史魏謩修成《文宗实录》42卷，上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95页。）又实录为修国史的基础，文宗在武宗、宣宗前，故《文宗实录》应修于《武宗实录》、《宣宗实录》前，所以此处遵循《新唐书》说法。蒋伸于懿宗咸通年间与韦保衡、皇甫燠撰《武宗实录》和《宣宗实录》。此事见《五代会要》卷18《前代史》条：“（晋天福六年）四月，监修国史赵莹奏：‘……咸通中宰臣韦保衡与蒋伸、皇甫燠撰武宗、宣宗两朝实录，又光化初，宰臣裴贽撰僖宗、懿宗两朝实录，皆遇国朝多事，或值鸾舆播越，虽闻撰述，未见流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5页。）
需要注意的是，蒋氏的史学活动深受政治的影响。首先，中国古代史学与政治关系密切，唐代的史学家大多具有政治情怀，史学的致用功能在国家政治决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了史学家的史学活动。参见瞿林东：《史学家和政治——关于唐代史学与政治关系的考察》，《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4期。其次，史馆制度的正式确立使撰修国史得到了政治制度的保障，加深了史学与政治的联系。再次，中唐以后统治者的政权受到来自官、宦斗争和党派斗争的威胁，史官参与修国史，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斗争之中。晚唐著名的《顺宗实录》案和《宪宗实录》案，就是宦官集团与官僚集团矛盾的产物，亦是“牛李党争”在史学上的反映。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9页。蒋氏史学世家活跃于唐德宗至唐懿宗年间，在政治上具有牛党倾向，其史学活动颇受党争影响。蒋乂于党争尚未严重时长期担任史官，但自“裴垍罢宰相，而李吉甫恶垍，以尝修撰，故授乂太常少卿”，《新唐书》卷132《蒋乂传》，第4533页。后又迁秘书监，遭罢史职。蒋係于文宗朝时同王质、王正雅、韦温、卢钧等人参与营救“牛党”成员宋申锡，参见卞孝萱：《唐宋申锡冤案研究》，《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又因与“牛党”的支持者李汉同为韩愈女婿的关系而被李德裕贬职，史载“武宗朝，李德裕用事，恶李汉，以系与汉僚壻，出为桂管都防御观察使”，后又被贬唐州刺史。《旧唐书》卷149《蒋乂传附蒋係传》，第4029页。宣宗大中元年（847年），李德裕失势，皇帝下诏重用旧本《宪宗实录》，今天《旧唐书·宪宗本纪》可见蒋係执笔所作的史论。蒋伸在牛党重新掌权后，一路官升至宰相，其史学活动与政治仕途的联系不言而喻。上述情况都反映出蒋氏的史学活动和官宦仕途都受到政治局势的严重影响，而蒋係之子蒋曙虽登进士科入幕，但为远离政治纷争，“绝意仕进，隐居沈痛。”《新唐书》卷132《蒋乂传附蒋係传》，第4534页。陈寅恪曾指出：“牛李党争”中的“牛党”代表唐代进士出身的官僚集团，“李党”则代表北朝以来山东士族出身的官僚集团，他们之间的分歧不仅是政治立场的不同，也包括礼法、门风等文化传统的差异。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60～320页。蒋氏是政治立场上支持“牛党”的家族，其成员先后卷入党争，史学活动和仕途都受到影响。
虽然蒋氏的史学活动受到政治的影响，但是他们参与修国史、实录，对于保存有唐一代的历史资料有突出的贡献。蒋氏的史学活动，首先受到唐朝统治者的奖赏，蒋乂修《德宗实录》，“书成奏御，以功拜右谏议大夫”；②④《旧唐书》卷149《蒋乂传》，第4028、4028、4029页。蒋係修《宪宗实录》，“书成奏御，转尚书工部员外”；②蒋偕修《文宗实录》，宣宗“颁赐银器、锦彩有差”。《旧唐书》卷18下《宣宗本纪下》，第632页。其次，蒋氏所修实录得到了时人的广泛认可，两《唐书·蒋乂传》均以“蒋氏日历”一词予以高度评价： 蒋氏世以儒史称，不以文藻为事，唯伸及係子兆有文才，登进士第，然不为文士所誉。与柳氏、沈氏父子相继修国史、实录，时推良史，京师云《蒋氏日历》，士族靡不家藏焉。④
蒋氏世禅儒，唯伸及係子兆能以辞章取进士第，然不为文士所多。三世踵修国史，世称良笔，咸云“蒋氏日历”，天下多藏焉。《新唐书》卷132《蒋乂传》，第4535页。
由上述文字可知，两《唐书》点校本关于蒋氏日历一词的标点产生了差异，究其根源，在于《旧唐书》行文上所产生的讹误，此处当略作辨析，《旧唐书》指出：“蒋氏世以儒史称，……与柳氏、沈氏父子相继修国史、实录，时推良史”，这里的“良史”是对蒋氏史学活动的一种积极的总结和评价。此处，若“良史”指修史之人或修史之志向，则不应成为后文所说的“家藏”，若指史书而言，从两《唐书》的记载中可知，“蒋氏日历”与蒋氏“修国史、实录”“三世踵修国史”相关，既非指反映蒋氏家世的著作，亦非指蒋氏的其他私家撰述；进而从官修“日历”的性质来看，唐代“日历”是专记皇帝起居言行的一种官修史书，为实录的修撰提供材料，《宋史·艺文志》著录《唐僖宗日历》一卷、《唐天佑二年日历》一卷，[元]脱脱等：《宋史》卷203《艺文二》，中华书局，1977年，第5094、5088页。可见，唐代“日历”的书名与实录一样，多冠以皇帝庙号或年号，若以“蒋氏”为名无法说通；从修史制度上看，唐代“日历”需在每月末，“于馆中都会，详定是非”，“不得私家置本”，[北宋]王溥：《唐会要》卷63《史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94～1295页。关于韦执谊奏请时间，据王盛恩考证，应以王应麟《玉海》所记“永贞元年九月”为准。（王盛恩：《宋代〈日历〉纂修考》，《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2期。）由此，“天下多藏”则无从谈起。综合上述多种原因，本文认为“蒋氏日历”一词，是对蒋氏史学世家修国史、实录的美誉之辞。关于“蒋氏日历”的问题，学界也有所关注。谢贵安在《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中指出，《蒋氏日历》是一部反映蒋氏家族历史的著作（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04页）。英国学者杜希德在《唐代官修史籍考》中则认为，《蒋氏日历》是一部私家著述的编年记录（黄宝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0页）。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将另撰专文详加辨析。蒋氏史学世家在晚唐政治的跌宕中，能够“三世踵修国史”，两《唐书》以“蒋氏日历”一词清晰、生动地总结和评价了蒋氏史学世家在历史撰述方面的贡献，可谓近于事实，合乎情理。
后晋所修《旧唐书》因保存史料详实、丰富而被后人认可，其中包含了蒋氏所参与修撰的德宗、宪宗、文宗三朝实录，蒋係所作宪宗朝史论更被直接收录。北宋修《新唐书》、司马光《资治通鉴》都吸收了《旧唐书》中的材料。由此，蒋氏参与修国史、实录，为后人阅读、研究、认识唐代的历史面貌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这就是蒋氏史学世家在历史撰述方面最突出的贡献。
三、“征引典故，以参时事”：蒋氏的学术特征
蒋氏的学术特征主要表现在谙于典故、据礼法而作评论和以制度史知识“参时事”三个方面。
谙于典故是蒋氏最鲜明的学术风格。唐德宗曾登凌烟阁，见墙壁上文字残缺，宰相对答不上，便召蒋乂相询，《旧唐书》记载此事：“（蒋乂）对曰：‘此圣历中《侍臣图赞》，臣皆记忆。’即于御前口诵，以补其缺，不失一字。上叹曰，‘虞世南暗写《列女传》，无以加也。’”以上见《旧唐书》卷149《蒋乂传》，第4027～4028页。顺宗入葬后，宰相以迁庙之礼向蒋乂相询。这两处记载充分反映了蒋乂对掌故的娴熟。关于蒋乂谙于典故的学术特征，李肇《唐国史补》指出：
大历已后，专学者有蔡广成《周易》，强象《论语》，啖助、赵匡、陆质《春秋》，施士丐《毛诗》，刁彝、仲子陵、韦彤、裴茞讲礼，章廷珪，薛伯高、徐润并通经。其余地理则贾仆射，兵赋则杜太保，故事则苏冕、蒋乂，历算则董和（原注：名嫌，宪宗朝讳），天文则徐泽，氏族则林宝。[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54页。
上述内容涉及到大历年间各个学术领域的名家，其中，蒋乂与苏冕同为“故事”名家，颇有名气。蒋乂早年同权德舆、张荐等人交游密切，与“新台阁诗人”关系密切。所谓“新台阁诗人”，大多都是谙熟经典、博古通今的学者，在任职上多是礼官、史官、掌制诰等职。参见蒋寅：《大历诗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69～377页。蒋乂与“新台阁诗人”的交游，自是同好相聚。
蒋乂的子辈也传承了谙于典故的学术风格。史载蒋係“典实有父风”；《旧唐书》卷149《蒋乂传附蒋係传》，第4028页。蒋伸受唐宣宗赏识，“每见必咨天下得失”；蒋偕于大中五年奉诏参与续撰柳芳《唐历》，史载：“柳芳作《唐历》，大历以后阙而不录，宣宗诏崔龟从、韦澳、李荀、张彦远及偕等分年撰次，尽元和以续云”。《新唐书》卷132《蒋乂传附蒋偕传》，第4533～4535页。由此可见，蒋偕继承父兄典实之风。上述情况都反映出蒋氏谙于典故的学术风格。
据礼法而作评论是蒋氏学术风格的另一个突出特征。蒋乂曾在顺宗入葬后提供迁庙之礼的意见，涉及对武周、中宗朝的评论。
有司以中宗为中兴之君，当百代不迁之位。宰臣召史官蒋武（按：时蒋乂尚未更名）问之，武对曰：“中宗以弘道元年于高宗柩前即位，时春秋已壮矣。及母后篡夺，神器潜移。其后赖张柬之等同谋，国祚再复。此盖同于反正，恐不得号为中兴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复之，谓之中兴，汉光武、晋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复之，晋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于惠、安二帝事同，即不可为不迁之主也。”有司又云：“五王有再安社稷之功，今若迁中宗庙，则五王永绝配享之例。”武曰：“凡配享功臣，每至禘祫年方合食太庙，居常即无享礼。今迁中宗神主，而禘祫之年，毁庙之主并陈于太庙，此则五王配食，与前时如一也。”有司不能答。《旧唐书》卷25《礼仪志五》，第957～958页。 蒋乂根据历史上汉光武帝、晋元帝、晋孝惠帝、晋孝安帝的事迹，指出唐中宗“自我失之，因人复之”，非“中兴之君”，而为“反正”之君，故“不可为不迁之主”。进而又指出“五王”“五王”指神龙政变拥护中宗的五位功臣，即张柬之、敬晖、崔玄暐、桓彦范、袁恕己五人，因有功被封王，后遭贬。睿宗即位后平反，追复官爵。为“功臣”，应配食于太庙，不会因中宗迁庙中断。蒋乂的意见使“有司不能答”，中宗迁庙之事无复议论。蒋乂的这一历史评论，一方面凸显出他谙熟典制，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另一方面反映出他对帝王统治、历史人物比较中肯的评论。
又如，蒋係对唐德宗、宪宗两朝的政治得失有深刻见解，他在一篇史论中写道：
宪宗嗣位之初，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顾谓丞相曰：“太宗之创业如此，玄宗之致理如此，既览国史，乃知万倍不如先圣。当先圣之代，犹须宰执臣僚同心辅助，岂朕今日独能为理哉！”自是延英议政，昼漏率下五六刻方退。自贞元十年已后，朝廷威福日削，方镇权重。德宗不委政宰相，人间细务，多自临决，奸佞之臣，如裴延龄辈数人，得以钱谷数术进，宰相备位而已。及上自藩邸监国，以至临御，讫于元和，军国枢机，尽归之于宰相。由是中外咸理，纪律再张，果能剪削乱阶，诛除群盗。睿谋英断，近古罕俦，唐室中兴，章武而已。任异、鎛之聚敛，逐群、度于藩方，政道国经，未至衰紊。惜乎服食过当，阉竖窃发，苟天假之年，庶几于理矣！《旧唐书》卷15《宪宗本纪下》，第472页。
这里，蒋係写出了他对太宗和玄宗两朝的钦敬之意，以及对德宗朝的批评和对宪宗朝的赞誉，可谓通达而有器识。值得注意的是，蒋係在参与修撰《宪宗实录》的过程中，执笔作论，足见其在众多史官之中地位的重要性。从蒋乂与蒋係父子的历史评论，可观蒋氏在评论朝政和历史人物方面，论议风生，中肯客观，特点突出。
以制度史知识“参时事”，通识而能议政，是蒋氏又一个治学风格。蒋乂在朝任职二十余年，“前后每有大政事、大议论，宰执不能裁决者，必召以咨访。”史载“（蒋乂）征引典故，以参时事，多合其宜”。③⑥《旧唐书》卷149《蒋乂传》，第4028、4026～4028、4028页。贞元十三年（797年），唐德宗下诏命正居“母丧”的张茂宗复“复云麾将军成礼”，娶义章公主。蒋乂认为此事不合“古礼”和“人情”，上疏皇帝指出：“墨縗之礼，本缘金革。从古已来，未有驸马起复尚主者。既乖典礼，且违人情，切恐不可。”皇上以张茂宗母“临亡有请”为由驳回，蒋乂又再次拜疏，“辞逾激切”，指出：“陛下临御已来，每事宪章典礼。建中年郡县主出降，皆诏有司依礼，不用俗仪，天下庆戴。忽今驸马起复成礼，实恐惊骇物听。”蒋乂的意见虽未被皇帝采纳，但是他敢于直谏的精神得到了唐德宗的赏识，史载“上心颇重乂”。《旧唐书》卷141《张茂宗传》亦载有此事（第3860～3861页）。
从蒋氏家族成员的入仕途径来看，他们多以拾遗、补阙等官兼任史官，即以谏官充任史官。如蒋乂“贞元九年，转右拾遗，充史馆修撰”，《德宗实录》修成后，“以功拜右谏议大夫”。蒋係于“（大和）二年，拜右拾遗、史馆修撰”，蒋伸于“大中初入朝，右补阕、史馆修撰”，蒋偕“以父任历官左拾遗、史馆修撰，转补阙。”③拾遗是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年）新设的官职，“从八品上，掌供奉讽谏，行立次左右史下”，《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第1845页。左右拾遗与左右补阙，都是唐代的谏官。蒋氏父子以制度史知识引史论政，将自身的学识应用于现实之中，兼具史官和谏官身份，这一方面是唐代官职的责任要求，另一方面也与唐代史家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一脉相承。
四、“时推良史”：蒋氏史学成就的再评价
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至唐代，史家的是非观念、价值观念都有了新的发展，史家的主体意识更加明确，对“良史”“直书”“实录”等问题的探讨更加深入。盛唐史家刘知幾明确指出：“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新唐书》卷132《刘子玄传》，第4522页。“史才三长”论的观点“时以为笃论”，成为后人“良史”观念的重要标准，尤其影响五代时人的史学思想，这里，我们不妨借以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来分析、评价蒋氏何以“时推良史”。
首先，关于蒋氏的“史才”。刘知幾所谓“史才”，主要指史家掌握文献、运用体裁和史文表述的能力。蒋氏“三世踵修国史”，他们参与修撰国史这一史学活动本身就说明蒋氏的历史编撰能力。除修国史外，蒋乂另著有《大唐宰辅录》七十卷，《凌烟阁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传》等四十卷，⑥并参与编修《元和删定制敕》三十卷的工作，《新唐书》卷58《艺文志二》，第1497页。蒋偕编次《李绛论事集》等，也反映出蒋氏在历史编纂方面的才能。从仕官途径来看，如前所述，蒋氏家族成员多以谏官任史官，并非借史职高升，而是因具史才而任史官，这是由蒋氏家学传统决定的。有学者研究指出，唐代以拾遗兼任史官的根本在于“拾遗自身所有的素质契合史官应具备的才能”，这种对史官才、学、识三方面的要求，与拾遗选任中重德行、崇儒学的择才标准恰好一致。赵建建：《唐代拾遗的使职工作》，《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S2期。这些情况都反映出蒋氏具备所论“史才”。
其次，关于蒋氏的史学。上已论述，“谙于典故”是蒋氏最突出的学术特征，蒋乂更为大历年间“故事”名家，蒋係“典实有父风”，反映了蒋氏具有“史学”。唐高宗《简择史官诏》指出：“修撰国史，义在典实，自非操履贞白，业量该通，谠正有闻，方堪此任。”[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81《简择史官诏》，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67页。由此可知，“典实”是唐代统治者提出的修国史的重要原则。蒋乂参与修撰的《德宗实录》“时称信史”，《旧唐书》卷159《韦处厚传》，第4183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蒋氏所修实录在史料上记载翔实。同出自史学世家的令狐峘（曾祖父为唐初史家令狐德棻），所修实录却“不称良史”，《旧唐书·令狐峘传》载：“峘纂开元、天宝事，虽得诸家文集，编其诏策，名臣传记十无三四，后人以漏落处多，不称良史。”《旧唐书》卷149《令狐峘传》，第4011页。这段记载指出了令狐峘“不称良史”的原因在于“漏落处多”。上述内容反映出蒋氏学识广博，近于刘知幾所说的“史学”。中唐以后的史官多由进士科入仕，也说明史官在唐代知识分子阶层中是一个学问基础较为扎实的群体，集中了一流的学者和人才。张荣芳：《唐代史官入仕途径、地域与交游之分析》，《大陆杂志》1982年第5期。可以说，蒋氏正是具有扎实学识的史学世家。 再次，关于蒋氏的“史识”。刘知幾提出“史识”，要求史学家“善恶必书”。中唐时期柳宗元提出“宜守中道，不忘其直”，[唐]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柳河东集》卷31，第499页。李翱提出“取天下公是公非以为本”，[唐]李翱：《答皇甫湜书》，[清]董诰编：《全唐文》卷635，中华书局，1983年，第6410页。是唐代史家“史识”观念进一步发展。在这一点上，蒋氏父子以制度史知识“参时事”，具有直言不讳的实录精神。蒋乂外祖父吴兢作为唐代史学家坚持直书的一面旗帜，在实际工作中真正贯彻了直书的原则，参见瞿林东：《论吴兢——纪念吴兢逝世1230周年》，载《唐代史学论稿》，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87～289页。曾言“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宋]王溥：《唐会要》卷64《史馆杂录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06页。蒋乂“从外家学”，深受吴兢治学精神的影响，加上他本人个性耿直，不好权势，史载其“不能事人，或遇权臣专政，辄数岁不迁官”，《旧唐书》卷149《蒋乂传》，第4028页。在撰写史书时自然奉行“实录”的精神。文宗朝时，牛党成员宋申锡含冤被贬，蒋係作为史官仗义直言，杜牧称赞他“不附权臣，例遭左官”。[唐]杜牧：《代人举蒋係自代状》，载《杜牧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968页。蒋偕编次《李绛论事集》，并为之作序道：“今中执法夏侯公乃授余以公平生所论谏，凡数十事，其所争皆磊磊正直臣风慨，读之者令人激起忠义。”蒋偕：《李司空论谏集序》，《全唐文》卷684，第6998～6999页。这段序言突出论述李绛论谏的忠诚与其品性的刚毅，一方面反映出蒋偕在编撰文史方面的才能；另一方面反映出蒋偕为人正直，受人尊崇，有父兄之风。《五代会要》记载《旧唐书》列传选取人物要“校其功勋大小，德业轻重，次第纂修，排列先后”，[宋]王溥：《五代会要》卷18《史馆杂录》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03页。道德是重要的选列标准，这也受唐代统治思想和社会思潮的影响。参见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09～410页。蒋氏被写入《旧唐书》列传之中，反映出他们的治史之精神、为人之德行得到了五代时人的认可和推崇，具有刘知幾所云“史识”。
清代章学诚提出史学家撰述时应具有“史德”，即“著书者之心术”，“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清]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上册卷3《史篇》，中华书局，2014年，第257～258页。是对史学家在撰述中的主客体意识提出了明确要求。有唐一代的史家，或许对历史撰述过程中主、客体之关系的认识，还不及章学诚之“心术”说深刻，但是，从吴兢、刘知幾到柳宗元、李翱，再到晚唐的蒋氏史学世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正直的人品，以及对撰述“直书”“实录”精神的坚韧追求，已经带有比较鲜明的史家主体意识了。这一方面反映出唐代史学家关于“信史”“良史”观念认识的深入；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史学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
综观蒋氏在才、学、识三个方面的修养，以及他们在历史撰述上的突出贡献，可以认为，晚唐义兴蒋氏确是德、才兼具的史学世家，其治史精神和史学贡献应该得到世人的推崇和尊敬。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黄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