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搞往往是免于流俗的有效手段，至少在我们这个失去真诚的时代
　　
　　当年我在北京一家“野鸡大学”混日子，刻意培养种种怪癖，以便让自己的言行按部就班地失常。后来上边派来一个受到富布赖特奖金资助的美国教授。他喜欢我用英文写的短诗，却不能忍受我低俗的诗歌趣味。一次课后，我聊起爱伦坡的悼亡诗《安娜贝尔李》，教授听了十分不屑。诗中有这样一段，大意如下：
　　那时我是孩子，她也是孩子 / 在海边的一个王国里 / 我们用爱去爱 / 而那不止于爱
　　1947年，流亡美国的俄裔作家纳博科夫给当时尚未绝交的朋友、评论家威尔逊写信，说他想写一部小说，关于一个有恋童癖的中年男人，标题就叫《海边王国》，还有一部题为《问题中人》的自传。两个构思耗时20年，终于成书。前者就是惹出过道德风波的《洛丽塔》，有点像法国人所说的“丑闻的成功”。我们知道书中的男主角有个终生未解的心结，也就是她的初恋情人的夭折，以及他们在海边初试云雨的失败结局。这里，作者使用了18世纪那种浮华而夸张的辞藻，而且引用了上述爱伦坡的那首诗，很有一点恶搞的意思。海滨假期、失落的爱情，这些都是叙事俗套的最佳养料；而恶搞往往是免于流俗的有效手段，至少在我们这个失去真诚的时代。
　　这个情节还有一段故事，出现在纳氏的自传《说吧，记忆》的第七章。这个章节原来有个小标题，叫“初恋”。作者早年随父母去欧洲度假时，在法国南方海滨遇到一个长着美人痣的巴黎女孩，由于对方出身市民，还有一些卑俗的生活习惯，社会地位远低于纳博科夫一家，这段感情自然无疾而终。这个女孩的影子，似乎始终在作者记忆中作祟，并最终通过洛丽塔这个文字形象借尸还魂。这个形象后来被制作成电影和时尚产品，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用混沌理论的说法，这也是一种“蝴蝶效应”。
　　搜集研究蝴蝶，占据了纳博科夫一生中的大半时光。作为鳞翅目昆虫学家，他的作品中多有摆弄蝴蝶标本的描写。正是这种博物学家的偏执，把他的自传变成集邮册式的记忆收藏。纳氏曾说，他不相信时间。这是实话。到最后，收藏家都有一种抗拒时间的冲动。那些历史遗物的占有者，把过去的一切剥制成永恒的偶像，供奉在私人想象的博物馆中，不管这种努力多么徒劳。
　　几年前，纳博科夫的儿子季米特里因为财政原因，不得已把父亲留下的蝴蝶标本拿去拍卖。不幸，这样珍贵的收藏居然没有人肯出价全部买下，结果只能拆散出手。这批蝴蝶的聚散，证明无情的时间成了最后的赢家。
　　纳博科夫抗拒的不仅是时间，还有随时间发生的历史。而这恰好包括了俄国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尤其是十月革命。他在自传中记述了多次欧洲旅行，其中一处文字经常为人称道。在这里，作者细致地描写了火车夜间经过莱茵河北岸的威斯巴登时站台路灯下的飞虫。在当时的现实中，从彼得堡到柏林之间的广袤土地上，正在酝酿历史的巨变，但在他的书中，所有这些全部付之阙如。他对现实的虚无态度，就像卡尔维诺笔下那个栖息在树上，拒绝回到地面的男爵，最后随着偶然经过的热气球飞上虚空，后面是一群品种珍惜的蝴蝶，为他编队护航。
　　对于更多的知识分子，这种面对真实世界的漠然显得太过奢侈。世界上拥有他那种优越的成长环境的人，毕竟少之又少。西方另一位伟大作家萨特也写过一部自传。在这本题为《词语》的小册子里，作者以不亚于纳博科夫的诗意修辞，谈到纳博科夫一定也曾有过的感受：他像一个潜水员那样在海水中沉浮，必须不断在鞋底增加配重用的铅块，才能在深处的海床脚踏实地。
　　《词语》出版于1964年。在萨特一生当中，那是一个收获颇丰的“大年”。就在那一年，他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就像他此前拒绝法兰西学院的院士称号一样，而一个官方体制的不合作形象也就此完成。单就智力类型而言，萨特属于笛卡尔式的那个传统，把自身的存在，归结于思想活动的结果；换算成我们的流行说法，大概应该叫做“主观唯心主义”。他自幼就有这样一种看法：世界的真实性不在事物本身，而是关于这些事物的柏拉图式理念。不同的是，萨特还是一个自认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但要认识世界，还要干预世界。他的干预方式是言辞，于是说过不少昏头昏脑的话。似乎他是以一生的幼稚言行，在为《词语》这本杰作准备素材。在这本书中，他为现代知识分子描画了一幅最为传神的精神肖像。
　　上述两本文人自传，都是伟大的头脑的产物。至少他们的笔触，从不涉及人之间，尤其是同行之间琐碎的恩怨是非。
　　
　　李大卫：作家，评论家，现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