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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时期，城市问题逐渐凸现，这个时期城市经济虽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与治理却面临新的压力和问题，如何通过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提升城市竞争力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论文从系统协调度的基本特征出发构建15个指标，利用信息熵的研究方法得出15个副省级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系统的协调度基本趋于中等。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系列有助于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15个副省级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1）05-0037-005
一、引言
快速推进的城市化一方面带来了城市经济的繁荣，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渐完善，但另一方面也随着城市人口增大、建设规模扩张，城市生态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也日益明显。如何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过程中尽可能采用污染少、对生态环境破坏较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使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控制在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之内，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系统的“共同发展、相互促进”已越来越引起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
目前，学术界关于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研究视角，例如，王海萍［1］以中部地区城市群为例，在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按照协调度的正负值将城市分为六大类型。蔡平［2］运用因子分析法，通过分析影响中国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提出中国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路径。刘刚［3］运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以陕西省榆林市为例，对资源富集贫困地区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互动的作用进行研究。石月珍［4］利用系统分析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滨海湿地区域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进行了研究。
由此可见，虽然关于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相对较多，但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这个特殊时期，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所以结合当前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实际背景和国际经验，即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以后，经济发展将产生许多变化，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快，社会公共服务能力、经济发展质量、人民生活水平将会进一步提高，居民消费类型和行为也随之会发生重大转变，这也意味着一个城市迈过中上等收入的门槛，实现了初步现代化。在此基础上，论文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的287个城市研究表明，其中，45.3%的城市人均GDP已经达到3000美元，未来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其他城市在不久的将来也会逐步进入该阶段。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论文试图通过对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15个副省级城市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系统协调度进行深入分析，期望为实现系统的协调互动提供一定的对策建议。
二、指标体系构建和研究方法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研究作为一个综合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诸多方面的内容。因此，为了从系统的协调性做出客观正确的评价，论文从系统协调性的基本特征进行指标构建：第一，相对性。系统内各要素的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随着研究对象选择指标和参考系的不同而作相应的变化。第二，均衡性。片面强调某要素而忽略另外要素的观点，以及由此而采取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模式都会影响系统的均衡发展。第三，约束性。经济社会发展不能超出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生态环境稀缺的约束性表明，经济社会再生产过程必须以生态环境的循环利用为前提条件。基于此，论文在可操作性、层次性、动态性、完备性等原则指导下，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从各个侧面反映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系统的指标体系。
（二）研究方法
在指标权重的确定中，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和特尔菲法（Delphi）确定，通常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因此，论文采用信息熵计算各指标的权重，以消除权重确定的人为主观性。尽管物理学中的热力学熵是系统无序状态的一种量度，但在社会科学中，信息熵的含义却是对系统状态不确定性程度的度量。一般认为，信息熵值越高，系统结构越均衡，差异越小，或者变化越慢；反之，信息熵越低，系统结构越是不均衡，差异越大，或者变化越快。所以，根据熵值大小，也即各项指标值的变异程度，可以计算出权重。其主要步骤如下［5］［6］：
数据标准化处理：由于各指标的量纲、数量级及指标的正负取向均有差异，需对初始数据做正规化处理。指标值越大对系统发展越有利时，采用正向指标计算方法， ■；指标值越小对系统发展越好时，采用负向指标计算方法处理，■。
式中： Xij表示i城市第j项指标的数值，max（Xj）和min（Xj）分别表示所有地区第j项评价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其中，m为评价的城市个数，n为指标数，C为要素间的协调度，Y表示各要素得分的平均值，B表示各要素得分的标准差， C越大，说明要素之间配合得越好，即协调性越好，反之亦然。
三、15个副省级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
系统协调度测算
（一）指标体系权重测算
遵循系统性、完整性、有效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论文利用2009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建设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以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作为评价对象，力求通过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和信息熵的计算方法，能够较为全面准确地反映这些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系统的协调性。基于此，论文对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所选指标的信息熵、冗余度和权重，从指标的权重大小可以看出，权重处于前两位的是人均财政收入（0.1446）和工业二氧化硫去除量（0.1341），这说明人均财政收入和工业二氧化硫去除量是影响系统协调度最主要的因素，其余指标按权重大小由高到低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系统的协调度。
（二）系统协调度测算
在对15个副省级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要素15项指标权重确定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测算，得出三大要素之间的相互协调度。
（1）15个副省级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系统的协调度基本趋于中等。其中，济南（0.7073）和长春（0.7071）两城市的协调度虽较高，但其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要素的整体水平相对不高，属于低水平的高协调。武汉（0.6751）、杭州（0.6697）、大连（0.6449）、南京（0.5350）和沈阳（0.4470）虽然整体协调度水平相对济南和长春较低，但这5个城市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各要素都表现相对较好，协调度整体处于中等水平。由此可见，虽然我国城市在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治理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但城市系统的协调发展仍存在着很大欠缺，城市未来应进一步协调三大要素的发展力度，通过协调互动，实现共同发展。
（2）从经济、社会和环境各要素来看，深圳、广州、厦门东南沿海城市的经济优势明显，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市相对较弱；由于社会保障的投入取决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所以城市的社会要素与经济要素呈现出正比例的趋势；沿海城市的环境优势整体优于内陆城市，如宁波、大连、青岛明显优于长春、西安和哈尔滨。由此可见，城市在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先天禀赋优势和后天竞争优势呈现出的不均衡态势，从根本上影响着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整体协调。
（3）从经济社会系统来看，武汉（0.9649）、深圳（0.9544）和杭州（0.7924）的协调度最高，从经济环境系统来看，大连（0.9216）、杭州（0.8931）和沈阳（0.8888）的协调度最高；从社会环境系统来看，济南（0.9301）、长春（0.8661）和宁波（0.7552）的协调度最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广州（0.1245）和深圳（0.2904）的协调度之所以偏低，主要是其较高的经济要素和相对偏低的社会和环境要素造成的。综上，从这些城市的分项协调度以及各要素的状况可以看出，经济、社会和环境任何要素的发展不均衡，都会影响到系统整体的协调度。所以，城市要想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系统的全面协调，必须注意系统内各要素的均衡发展。
（4）虽然15个副省级城市在空间上相对分散，但它们基本涵盖了全国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并且是这四大区域的中心和重点发展城市，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这四大区域整体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各要素的发展状况以及系统的协调度。所以在表2测算结果的基础上，考虑到研究结果的可比性，论文运用外因分级法，将15个副省级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度分为四大类（见表3）。通过对这四大类城市的比较可以看出，系统协调度表现相对较好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地区，尽管这些城市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各要素表现并不突出，但整体处于一种相对协调的状况，而东南沿海和西部的城市则由于在经济要素的相对过快和过慢发展，协调度相对失衡。
四、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从国内外经验来看，当城市人均达到GDP 3000美元后，城市发展虽然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经济发展开始进入加速成长阶段，但城市的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却将面临一些新的压力和问题。因此，论文在上述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提出如下相关建议：
（1）适度推进城市化
随着城市逐渐进入人均GDP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快速推进的城市化使城市地域扩大、数量增加、人口比重上升，生产力快速发展和经济辐射力增强。正是在城市和市场引力的这种作用下，城市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与此同时，在城市经济繁荣的同时，城市的社会保障和环境治理却相对经济滞后，未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因此，未来城市应适度推进城市化进程，制定科学合理的人口、产业、消费、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治理保护政策等，引导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适度增长和扩张，这样，适度的城市化一方面可以为环境的治理和保护转移出较大的经济成本；另一方面城市也可以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同时降低对生态环境的需求压力。
（2）合理分配财政收入
人均财政收入作为影响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系统协调度的重要指标决定了它在系统的协调互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财政收入作为政府利用一定权力取得的财富，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从我国当前财政收入的分配来看，目前大量的财政收入用于城市经济建设，而用在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环境治理和住房等一系列涉及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等民生方面的重要事项却相对较少。这种厚此薄彼的财政收入分配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要素在城市发展战略制定中的失衡。因此，未来城市的地方财政收入在合理分配的基础上，将有限的财政收入着力投入培养一些能够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重点项目建设上，通过这些重大项目的建设和带动，实现财政收入促进社会保障和环境治理保护的重要作用。
（3）培养生态环境的治理保护意识
生态环境的稀缺性和脆弱性决定了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在生态环境的承载范围之内，因此，目前许多城市都在强调“实施生态立市战略，建设环境友好型城市”，并把立足生态环境，提升城市竞争力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尽管我国在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方面已取得巨大成就，一些城市也被评为宜居的生态城市，但我国能够跻身于国际前沿、世界一流的生态城市却没有，而这不仅与我国的国际地位、综合国力很不相称，与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城市的发展目标更相距甚远。所以，未来各城市应加强培养生态环境治理保护意识，提升城市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从根本上认识到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对城市竞争力提升的战略意义。
（4）有效贯彻执行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相协调的总体规划
我国虽然在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发展中都出台了许多相关规划，但在规划的具体贯彻实施过程中，由于城市内各部门在治理和管辖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交叉和冲突，以致总体规划常常很难有效合理地进行综合实施。因此，未来城市政府应从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角度，有效地协调和加强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总体规划的执行力度，避免出现在规划时协调，执行时却顾此失彼的做法。
五、结论
21世纪是世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时期，在这期间，更多的城市人均GDP将达到3000美元，实现城市经济的加速增长，因此在这阶段一定要注意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和谐互动，协调发展。只有这样互动的发展方式才能顺应城市走向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系统的协调统一。然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保护作为一对重要的矛盾，在城市发展的不同时期二者之间的矛盾表现各异。在城市发展初期一般表现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干扰力度较强，当城市发展到中后期人们开始意识到生态的重要性并开始重新审视城市过去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因此，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互动是一个漫长的动态过程。论文虽然选取与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系统性密切相关的15个指标进行计算评价，但由于指标受多方面的制约和影响，很难用简单的定量方法进行系统地评价，因而使论文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研究结果只具有相对意义。
参考文献：
［1］王海萍，陈斐，王圣云．中部地区城市群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性定量分析［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4）:95-100.
［2］蔡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D］．新疆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3］刘刚，沈镭，刘晓洁．资源富集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互动作用初探——以陕西省榆林市为例［J］．资源科学，2007，29（4）:18-24.
［4］石月珍．滨海湿地区域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以江苏盐城滨海湿地区域为例［D］．河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5］陈明星，陆大道，张华．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及其动力因子分析［J］．地理学报，2009，64，（4）:387-398.
［6］胡超美，朱传耿，车冰清．淮海经济区区域系统动态协调发展研究［J］．人文地理，2010，（1）:66-72.
［7］倪鹏飞，岳晓燕. 中国科技人才竞争力地域差异性研究［J］.江淮论坛，2010，（1）:20-24.
(编辑 吴晓妹)
关键词：15个副省级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1）05-0037-005
一、引言
快速推进的城市化一方面带来了城市经济的繁荣，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渐完善，但另一方面也随着城市人口增大、建设规模扩张，城市生态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也日益明显。如何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过程中尽可能采用污染少、对生态环境破坏较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使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控制在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之内，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系统的“共同发展、相互促进”已越来越引起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
目前，学术界关于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研究视角，例如，王海萍［1］以中部地区城市群为例，在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按照协调度的正负值将城市分为六大类型。蔡平［2］运用因子分析法，通过分析影响中国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提出中国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路径。刘刚［3］运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以陕西省榆林市为例，对资源富集贫困地区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互动的作用进行研究。石月珍［4］利用系统分析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滨海湿地区域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进行了研究。
由此可见，虽然关于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相对较多，但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这个特殊时期，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所以结合当前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实际背景和国际经验，即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以后，经济发展将产生许多变化，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快，社会公共服务能力、经济发展质量、人民生活水平将会进一步提高，居民消费类型和行为也随之会发生重大转变，这也意味着一个城市迈过中上等收入的门槛，实现了初步现代化。在此基础上，论文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的287个城市研究表明，其中，45.3%的城市人均GDP已经达到3000美元，未来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其他城市在不久的将来也会逐步进入该阶段。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论文试图通过对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15个副省级城市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系统协调度进行深入分析，期望为实现系统的协调互动提供一定的对策建议。
二、指标体系构建和研究方法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研究作为一个综合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诸多方面的内容。因此，为了从系统的协调性做出客观正确的评价，论文从系统协调性的基本特征进行指标构建：第一，相对性。系统内各要素的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随着研究对象选择指标和参考系的不同而作相应的变化。第二，均衡性。片面强调某要素而忽略另外要素的观点，以及由此而采取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模式都会影响系统的均衡发展。第三，约束性。经济社会发展不能超出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生态环境稀缺的约束性表明，经济社会再生产过程必须以生态环境的循环利用为前提条件。基于此，论文在可操作性、层次性、动态性、完备性等原则指导下，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从各个侧面反映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系统的指标体系。
（二）研究方法
在指标权重的确定中，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和特尔菲法（Delphi）确定，通常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因此，论文采用信息熵计算各指标的权重，以消除权重确定的人为主观性。尽管物理学中的热力学熵是系统无序状态的一种量度，但在社会科学中，信息熵的含义却是对系统状态不确定性程度的度量。一般认为，信息熵值越高，系统结构越均衡，差异越小，或者变化越慢；反之，信息熵越低，系统结构越是不均衡，差异越大，或者变化越快。所以，根据熵值大小，也即各项指标值的变异程度，可以计算出权重。其主要步骤如下［5］［6］：
数据标准化处理：由于各指标的量纲、数量级及指标的正负取向均有差异，需对初始数据做正规化处理。指标值越大对系统发展越有利时，采用正向指标计算方法， ■；指标值越小对系统发展越好时，采用负向指标计算方法处理，■。
式中： Xij表示i城市第j项指标的数值，max（Xj）和min（Xj）分别表示所有地区第j项评价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其中，m为评价的城市个数，n为指标数，C为要素间的协调度，Y表示各要素得分的平均值，B表示各要素得分的标准差， C越大，说明要素之间配合得越好，即协调性越好，反之亦然。
三、15个副省级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
系统协调度测算
（一）指标体系权重测算
遵循系统性、完整性、有效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论文利用2009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建设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以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作为评价对象，力求通过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和信息熵的计算方法，能够较为全面准确地反映这些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系统的协调性。基于此，论文对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所选指标的信息熵、冗余度和权重，从指标的权重大小可以看出，权重处于前两位的是人均财政收入（0.1446）和工业二氧化硫去除量（0.1341），这说明人均财政收入和工业二氧化硫去除量是影响系统协调度最主要的因素，其余指标按权重大小由高到低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系统的协调度。
（二）系统协调度测算
在对15个副省级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要素15项指标权重确定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测算，得出三大要素之间的相互协调度。
（1）15个副省级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系统的协调度基本趋于中等。其中，济南（0.7073）和长春（0.7071）两城市的协调度虽较高，但其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要素的整体水平相对不高，属于低水平的高协调。武汉（0.6751）、杭州（0.6697）、大连（0.6449）、南京（0.5350）和沈阳（0.4470）虽然整体协调度水平相对济南和长春较低，但这5个城市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各要素都表现相对较好，协调度整体处于中等水平。由此可见，虽然我国城市在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治理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但城市系统的协调发展仍存在着很大欠缺，城市未来应进一步协调三大要素的发展力度，通过协调互动，实现共同发展。
（2）从经济、社会和环境各要素来看，深圳、广州、厦门东南沿海城市的经济优势明显，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市相对较弱；由于社会保障的投入取决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所以城市的社会要素与经济要素呈现出正比例的趋势；沿海城市的环境优势整体优于内陆城市，如宁波、大连、青岛明显优于长春、西安和哈尔滨。由此可见，城市在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先天禀赋优势和后天竞争优势呈现出的不均衡态势，从根本上影响着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整体协调。
（3）从经济社会系统来看，武汉（0.9649）、深圳（0.9544）和杭州（0.7924）的协调度最高，从经济环境系统来看，大连（0.9216）、杭州（0.8931）和沈阳（0.8888）的协调度最高；从社会环境系统来看，济南（0.9301）、长春（0.8661）和宁波（0.7552）的协调度最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广州（0.1245）和深圳（0.2904）的协调度之所以偏低，主要是其较高的经济要素和相对偏低的社会和环境要素造成的。综上，从这些城市的分项协调度以及各要素的状况可以看出，经济、社会和环境任何要素的发展不均衡，都会影响到系统整体的协调度。所以，城市要想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系统的全面协调，必须注意系统内各要素的均衡发展。
（4）虽然15个副省级城市在空间上相对分散，但它们基本涵盖了全国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并且是这四大区域的中心和重点发展城市，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这四大区域整体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各要素的发展状况以及系统的协调度。所以在表2测算结果的基础上，考虑到研究结果的可比性，论文运用外因分级法，将15个副省级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度分为四大类（见表3）。通过对这四大类城市的比较可以看出，系统协调度表现相对较好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地区，尽管这些城市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各要素表现并不突出，但整体处于一种相对协调的状况，而东南沿海和西部的城市则由于在经济要素的相对过快和过慢发展，协调度相对失衡。
四、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从国内外经验来看，当城市人均达到GDP 3000美元后，城市发展虽然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经济发展开始进入加速成长阶段，但城市的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却将面临一些新的压力和问题。因此，论文在上述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提出如下相关建议：
（1）适度推进城市化
随着城市逐渐进入人均GDP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快速推进的城市化使城市地域扩大、数量增加、人口比重上升，生产力快速发展和经济辐射力增强。正是在城市和市场引力的这种作用下，城市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与此同时，在城市经济繁荣的同时，城市的社会保障和环境治理却相对经济滞后，未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因此，未来城市应适度推进城市化进程，制定科学合理的人口、产业、消费、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治理保护政策等，引导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适度增长和扩张，这样，适度的城市化一方面可以为环境的治理和保护转移出较大的经济成本；另一方面城市也可以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同时降低对生态环境的需求压力。
（2）合理分配财政收入
人均财政收入作为影响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系统协调度的重要指标决定了它在系统的协调互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财政收入作为政府利用一定权力取得的财富，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从我国当前财政收入的分配来看，目前大量的财政收入用于城市经济建设，而用在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环境治理和住房等一系列涉及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等民生方面的重要事项却相对较少。这种厚此薄彼的财政收入分配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要素在城市发展战略制定中的失衡。因此，未来城市的地方财政收入在合理分配的基础上，将有限的财政收入着力投入培养一些能够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重点项目建设上，通过这些重大项目的建设和带动，实现财政收入促进社会保障和环境治理保护的重要作用。
（3）培养生态环境的治理保护意识
生态环境的稀缺性和脆弱性决定了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在生态环境的承载范围之内，因此，目前许多城市都在强调“实施生态立市战略，建设环境友好型城市”，并把立足生态环境，提升城市竞争力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尽管我国在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方面已取得巨大成就，一些城市也被评为宜居的生态城市，但我国能够跻身于国际前沿、世界一流的生态城市却没有，而这不仅与我国的国际地位、综合国力很不相称，与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城市的发展目标更相距甚远。所以，未来各城市应加强培养生态环境治理保护意识，提升城市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从根本上认识到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对城市竞争力提升的战略意义。
（4）有效贯彻执行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相协调的总体规划
我国虽然在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发展中都出台了许多相关规划，但在规划的具体贯彻实施过程中，由于城市内各部门在治理和管辖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交叉和冲突，以致总体规划常常很难有效合理地进行综合实施。因此，未来城市政府应从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角度，有效地协调和加强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总体规划的执行力度，避免出现在规划时协调，执行时却顾此失彼的做法。
五、结论
21世纪是世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时期，在这期间，更多的城市人均GDP将达到3000美元，实现城市经济的加速增长，因此在这阶段一定要注意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和谐互动，协调发展。只有这样互动的发展方式才能顺应城市走向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系统的协调统一。然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保护作为一对重要的矛盾，在城市发展的不同时期二者之间的矛盾表现各异。在城市发展初期一般表现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干扰力度较强，当城市发展到中后期人们开始意识到生态的重要性并开始重新审视城市过去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因此，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互动是一个漫长的动态过程。论文虽然选取与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系统性密切相关的15个指标进行计算评价，但由于指标受多方面的制约和影响，很难用简单的定量方法进行系统地评价，因而使论文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研究结果只具有相对意义。
参考文献：
［1］王海萍，陈斐，王圣云．中部地区城市群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性定量分析［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4）:95-100.
［2］蔡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D］．新疆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3］刘刚，沈镭，刘晓洁．资源富集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互动作用初探——以陕西省榆林市为例［J］．资源科学，2007，29（4）:18-24.
［4］石月珍．滨海湿地区域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以江苏盐城滨海湿地区域为例［D］．河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5］陈明星，陆大道，张华．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及其动力因子分析［J］．地理学报，2009，64，（4）:387-398.
［6］胡超美，朱传耿，车冰清．淮海经济区区域系统动态协调发展研究［J］．人文地理，2010，（1）:66-72.
［7］倪鹏飞，岳晓燕. 中国科技人才竞争力地域差异性研究［J］.江淮论坛，2010，（1）:20-24.
(编辑 吴晓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