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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区中城东边的东河河畔，坐落着一幢三十八层高的浅灰色玻璃石板楼建筑群，这就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每天都有几千名男男女女进出这座大楼，其中就包括数百名中国籍雇员。在常人眼里，“国际公务员”仿佛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到底怎样？年轻人怎样才能实现到联合国工作的梦想？春节前记者采访了几位回国探亲的中国籍女雇员，对她们的生活做了一番“探秘”。
力挫群雄，
留学女孩当上“国际公务员”
正直而又能干的北京人郭晓捷，是从联合国实习生变为国际公务员的。刚过而立之年的她，如今已是联合国总部秘书处经济社会事务部的高级职员了。1993年从外交学院毕业后，读外交英语专业的郭晓捷又自费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大学，攻读国际经济专业硕士学位。学习期间，郭晓捷于1995年到联合国总部实习过三个月。从那时起，她就对这个过去只在报刊和电视上见到过的国际机构有了感性的认识，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渴望成为其中一员。
机遇总是眷顾有心人。当年年初，联合国曾进行过一次招聘，但没有招满，于是决定在同年的8月份再招聘一次，对象为专业2级(P2)。郭晓捷回忆说，当时报名的各国精英近40人，而录取比例为10%。正在联合国实习的郭晓捷决定报考，并递交了个人简历。接下来，就是投入到2个月的备考中去。根据联合国圈定的考试范围和发放的模拟试卷，郭晓捷主要恶补了国际形势方面的有关知识。
先是笔试，分两个上午进行，每次3小时。第一天上午考国际形势，多为论述题。由于有所准备，郭晓捷没有遇到难题。第二天上午考专业科目(经济方面)，试题多为基本原理知识和假设案例分析。对于正在攻读国际经济硕士学位的郭晓捷而言，自然驾轻就熟，轻松过关。四个月后，郭晓捷收到了面试通知。面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抽签准备阶段，限时5分钟；二是口试阶段，包括陈述和回答考官的问题，为时2小时，那阵势就如同“过堂”一样。郭晓捷抽到的题目是“开放贸易的利弊问题”。她回忆说，当时有10位考官(实际上是联合国的专家)，每人问一道题，问题涉及面较广。当时有位考官问了有关高失业率和劳工方面的问题，让郭晓捷有点措手不及，但她还是凭着扎实的基础知识应付了过去。面试下来后，郭晓捷自我感觉不错。果然，三个月后收到通知---她被正式列入联合国后备人员花名册。经过“漫长”的10个月等待，她终于被联合国派往设在泰国曼谷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经济社会理事会秘书处工作，2000年初又调回纽约联合国总部。
据郭女士介绍，目前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中国籍职员约有二百名。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占用联合国地域分配员额的人员，现有五十多人，主要是较高级别的官员、管理层和其他专业人才。所谓联合国地域员额，是指一个会员国的国民可以在秘书处任职的额度，它是根据联合国大会决议，按照一个基于会籍、会费、人口三大因素的复杂计算公式推算出来的比例额度，其中以会费缴纳多少最为重要。
另一部分是不受地域员额分配所限的技术性或服务性人员，如同声传译、笔头翻译、速录员及一般工作人员。这部分职员由秘书处根据工作需要招聘，原则上不需要顾及来自某个特定的国家。联合国曾于1995年、2001年、2002年和2005年2月，4次在中国举办了选拔考试。考试合格进入联合国人事厅后备人员名单的共68人，其中35人已被联合国正式聘用。由于中文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正式官方语种，秘书处所需的一批中文人才绝大部分来自中国。但不管你来自哪里，也不论过去做什么工作，一旦受聘于联合国秘书处，理论上都要和原籍国“划清界限”，只效忠于联合国秘书长。
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人当中，级别最高的当属副秘书长。根据有关规定，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均有权推荐一位本国国民担任副秘书长。联合国秘书处下面主管政治、维和、人事、财务、法律、新闻等事务。近年来，分给中国副秘书长主管的是联合国大会和会议管理部（简称为大会事务部）。这个部人员最多，约占秘书处员工总数的近二分之一。
当然，大会事务部也是中国职员最集中的地方。除中国副秘书长以外，还有几名来自中国的借调人员和级别较高的专业管理人员，其他一百来名中国职员主要从事中文口译和笔头翻译工作，还有一部分是编辑审校人员和中文打字员。可以说，联合国大楼的某一层面几乎都是中文翻译和打字员的天下，口译同传和速录人员则散在大楼内外的其他地方。
此外，在联合国秘书处的其他部门，如政治事务部、裁军事务部、维和行动部、法律事务办公室、人道事务协调办公室、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等，也活跃着中国籍人士的身影。
翻译刘娜：
小职员也能在纽约购房置业
举止优雅的郑州女孩刘娜，是位典型的“东方美女”。有趣的是，小时候刘娜十分喜欢芭蕾舞，14岁时，女孩经过重重筛选，在全国一万多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考入上海芭蕾舞学院。身为外交官的父亲认为跳舞没有前途可言，极力反对她学舞蹈，他希望女儿长大后能像自己一样当一名外交官。在一次训练中刘娜不慎受伤，这一意外更使她的父亲坚定了不让她学舞蹈的决心。就这样，后来刘娜考进了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毕业后虽然没当上外交官，但出乎老爸意料的是，她却一步步走进了纽约联合国总部。
刚到这里，刘娜就耳闻目睹了许多新鲜事。比如，五个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大楼二层有一间专门的磋商室，房号为“C座209”。这个房间约八九平方米。每逢世界上发生大事急事，“五常”各级官员的磋商便会跟着时代的脉搏，变得频繁起来。这时，该磋商室就犹如“急诊室”，格外引人注目。一些媒体的记者削尖了脑袋设法混进大楼内，将摄像机直接架在磋商室的出口处，同步猎取五国大使的动静。一些文字记者则各有“绝招”，手握微型数码录音机，尾随五国大使或其助手，见缝插针地偷偷采访第一手资料。后来就连不少美国老百姓都幽默地称这个磋商室为“世界急救室”！
还有联合国召开会议时，各国与会代表都有中午打盹的需要。但在这幢大楼内想找一块中午小憩的地方，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只有二楼的代表会客厅、过道走廊和一楼的哈马舍尔德图书馆等几个地方才设有沙发和椅子，供大家免费使用。于是，每到中午，就会看到用餐后的各国代表和联合国职员争先恐后地抢占这些要地。大家午休的方式也是千姿百态的。既有东倒西歪、鼾声如雷的，也有头戴耳机、闭目养神的。如何在联合国抢占午休地盘，还真的成了一项有趣的研究课题。前两年担任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德雅梅大使还专门对这个问题做过研究，并写出一本名为《睡在联合国》的书！
联合国是一个藏龙卧虎、奇才辈出之地，云集着各国优秀的政治家和外交官。这些人具有丰富的经验和聪明的才干，其言谈笑语别具一格，或以柔克刚，或唇枪舌剑，实在是独揽“风骚”，令人大长见识。刘娜说，一次中国驻联合国的王学贤大使，应邀到美国西部的一个城市作演讲。他一语双关地说：“我来西部以前，总以为这儿的每个人都腰插两枝短枪，见谁不顺眼就拔出来给他一梭子。今天，我发现大家其实都挺友好的。我想，中美之间加强相互了解是非常有益的！”话音刚落，全场笑声、掌声顿起。人们都被他幽默诙谐的谈吐所折服。
2001年9月，刘娜正式到联合国中文处工作。刚来时为专业2级（P2），一年以后升为专业3级（P3），通过她的勤奋努力，现在已经升到专业4级（P4），在这个级别，所有的文件翻译都是自译自审，无需上级和别人校对，真正是“译责自负”。刘娜觉得当“国际公务员”工作无小事，尤其翻译联合国各种会议文件，政治性和政策性都很强，半点不能马虎，工作中时常遇到一些专业性很强的词汇，如环境、核能、法律等方面的专业词汇，为弄清确切含义，译出准确文字，得经常查阅各种工具书，包括上网查阅相关文章，准确领会意思。每年联大开会，也是翻译最繁忙的季节。有时为赶译紧急文件，加班加点，甚至通宵达旦都是常事。由于刘娜做事认真严谨，遇到不懂的问题从不回避，在她的记忆中，翻译时从未出现过大的失误，也赢得了同事们的赞誉。
当然，在联合国总部“打工”待遇还是比较优厚的。目前，刘娜和绝大多数中国籍职员都已在纽约购置了属于自己的安乐窝，即便是薪金较低的中文打字员也不例外。
此外，在异国工作的职员还有每年一次的探亲假期，一般有一个月到六个星期的时间，可以报销全家的往返机票；“国际公务员”的每个子女除每月有100多美元的生活补助外，联合国还负责为他们报销75%的学费。
刘娜说，同国内上班族一样，大多数中国雇员也过着朝九晚五（有时需要加班）的生活，每天在住家与联合国总部大楼之间奔波。在交通方面，汽车虽是美国大众化的交通工具，但令人头痛的塞车和停车位紧缺，迫使许多人改乘地铁和公交车，其中当然也有不少中国职员。
在联合国总部大楼里，除工作之外，中国职员之间还有不少社交和联谊活动。大家经常利用法定的喝咖啡和午餐时间，三五成堆地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互通信息。联合国大楼二十三层上有一间房作为中文书会办公室，里面有许多中文图书和音像资料供大家借阅，这里也可以说是中国职员的非正式会馆。虽然他们身处异国，但整天和一帮兄弟姐妹在一起，倒也其乐融融！
心怀世界，做个“爱心天使”。
王晓军虽然有着男孩的名字，却是个柔情似水的漂亮女性。她是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教育与国际发展专业的博士，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项目官员。这位中国美眉讲话的声音极富感染力，柔软中带着诚恳，仿佛她的人一样，是那种外表亲和、内心纯真的女人。
那个落雪的冬日里的选择，至今也没有让她后悔。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她分管教育、卫生、性别平等、艾滋病在工作场合的防治等等一系列领域的项目，“我希望我的工作能贴近真正的项目受益人，给他们带去更多的信息和知识，消除地区的差异和贫困。”
王晓军的办公桌上摆着几张照片，是联合国教育项目援建的云南一所小学的老师寄来的。照片上的孩子们，睁着天真无邪的大眼睛，看着镜头。他们的衣服虽然旧，却比较整齐，简易的校舍在薄雾中也显得结实稳固。可以看得出来，教育正在改变着他们的生活。而这所学校里的老师和孩子们，正是王晓军所执行的联合国远程信息教育培训计划的受益者：让山区学校的师生，通过互联网和外面的世界进行沟通。当学校的老校长刚刚学会使用电脑，发了一封Ｅ－ｍａｉｌ给她，诉说他们那里发生的变化的时候，王晓军竟然兴奋得跑到走廊上大声喊起来，同事们也都欢呼雀跃，为看到了项目的实际效果而激动不已。
此时的王晓军是欣慰的，为自己的工作能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摆脱贫困，拥有一个亮丽的明天。然而，更多的时候，她为目前中国农村最基本的医疗状况感到担忧。每次去巡视，车行驶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偶尔才能看到一两个缺医少药的诊所，破旧的程度让人气馁。
有一次，她深入云南一个极偏僻的小山村，视察那里在医疗方面的改善情况。在村口，他们一行人遇到一个脸色憔悴的老人，一只手捂着肚子，另一只手比划着，那神情分明是在求助，以为他们是来自城里的医生。因为没有现实的可行方法帮助这位病痛缠身的老人，王晓军非常难过，她总是忘不了年逾古稀的老人眼中那份失望与无奈。
因为此事，王晓军曾一度犹豫过，常常问自己到底还要不要继续这份与贫穷落后打交道的工作，毕竟看得多了，内心会很沉重。
她说：“这每每让我觉得，即使我不吃饭不睡觉，用每天的全部时间来工作，我所能做的也只是一点点而已。有时候一想到世界上那些战乱地区的一发炮弹，瞬间就使我辛苦工作的些许成果化为乌有，那种愤怒很难压抑。”不过王晓军终归是理性而平和的，直面现实是她挑战自己的一贯做法。她觉得有义务使联合国所推广的项目被当地的老百姓了解，只有依靠当地人的力量，才能达到改变自身生存环境的目的。
王晓军说，对于“求同存异，世界大同”的联合国精神她深信不疑，这是人类一直在追求的理想。“为联合国工作让我感到自身价值得到了充分体现，我每天都处在新知识的海洋中，这是最大的挑战，由这份工作的内容决定的。它迫使我必须拓宽我的视野，开放思想。有时候，感受的压力越大，动力也就越强，而工作也就越出色。”
她从来都是这样一个善于从自己内心寻找力量的女人，并且总是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份荣誉的看重。她说，每一次她代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去一个地方视察，那里的人们，尤其是妇女，对她都是既好奇又佩服。而她总是说：“你们也可以的，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要改变你们未来的事情，也许不久的将来，你们中某个人的孩子，也可以为联合国工作，那就是联合国所倡导的公正公平原则的最好体现。”
编辑：靳伟华
力挫群雄，
留学女孩当上“国际公务员”
正直而又能干的北京人郭晓捷，是从联合国实习生变为国际公务员的。刚过而立之年的她，如今已是联合国总部秘书处经济社会事务部的高级职员了。1993年从外交学院毕业后，读外交英语专业的郭晓捷又自费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大学，攻读国际经济专业硕士学位。学习期间，郭晓捷于1995年到联合国总部实习过三个月。从那时起，她就对这个过去只在报刊和电视上见到过的国际机构有了感性的认识，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渴望成为其中一员。
机遇总是眷顾有心人。当年年初，联合国曾进行过一次招聘，但没有招满，于是决定在同年的8月份再招聘一次，对象为专业2级(P2)。郭晓捷回忆说，当时报名的各国精英近40人，而录取比例为10%。正在联合国实习的郭晓捷决定报考，并递交了个人简历。接下来，就是投入到2个月的备考中去。根据联合国圈定的考试范围和发放的模拟试卷，郭晓捷主要恶补了国际形势方面的有关知识。
先是笔试，分两个上午进行，每次3小时。第一天上午考国际形势，多为论述题。由于有所准备，郭晓捷没有遇到难题。第二天上午考专业科目(经济方面)，试题多为基本原理知识和假设案例分析。对于正在攻读国际经济硕士学位的郭晓捷而言，自然驾轻就熟，轻松过关。四个月后，郭晓捷收到了面试通知。面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抽签准备阶段，限时5分钟；二是口试阶段，包括陈述和回答考官的问题，为时2小时，那阵势就如同“过堂”一样。郭晓捷抽到的题目是“开放贸易的利弊问题”。她回忆说，当时有10位考官(实际上是联合国的专家)，每人问一道题，问题涉及面较广。当时有位考官问了有关高失业率和劳工方面的问题，让郭晓捷有点措手不及，但她还是凭着扎实的基础知识应付了过去。面试下来后，郭晓捷自我感觉不错。果然，三个月后收到通知---她被正式列入联合国后备人员花名册。经过“漫长”的10个月等待，她终于被联合国派往设在泰国曼谷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经济社会理事会秘书处工作，2000年初又调回纽约联合国总部。
据郭女士介绍，目前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中国籍职员约有二百名。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占用联合国地域分配员额的人员，现有五十多人，主要是较高级别的官员、管理层和其他专业人才。所谓联合国地域员额，是指一个会员国的国民可以在秘书处任职的额度，它是根据联合国大会决议，按照一个基于会籍、会费、人口三大因素的复杂计算公式推算出来的比例额度，其中以会费缴纳多少最为重要。
另一部分是不受地域员额分配所限的技术性或服务性人员，如同声传译、笔头翻译、速录员及一般工作人员。这部分职员由秘书处根据工作需要招聘，原则上不需要顾及来自某个特定的国家。联合国曾于1995年、2001年、2002年和2005年2月，4次在中国举办了选拔考试。考试合格进入联合国人事厅后备人员名单的共68人，其中35人已被联合国正式聘用。由于中文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正式官方语种，秘书处所需的一批中文人才绝大部分来自中国。但不管你来自哪里，也不论过去做什么工作，一旦受聘于联合国秘书处，理论上都要和原籍国“划清界限”，只效忠于联合国秘书长。
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人当中，级别最高的当属副秘书长。根据有关规定，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均有权推荐一位本国国民担任副秘书长。联合国秘书处下面主管政治、维和、人事、财务、法律、新闻等事务。近年来，分给中国副秘书长主管的是联合国大会和会议管理部（简称为大会事务部）。这个部人员最多，约占秘书处员工总数的近二分之一。
当然，大会事务部也是中国职员最集中的地方。除中国副秘书长以外，还有几名来自中国的借调人员和级别较高的专业管理人员，其他一百来名中国职员主要从事中文口译和笔头翻译工作，还有一部分是编辑审校人员和中文打字员。可以说，联合国大楼的某一层面几乎都是中文翻译和打字员的天下，口译同传和速录人员则散在大楼内外的其他地方。
此外，在联合国秘书处的其他部门，如政治事务部、裁军事务部、维和行动部、法律事务办公室、人道事务协调办公室、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等，也活跃着中国籍人士的身影。
翻译刘娜：
小职员也能在纽约购房置业
举止优雅的郑州女孩刘娜，是位典型的“东方美女”。有趣的是，小时候刘娜十分喜欢芭蕾舞，14岁时，女孩经过重重筛选，在全国一万多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考入上海芭蕾舞学院。身为外交官的父亲认为跳舞没有前途可言，极力反对她学舞蹈，他希望女儿长大后能像自己一样当一名外交官。在一次训练中刘娜不慎受伤，这一意外更使她的父亲坚定了不让她学舞蹈的决心。就这样，后来刘娜考进了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毕业后虽然没当上外交官，但出乎老爸意料的是，她却一步步走进了纽约联合国总部。
刚到这里，刘娜就耳闻目睹了许多新鲜事。比如，五个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大楼二层有一间专门的磋商室，房号为“C座209”。这个房间约八九平方米。每逢世界上发生大事急事，“五常”各级官员的磋商便会跟着时代的脉搏，变得频繁起来。这时，该磋商室就犹如“急诊室”，格外引人注目。一些媒体的记者削尖了脑袋设法混进大楼内，将摄像机直接架在磋商室的出口处，同步猎取五国大使的动静。一些文字记者则各有“绝招”，手握微型数码录音机，尾随五国大使或其助手，见缝插针地偷偷采访第一手资料。后来就连不少美国老百姓都幽默地称这个磋商室为“世界急救室”！
还有联合国召开会议时，各国与会代表都有中午打盹的需要。但在这幢大楼内想找一块中午小憩的地方，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只有二楼的代表会客厅、过道走廊和一楼的哈马舍尔德图书馆等几个地方才设有沙发和椅子，供大家免费使用。于是，每到中午，就会看到用餐后的各国代表和联合国职员争先恐后地抢占这些要地。大家午休的方式也是千姿百态的。既有东倒西歪、鼾声如雷的，也有头戴耳机、闭目养神的。如何在联合国抢占午休地盘，还真的成了一项有趣的研究课题。前两年担任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德雅梅大使还专门对这个问题做过研究，并写出一本名为《睡在联合国》的书！
联合国是一个藏龙卧虎、奇才辈出之地，云集着各国优秀的政治家和外交官。这些人具有丰富的经验和聪明的才干，其言谈笑语别具一格，或以柔克刚，或唇枪舌剑，实在是独揽“风骚”，令人大长见识。刘娜说，一次中国驻联合国的王学贤大使，应邀到美国西部的一个城市作演讲。他一语双关地说：“我来西部以前，总以为这儿的每个人都腰插两枝短枪，见谁不顺眼就拔出来给他一梭子。今天，我发现大家其实都挺友好的。我想，中美之间加强相互了解是非常有益的！”话音刚落，全场笑声、掌声顿起。人们都被他幽默诙谐的谈吐所折服。
2001年9月，刘娜正式到联合国中文处工作。刚来时为专业2级（P2），一年以后升为专业3级（P3），通过她的勤奋努力，现在已经升到专业4级（P4），在这个级别，所有的文件翻译都是自译自审，无需上级和别人校对，真正是“译责自负”。刘娜觉得当“国际公务员”工作无小事，尤其翻译联合国各种会议文件，政治性和政策性都很强，半点不能马虎，工作中时常遇到一些专业性很强的词汇，如环境、核能、法律等方面的专业词汇，为弄清确切含义，译出准确文字，得经常查阅各种工具书，包括上网查阅相关文章，准确领会意思。每年联大开会，也是翻译最繁忙的季节。有时为赶译紧急文件，加班加点，甚至通宵达旦都是常事。由于刘娜做事认真严谨，遇到不懂的问题从不回避，在她的记忆中，翻译时从未出现过大的失误，也赢得了同事们的赞誉。
当然，在联合国总部“打工”待遇还是比较优厚的。目前，刘娜和绝大多数中国籍职员都已在纽约购置了属于自己的安乐窝，即便是薪金较低的中文打字员也不例外。
此外，在异国工作的职员还有每年一次的探亲假期，一般有一个月到六个星期的时间，可以报销全家的往返机票；“国际公务员”的每个子女除每月有100多美元的生活补助外，联合国还负责为他们报销75%的学费。
刘娜说，同国内上班族一样，大多数中国雇员也过着朝九晚五（有时需要加班）的生活，每天在住家与联合国总部大楼之间奔波。在交通方面，汽车虽是美国大众化的交通工具，但令人头痛的塞车和停车位紧缺，迫使许多人改乘地铁和公交车，其中当然也有不少中国职员。
在联合国总部大楼里，除工作之外，中国职员之间还有不少社交和联谊活动。大家经常利用法定的喝咖啡和午餐时间，三五成堆地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互通信息。联合国大楼二十三层上有一间房作为中文书会办公室，里面有许多中文图书和音像资料供大家借阅，这里也可以说是中国职员的非正式会馆。虽然他们身处异国，但整天和一帮兄弟姐妹在一起，倒也其乐融融！
心怀世界，做个“爱心天使”。
王晓军虽然有着男孩的名字，却是个柔情似水的漂亮女性。她是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教育与国际发展专业的博士，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项目官员。这位中国美眉讲话的声音极富感染力，柔软中带着诚恳，仿佛她的人一样，是那种外表亲和、内心纯真的女人。
那个落雪的冬日里的选择，至今也没有让她后悔。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她分管教育、卫生、性别平等、艾滋病在工作场合的防治等等一系列领域的项目，“我希望我的工作能贴近真正的项目受益人，给他们带去更多的信息和知识，消除地区的差异和贫困。”
王晓军的办公桌上摆着几张照片，是联合国教育项目援建的云南一所小学的老师寄来的。照片上的孩子们，睁着天真无邪的大眼睛，看着镜头。他们的衣服虽然旧，却比较整齐，简易的校舍在薄雾中也显得结实稳固。可以看得出来，教育正在改变着他们的生活。而这所学校里的老师和孩子们，正是王晓军所执行的联合国远程信息教育培训计划的受益者：让山区学校的师生，通过互联网和外面的世界进行沟通。当学校的老校长刚刚学会使用电脑，发了一封Ｅ－ｍａｉｌ给她，诉说他们那里发生的变化的时候，王晓军竟然兴奋得跑到走廊上大声喊起来，同事们也都欢呼雀跃，为看到了项目的实际效果而激动不已。
此时的王晓军是欣慰的，为自己的工作能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摆脱贫困，拥有一个亮丽的明天。然而，更多的时候，她为目前中国农村最基本的医疗状况感到担忧。每次去巡视，车行驶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偶尔才能看到一两个缺医少药的诊所，破旧的程度让人气馁。
有一次，她深入云南一个极偏僻的小山村，视察那里在医疗方面的改善情况。在村口，他们一行人遇到一个脸色憔悴的老人，一只手捂着肚子，另一只手比划着，那神情分明是在求助，以为他们是来自城里的医生。因为没有现实的可行方法帮助这位病痛缠身的老人，王晓军非常难过，她总是忘不了年逾古稀的老人眼中那份失望与无奈。
因为此事，王晓军曾一度犹豫过，常常问自己到底还要不要继续这份与贫穷落后打交道的工作，毕竟看得多了，内心会很沉重。
她说：“这每每让我觉得，即使我不吃饭不睡觉，用每天的全部时间来工作，我所能做的也只是一点点而已。有时候一想到世界上那些战乱地区的一发炮弹，瞬间就使我辛苦工作的些许成果化为乌有，那种愤怒很难压抑。”不过王晓军终归是理性而平和的，直面现实是她挑战自己的一贯做法。她觉得有义务使联合国所推广的项目被当地的老百姓了解，只有依靠当地人的力量，才能达到改变自身生存环境的目的。
王晓军说，对于“求同存异，世界大同”的联合国精神她深信不疑，这是人类一直在追求的理想。“为联合国工作让我感到自身价值得到了充分体现，我每天都处在新知识的海洋中，这是最大的挑战，由这份工作的内容决定的。它迫使我必须拓宽我的视野，开放思想。有时候，感受的压力越大，动力也就越强，而工作也就越出色。”
她从来都是这样一个善于从自己内心寻找力量的女人，并且总是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份荣誉的看重。她说，每一次她代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去一个地方视察，那里的人们，尤其是妇女，对她都是既好奇又佩服。而她总是说：“你们也可以的，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要改变你们未来的事情，也许不久的将来，你们中某个人的孩子，也可以为联合国工作，那就是联合国所倡导的公正公平原则的最好体现。”
编辑：靳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