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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韩国宋京雅的幻想小说《我的田螺公子的故事》是以韩国田螺姑娘型民间故事为原型改写的。作品以后现代解构主义理论为指导，重塑了田螺形象，对提倡女性自我意识觉醒，消除父权、夫权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引人警惕欲望美学下消费文化的“仿象”与“超现实 ”的片面化问题。
【关键词】 田螺形象;幻想小说;消费文化;解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1-0019-03
韩国作家宋京雅出生于1971年，她以处女作小说《少年离家出走协会》登上文坛，其后又出版了《书》《电梯》等小说集，成为韩国文学界引人注目的幻想小说家。
宋京雅的《我的田螺公子的故事》发表于2005年，这部作品以韩国田螺姑娘型民间故事为母题，创造出了现代消费文化时代超现实的幻境，讲述了在以生产为主的意识形态逐渐被消费意识形态所替代，个人自身欲望的不断膨胀背景下轻视生命价值和追求的故事。女主人公的消费欲望导致了对田螺公子的权利意识，体现出后现代主义所宣扬的反权力、反神圣、反主流，强调颠覆性和解构性，否定一切事物終极价值的特点。
本文以解构论的视角，围绕从田螺“姑娘”变成田螺“公子”，从民间故事的“幻想”变为现代消费文化的“幻想”的重塑，解析《我的田螺公子的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以及幻想小说的特点，并讨论其现实意义。
一、韩国“田螺姑娘型”民间故事的文化意蕴
田螺姑娘型民间故事流传于世界很多国家。在阿尔奈-汤普森所著的《世界民间故事类型》中，它属402“老鼠（青蛙等等）当新娘型和465因漂亮妻而受迫害的男人型。在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分类》中，它属408“田螺姑娘”型。韩国“田螺姑娘”型民间故事源于中国《搜神后记》中白水素女和《太平广记》中吴堪的故事。这两部作品于高丽朝（（918-1392））中后期传入朝鲜半岛，经改造、综合，演变成了具有韩国文化意蕴的以《田螺姑娘》《蝴蝶双双比翼飞》为主要版本的 “田螺姑娘”型民间故事。
按俄罗斯民间文艺学家弗拉基米尔·普洛普提出的民间故事的31种功能划分，韩国“田螺姑娘”型民间故事可归纳出以下主要情节：
（1）深山里住着一个无依无靠的贫穷农夫。（缺乏）
（2）一天他在田地里干活时偶然捡到一只田螺，拿回放到水缸里养着。（传递）
（3）小伙子不在家时，田螺姑娘偷偷地为他做饭、做家务。（领受神力）
（4）后来小伙子和田螺姑娘喜结缘。（共谋）
（5）小伙子不让田螺姑娘出门，可是田螺姑娘不听他的话，她外出时偶遇县官。（违背禁令）
（6）县官强行带走田螺姑娘。（搏斗）
（7）田螺姑娘得到丈夫的帮助，脱离了危险。（危险获救）
（8）最终两人过上幸福的日子。（身体转换，婚礼）
较之韩国“田螺姑娘”的中国母题，韩国“田螺姑娘”型民间故事凸显了韩国人的价值观和民众的期待视野。首先，故事的背景由市井文化变成了农耕文化，故事中的人物由丧妻的半有闲阶层的县吏，变成了未婚的贫穷农夫;其次是，虽然韩国田螺娘型故事与中国母题 “吴堪”故事同属异类婚型爱情，韩国“田螺姑娘”却是爱情的颂歌。韩国“田螺姑娘”故事中的年轻农夫质朴善良、豪爽乐观，充满对美好爱情的渴望;而田螺姑娘则聪颖贤惠、不畏强暴，为爱情宁愿牺牲;最终忠厚善良者获得上天眷顾，为非作歹者受到现世现报。这些都打上了韩国文化的浓厚印记，体现了韩国民众的价值取向与追求。
二、“田螺”形象的重塑
幻想小说《我的田螺公子的故事》通过构筑超现实的时空一体的幻境，彻底拆解了现存的主体支配逻辑，用新的视角重新认识原来已经固化的观念架构，通过打破“禁忌”的行为，实现理念或认识的扩张。
故事的女主人公李素贤大学毕业后，对未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将近三十岁时仍然无所事事。而母亲好不容易和共同生活了几十年有外遇的父亲离了婚，用当时分到的钱买下的江南的两套公寓。而后随后房屋价格暴涨，她一下子成为拥有数十亿韩币资产的富婆。素贤无须赡养父母，因此她大多时间都泡在舅舅的咖啡馆里，偶尔也学英语，或玩游戏、看电影，过着悠闲的生活。由于素贤没有结婚，过着独身生活，既没有婆家压力，也无须抚养孩子。在独身主义者素贤看来，现代社会的婚姻制度已无法约束她。
素贤的表姐跟素贤不同，从小就是优秀聪明的才女。不过她结婚后放弃了自己的梦想，成为全职主妇。表姐知道“田螺公子”的存在后，考虑到素贤需要他，就替她用电视购物的方式订了一个，并交了首付。
素贤刚开始拒绝这份礼物，后来在表姐的劝说下接受下来。“田螺公子”到货后，在她不在时现出人身，为她做饭、洗衣，操持家务。素贤非常满意地说：“姐姐，谢谢你啦。果不其然，我需要的不是结婚的对象，而是一个‘田螺公子’”。
再后来，素贤违反“田螺公子”使用规定，导致与变为人形的“田螺公子”见面。而“田螺公子”则向素贤求婚，在素贤不允后，他变成田螺，进入水缸，再不出来操持家务。最后，素贤通过网络平台把“田螺公子”作为二手货卖掉。
为了对比和分析《我的田螺公子的故事》对母题韩国“田螺姑娘”型民间故事人物形象等的重塑，下面再次以普洛普的民间故事的31种功能划分方法对小说主要情节进行归纳：
（1）素贤和离婚的母亲生活在一起。（初始状态）
（2）结了婚的表姐和母亲不断催促素贤结婚。（缺席）
（3）表姐为素贤通过电视购物订了‘田螺公子’，帮她付了第一笔分期付款。（调停）
（4）“田螺公子”到货后，素贤了解了必须遵守的使用 “注意事项”，即当田螺变成人时，千万不要让他看见自己，否则他会盲目地追求主人，并且要求结婚。（禁令） （5）“田螺公子”在家人不在时现身。（空间转换）
（6）“田螺公子”做家务井井有条，之前的单调乏味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领受神力）
（7）一天，喝醉了酒的素贤，被“田螺公子”看到。（违背禁令）
（8）“田螺公子”没有回到田螺的样子，而是向素贤求婚。（无理要求）
（9） 素贤拒绝了田螺小伙子的求婚。（反应）
（10）“田螺公子”回到田螺的样子，不再从水槽出来做家务。（揭露真相）
（11） 素贤通过网络平台把“田螺公子”当作二手物品出售。（惩罚）
通过上面的归纳，可以发现《我的田螺公子的故事》对其母题——中国和韩国“田螺姑娘”型民间故事进行了拆分、增删、重组，既体现了互文性，又塑造出了全新的人物形象。比如：故事的背景由生产文化变为消费文化;田螺由姑娘变为“公子”;希望得到田螺的原因由追求爱情变为追求服务;得到田螺的方式由无意拾得变为有意购买（而且是网购）;与田螺的相处方式由夫妻的口头约束变为制度化的条文;违禁的结果由夫妻实现共生变为解除合同，分道扬镳……。
作为后现代主义重要流派的解构主义就是要打破现存的网格化的秩序。这种秩序不仅指社会秩序，还包括婚姻秩序、道德伦理规范等，甚至包括个人意识上的秩序。可以看出，宋京雅是一位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作家，作品中权利主体与被支配者性别的反转集中体现出了后现代主义反传统、反主流、反权威的特点;女主人公不为百年好合，只为获得服务的爱情观正是后现代主义宣扬的虚无、娱乐的消费主义文化的体现;而故事结尾处两位主要人物契约式的分离则是后现代主义否定一切事物终极价值的必然结局。
《我的田螺公子的故事》是一部超现实的幻想小说，但“超现实”并不是“非现实”;“幻想”并不是“空想”。宋京雅的“幻想”建立在现代消费文化的基础上，她恰当地编辑不同的时空，结构重组。在时空的同一化、主体性、现实性的统一作用下，对主体性和现实主宰的逻辑进行了彻底的解构，使得作品在现实与幻想的边界中实现了自己方式的幻想。
宋京雅认为：“境遇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框架，而将这个框架重新转化为新事物的能力是一切艺术的基础。虽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斥责了缪斯，但我没有缪斯的帮助，就只能通过那种巫女的想象力进行写作。”不难看出，她的这类幻想小说往往从熟悉的故事中“认生”，运用顺行的“逆行”以及极端的夸张、扭曲、变形手法，通过幻化场景，使读者从作品中获得一种新的体验。
三、消费文化下婚姻观的扭曲
爱情、婚姻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中的重要课题。婚姻观属于上层建筑中的社会意识形态，由经济基础决定。不同社会、不同时代、不同经济情况下，婚姻观自然不同。韩国传统的婚姻观受中国儒教影响，与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大同小异，强调两情相悦，爱情就是为了结婚;强调婚姻本身的责任与义务;强调家国情怀，重视孝道、亲情;强调男人的地位，父权、夫权意识根深蒂固。韩国“田螺姑娘”型民间故事体现出了这种传统的婚姻观。
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计算机的广泛应用，改变了西方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从而进入了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后工业社会的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也发生了巨变，各种文化思潮风起云涌，消费文化渐成主流。在此背景下，无论社会结构、道德观念还是人际关系，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较之以前，社会结构由农村式变成了城市式;人们由重传统变成轻传统;由纵向、历史主义地思考问题变成横向、地理主义地思考问题;由有共同信仰、固定的价值观变成散漫的、无中心的个人至上;由个人服从群体、群体直接约束个人变成许可与约束的格局法式化、非人格化、抽象化;由道德、理性的支配欲变成本能、直觉地抬头……较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韩国较多地保留了过去的传统，但它毕竟已是高度发展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上述的种种变化有的业已形成，有的则正在完成。
《我的田螺公子的故事》展现出了一种与“田螺姑娘”型民间故事完全不同的婚姻观，是对传统婚姻观的反叛与扭曲，这种观念的产生正是源于被称为“汉江奇迹”的韩国经济腾飞的背景。作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20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经济获得高速发展，人均GDP由1963年的100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6，000余美元，增长高达160倍。而2005年正是《我的田螺公子的故事》发表之年。（2021年7月2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通过韩国地位变更案，正式将韩国认定为发达国家。）
《我的田螺公子的故事》中的素贤是一个衣食无忧，有闲的知识女性。她整天沉浸于喝咖啡、玩游戏、看电影等用钱买快乐的“纵欲”之中。消费文化主导着她的意识与行动，在她的婚姻观里没有爱情，没有责任，有的只是有花钱买服务的消费。
“假如是田螺公子，我想要一个。我不想要那种我需要照顾的丈夫。”
面对老大不小而不结婚的素贤，母亲和表姐都着急地催婚，而她却不为所动。因为在她看来，婚姻并非百年佳约，而是一条令人失望的无聊之旅，因此多半人都无法走完这一旅途。而当表姐向她介绍有可以网购的“田螺公子”時，她终于同意说“我想要一个”，而之前的不结婚，是因为“不想要那种我需要照顾的丈夫”。
网购的“田螺公子”到货开始服务后，展现出了对主人的无微不至的细心与超常的操持家务的能力。备餐、洗碗、洗衣、分类垃圾等无所不能，工作的认真程度和质量效果都超过了女人。
在购买的服务获得超值回报后，素贤非常满意，说：“姐姐，谢谢你啦。果不其然，我需要的不是结婚的对象，而是一个‘田螺公子’”。
维系素贤与“田螺公子”关系的并非是感情，更不是爱情，而是作为契约的使用说明的注意事项。所以当契约被违反时，便是没有挽回余地的分手。
“‘田螺公子’既无婆家，也没有负担……它是爱我的，并且要求和我在一起……但我立刻拒绝了。要是‘田螺公子’反抗，我就把他卖了。” 在素贤看来，“田螺公子”本来就是网购的“物”，而非人，是已經物化成了符号的人。对“田螺公子”的最终处理方式是作为二手货转卖给了一个女职员。这种处理方式完全符合后现代消费行为的“购物——用物——厌物——弃物”模式。
后现代的消费文化酿成了素贤的爱情观，主导了对“田螺公子”的处理方式，但同时也造成了后现代人们普遍存在的迷茫与动摇：“田螺公子用一种埋怨的目光看着我，仿佛我做错了什么似的。事实上要推给别人做事情的时候，不仅要付钱还要付出感情。 当然，田螺公子想跟我结婚的要求是太过分了。但原来我的这种“因为我交了钱，得到相应的服务就可以了”的想法。事实上和田螺公子想要跟我结婚的想法是一样的，这一种想法既荒谬又过分。”
在小说的结尾，素贤对即将离婚的表姐说道：“我要改变我的生活，要反省一直追求自己的快乐和自由生活的态度。我并不想这样逃避现实，我要跟别人和社会建立自己的社交圈。‘田螺公子’相处了一阵子之后，这就算是明白了。”
主人公的感悟也是小说作者本身的迷茫。
托多罗夫在《幻想作品导论》指出：“幻想存在于悬而未决之中， 一旦人们选择了这样或那样的答案， 就不再是幻想作品， 而是相近的另一种体裁——志怪或神话了。幻想， 是一个了解自然规律的人， 面对一个超自然事件时感到的犹豫不定 。”
四、结语
宋京雅在后现代文学创作理论的指导下，以解构主义的手法完成了从韩国田螺姑娘型民间故事到《我的田螺公子的故事》的人物重塑与故事重组。除小说的叙事的结构和思路具有打破传统，消除权威的意义外，作品中人物田螺的性别变化、当事双方从属关系、工作内容的变化等对提升女性自我觉醒意识，消除父权、夫权等也具有积极意义。
作为后现代主义美学形态的欲望美学针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况提出了 “消费社会 ”和消费主义的观念，形成了一种“仿象”的“超现实 ”和消费主义的欲望化倾向，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特别的影响。但是，在运用中也要防止片面化，建设符合国情、社情的文学理论，倡导正确的消费观。
参考文献：
[1]孙麟淑.《巴里流浪记》的文化符号学研究[J].韩国语教学与研究，2021，（34）.
[2]全南玧.中国现当代幻想文学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0.
[3]徐新建.数智时代的文学幻想——从文学人类学出发[J].文学人类学研究，2019，（1）.
作者简介：孙麟淑，女，韩国人，大连外国语大学韩国语学院外教，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韩比较文学。
【关键词】 田螺形象;幻想小说;消费文化;解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1-0019-03
韩国作家宋京雅出生于1971年，她以处女作小说《少年离家出走协会》登上文坛，其后又出版了《书》《电梯》等小说集，成为韩国文学界引人注目的幻想小说家。
宋京雅的《我的田螺公子的故事》发表于2005年，这部作品以韩国田螺姑娘型民间故事为母题，创造出了现代消费文化时代超现实的幻境，讲述了在以生产为主的意识形态逐渐被消费意识形态所替代，个人自身欲望的不断膨胀背景下轻视生命价值和追求的故事。女主人公的消费欲望导致了对田螺公子的权利意识，体现出后现代主义所宣扬的反权力、反神圣、反主流，强调颠覆性和解构性，否定一切事物終极价值的特点。
本文以解构论的视角，围绕从田螺“姑娘”变成田螺“公子”，从民间故事的“幻想”变为现代消费文化的“幻想”的重塑，解析《我的田螺公子的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以及幻想小说的特点，并讨论其现实意义。
一、韩国“田螺姑娘型”民间故事的文化意蕴
田螺姑娘型民间故事流传于世界很多国家。在阿尔奈-汤普森所著的《世界民间故事类型》中，它属402“老鼠（青蛙等等）当新娘型和465因漂亮妻而受迫害的男人型。在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分类》中，它属408“田螺姑娘”型。韩国“田螺姑娘”型民间故事源于中国《搜神后记》中白水素女和《太平广记》中吴堪的故事。这两部作品于高丽朝（（918-1392））中后期传入朝鲜半岛，经改造、综合，演变成了具有韩国文化意蕴的以《田螺姑娘》《蝴蝶双双比翼飞》为主要版本的 “田螺姑娘”型民间故事。
按俄罗斯民间文艺学家弗拉基米尔·普洛普提出的民间故事的31种功能划分，韩国“田螺姑娘”型民间故事可归纳出以下主要情节：
（1）深山里住着一个无依无靠的贫穷农夫。（缺乏）
（2）一天他在田地里干活时偶然捡到一只田螺，拿回放到水缸里养着。（传递）
（3）小伙子不在家时，田螺姑娘偷偷地为他做饭、做家务。（领受神力）
（4）后来小伙子和田螺姑娘喜结缘。（共谋）
（5）小伙子不让田螺姑娘出门，可是田螺姑娘不听他的话，她外出时偶遇县官。（违背禁令）
（6）县官强行带走田螺姑娘。（搏斗）
（7）田螺姑娘得到丈夫的帮助，脱离了危险。（危险获救）
（8）最终两人过上幸福的日子。（身体转换，婚礼）
较之韩国“田螺姑娘”的中国母题，韩国“田螺姑娘”型民间故事凸显了韩国人的价值观和民众的期待视野。首先，故事的背景由市井文化变成了农耕文化，故事中的人物由丧妻的半有闲阶层的县吏，变成了未婚的贫穷农夫;其次是，虽然韩国田螺娘型故事与中国母题 “吴堪”故事同属异类婚型爱情，韩国“田螺姑娘”却是爱情的颂歌。韩国“田螺姑娘”故事中的年轻农夫质朴善良、豪爽乐观，充满对美好爱情的渴望;而田螺姑娘则聪颖贤惠、不畏强暴，为爱情宁愿牺牲;最终忠厚善良者获得上天眷顾，为非作歹者受到现世现报。这些都打上了韩国文化的浓厚印记，体现了韩国民众的价值取向与追求。
二、“田螺”形象的重塑
幻想小说《我的田螺公子的故事》通过构筑超现实的时空一体的幻境，彻底拆解了现存的主体支配逻辑，用新的视角重新认识原来已经固化的观念架构，通过打破“禁忌”的行为，实现理念或认识的扩张。
故事的女主人公李素贤大学毕业后，对未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将近三十岁时仍然无所事事。而母亲好不容易和共同生活了几十年有外遇的父亲离了婚，用当时分到的钱买下的江南的两套公寓。而后随后房屋价格暴涨，她一下子成为拥有数十亿韩币资产的富婆。素贤无须赡养父母，因此她大多时间都泡在舅舅的咖啡馆里，偶尔也学英语，或玩游戏、看电影，过着悠闲的生活。由于素贤没有结婚，过着独身生活，既没有婆家压力，也无须抚养孩子。在独身主义者素贤看来，现代社会的婚姻制度已无法约束她。
素贤的表姐跟素贤不同，从小就是优秀聪明的才女。不过她结婚后放弃了自己的梦想，成为全职主妇。表姐知道“田螺公子”的存在后，考虑到素贤需要他，就替她用电视购物的方式订了一个，并交了首付。
素贤刚开始拒绝这份礼物，后来在表姐的劝说下接受下来。“田螺公子”到货后，在她不在时现出人身，为她做饭、洗衣，操持家务。素贤非常满意地说：“姐姐，谢谢你啦。果不其然，我需要的不是结婚的对象，而是一个‘田螺公子’”。
再后来，素贤违反“田螺公子”使用规定，导致与变为人形的“田螺公子”见面。而“田螺公子”则向素贤求婚，在素贤不允后，他变成田螺，进入水缸，再不出来操持家务。最后，素贤通过网络平台把“田螺公子”作为二手货卖掉。
为了对比和分析《我的田螺公子的故事》对母题韩国“田螺姑娘”型民间故事人物形象等的重塑，下面再次以普洛普的民间故事的31种功能划分方法对小说主要情节进行归纳：
（1）素贤和离婚的母亲生活在一起。（初始状态）
（2）结了婚的表姐和母亲不断催促素贤结婚。（缺席）
（3）表姐为素贤通过电视购物订了‘田螺公子’，帮她付了第一笔分期付款。（调停）
（4）“田螺公子”到货后，素贤了解了必须遵守的使用 “注意事项”，即当田螺变成人时，千万不要让他看见自己，否则他会盲目地追求主人，并且要求结婚。（禁令） （5）“田螺公子”在家人不在时现身。（空间转换）
（6）“田螺公子”做家务井井有条，之前的单调乏味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领受神力）
（7）一天，喝醉了酒的素贤，被“田螺公子”看到。（违背禁令）
（8）“田螺公子”没有回到田螺的样子，而是向素贤求婚。（无理要求）
（9） 素贤拒绝了田螺小伙子的求婚。（反应）
（10）“田螺公子”回到田螺的样子，不再从水槽出来做家务。（揭露真相）
（11） 素贤通过网络平台把“田螺公子”当作二手物品出售。（惩罚）
通过上面的归纳，可以发现《我的田螺公子的故事》对其母题——中国和韩国“田螺姑娘”型民间故事进行了拆分、增删、重组，既体现了互文性，又塑造出了全新的人物形象。比如：故事的背景由生产文化变为消费文化;田螺由姑娘变为“公子”;希望得到田螺的原因由追求爱情变为追求服务;得到田螺的方式由无意拾得变为有意购买（而且是网购）;与田螺的相处方式由夫妻的口头约束变为制度化的条文;违禁的结果由夫妻实现共生变为解除合同，分道扬镳……。
作为后现代主义重要流派的解构主义就是要打破现存的网格化的秩序。这种秩序不仅指社会秩序，还包括婚姻秩序、道德伦理规范等，甚至包括个人意识上的秩序。可以看出，宋京雅是一位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作家，作品中权利主体与被支配者性别的反转集中体现出了后现代主义反传统、反主流、反权威的特点;女主人公不为百年好合，只为获得服务的爱情观正是后现代主义宣扬的虚无、娱乐的消费主义文化的体现;而故事结尾处两位主要人物契约式的分离则是后现代主义否定一切事物终极价值的必然结局。
《我的田螺公子的故事》是一部超现实的幻想小说，但“超现实”并不是“非现实”;“幻想”并不是“空想”。宋京雅的“幻想”建立在现代消费文化的基础上，她恰当地编辑不同的时空，结构重组。在时空的同一化、主体性、现实性的统一作用下，对主体性和现实主宰的逻辑进行了彻底的解构，使得作品在现实与幻想的边界中实现了自己方式的幻想。
宋京雅认为：“境遇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框架，而将这个框架重新转化为新事物的能力是一切艺术的基础。虽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斥责了缪斯，但我没有缪斯的帮助，就只能通过那种巫女的想象力进行写作。”不难看出，她的这类幻想小说往往从熟悉的故事中“认生”，运用顺行的“逆行”以及极端的夸张、扭曲、变形手法，通过幻化场景，使读者从作品中获得一种新的体验。
三、消费文化下婚姻观的扭曲
爱情、婚姻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中的重要课题。婚姻观属于上层建筑中的社会意识形态，由经济基础决定。不同社会、不同时代、不同经济情况下，婚姻观自然不同。韩国传统的婚姻观受中国儒教影响，与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大同小异，强调两情相悦，爱情就是为了结婚;强调婚姻本身的责任与义务;强调家国情怀，重视孝道、亲情;强调男人的地位，父权、夫权意识根深蒂固。韩国“田螺姑娘”型民间故事体现出了这种传统的婚姻观。
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计算机的广泛应用，改变了西方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从而进入了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后工业社会的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也发生了巨变，各种文化思潮风起云涌，消费文化渐成主流。在此背景下，无论社会结构、道德观念还是人际关系，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较之以前，社会结构由农村式变成了城市式;人们由重传统变成轻传统;由纵向、历史主义地思考问题变成横向、地理主义地思考问题;由有共同信仰、固定的价值观变成散漫的、无中心的个人至上;由个人服从群体、群体直接约束个人变成许可与约束的格局法式化、非人格化、抽象化;由道德、理性的支配欲变成本能、直觉地抬头……较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韩国较多地保留了过去的传统，但它毕竟已是高度发展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上述的种种变化有的业已形成，有的则正在完成。
《我的田螺公子的故事》展现出了一种与“田螺姑娘”型民间故事完全不同的婚姻观，是对传统婚姻观的反叛与扭曲，这种观念的产生正是源于被称为“汉江奇迹”的韩国经济腾飞的背景。作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20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经济获得高速发展，人均GDP由1963年的100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6，000余美元，增长高达160倍。而2005年正是《我的田螺公子的故事》发表之年。（2021年7月2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通过韩国地位变更案，正式将韩国认定为发达国家。）
《我的田螺公子的故事》中的素贤是一个衣食无忧，有闲的知识女性。她整天沉浸于喝咖啡、玩游戏、看电影等用钱买快乐的“纵欲”之中。消费文化主导着她的意识与行动，在她的婚姻观里没有爱情，没有责任，有的只是有花钱买服务的消费。
“假如是田螺公子，我想要一个。我不想要那种我需要照顾的丈夫。”
面对老大不小而不结婚的素贤，母亲和表姐都着急地催婚，而她却不为所动。因为在她看来，婚姻并非百年佳约，而是一条令人失望的无聊之旅，因此多半人都无法走完这一旅途。而当表姐向她介绍有可以网购的“田螺公子”時，她终于同意说“我想要一个”，而之前的不结婚，是因为“不想要那种我需要照顾的丈夫”。
网购的“田螺公子”到货开始服务后，展现出了对主人的无微不至的细心与超常的操持家务的能力。备餐、洗碗、洗衣、分类垃圾等无所不能，工作的认真程度和质量效果都超过了女人。
在购买的服务获得超值回报后，素贤非常满意，说：“姐姐，谢谢你啦。果不其然，我需要的不是结婚的对象，而是一个‘田螺公子’”。
维系素贤与“田螺公子”关系的并非是感情，更不是爱情，而是作为契约的使用说明的注意事项。所以当契约被违反时，便是没有挽回余地的分手。
“‘田螺公子’既无婆家，也没有负担……它是爱我的，并且要求和我在一起……但我立刻拒绝了。要是‘田螺公子’反抗，我就把他卖了。” 在素贤看来，“田螺公子”本来就是网购的“物”，而非人，是已經物化成了符号的人。对“田螺公子”的最终处理方式是作为二手货转卖给了一个女职员。这种处理方式完全符合后现代消费行为的“购物——用物——厌物——弃物”模式。
后现代的消费文化酿成了素贤的爱情观，主导了对“田螺公子”的处理方式，但同时也造成了后现代人们普遍存在的迷茫与动摇：“田螺公子用一种埋怨的目光看着我，仿佛我做错了什么似的。事实上要推给别人做事情的时候，不仅要付钱还要付出感情。 当然，田螺公子想跟我结婚的要求是太过分了。但原来我的这种“因为我交了钱，得到相应的服务就可以了”的想法。事实上和田螺公子想要跟我结婚的想法是一样的，这一种想法既荒谬又过分。”
在小说的结尾，素贤对即将离婚的表姐说道：“我要改变我的生活，要反省一直追求自己的快乐和自由生活的态度。我并不想这样逃避现实，我要跟别人和社会建立自己的社交圈。‘田螺公子’相处了一阵子之后，这就算是明白了。”
主人公的感悟也是小说作者本身的迷茫。
托多罗夫在《幻想作品导论》指出：“幻想存在于悬而未决之中， 一旦人们选择了这样或那样的答案， 就不再是幻想作品， 而是相近的另一种体裁——志怪或神话了。幻想， 是一个了解自然规律的人， 面对一个超自然事件时感到的犹豫不定 。”
四、结语
宋京雅在后现代文学创作理论的指导下，以解构主义的手法完成了从韩国田螺姑娘型民间故事到《我的田螺公子的故事》的人物重塑与故事重组。除小说的叙事的结构和思路具有打破传统，消除权威的意义外，作品中人物田螺的性别变化、当事双方从属关系、工作内容的变化等对提升女性自我觉醒意识，消除父权、夫权等也具有积极意义。
作为后现代主义美学形态的欲望美学针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况提出了 “消费社会 ”和消费主义的观念，形成了一种“仿象”的“超现实 ”和消费主义的欲望化倾向，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特别的影响。但是，在运用中也要防止片面化，建设符合国情、社情的文学理论，倡导正确的消费观。
参考文献：
[1]孙麟淑.《巴里流浪记》的文化符号学研究[J].韩国语教学与研究，2021，（34）.
[2]全南玧.中国现当代幻想文学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0.
[3]徐新建.数智时代的文学幻想——从文学人类学出发[J].文学人类学研究，2019，（1）.
作者简介：孙麟淑，女，韩国人，大连外国语大学韩国语学院外教，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韩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