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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有助于增进党员干部的个人修养，其观点学说给予我们深刻启迪：共产党人应在时代浪潮中涵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情怀；共产党人要明于公私之辨，确立以百姓之利为利的大公精神；共产党人要具有勇于牺牲奉献的精神，努力提高人生境界。
【关键词】党性修养 道德规范 规矩意识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自我约束与管理，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时期，都始终坚持不断增强自身的党性修养，这是党永葆生命力的关键所在。中华传统文化历来重视个人的修身养性，对于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应用，有助于增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
有三种日常生活用品在传统文化中经常被提及，一是规和矩，一是权衡。后者从衡量物体轻重的秤砣与秤杆引申出为人处事要衡量以达到恰到好处，这就是传统文化中的权变思想和中庸思想。权变强调为人处事要懂得变通，此即孟子所谓“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中庸就是追求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的状态，儒家非常重视中庸，孔子称其为“至德”，孟子强调“中”与“权”的结合。而规和矩，则是分别从画圆和画方的工具，引申为为人处事要懂得和遵守界限。
中华传统文化认为世界的规矩有两层，一是天道，二是人伦。中国传统文化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认为人类社会生存法则的确立源于天道规律。二者不同的是，道家看到的是天道自行不已，因此确立的是人伦“无为”的原则；儒家看到的是天道“生生”的法则，因而确立人伦“仁爱”的有为原则，同时，儒家通过“礼”的确立及遵守，来建立并践行天道及人伦规则。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规矩的建立及遵守。毛泽东同志有著名的六条“规矩”，重视以“规矩”加强自我要求；邓小平同志通过改革开放的实践活动，开创性地确立了政治及经济领域党员干部要遵守的规矩规则；习近平同志尤为重视规矩，他认为立、讲、守规矩是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关键。
通过学习传统文化，能够有效增强党性修养。共产党人要确立规矩、讲规矩并遵守规矩。而这些规矩主要体现为理论、法律法规、个人作风三个层面。首先，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人最大的理论规矩，共产党人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遵守。其次，共产党人要遵守法律法规，不做违法乱纪之事，不断提高自我要求。最后，共产党人要注重个人的生活作风，《大学》和《中庸》分别提到“慎独”，称“君子慎其独也”，强调个人在独处无人之际，更不能为非作恶，相反，恰恰因为缺乏“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监督与评价，我们更要加强自我管理，因此共产党人更要“慎独”“慎微”。
规矩是有为层面的为人处事、是工作的原则和界限，如果因为害怕触碰界限而无所作为，是不可取的。共产党人无论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中，都应该起到带头和表率的作用，应该积极为人民服务。无论是“不敢为”、还是“不能为”的“无为”做派都是不可取的；相反，共产党人应主动涵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情怀。
中国传统文化严于义利之辨。孔子将追求义或利作为君子、小人价值取向不同的标志之一，认为“君子义以为质”。孟子认为“义”是人内在的价值追求，提出著名的舍生取义之说。战国时代，天子、诸侯国君占有着土地等生产资料，如若继续加重对于“利”的强调或侵占，在社会物质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势必侵占百姓之利，因此孟子规劝国君要重视道义的建立，而非局限于利益的追逐，这主要是从百姓生存的前提出发。为此，孟子提出“富民”思想，认为执政者应该重视民众的物质生活。
《大学》明确提出，“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国家不把利益的追逐放在首位，而应该把对道义的追求放到首位。正是基于此，《大学》认为国家不应蓄养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从危害程度上看，聚敛之臣对国家的破坏作用，比偷盗之臣还要大。《大学》的这一思想与孟子一致，试图消解国家与民众之间的财富张力。《大学》认为，“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而这需要天子或国君明于义利之辨，以德义为先，以此谋求国家的长足发展。
此后，董仲舒提出“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的义利观，宋明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义利之辨逐渐成为普通百姓人格修养的标准之一。在一定范围内，义是内心应然之准则，利是外在物质之实惠，义利侧重点不同。但义利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在一定前提下，彼之利可以成为此之义。他国之利可以成为此国之义，民众之利可以成为国家之义。
义利之辨于共产党人来说极具借鉴意义，这相应地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要尊重他国利益。中国传统文化认为，相对于道义和利益，应将道义放在首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他国利益尊重的体现，相反，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认为美国利益至上，这种不考虑他国利益而将美国利益放在首位，从全球整体发展角度而言，恰恰是《大学》所言的“聚敛之臣”“以利为利”。二是要尊重和维护本国人民的利益，当然这要不以侵害他国人民利益为前提。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作为共产党人要明于公私之辨，要确立以百姓之利为利的大公精神。从所有制的角度来看，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公有制意味着要坚决杜绝以权谋私，将公有占為己有，而公有制归根结底是对民众利益的保障。
中国传统文化紧紧围绕“人”展开，儒家是一门“人”的学问，道家则是一门教人超脱的学问。前者以人伦关系为中心，后者则注重人与自然关系。二者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超越的精神。与注重外在超越的西方文化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内在超越，注重个人境界的提升。而这种境界的提升既不是超凡脱俗，又非遁迹山林，孟子讲充斥天地间的浩然正气，《中庸》称为“日用平常即道”。哲学家冯友兰用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重境界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哲学超越的特质。
中国传统文人以道德和天地境界的实现为己任。这一点在宋明儒者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从张载提出的“民胞物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到程颢讲的“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的万物一体情怀，无不体现传统文人对道德和天地境界的终极追求。
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建设年代，共产党人一直以服务和奉献的精神为宗旨。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需要人的精神境界极大提升，这里的关键应该是共产党人的境界首先要极大提升。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无我”才能做到“无私”，才能做到“奉献”，才能做到以人民为中心，才能直达道德与天地境界。“无我”是中国传统境界的现代转化，是每个共产党人要努力达到的境界。
综上所述，孔子称“从心所欲不逾矩”，中国传统文化确立的以“礼”为核心的规范意识，为共产党人确立了很好的规矩意识；中国传统义利之辨为共产党人确立了尊重他国和本国人民利益的大义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境界的追求达成了共产党人“无我”的情怀。
（作者为渤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大学》解释史研究”（项目编号：16AZX008）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汉]董仲舒撰、[清]凌曙注：《春秋繁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②[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年。
【关键词】党性修养 道德规范 规矩意识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自我约束与管理，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时期，都始终坚持不断增强自身的党性修养，这是党永葆生命力的关键所在。中华传统文化历来重视个人的修身养性，对于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应用，有助于增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
共产党人要加强自我管理“慎独”“慎微”
有三种日常生活用品在传统文化中经常被提及，一是规和矩，一是权衡。后者从衡量物体轻重的秤砣与秤杆引申出为人处事要衡量以达到恰到好处，这就是传统文化中的权变思想和中庸思想。权变强调为人处事要懂得变通，此即孟子所谓“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中庸就是追求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的状态，儒家非常重视中庸，孔子称其为“至德”，孟子强调“中”与“权”的结合。而规和矩，则是分别从画圆和画方的工具，引申为为人处事要懂得和遵守界限。
中华传统文化认为世界的规矩有两层，一是天道，二是人伦。中国传统文化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认为人类社会生存法则的确立源于天道规律。二者不同的是，道家看到的是天道自行不已，因此确立的是人伦“无为”的原则；儒家看到的是天道“生生”的法则，因而确立人伦“仁爱”的有为原则，同时，儒家通过“礼”的确立及遵守，来建立并践行天道及人伦规则。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规矩的建立及遵守。毛泽东同志有著名的六条“规矩”，重视以“规矩”加强自我要求；邓小平同志通过改革开放的实践活动，开创性地确立了政治及经济领域党员干部要遵守的规矩规则；习近平同志尤为重视规矩，他认为立、讲、守规矩是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关键。
通过学习传统文化，能够有效增强党性修养。共产党人要确立规矩、讲规矩并遵守规矩。而这些规矩主要体现为理论、法律法规、个人作风三个层面。首先，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人最大的理论规矩，共产党人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遵守。其次，共产党人要遵守法律法规，不做违法乱纪之事，不断提高自我要求。最后，共产党人要注重个人的生活作风，《大学》和《中庸》分别提到“慎独”，称“君子慎其独也”，强调个人在独处无人之际，更不能为非作恶，相反，恰恰因为缺乏“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监督与评价，我们更要加强自我管理，因此共产党人更要“慎独”“慎微”。
规矩是有为层面的为人处事、是工作的原则和界限，如果因为害怕触碰界限而无所作为，是不可取的。共产党人无论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中，都应该起到带头和表率的作用，应该积极为人民服务。无论是“不敢为”、还是“不能为”的“无为”做派都是不可取的；相反，共产党人应主动涵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情怀。
共产党人要明于公私之辨，培养以百姓之利为利的大公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严于义利之辨。孔子将追求义或利作为君子、小人价值取向不同的标志之一，认为“君子义以为质”。孟子认为“义”是人内在的价值追求，提出著名的舍生取义之说。战国时代，天子、诸侯国君占有着土地等生产资料，如若继续加重对于“利”的强调或侵占，在社会物质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势必侵占百姓之利，因此孟子规劝国君要重视道义的建立，而非局限于利益的追逐，这主要是从百姓生存的前提出发。为此，孟子提出“富民”思想，认为执政者应该重视民众的物质生活。
《大学》明确提出，“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国家不把利益的追逐放在首位，而应该把对道义的追求放到首位。正是基于此，《大学》认为国家不应蓄养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从危害程度上看，聚敛之臣对国家的破坏作用，比偷盗之臣还要大。《大学》的这一思想与孟子一致，试图消解国家与民众之间的财富张力。《大学》认为，“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而这需要天子或国君明于义利之辨，以德义为先，以此谋求国家的长足发展。
此后，董仲舒提出“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的义利观，宋明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义利之辨逐渐成为普通百姓人格修养的标准之一。在一定范围内，义是内心应然之准则，利是外在物质之实惠，义利侧重点不同。但义利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在一定前提下，彼之利可以成为此之义。他国之利可以成为此国之义，民众之利可以成为国家之义。
义利之辨于共产党人来说极具借鉴意义，这相应地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要尊重他国利益。中国传统文化认为，相对于道义和利益，应将道义放在首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他国利益尊重的体现，相反，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认为美国利益至上，这种不考虑他国利益而将美国利益放在首位，从全球整体发展角度而言，恰恰是《大学》所言的“聚敛之臣”“以利为利”。二是要尊重和维护本国人民的利益，当然这要不以侵害他国人民利益为前提。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作为共产党人要明于公私之辨，要确立以百姓之利为利的大公精神。从所有制的角度来看，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公有制意味着要坚决杜绝以权谋私，将公有占為己有，而公有制归根结底是对民众利益的保障。
“无我”是中国传统境界的现代转化，是每个共产党人要努力达到的境界
中国传统文化紧紧围绕“人”展开，儒家是一门“人”的学问，道家则是一门教人超脱的学问。前者以人伦关系为中心，后者则注重人与自然关系。二者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超越的精神。与注重外在超越的西方文化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内在超越，注重个人境界的提升。而这种境界的提升既不是超凡脱俗，又非遁迹山林，孟子讲充斥天地间的浩然正气，《中庸》称为“日用平常即道”。哲学家冯友兰用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重境界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哲学超越的特质。
中国传统文人以道德和天地境界的实现为己任。这一点在宋明儒者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从张载提出的“民胞物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到程颢讲的“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的万物一体情怀，无不体现传统文人对道德和天地境界的终极追求。
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建设年代，共产党人一直以服务和奉献的精神为宗旨。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需要人的精神境界极大提升，这里的关键应该是共产党人的境界首先要极大提升。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无我”才能做到“无私”，才能做到“奉献”，才能做到以人民为中心，才能直达道德与天地境界。“无我”是中国传统境界的现代转化，是每个共产党人要努力达到的境界。
综上所述，孔子称“从心所欲不逾矩”，中国传统文化确立的以“礼”为核心的规范意识，为共产党人确立了很好的规矩意识；中国传统义利之辨为共产党人确立了尊重他国和本国人民利益的大义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境界的追求达成了共产党人“无我”的情怀。
（作者为渤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大学》解释史研究”（项目编号：16AZX008）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汉]董仲舒撰、[清]凌曙注：《春秋繁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②[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