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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最后的武士》中主人公艾格兰与胜元四次直接对话为文本。用高低语境理论和话轮转换机制分析了四次对话的特点，比较了四次对话中人物关系的变化，揭示在实际语言交流中不同地位，身份，立场，文化背景的人所采取的会话策略。
【关键词】高低语境 话轮转换 高介入式
美国影片《最后的武士》讲述了一位名叫艾格兰的美国上尉，作为军事顾问来到日本训练一支现代的军队，其敌人是武士集团。然后在一次激战后艾格兰被武士们俘虏。在与武士及其家属的朝夕相处中，艾格兰完成了对武士精神的现察、理解和传承，找到了作为一名战士所应有的荣誉感。
本文选取了主人公艾格兰被俘虏以后，与武士首领胜元之间的四次直接对话 作为文本分析。原因有两点。其一这四次对话贯穿了整部影片，是艾格兰与胜元思想冲突交流的直接体现；其二胜元与艾格兰的对话存在大量的文化冲突。这种文化冲突是单向的，艾格兰以被迫进入者的身份在另一个文化情景中生活。而且胜元俘虏艾格兰只是为了了解敌人即以木村为首的新派军队，对艾格兰所处的欧美文化并没有兴趣。
霍尔从宏观上提出了高低语境文化理论，尤尔则从微观上指出人们通常具有两种会话方式即高介入式和高体贴式。一般认为：高语境文化的人多采用高体贴式会话，低语境文化的人多采用高介入式谈话。而话轮的转换机制通过话题的提起，话题的轮转方式，话轮的长度等方面考察会话。以下笔者试着运用以上会话理论依次具体分析随着情节的展开，双方的采取的会话策略。
第一次对话
胜元第一次约谈艾格兰。艾格兰在完全没有预告没有思想准备的前提下，突然被带去和胜元见面。所以对话从开始就是由胜元发起话轮转化困难。其原因是本次约谈话题不明。这不符合低文化语境背景下美国人的说话方式。当约谈的话题不明时，就算是同一语境文化的对方也会感到不安。胜元进行对话的头几秒，艾格兰完全处在话题的框架外，无法进行顺利的话题轮换。而会话的结束也是由胜元控制的。艾格兰从中并没有获得多少需要的信息。
第二次对话
艾格兰学习了剑道，一身疲惫躺在胜元身边的地板上。胜元提出想知道艾格兰与印第安人作战的经历。在六次话题转换中，艾格兰一共用了六个单词，两次使用“yes”“why”。而他的身体一直处于躺着的状态。表明的他对此话题丝毫没有兴趣。然后胜元说出 “我们都是战争的学生”的时候，艾格兰坐起身来表示出了一定的兴趣。由此可见让对方对话题产生兴趣是交际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从后面胜元层层推进的询问方式，可以看出他对与艾格兰的印第安之战是有所了解的。所以话题进行本身是顺利的。
然而戏剧性的一幕是由于出现了文化的冲突（对于卡斯特将军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艾格兰出现了两次连续情绪冲动性发问。我们知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于不同事物的看法有所不同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就算心中不悦，出于维持交流的持续一般高语境文化的人尽量压制自己的不快感不予表露。即使是出于低语境文化的人采用了直接表达不快感的言辞也不会在情绪上失控。笔者认为艾格兰的情绪失控并非来自文化冲突，而是话题本身涉及艾格兰记忆领域，即可视为私人空间。而这部分内容在谈话前，胜元就通过相关资料了解的，即他已经浸入了艾格兰的私人空间。需要强调的是谈话不是共同发起的，在对话中，胜元不断地占有艾格兰的领域，并对其中某些部分进行了擅自的“修改”。对此毫无心理准备的艾格兰情绪才会失控。
第三次对话
此次对话是最富有禅学意味的。第三次对话的前四个话题轮转是完全处于答非所问的阶段。胜元看似自顾自地谈论关于什么是武士道的问题。而艾格兰关心刺客是谁派来的，所以他采用高介入式的问话方式，然而胜元的回答却是隐晦的。但艾格兰还是知道了答案，因为此前他们共同击退刺客有了大量的共同信息。第三次对话到最后才说出了约谈的具体目的。将谈话的具体事项放在最后简单地说，或者干脆不说，而在之前进行大量的貌似无关的客套寒暄和铺垫是低语境文化的特点之一。
第四次对话
本次谈话有别于前三次，是一次正真意义上的谈话，而不是约谈。在前三次谈话中，总是艾格兰被带入胜元所处的空间，开始谈话。且从两个人的移动来看，艾格兰基本处于相对静止状态，而胜元却处于自由移动状态。一般而言处于相对静止的一方是信息的接受方，在对话开始前，信息量是匮乏的。而相对动态一方，则是信息输出方，在对话开始前，信息量是丰富的。第四次谈话，两人同时出现在同一空间，并肩而坐，都处于相对静止。此时两人的身份有所改变。艾格兰已经认同的胜元的价值取向，主动回归到胜元的部队，要与之共存亡。这种身份的转变导致了对话方式的不同。
一般对于《最后的武士》的研究，一般局限在东西方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冲突上。最为一部带有东方主义色彩的好莱坞影片，渲染和夸张东方神秘（武士道）是吸引西方观众的重要手段。因此笔者认为以此来作为文化认同的范本不够严密。本文所要研究仅仅是影片中胜元和艾格兰的四次谈话。从话题轮转，高低语境文化方面揭示人们使用会话的策略。
参考文献：
[1]唐德根，章放维.两种会话方式与高低语境文化[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9.
【关键词】高低语境 话轮转换 高介入式
美国影片《最后的武士》讲述了一位名叫艾格兰的美国上尉，作为军事顾问来到日本训练一支现代的军队，其敌人是武士集团。然后在一次激战后艾格兰被武士们俘虏。在与武士及其家属的朝夕相处中，艾格兰完成了对武士精神的现察、理解和传承，找到了作为一名战士所应有的荣誉感。
本文选取了主人公艾格兰被俘虏以后，与武士首领胜元之间的四次直接对话 作为文本分析。原因有两点。其一这四次对话贯穿了整部影片，是艾格兰与胜元思想冲突交流的直接体现；其二胜元与艾格兰的对话存在大量的文化冲突。这种文化冲突是单向的，艾格兰以被迫进入者的身份在另一个文化情景中生活。而且胜元俘虏艾格兰只是为了了解敌人即以木村为首的新派军队，对艾格兰所处的欧美文化并没有兴趣。
霍尔从宏观上提出了高低语境文化理论，尤尔则从微观上指出人们通常具有两种会话方式即高介入式和高体贴式。一般认为：高语境文化的人多采用高体贴式会话，低语境文化的人多采用高介入式谈话。而话轮的转换机制通过话题的提起，话题的轮转方式，话轮的长度等方面考察会话。以下笔者试着运用以上会话理论依次具体分析随着情节的展开，双方的采取的会话策略。
第一次对话
胜元第一次约谈艾格兰。艾格兰在完全没有预告没有思想准备的前提下，突然被带去和胜元见面。所以对话从开始就是由胜元发起话轮转化困难。其原因是本次约谈话题不明。这不符合低文化语境背景下美国人的说话方式。当约谈的话题不明时，就算是同一语境文化的对方也会感到不安。胜元进行对话的头几秒，艾格兰完全处在话题的框架外，无法进行顺利的话题轮换。而会话的结束也是由胜元控制的。艾格兰从中并没有获得多少需要的信息。
第二次对话
艾格兰学习了剑道，一身疲惫躺在胜元身边的地板上。胜元提出想知道艾格兰与印第安人作战的经历。在六次话题转换中，艾格兰一共用了六个单词，两次使用“yes”“why”。而他的身体一直处于躺着的状态。表明的他对此话题丝毫没有兴趣。然后胜元说出 “我们都是战争的学生”的时候，艾格兰坐起身来表示出了一定的兴趣。由此可见让对方对话题产生兴趣是交际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从后面胜元层层推进的询问方式，可以看出他对与艾格兰的印第安之战是有所了解的。所以话题进行本身是顺利的。
然而戏剧性的一幕是由于出现了文化的冲突（对于卡斯特将军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艾格兰出现了两次连续情绪冲动性发问。我们知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于不同事物的看法有所不同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就算心中不悦，出于维持交流的持续一般高语境文化的人尽量压制自己的不快感不予表露。即使是出于低语境文化的人采用了直接表达不快感的言辞也不会在情绪上失控。笔者认为艾格兰的情绪失控并非来自文化冲突，而是话题本身涉及艾格兰记忆领域，即可视为私人空间。而这部分内容在谈话前，胜元就通过相关资料了解的，即他已经浸入了艾格兰的私人空间。需要强调的是谈话不是共同发起的，在对话中，胜元不断地占有艾格兰的领域，并对其中某些部分进行了擅自的“修改”。对此毫无心理准备的艾格兰情绪才会失控。
第三次对话
此次对话是最富有禅学意味的。第三次对话的前四个话题轮转是完全处于答非所问的阶段。胜元看似自顾自地谈论关于什么是武士道的问题。而艾格兰关心刺客是谁派来的，所以他采用高介入式的问话方式，然而胜元的回答却是隐晦的。但艾格兰还是知道了答案，因为此前他们共同击退刺客有了大量的共同信息。第三次对话到最后才说出了约谈的具体目的。将谈话的具体事项放在最后简单地说，或者干脆不说，而在之前进行大量的貌似无关的客套寒暄和铺垫是低语境文化的特点之一。
第四次对话
本次谈话有别于前三次，是一次正真意义上的谈话，而不是约谈。在前三次谈话中，总是艾格兰被带入胜元所处的空间，开始谈话。且从两个人的移动来看，艾格兰基本处于相对静止状态，而胜元却处于自由移动状态。一般而言处于相对静止的一方是信息的接受方，在对话开始前，信息量是匮乏的。而相对动态一方，则是信息输出方，在对话开始前，信息量是丰富的。第四次谈话，两人同时出现在同一空间，并肩而坐，都处于相对静止。此时两人的身份有所改变。艾格兰已经认同的胜元的价值取向，主动回归到胜元的部队，要与之共存亡。这种身份的转变导致了对话方式的不同。
一般对于《最后的武士》的研究，一般局限在东西方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冲突上。最为一部带有东方主义色彩的好莱坞影片，渲染和夸张东方神秘（武士道）是吸引西方观众的重要手段。因此笔者认为以此来作为文化认同的范本不够严密。本文所要研究仅仅是影片中胜元和艾格兰的四次谈话。从话题轮转，高低语境文化方面揭示人们使用会话的策略。
参考文献：
[1]唐德根，章放维.两种会话方式与高低语境文化[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