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首演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是第一出展现中国人民解放军光辉形象的京剧剧目。1970年在全国公映的彩色影片《智取威虎山》，是第一部被搬上大银幕的“样板戏”。作品中“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今日痛饮庆功酒”等唱段，是激情豪迈、脍炙人口的音乐经典;浑身是胆、打虎上山的杨子荣，则是一代人心目中英雄形象的化身。

“大叔”杨子荣写传奇

　　“钢铁的部队，钢铁的英雄;钢铁的意志，钢铁的心……”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原三十八集团军军歌《钢铁的部队》的开头。在这支被誉为“万岁军”的英雄部队中，涌现出无数英模人物，杨子荣就是其中一位。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童祥苓在京剧《智取威虎山》中，塑造了一个年轻帅气、英姿飒爽的杨子荣形象，而现实中的杨子荣是否也如舞台上这般模样呢？
　　其实，真实的杨子荣是一位留着络腮胡子的大叔，而且他的战斗经历比在文艺作品中更具传奇色彩。
　　1945年9月，八路军解放了杨子荣的家乡——山东省牟平县。当杨子荣见到这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时，他就认定这是一支好队伍，是为人民服务的队伍。于是，他向本村农救会会长孙承祺要求报名参军，后成为胶东军区海军支队的一名新战士。那年，他已经29岁了。此前的日子里，出身贫苦农家的他，先是在家乡嵎峡河村务农，后又闯过关东，在丝厂当童工、在码头“扛大个”、在矿山当矿工，无论做什么都是受着日本侵略者和地主老财的欺压盘剥，在饥寒交迫中苦苦维持生计。父母省吃俭用挤出一点钱，供他读了几年私塾，但是也没能改变他的生活窘境。
　　部队领导看到这位新战士比中队领导、甚至比团领导年纪都大，就把杨子荣分配到炊事班，让他当了一名炊事员。这位“伙头军”手脚麻利，特别勤快，烧火做饭样样出色。因为读过几年私塾，他还有一肚子《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故事，行军休息时经常给大家讲上几段，战友们听得津津有味。
　　1945年10月，遵照中央军委命令，山东八路军渡海进军东北，杨子荣也随部队来到黑土地。担着炊具的他，凭借多年闯关东、熟悉东北风土人情的优势，发挥了远超炊事员的重要作用。部队过松花江找不到交通工具，是他把船找来，劝说船工帮大军渡江;每到一个新地方，凭着一口地道的东北方言，他不但能替部队筹到粮，还跑前跑后做起宣传员，动员当地青年参军参战，成为扩军模范;战斗中，他不但能把食物送上前线，还能迅速发现敌人弱点，主动出主意、想办法……入伍5个月，杨子荣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6年2月，杨子荣所在的二支队进入牡丹江地区剿匪。因为能力超强，他被提拔为战斗班班长。当上班长的第二天，杨子荣便单枪“杀”入虎穴，到大股土匪盘踞的杏树底村，凭借我军强大的军事震慑力，并利用本地与外来股匪间的矛盾，鼓动当地老百姓劝降匪军，最后不费一枪一弹说服了400余名股匪向我军投降。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反动派支持的“政治土匪”疯狂进攻各地新建立的人民政府。已担任侦察班长的杨子荣在剿匪斗争中，善于总结经验、快速摸清敌人动向。他还擅长化装侦察，扮上相之后，连与他朝夕相处的战友也认不出来。
　　此时，在海林县北部，有一股土匪已在此盘踞数十年，为非作歹，匪首张乐山独霸一方，人送外号“座山雕”。这“座山雕”诡计多端、枪法超群，在土匪中很有“声望”，被各路土匪尊称为“三爷”。1947年春节刚过，杨子荣向团首长提出自己带几个侦察员化装成土匪，打入“座山雕”股匪内部，里应外合消灭之。首长同意后，他与5名侦察员乔装一番，找到“座山雕”，自称是土匪吴三虎的残部，吴三虎“殉国”后弟兄几个走投无路，想投靠“三爷”。狡猾的“座山雕”多般试探，杨子荣等都没有露出破绽，最终得以进入匪巢。之后，在援军来不及赶到的情况下，杨子荣借口要“座山雕”“送”自己一段路去找“国军”，便与5名侦察员挟十几个土匪一同下山，走近我军驻地，最终将这股土匪全部擒获。牡丹江地区百姓听说“座山雕”被捉，欢天喜地。上级组织为杨子荣记3大功，《東北日报》以《战斗模范杨子荣等活捉匪首“座山雕”》为题，报道了他们的战斗事迹。这一段故事也构成了京剧《智取威虎山》的主要情节。
　　1947年2月23日，在追剿丁焕章、郑三炮股匪的战斗中，杨子荣不幸中弹牺牲，此时距他参军仅仅一年零五个月。

帅气杨子荣登舞台

　　经典作品的诞生，离不开伟大的时代和丰富的生活。
　　杨子荣生前所在团的副政委曲波因在解放战争中两次负重伤，1950年转业到地方工业战线。1955年，他开始以解放军在牡丹江地区的剿匪活动为素材进行业余创作。1957年，曲波饱含深情，创作了广受好评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并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的战友杨子荣、高波等同志”。这部红色经典很快引起巨大社会反响，人们争相阅读。
　　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文艺工作者们纷纷行动起来，力求在表演形式、表现内容上推陈出新，创作出讴歌时代的作品。1958年春天，来自上海京剧院一团的李仲林、纪玉良等几位艺术家，在观看了连台本戏《七侠五义》后，讨论能不能排一部贴近现代斗争生活的戏，并把目光锁定在深受读者喜爱的《林海雪原》上。经过一番论证，他们决定将书中杨子荣打入威虎山、活捉“座山雕”的故事改编成现代京剧。
　　根据书中内容改编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于1958年8月首演，英气逼人、高大帅气的杨子荣形象就此诞生并很快受到观众的认可，风靡一时，迅速成为上海京剧院一团的经典剧目之一。
　　1964年6月至7月，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上海京剧院一团将《智取威虎山》搬上北京的舞台。6月4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小剧场观看了该剧的演出。演出过程中，一位演员不慎将怀中的“联络图”掉在舞台上，后急中生智补救才算圆了场。过后周总理特意向代表团领导说不要怪演员，并建议可以在演员的坎肩里缝一个口袋，这样不管他如何表演，“联络图”都不会掉出来了。7月17日，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也观看了演出，看后亦提出不少修改意见。 　　根据领导们的意见和建议，剧组回到上海后，对剧本反复斟酌修改，力求尽善尽美。
　　据童祥苓回忆，贺龙元帅建议，既然杨子荣化装成许大马棒的饲马副官，为什么不骑马上威虎山呢，有许大马棒的青鬃马不是更能证明自己的身份吗？于是，剧组就在第五场戏《打虎上山》中加了马舞的片段，果然效果更好。一位将军建议，解放军不会只听土匪交代就冒险上山，而是应该通过侦察兵深入群众，掌握第一手情报后再深入匪巢，还具体提出可增加一位女性角色来丰富人物和声乐形象。剧组由此增加了第三场戏——《深山问苦》。
　　1967年，剧组奉命到北京演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再次观看了经过精心打磨的《智取威虎山》。演出结束时，毛主席、周总理走上舞台，向大家致意，并与大家合影留念。看过之后，毛主席改了两处唱词，一处是第五场《打虎上山》唱段中的“迎来春天换人间”改为“迎来春色换人间”;另一处是第九场《急速出兵》唱段中的“同志们整戎装飞速前进”改为“同志们整行装飞速前进”。剧本就此定稿，毛主席的观戏与改词，令剧组所有人激动不已。

寻找英雄原型的曲折经历

　　当杨子荣的英雄形象早已高耸舞台、深入人心时，烈士生前所在部队以及牺牲地海林县对他的情况却毫无所知，因为杨子荣牺牲这么多年，他的籍贯在哪以及家中是否还有亲人，没有人知道。
　　战争年代，个人档案不详细，部队只知道他是胶东人，但至于哪个县哪个村，却一概不知。英雄牺牲后，部队一次次派人到胶东地区了解杨子荣在原籍的状况，但如海底捞针，一次次空手而返。
　　原来，杨子荣的谱名叫杨宗贵，子荣是他的字，而这个字只有母亲和哥哥知道。入伍时，他用了杨子荣这个名字。所以，老家村里只知道有杨宗贵这个人，不知杨子荣是谁;而部队只识他是杨子荣，不知他还有个名字叫杨宗贵。
　　自从杨子荣参军后，因战事繁忙，一直没来得及写封家书。一次，村里有人说在东北看见他穿着便衣在街上游荡，怀疑他从队伍里开了小差，甚至当了土匪。同村人据此不再为他家代耕，还派人把挂在他家大门口墙上的“光荣军属”牌子也摘了下来。
　　1957年1月，按照相关政策，一张盖着牟平县人民委员会大印的“失踪军人通知书”送到杨子荣母亲手中。次年11月，一张“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又递了过来。
　　当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京剧《智取威虎山》闻名全国，杨子荣成为英雄的代名词时，他的家乡——牟平县嵎峡河村，却没有人把这位鼎鼎大名的英雄与村里出去“当了逃兵”的杨宗贵联系起来。
　　1966年，杨子荣的母亲患了重病。弥留之际，她拉着大儿子杨宗福的手颤颤巍巍地说：“匣子（指收音機）里老说杨子荣杨子荣，是不是俺家宗贵啊？”
　　但是，没人能回答她的疑问。
　　1968年，英雄生前所在部队和海林县有关人士再次组织联合调查组来到胶东，他们把杨子荣参军时间、背景和外貌特征等打印成文，发往牟平、荣成、文登、海阳四县的50多个公社，请当地民政部门协助寻找，并广泛发动群众提供知情线索。但是两个多月过去，仍旧没有音讯。
　　后来，牟平县宁海镇一位民政干部找到调查组，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这个干部反映，十几年前，嵎峡河村有一位老太太总来查她儿子当兵的事，只不过她的儿子叫杨宗贵，不叫杨子荣。
　　调查组急忙赶到嵎峡河村，组织村里老人和当年与杨子荣同时参军、现已复员回乡的老战士反复座谈核查，根据各方线索，初步确定杨子荣就是杨宗贵。
　　1973年，曲波从杨子荣原所在部队获得了一张照片。那是他在1946年被评为团的战斗模范时一百多人的合影，百十号人挤在几寸大的照片上，每个人的脸只有火柴头那么大，曲波便请一位日本朋友把照片带回日本，将合影中的杨子荣单独翻拍放大。这也是杨子荣生前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照片翻拍后被送到嵎峡河村，村里老人们一下就认出杨子荣，用手指着说：“他就是俺村的杨宗贵！”
　　此时，杨宗福拿起弟弟的照片，泪如雨下……
　　（责任编辑：王碧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