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后考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控制专业，1989年被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机器人专业录取，回望过去，屈晶只是轻描淡写道：“历史的波浪正好打在这儿，我也被打进去了。”
　　坚韧、刻苦，而又保持着乐观与豁然，屈晶的身上，有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留学生的特有标识。而这些被历史打磨出的品质，也顺延到了他们的后代身上。作为有着两种文化根基、分别在北京和温哥华生活过十几年的加拿大第二代华人移民，屈晶的儿子，屈思源，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中加两国文化交流的桥梁。

“历史的波浪正好打在这儿”

　　在1989年前往加拿大攻读研究生学位之前，屈晶就职于北京的一家研究所。自小喜爱英语，通过英文教科书和报刊了解到国外生活之后，“亲自到国外看一看”的想法，便一直存在于屈晶的心底。

　　而促使屈晶将想法付诸实践的转折，产生于1984年。当时，屈晶工作的航天部，有了一个去美国费城参加第三届国际仪器仪表大会的名额，几轮考试之后，排名第一的屈晶顺利拿到名额。来到费城，亲身感受到了当时国内外的差距之后，屈晶出国留学的梦想被重新点燃。
　　“一开始我是准备去美国的，也收到了很多美国不错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是在那个年代，国人的工资普遍比较低，所以我出去读书的申请条件便是，一定要给到全额奖学金。美国大学最高给的是半奖，所以就没有去成。”提起最终决定入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经历，屈晶用了“机缘巧合”四个字做了概括。
　　屈晶的经历，跟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时间轴，正好吻合。严格意义上讲，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元年，也是1978年。教育的对外开放，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一个缩影。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作出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自此，我国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在调整与恢复中迎来了新的机遇。20天内，教育部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并确定了选派计划。而后，中国政府先后与美国、英国、埃及、加拿大、荷兰、意大利、日本、联邦德国、法国、比利时、澳大利亚等国政府商谈，达成交换留学生协议，自此，中国派遣留学生的出国渠道被打通，教育对外开放的序幕就此拉开。
　　中国的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源自政府间的高层官员互访和双边教育合作协定，而民间力量则是这股历史洪流强有力的推动 力。
　　屈晶，正是汇成这股历史洪流中的一支。读航空航天大学，因为“坐飞机可以不用花钱”;决定去加拿大读书，因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给了我全奖”;顺利拿到了加拿大国籍，因为“看到身边的同学都申请，我也就申请了”。人生诸多重大的选择，在屈晶这里，却更像是仅仅源自于几个“天真且纯粹”的想法。正如屈晶自己所说的那样，“历史的波浪正好打在这儿，我也被打进去了。”

加拿大小华人回京经历短暂“水土不服”

　　屈思源出生于1992年，在加拿大生活了9年之后，跟随父母举家迁回北京，在中国读完中学课程之后，屈思源再次回到加拿大。在采访中，屈思源用“一半一半”来量化自己在中国和加拿大生活的时间。
　　因为在很小的年纪有了从加拿大温哥华搬往北京的经历，屈思源说，自己对于9岁之前的回忆“印象深刻”。
　　“当时的温哥华其实已经比較国际化和多元化了，这在很多方面都要表现，比如我的同学来自于各个国家，背景很多元化，然后我的学校，也在努力教育大家接纳不同的文化，包括鼓励我们用不同的语言唱生日歌。”屈思源如是说。
　　在回到北京最初的时间里，屈思源经历了学习方式上的巨大不适应，“国内的作业明显比国外多很多。我的爷爷奶奶看到我在加拿大上学时候的样子，曾经取笑我说‘上学的时候书包是空的，回家的时候书包也是空的’。”
　　而更大的不适应，则更多的来自于国内课程的条条框框。“我在加拿大读二三年级的时候，课程也是比较随便的，老师在课前会召集在楼道里玩的学生回教室，然后学生也都是没有课桌的，大家坐在地毯上围成一个圈。回到北京，每次上课的时候，老师都会说‘同学们好’，然后我们还要起立，等老师说了坐下之后再坐下，一开始的时候，还挺不适应的。”屈思源告诉《留学》记者。
　　尽管如此，提及这段幼年时候回北京生活和学习的经历，屈思源依然感慨，这是“父母做的很明智的决定”。“父母希望我可以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不要忘本，也是因为这段经历，我对自己的文化身份也有了更加准确的定位，也更加看清自己以后的发展方向。”屈思源坦言，希望自己可以做中加两国之间的文化桥梁，“我希望我的工作，可以服务到两国的人民，来促进到两国的友好交流。”

“很多苦难的背后，都是有祝福的”

　　二十几岁的屈思源，也到了面临着人生抉择的时刻，一如当年选择辞掉工作赴加拿大留学的父亲。“思源现在也是年轻的时候，就像我留学年代的那个年龄，年轻的时候，遭遇到一些挫折和低谷，其实回过头来看并不是坏事。”在屈晶看来，尝过苦的滋味，方能品尝出甜的美好。
　　从父亲身上，屈思源继承到了上一辈人严谨、认真、谦卑的品质。而屈晶则希望，儿子可以从他的经历中汲取到宝贵的养分，无论处在任何人生的低谷期，都有从头再来的勇气和信心。 　　“很多苦难的背后，都是有祝福的。”提及苦难和挫折教育，这位经历过物质匮乏和生活磨难的父亲，展現出了其身上一以贯之的韧性，“你让我现在再去经历苦难，我还是能够弯下腰来，能够扛过去的，因为我就是从那个苦难的年代过来的。”
　　而屈晶口中人生的最低谷，便是其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临近毕业的时期。“那个时候奖学金已经花完了，我还没找到工作，也没有创业，我太太还怀着思源，马上要过圣诞节了，别人大包小包地往家买东西，我们家连买菜的钱都快没有了。”如今再提及这段捉襟见肘的日子，感受不到屈晶情绪上的变化，似乎这样苦难的日子，真的变成了祝福，融进了屈晶的生命。

三十年 大不同

　　近三十年间，中国和温哥华的巨变，在这父子两代人身上得以呈现。在1989年屈晶选择出国留学的年代，中国经济还没有腾飞，在国外的留学生生活条件也比较艰苦，甚至会遭遇到不同程度的歧视。
　　“我刚来温哥华的时候，华人还不是太多，国内也还没有第一批富起来的人，大家都是穷学生，我们去唐人街，说着国语，商贩还不大愿意搭理我们。”屈晶描述着其刚到加拿大时的采购经历，跟如今在唐人街上，卖家遇到讲国语的人，会一直追着问“要买什么”的热情完全相反。
　　而这样的差异，在父子两代人的专业选择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那个年代，因为中国刚刚恢复高考，也是百废待兴，国家要发展，需要科技先行，要靠科技治国，所以国家特别重视数理化等理工科的专业，也正因为此，‘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话广为传播。”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之下，屈晶的本科专业选择了自动控制，而研究生专业则是机器人。
　　在儿子屈思源的专业选择上，屈晶也是鼓励其选择专业性比较强的专业，但是也开始意识到文科和商科类专业的优势。“随着市场上理工类毕业生的渐趋饱和，国家重视理工的这种局面被扭转了过来，其实国家要发展，各种人才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文科类的教育，非常有必要。”屈晶如是说。
　　受父辈的影响，加之社会大环境的变迁，屈思源没有像父亲一样，选择专业性很强的理工类专业，而是选择了偏重文科的专业，目前，在加拿大从事传媒类的工作，并跟朋友一起，成立了一家留学公司，帮助国内学生做留学申请。
　　如今，中国日渐飞速发展的经济，加之国内巨大的市场和潜在的机会，让越来越多留学在外的人开始看好国内的发展。“在国外的话，毕竟还是有文化差异存在的，在国内，各种规则和习俗都很熟悉，做事情就会比较如鱼得水。”屈晶说。
　　而对于未来，屈思源坦陈“自己还是一个未知数”，依然拥有着无限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