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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自觉始于魏晋时期,是目前学术界中关于文学自觉发端的学说中最广为人知也最受支持的一种学说。这种“魏晋文学自觉说”始于日本人铃木虎雄,后来鲁迅在题目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沿用这一学术观点,使文学自觉始于魏晋这一观点逐渐成为定论。其后,袁行霈学者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总结,概括为:“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由此,文学自觉始于魏晋的观点影响越来越大。
但是这种主流观点也开始受到了其他学术观点的冲击,如“汉代文学自觉说”、“《诗经》文学自觉说”等。此外,学术界对“文学自觉”的定义和标准也提出了_一些质疑,使得文学自觉发端重新成了一个颇具争议的讨论焦点。
就我本人而言,文学自觉始于魏晋这一观点却有漏洞,而且“文学自觉”本身作何解也令人存疑。
首先,何谓“文学自觉”?袁行霈在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将其定义为“‘文学自觉’指的是文学及文学创作主体意识到文学的独立性和价值性,自觉地对文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等进行探讨和认识,促进文学按其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文学的自觉,最重要或者说是最终的还是表现在对文学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根据他的这一定义,以及他所支持的“魏晋文学自觉说”,岂不可以反推出魏晋以前的文学对文学审美特性都没有一种自觉追求?我觉得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我国古代文学可以说在早期就具备了对文学审美特性的追求,如《诗经》大部分的作品都具备整齐的四言句式、押韵规则,对词语也有明显地推敲斟酌及选择,这些都能够反映出在《诗经》时期就已有了对审美特性的追求。我们固然不能说这一定是一种自觉追求,但也不能将其视为一种无意识的不自觉追求。屈原在《楚辞》的篇章中也流露出了对审美特性的追求,在《离骚》中也具备大量的修辞夸张手段,说这些全部出自对文学审美特性的不自觉追求显然是不太妥当的。
实际上,对审美特性的追求是出自无意识的本能还是刻意自觉是相当难做到“泾渭分明”的,因为在早期的文学创作中,自觉与不自觉往往相互掺杂,只是在逐渐的发展过程中,自觉追求才逐漸压倒了潜意识的不自觉追求。而魏晋时期的文学相比于前代并没有转折性的改变或突破,因此将对文学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定性为自魏晋起未免有些武断,忽视了这种自觉与不自觉长期并存的漫长过程。
也有一些人提出,自魏晋起,文学才走向了“为艺术而艺术”的道路,“文学自觉”也由此而始。但本人觉得,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真正“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魏晋时期既有门阀世家,又是一个乱世。在这个时代,有相当多我们后人眼中风流潇洒的文人放浪形骸,酿出种种奇闻逸事。这其中既有那个时代名士间的氛围影响的缘故,但更多是一种相当消极绝望的逃避和麻痹,自我流放。如阮籍嗜酒,既有他本身好酒的缘故,也有借酒避人避世,无奈求安的因素。文学上也是如此,魏晋文学走向玄学,极力摒弃仕途经济的影响并不是出于“为艺术而艺术”,而更多的是不得不“艺术”。因为这些名士空有名声,却受到多方政治集团的拉拢威胁,对所处时代绝望而又无能为力,最终只能以出世态度保全自身。
此外,魏晋文学的“艺术”也并非是一种文学自觉,更多的是个人享乐主义以及极端自由主义在文学上的投射。魏晋时期的文学创作并不是因为对文学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而走向其摒弃功利的发展方向,更多的是因为这些名士在创作中寄托自身在政治压迫下的愤懑不平,寄托他们对个体自由和享乐的向往和追求,这些都是创作者将自身的思想感情、观念看法寄托在文章中,本质上仍然是“文以载道”这一思想的表现,并非是“为艺术而艺术”。
“文以载道”这一观念几乎是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过程,无论是三不朽的“立言”,还是所谓的反映“出世”“人世”观念的创作,都是这一种观念的不同表现方式。如果认为文学自觉与“为艺术而艺术”画上等号,那么文学自觉说首先要解决的不是何时发端的争论,而是如何将文学自觉的概念容纳进以“文以载道”的创作观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现今学术界越来越多学者对“文学自觉”中的“文学”一词的定义提出了质疑。铃木、鲁迅等人都将曹丕的《典论·论文》看作魏晋文学自觉的标志,但其他学者提出了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是“文章”而非“文学”,两者范围不同。其次他们研究了曹丕对前代及同时期文人的评价,发现曹丕对辞赋等纯文学创作者并没有太多肯定,那么他所指的“文章”一词究竟是否以我们现今理解的“文学自觉”的“文学”就值得商榷了。
由此可见,“文学自觉”这一概念定义本身就存在漏洞和模糊性,存在歧义。其次,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标志是否能够支撑其学说存疑,这一断代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最后,以文学自觉来区别分析上古文学和中古文学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也许以文学创作者在各时代的地位变迁,经生的文士化,抑或以各时代主流文体的特点变化来观察分析才能更好地把握其中的发展变化。
但是这种主流观点也开始受到了其他学术观点的冲击,如“汉代文学自觉说”、“《诗经》文学自觉说”等。此外,学术界对“文学自觉”的定义和标准也提出了_一些质疑,使得文学自觉发端重新成了一个颇具争议的讨论焦点。
就我本人而言,文学自觉始于魏晋这一观点却有漏洞,而且“文学自觉”本身作何解也令人存疑。
首先,何谓“文学自觉”?袁行霈在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将其定义为“‘文学自觉’指的是文学及文学创作主体意识到文学的独立性和价值性,自觉地对文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等进行探讨和认识,促进文学按其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文学的自觉,最重要或者说是最终的还是表现在对文学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根据他的这一定义,以及他所支持的“魏晋文学自觉说”,岂不可以反推出魏晋以前的文学对文学审美特性都没有一种自觉追求?我觉得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我国古代文学可以说在早期就具备了对文学审美特性的追求,如《诗经》大部分的作品都具备整齐的四言句式、押韵规则,对词语也有明显地推敲斟酌及选择,这些都能够反映出在《诗经》时期就已有了对审美特性的追求。我们固然不能说这一定是一种自觉追求,但也不能将其视为一种无意识的不自觉追求。屈原在《楚辞》的篇章中也流露出了对审美特性的追求,在《离骚》中也具备大量的修辞夸张手段,说这些全部出自对文学审美特性的不自觉追求显然是不太妥当的。
实际上,对审美特性的追求是出自无意识的本能还是刻意自觉是相当难做到“泾渭分明”的,因为在早期的文学创作中,自觉与不自觉往往相互掺杂,只是在逐渐的发展过程中,自觉追求才逐漸压倒了潜意识的不自觉追求。而魏晋时期的文学相比于前代并没有转折性的改变或突破,因此将对文学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定性为自魏晋起未免有些武断,忽视了这种自觉与不自觉长期并存的漫长过程。
也有一些人提出,自魏晋起,文学才走向了“为艺术而艺术”的道路,“文学自觉”也由此而始。但本人觉得,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真正“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魏晋时期既有门阀世家,又是一个乱世。在这个时代,有相当多我们后人眼中风流潇洒的文人放浪形骸,酿出种种奇闻逸事。这其中既有那个时代名士间的氛围影响的缘故,但更多是一种相当消极绝望的逃避和麻痹,自我流放。如阮籍嗜酒,既有他本身好酒的缘故,也有借酒避人避世,无奈求安的因素。文学上也是如此,魏晋文学走向玄学,极力摒弃仕途经济的影响并不是出于“为艺术而艺术”,而更多的是不得不“艺术”。因为这些名士空有名声,却受到多方政治集团的拉拢威胁,对所处时代绝望而又无能为力,最终只能以出世态度保全自身。
此外,魏晋文学的“艺术”也并非是一种文学自觉,更多的是个人享乐主义以及极端自由主义在文学上的投射。魏晋时期的文学创作并不是因为对文学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而走向其摒弃功利的发展方向,更多的是因为这些名士在创作中寄托自身在政治压迫下的愤懑不平,寄托他们对个体自由和享乐的向往和追求,这些都是创作者将自身的思想感情、观念看法寄托在文章中,本质上仍然是“文以载道”这一思想的表现,并非是“为艺术而艺术”。
“文以载道”这一观念几乎是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过程,无论是三不朽的“立言”,还是所谓的反映“出世”“人世”观念的创作,都是这一种观念的不同表现方式。如果认为文学自觉与“为艺术而艺术”画上等号,那么文学自觉说首先要解决的不是何时发端的争论,而是如何将文学自觉的概念容纳进以“文以载道”的创作观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现今学术界越来越多学者对“文学自觉”中的“文学”一词的定义提出了质疑。铃木、鲁迅等人都将曹丕的《典论·论文》看作魏晋文学自觉的标志,但其他学者提出了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是“文章”而非“文学”,两者范围不同。其次他们研究了曹丕对前代及同时期文人的评价,发现曹丕对辞赋等纯文学创作者并没有太多肯定,那么他所指的“文章”一词究竟是否以我们现今理解的“文学自觉”的“文学”就值得商榷了。
由此可见,“文学自觉”这一概念定义本身就存在漏洞和模糊性,存在歧义。其次,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标志是否能够支撑其学说存疑,这一断代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最后,以文学自觉来区别分析上古文学和中古文学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也许以文学创作者在各时代的地位变迁,经生的文士化,抑或以各时代主流文体的特点变化来观察分析才能更好地把握其中的发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