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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沈从文是京派小说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历史文物研究家，他的文学语言从最初的“掌握不住”到20世纪30年代的成熟再到40年代的超越，经历了一个不断蜕变的艰辛历程。沈从文将湘西方言成功地纳入到了文学语言中，同时吸取了欧化语和文言的优点，创作出响应中国现代语言运动的新文学语言，为今后作家利用白话书面语言创作提供了典范。
关键词：文学语言 湘西方言 沈从文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绝大多数读者对沈从文的语言是从“静态”与“常”来分析的，而且大多读者比较注重沈从文的一些艺术较圆熟的作品。可是，被称为现代文学“珠玉”的沈从文并不是“千古不磨”而天成的。恰恰相反，沈从文的创作是从“窄而霉小斋”开始的，直到他被称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经历了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沈从文的语言也完成了一个破茧成蝶的蜕变。
一 第一阶段：“掌握不住”的文字
阅读沈从文的早期作品会发现，他好像一个从某个不知名的地方来的人，用蹩脚的普通话在给你讲他家乡或者是他的故事。对于异地读者来说，沈从文讲的很卖力，也许从那些别扭的语言里你能听出点端倪，但还是产生了些许隔膜。对于那些熟悉沈从文方言土语的读者来说，阅读时必然会引起读者会心的笑。
例如，沈从文最早的作品《一封未曾付邮的信》：“把两个手拐子搁到桌子上去……”又如，“……肚板油刮得不剩什么时的情景……”沈从文的早期作品中诸如此类方言土语比比皆是，使用频率也非常高，不仅仅是他对一些湘西风物和人物对话描写上，连很多描述性的文字也时常见到方言土语的影子。虽然有些被北平官话并入统一语中，但不免给读者带来异常浓烈的地方色彩，另外一些文字对于异地读者来说还是会产生理解障碍的。虽然沈从文的早期作品中，人们会体会到生气淋漓的蓬勃感和地道的乡土气息，但这些却掩盖不了沈从文早期语言的粗糙和原始。这点也是沈从文将自己早期作品称为“掌握不住”的文字原因。对于远离家乡游走于都市的人来说，“乡音难改”也许是他们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对于沈从文来说，这些方言土语确实是一种“掌握不住”的原生态写作语言。
从沈从文作品创作来看，除了一些湘西方言土语外，还有一些翻译欧化语和文言。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在沈从文早期的作品中，欧化语的成分并不多，这是因为从湘西刚到北京的他没有受到翻译文学的影响，并不懂外文，即便是耳濡目染地受到一些影响，也只是挪用和生搬硬套。相对于欧化语来说，沈从文的文言资源颇多，主要是在地方军队当书记时接触到的大量字画、碑帖、古文以及和小时候读过的文言古书。所以，我们可以从沈从文的早期作品中体会到大量文言色彩和乡土语言。
沈从文早期的乡土作品：“去城十二里……沿河走……稍远点。”读起来虽然能体会出磕磕绊绊的“土味”，但语言中颇具古风，从整体角度看，这用乡土语配合古风的语言方式来表达乡土题材作品还是比较合适的。我们再来看他用同样方式撰写都市题材的作品：“……莫打岔听我念完……这聪明的汤姆……冬月来，天气格外好，镇天是晴……左右不值日。”从上述文字中读者可以看出，无论是对小说人物对话的描写还是一般性叙述，沈从文还带有那副方言土语的描述方式，就连都市中知识分子、绅士说话也是夹杂着乡土方言的。如果这些文字被略懂湘西方言的人念出来，大家必然会感觉就是一个湘西人在讲话。
对于沈从文来说，这些或许就是他当时的语言，但是在都市题材中使用这种语言必然会觉得不伦不类。即便是作者会为都市题材作品中的人物取一些比较流行的欧化名，但也无法掩饰这乡土语言的感觉。就像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中，我们还能发现很多中西合璧的断裂痕迹，主人公“阿丽思”在作品中是一个“纯外国兔”，她的语言中还时时蹦出湘西方言，让读者们哭笑不得。虽然这部作品充分展示了沈从文的想象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反应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象，但语言却成为了作品的一大缺陷。
二 第二阶段：走向成熟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沈从文开始从“掌握不住”的文字状态走了出来，一系列经典作品的面试，如：《湘行散记》、《边城》、《从文自传》等，可以看出沈从文的作品开始走向成熟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已不再像早期作品的粗糙和原始了。出来一些当地歌谣引用方言外，还有一些笔下人物语言的描写。在这一时期的沈从文作品中，各色人物操持着各种地方方言，也正是因为这种语言的应用使得他笔下的人物活灵活现，给我们展现出一个活生生的湘西世界。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边城》里的田园牧歌，但有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其中对水手们对话的描写和早期作品《柏子》无大样，这也体现出沈从文对湘西方言的执着：“一个水手说，你听你那妹子陪川东客喝酒唱曲子……另一个水手说……心里想我……歌声停止了，两水手皆笑了。”这段对话用的全部是湘西的方言土语，其中的句式、语调以及语气都是活生生的湘西民俗，沈从文对这些水手活灵活现的描写也正是通过这些乡下人语言来实现的。虽然沈从文这一时期的作品在人物对话上还是应用了大量的方言土语，但这都是小说语境和情节的需求。在这一时期，沈从文吸收湘西方言并将其运用成熟的最典型特征是，除了作品中的人物对话，其他的描述性文字和抒情文字都摆脱了方言土语的束缚，逐渐形成了作者特有的风格。沈从文对于这些文字的描写表现出流丽澄澈，细致入微，作品中不再频频出现方言，除了少数经过提炼的方言外，对抒情、单纯、古朴的写意应用得恰到好处，用作者自己的词来说就是“妥帖”。沈从文对粗糙、原始的方言土语加以提炼，再将古典文言中的精粹糅合进来，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学语言，我们足以称之为典范，同时，从这个时期开始，沈从文已经完成了他文学语言的最初蜕变。
从这个时期的作品看，沈从文的湘西方言已经运用得脉络清晰、条理有序了。但是，这并不能用简单的经络梳理解释，因为任何事情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例如，沈从文创作的最后一步长篇小说《长河》。该部作品不同于这个时期的方言努力化书写，也不同于早期的“掌握不住”，《长河》中的方言更显得颇有深意。此外，在《长河》中沈从文第一次为作品加了注释，这也是唯一一次。我们能够看出沈从文对该部作品的重视程度，同时也体会到了作者对方言运用的得心应手之后又回到的“初始点”，为什么在这部作品中作家又运用了大量的方言呢？笔者分析原因有二：第一，正如沈从文自己说：“我们语言的生命会从传说中消失”，他害怕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作品中再次大量的使用方言，笔者认为他是有意识的将方言土语的资源贡献给共同语，“国语”和方言的争论一直就未停止过，而争论中的大多作家还是坚持使用方言写作，从出发点和立场来讲这些作家和沈从文颇具相同；第二，《长河》是沈从文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有了前面一系列经典作品的铺垫，他具有了一定的创作信心，没有了早期的“为稻粱谋”的顾虑了。沈从文说：“创作《长河》就是要将这些近似历史陈迹的社会风情保留下来。”沈从文在《长河》中的方言运用得自然“妥帖”，虽然数量巨大但不同于早期的“掌握不住”。因其是长篇小说，所以，大量的方言在整个篇幅里也不显频率很高，而且节奏处理得非常得当，在增添地域色彩的同时也给人一种亲切感。 除此之外，《长河》中作者再次使用方言来阐述描述性文字，但和早期的作品迥异。懂得方言的人读起来犹如在听一个老乡讲故事，而不懂方言的读者会从文字中感受到沈从文的特殊韵味。由此看出，《长河》中的语言风格糅合了文言的凝练，脱胎于方言的母体，所以比方言更加通脱和精致，在不引起理解障碍的基础上保留了湘西方言的语调和词汇。由于种种原因，《长河》虽然成为了沈从文未完之作，但我们不得不说《长河》是一部非常成熟的小说，气势的恢弘和构架的大气丝毫没有因为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而逊色，由此看出，这个时期的沈从文对文学语言的驾驭已经非常娴熟了。同时，从沈从文这一时期的作品我们不难找出他后期文字风格变化的轨迹前兆。
三 第三阶段：超越
虽然沈从文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作品中，文学语言的应用已经非常成熟，但他对语言探索的脚步并未停止。我们阅读他40年代以后创作的作品会发现沈从文在语言运用上的超越。
首先，我们可以看出沈从文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湘西方言土语更加淡化了，但懂得方言的读者还能够发现作品中方言的蛛丝马迹。从沈从文小说的文体来看，作者将更多的方言保留在湘西题材作品中的人物语言和风物描写上，同时在不影响整体句调和句式的基础上强调了个别方言词语的使用，从而消除了早期作品语言给读者带来的费解和隔膜。例如：“……田坎小路已踏的稀糊子烂，怪不好走……杨大娘……菩萨，我真是悖时。”在湘西方言中“稀糊子烂”也就是稀巴烂，“菩萨”也就相当于我们常说的“天啊”，而“悖时”也就是倒霉的意思。在沈从文其他抽象性小说中也会出现这样的方言，只是远比三十年或者早期作品的方言少了很多，更加的难以找寻。更重要的是，不懂湘西方言的读者也不会因此产生理解障碍和文字歧义，只是增添了些许陌生化和特殊味道罢了。
其次，沈从文这一时期的语言变化还表现在从“具体抒情”到“抽象抒情”的蜕变。这一时期的散文和抽象小说表现出和先前不同的独特性，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黑魔》、《生命》、《七色魔》、《潜渊》、《摘星录》等。如散文《黑魔》中：“试由海面向上望……闪烁着细碎光明……一种永恒，一点力量，一点意志诗人或哲人……由迷惑、疯狂到个人平衡过程中，又如何产生艺术。”《黑魔》是这一时期沈从文的代表作品，上句中作者用“星光”产生出对艺术、宗教、理想、意志、力量以及永恒的抽象事物思考，这也是作者这一时期的创作特点。沈从文的语言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转变是因为这一时期战乱和外部世界改变而引起的。在20世纪40年代，作者在面对外界世界冲突和自己内心而产生焦虑的状态正好契合了现代主义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上的契合也恰恰体现在他语言的改变上。我们可以从沈从文这一时期的作品中看出，其原有的具体人物刻画、故事的因果关系以及情节发展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意识之流、蒙太奇剪接和镜头，这些都借鉴了西方现代文学手法。沈从文也是利用与之相应的语言创新和试验在创作转变中迸发出全新的审美效果。
论述至此，我们在回想沈从文早期刚才北京后创作的那个原始、粗糙、简单的文字，就不得不感叹蜕变之剧了。“明智者若善用其明智，即可从此云空中，读示一小文，文中有微叹与沉默，色与香，爱和怨。无著者姓名。无年月。无故事。无……然而内容极柔美。虚空静寂，读者灵魂中如有音乐。虚空明蓝，读者灵魂上却光明净洁。”这也许就是这一时期沈从文所要追求的境界吧，至于能不能被研究者和读者理解，怎样理解，那就是时间的问题了。
结语
沈从文利用他具体而长期的语言实践，在极富表现力的创作中纳入了湘西方言，并吸收了欧化语和文言的优点，丰富了现代语言和新文学。我们可以说从两个向度，沈从文的文学语言响应了现代语言活动：第一，现代知识者所追求的“国语统一”也就是文学语言的蜕变过程，在蜕变过程中的微观呈现也就是方言分歧的区域语言向共同的民族统一语言靠拢的过程；第二，沈从文的创作是现代白话书面语言创作的一个典范，大量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同时，沈从文的文学语言也为今后作家的创作起到了垂范作用。
参考文献：
[1] 黄琦旺：《沈从文小说的乡下人意识和原始情欲与近世白话小说的形态》，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2] 王云介：《解读残雪》，《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3] 高玉：《论都市“病相”对沈从文“湘西世界”的建构意义》，《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4] 言力：《“经世致用”：一柄世纪文学的双刃剑——〈湖
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文学〉一书的思想延续》，《湖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5] 靳丛林、田应渊：《鲁迅与杨度改造国民性思想之关联——从杨度与嘉纳治五郎的论辩谈起》，《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2期。
作者简介：刘士英，女，1971—，吉林四平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中文教育，工作单位：吉林师范大学分院。
关键词：文学语言 湘西方言 沈从文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绝大多数读者对沈从文的语言是从“静态”与“常”来分析的，而且大多读者比较注重沈从文的一些艺术较圆熟的作品。可是，被称为现代文学“珠玉”的沈从文并不是“千古不磨”而天成的。恰恰相反，沈从文的创作是从“窄而霉小斋”开始的，直到他被称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经历了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沈从文的语言也完成了一个破茧成蝶的蜕变。
一 第一阶段：“掌握不住”的文字
阅读沈从文的早期作品会发现，他好像一个从某个不知名的地方来的人，用蹩脚的普通话在给你讲他家乡或者是他的故事。对于异地读者来说，沈从文讲的很卖力，也许从那些别扭的语言里你能听出点端倪，但还是产生了些许隔膜。对于那些熟悉沈从文方言土语的读者来说，阅读时必然会引起读者会心的笑。
例如，沈从文最早的作品《一封未曾付邮的信》：“把两个手拐子搁到桌子上去……”又如，“……肚板油刮得不剩什么时的情景……”沈从文的早期作品中诸如此类方言土语比比皆是，使用频率也非常高，不仅仅是他对一些湘西风物和人物对话描写上，连很多描述性的文字也时常见到方言土语的影子。虽然有些被北平官话并入统一语中，但不免给读者带来异常浓烈的地方色彩，另外一些文字对于异地读者来说还是会产生理解障碍的。虽然沈从文的早期作品中，人们会体会到生气淋漓的蓬勃感和地道的乡土气息，但这些却掩盖不了沈从文早期语言的粗糙和原始。这点也是沈从文将自己早期作品称为“掌握不住”的文字原因。对于远离家乡游走于都市的人来说，“乡音难改”也许是他们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对于沈从文来说，这些方言土语确实是一种“掌握不住”的原生态写作语言。
从沈从文作品创作来看，除了一些湘西方言土语外，还有一些翻译欧化语和文言。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在沈从文早期的作品中，欧化语的成分并不多，这是因为从湘西刚到北京的他没有受到翻译文学的影响，并不懂外文，即便是耳濡目染地受到一些影响，也只是挪用和生搬硬套。相对于欧化语来说，沈从文的文言资源颇多，主要是在地方军队当书记时接触到的大量字画、碑帖、古文以及和小时候读过的文言古书。所以，我们可以从沈从文的早期作品中体会到大量文言色彩和乡土语言。
沈从文早期的乡土作品：“去城十二里……沿河走……稍远点。”读起来虽然能体会出磕磕绊绊的“土味”，但语言中颇具古风，从整体角度看，这用乡土语配合古风的语言方式来表达乡土题材作品还是比较合适的。我们再来看他用同样方式撰写都市题材的作品：“……莫打岔听我念完……这聪明的汤姆……冬月来，天气格外好，镇天是晴……左右不值日。”从上述文字中读者可以看出，无论是对小说人物对话的描写还是一般性叙述，沈从文还带有那副方言土语的描述方式，就连都市中知识分子、绅士说话也是夹杂着乡土方言的。如果这些文字被略懂湘西方言的人念出来，大家必然会感觉就是一个湘西人在讲话。
对于沈从文来说，这些或许就是他当时的语言，但是在都市题材中使用这种语言必然会觉得不伦不类。即便是作者会为都市题材作品中的人物取一些比较流行的欧化名，但也无法掩饰这乡土语言的感觉。就像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中，我们还能发现很多中西合璧的断裂痕迹，主人公“阿丽思”在作品中是一个“纯外国兔”，她的语言中还时时蹦出湘西方言，让读者们哭笑不得。虽然这部作品充分展示了沈从文的想象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反应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象，但语言却成为了作品的一大缺陷。
二 第二阶段：走向成熟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沈从文开始从“掌握不住”的文字状态走了出来，一系列经典作品的面试，如：《湘行散记》、《边城》、《从文自传》等，可以看出沈从文的作品开始走向成熟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已不再像早期作品的粗糙和原始了。出来一些当地歌谣引用方言外，还有一些笔下人物语言的描写。在这一时期的沈从文作品中，各色人物操持着各种地方方言，也正是因为这种语言的应用使得他笔下的人物活灵活现，给我们展现出一个活生生的湘西世界。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边城》里的田园牧歌，但有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其中对水手们对话的描写和早期作品《柏子》无大样，这也体现出沈从文对湘西方言的执着：“一个水手说，你听你那妹子陪川东客喝酒唱曲子……另一个水手说……心里想我……歌声停止了，两水手皆笑了。”这段对话用的全部是湘西的方言土语，其中的句式、语调以及语气都是活生生的湘西民俗，沈从文对这些水手活灵活现的描写也正是通过这些乡下人语言来实现的。虽然沈从文这一时期的作品在人物对话上还是应用了大量的方言土语，但这都是小说语境和情节的需求。在这一时期，沈从文吸收湘西方言并将其运用成熟的最典型特征是，除了作品中的人物对话，其他的描述性文字和抒情文字都摆脱了方言土语的束缚，逐渐形成了作者特有的风格。沈从文对于这些文字的描写表现出流丽澄澈，细致入微，作品中不再频频出现方言，除了少数经过提炼的方言外，对抒情、单纯、古朴的写意应用得恰到好处，用作者自己的词来说就是“妥帖”。沈从文对粗糙、原始的方言土语加以提炼，再将古典文言中的精粹糅合进来，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学语言，我们足以称之为典范，同时，从这个时期开始，沈从文已经完成了他文学语言的最初蜕变。
从这个时期的作品看，沈从文的湘西方言已经运用得脉络清晰、条理有序了。但是，这并不能用简单的经络梳理解释，因为任何事情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例如，沈从文创作的最后一步长篇小说《长河》。该部作品不同于这个时期的方言努力化书写，也不同于早期的“掌握不住”，《长河》中的方言更显得颇有深意。此外，在《长河》中沈从文第一次为作品加了注释，这也是唯一一次。我们能够看出沈从文对该部作品的重视程度，同时也体会到了作者对方言运用的得心应手之后又回到的“初始点”，为什么在这部作品中作家又运用了大量的方言呢？笔者分析原因有二：第一，正如沈从文自己说：“我们语言的生命会从传说中消失”，他害怕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作品中再次大量的使用方言，笔者认为他是有意识的将方言土语的资源贡献给共同语，“国语”和方言的争论一直就未停止过，而争论中的大多作家还是坚持使用方言写作，从出发点和立场来讲这些作家和沈从文颇具相同；第二，《长河》是沈从文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有了前面一系列经典作品的铺垫，他具有了一定的创作信心，没有了早期的“为稻粱谋”的顾虑了。沈从文说：“创作《长河》就是要将这些近似历史陈迹的社会风情保留下来。”沈从文在《长河》中的方言运用得自然“妥帖”，虽然数量巨大但不同于早期的“掌握不住”。因其是长篇小说，所以，大量的方言在整个篇幅里也不显频率很高，而且节奏处理得非常得当，在增添地域色彩的同时也给人一种亲切感。 除此之外，《长河》中作者再次使用方言来阐述描述性文字，但和早期的作品迥异。懂得方言的人读起来犹如在听一个老乡讲故事，而不懂方言的读者会从文字中感受到沈从文的特殊韵味。由此看出，《长河》中的语言风格糅合了文言的凝练，脱胎于方言的母体，所以比方言更加通脱和精致，在不引起理解障碍的基础上保留了湘西方言的语调和词汇。由于种种原因，《长河》虽然成为了沈从文未完之作，但我们不得不说《长河》是一部非常成熟的小说，气势的恢弘和构架的大气丝毫没有因为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而逊色，由此看出，这个时期的沈从文对文学语言的驾驭已经非常娴熟了。同时，从沈从文这一时期的作品我们不难找出他后期文字风格变化的轨迹前兆。
三 第三阶段：超越
虽然沈从文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作品中，文学语言的应用已经非常成熟，但他对语言探索的脚步并未停止。我们阅读他40年代以后创作的作品会发现沈从文在语言运用上的超越。
首先，我们可以看出沈从文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湘西方言土语更加淡化了，但懂得方言的读者还能够发现作品中方言的蛛丝马迹。从沈从文小说的文体来看，作者将更多的方言保留在湘西题材作品中的人物语言和风物描写上，同时在不影响整体句调和句式的基础上强调了个别方言词语的使用，从而消除了早期作品语言给读者带来的费解和隔膜。例如：“……田坎小路已踏的稀糊子烂，怪不好走……杨大娘……菩萨，我真是悖时。”在湘西方言中“稀糊子烂”也就是稀巴烂，“菩萨”也就相当于我们常说的“天啊”，而“悖时”也就是倒霉的意思。在沈从文其他抽象性小说中也会出现这样的方言，只是远比三十年或者早期作品的方言少了很多，更加的难以找寻。更重要的是，不懂湘西方言的读者也不会因此产生理解障碍和文字歧义，只是增添了些许陌生化和特殊味道罢了。
其次，沈从文这一时期的语言变化还表现在从“具体抒情”到“抽象抒情”的蜕变。这一时期的散文和抽象小说表现出和先前不同的独特性，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黑魔》、《生命》、《七色魔》、《潜渊》、《摘星录》等。如散文《黑魔》中：“试由海面向上望……闪烁着细碎光明……一种永恒，一点力量，一点意志诗人或哲人……由迷惑、疯狂到个人平衡过程中，又如何产生艺术。”《黑魔》是这一时期沈从文的代表作品，上句中作者用“星光”产生出对艺术、宗教、理想、意志、力量以及永恒的抽象事物思考，这也是作者这一时期的创作特点。沈从文的语言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转变是因为这一时期战乱和外部世界改变而引起的。在20世纪40年代，作者在面对外界世界冲突和自己内心而产生焦虑的状态正好契合了现代主义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上的契合也恰恰体现在他语言的改变上。我们可以从沈从文这一时期的作品中看出，其原有的具体人物刻画、故事的因果关系以及情节发展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意识之流、蒙太奇剪接和镜头，这些都借鉴了西方现代文学手法。沈从文也是利用与之相应的语言创新和试验在创作转变中迸发出全新的审美效果。
论述至此，我们在回想沈从文早期刚才北京后创作的那个原始、粗糙、简单的文字，就不得不感叹蜕变之剧了。“明智者若善用其明智，即可从此云空中，读示一小文，文中有微叹与沉默，色与香，爱和怨。无著者姓名。无年月。无故事。无……然而内容极柔美。虚空静寂，读者灵魂中如有音乐。虚空明蓝，读者灵魂上却光明净洁。”这也许就是这一时期沈从文所要追求的境界吧，至于能不能被研究者和读者理解，怎样理解，那就是时间的问题了。
结语
沈从文利用他具体而长期的语言实践，在极富表现力的创作中纳入了湘西方言，并吸收了欧化语和文言的优点，丰富了现代语言和新文学。我们可以说从两个向度，沈从文的文学语言响应了现代语言活动：第一，现代知识者所追求的“国语统一”也就是文学语言的蜕变过程，在蜕变过程中的微观呈现也就是方言分歧的区域语言向共同的民族统一语言靠拢的过程；第二，沈从文的创作是现代白话书面语言创作的一个典范，大量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同时，沈从文的文学语言也为今后作家的创作起到了垂范作用。
参考文献：
[1] 黄琦旺：《沈从文小说的乡下人意识和原始情欲与近世白话小说的形态》，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2] 王云介：《解读残雪》，《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3] 高玉：《论都市“病相”对沈从文“湘西世界”的建构意义》，《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4] 言力：《“经世致用”：一柄世纪文学的双刃剑——〈湖
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文学〉一书的思想延续》，《湖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5] 靳丛林、田应渊：《鲁迅与杨度改造国民性思想之关联——从杨度与嘉纳治五郎的论辩谈起》，《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2期。
作者简介：刘士英，女，1971—，吉林四平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中文教育，工作单位：吉林师范大学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