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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文化界谁最火爆?当然是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了，那本《品三国》不仅让他如日“中天”，“百家论坛”也因易中天的出场，成为中央台的热播栏目。这年易中天的出镜率肯定比文化明星余秋雨先生还高。
再伟大的人物也有穿“开裆裤”的岁月，大学者易中天亦如此。结识中天是在“文革”时期，他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150团当“军垦战士”，那时的我在石河子一家工厂抡锤打铁，因为同在舞文弄墨，彼此便相互耳闻了。
远赴共青团农场，只因名字好听
1974年夏天，《新疆文学》在石河子总场召开笔会，中天参加会议时抽空到工厂看望我，我家的“同类项”是上海支青，也在150团支青连干过，谈起来都认识。我用劣质酒和便饭招待中天(那时全国人都不富，只买得起散酒)，问起他如何分到号称“小西伯利亚”150团的，易中天说，从武汉到农八师时，本来可以分到离石河子近一点的地方，带队的人听说有个共青团农场，名字非常好听，便鼓动大家去“共青团”。我们一行便分到了150团，到了地方，才大呼上当。
不过，中天属于和“工农结合”比较好的一个。到了连队后，周围农工见他身瘦体弱，一副白面书生的样子，都不愿和他分在一个班，谁想他脱下学生装，穿着背心便下了地，干干瘦瘦不到一米七，干活却很拼命，重体力活让他胃口大开，一大碗土豆疙瘩，五块包谷馍，不一会儿全填进了肚里，让女支青们个个看得目瞪口呆。能吃也能干，所以没人敢叫他“饭桶”。
共青团农场幽默风趣的才子
中天出身书香门第，骨子里便有中国文人的刚正不阿，“文革”期间他参加了保护老干部的派别组织，因其父是知识分子，属于“臭老九”，中天便被掌权的左派们弄成了“内控”，食堂里贴了他很多大字报。但易中天很有保护自己的一套办法，每逢买饭时，他便戴一只破草帽，帽檐压得很低，任你大字报铺天盖地，他反正看都不看一眼。
有个“左派”摸透了他的心思，便上前找茬说，你为什么草帽戴得这样低?中天装得很惭愧的样子说，鲁迅先生说过，“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嘛。“左派”是个中学老师，便揪住“辫子”说，下面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你对谁“横眉冷对”，谁又是“千夫指”?中天的辩才在那时便十分了得，他反击说，后两句也是鲁迅的诗，你敢反对鲁迅?再说我并没有背后两句，即使背了，你难道自认是国民党，是“千夫指”?“左派”们见中天还敢顶嘴，便“呼啦”围了上来，这时中天摘下草帽说，帽子摘下可以了吧，然后冲出重围又背了句屈原的诗：吾方高驰而不顾!“文革”中只有鲁迅的作品允许看，中天引用了屈原的诗竟无人听得懂，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轻蔑的笑容。
后来团里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半专业文工团)，没有会写剧本的人，还得把中天调进去。这个宣传队还真人才济济，一名唱男高音的是功德林国民党中将战犯文强的儿子，后来调到中国煤矿文工团，另一位是我党高级干部子女，现今当上了省委副书记。中天在这样的环境里倒也如鱼得水。
那时农工一级工资是38块9毛2分，自谑为“3892”部队，这点钱如何能够消费?于是年轻人便将裤腿一扎当口袋，去偷连队的苹果，偷上一口袋便够吃一周，有点“迂腐”的中天不愿吃偷来的东西，还文绉绉地说：“嗟来之食，吾不与也”，常惹朋友们讪笑。
有一天，集体宿舍来了位张姓武汉青年，大家热情款待便洗了一塑料袋苹果，让他带回去在路上吃，不想那人随大家逛商店时临时搭便车回了。众人回房，见中天正大嚼苹果，有人打趣问：易大作家不是不食“嗟来之食”吗，那苹果可是偷来的呀!这次中天倒振振有辞起来，他说张兄乃吾等贵宾，赠予贵宾的苹果自然身价改变了，张兄转赠予我，当然先食为快。惹得众人哈哈大笑。
共青团农场写诗、出书
1975年夏，中天和他未来的妹夫詹世平(中天做月老，将其妹介绍给好友詹世平，现为湖南日报资深编辑)骑车一路寻友拜师，第一站到148团看望杨牧(《星星》诗刊主编，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第二站到石河子市看我，第三站去144团拜见艾青先生。全程160公里，还是同骑一辆破“永久”来的。中天很爱面子，知道我家那位上海支青爱吃鸡蛋，便在临近市区时到维吾尔族老乡家里买了十几个鸡蛋，我便沽酒炒鸡蛋招待他们。
到了晚上，我将老婆赶到女宿舍去住，当时石河子正闹地震，为了防震，我在大床下面搭了个地铺，世平年龄最小，争着去睡地铺。我对二位远道客人说我一直睡在地铺下，就不必客气了。那晚，我们谈诗、谈戏剧，也谈人生，虽然睡的是“上下楼”，但并不影响聊天，三个人一直聊到凌晨五点，仍毫无睡意，几乎算是彻夜长谈了。
后来易中天和詹世平又来玩，这时“红色风暴”风势已小了许多，如何招待他们呢?我打听到农学院那晚放《闪闪的红星》，便陪上他俩，从石河子城西端跑到城东端看场电影，今天看来，一场“帮”气十足的电影竟让我们三人兴奋不已，可见文化的饥渴，回来还就电影的艺术和手法评说了半天，易中天毕竟是写剧本的，所以他谈到“蒙太奇”这个专用名词时，我竟是第一次听说。蒙昧的时代让谁也聪明不起来。
“四人帮”终于做了阶下囚，科学的春天重返人间。杨牧、易中天等诗友们诗兴勃发。1978年新疆人民出版社约稿，想出个人诗集，这振奋的喜讯，让人难以安眠，我及时寄去了诗稿。不久出版社将杨牧、易中天、周涛和我等六人以每人一辑的形式出版发行了一本题为《春满天山》的诗集，这是“文革”后新疆出的第一本诗集，其喜悦之情是可想而知的。
接着杨牧在《诗刊》接连发了《在历史的法庭上》、《我是青年》等成名之作，明显走在了中天和我的前边，一次中天和我聊天，谈到诗歌创作，他颇有感触地说：炯浩兄，现在我们真是望“杨”兴叹了，“洋”是“杨牧”的“杨”。
那时的易中天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思想活跃、才思敏捷、口才极好!善于形象思维、喜动忌静。我认为此君将来可能会在诗歌上大有发展，但无论怎么说，我都不会想象他将来会走学者之路。
为了面子考研，成名于武汉大学
好像是1980年吧，中天又到我家来了一趟，这趟居然不和我谈诗了，一脸沧桑的样子，我问近期在干些什么，他说，你调进了报社，杨牧兄调到了市文化馆，我不能在150团教一辈子书吧，我正复习功课准备考研究生。
我默然，因为虽然都发了些作品，但又都是被极左路线耽误了的一代，三十好几的人了又是高中文凭，能考得上研究生吗?我便劝他考个好一点的大学中文本科也是不错的，干吗一定要考研究生呢?中天一脸苦笑说，我教的是高三语文，和我的学生一块进考场，换上你受得了吗，万一考不上还有何面目，所以我必须考研。
那个时候，大家忙着充电加油，我也忙着熟悉编务和业余创作。不久传来中天考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的消息，我暗自为他庆幸。我想他一定是乐得不可开交，后来没有和大家告别，便乐颠颠地到武汉大学报到去了。
一别数年，一天，一位叫袁雅蓉的写诗青年找到我，谈到她刚从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我便随意问了一句，知道中文系有个易中天吗?她说，不仅知道，还听过他的课。我便感到奇怪，他大概猜到了我的心思，便说，易老师在武大很有名气，到他讲大课时，其他系的同学也都挤去听课。
1999年，工人时报社，把他请来乌鲁木齐讲学，课堂设在银都大厦，学员是新疆各大企业的老总，我去看他。当我走进礼堂时，中天正在台上侃侃而谈，看到了我，便两手合十和我打了个招呼，继续讲他的课。我在座位上细细地“品”他，感觉此时中天少了青年时的豪气，多了中年人的沉稳，课堂内容不乏幽默。
下课后，我们在客房处聊天，谈了好多的往事和旧友，这时我们又找回了年轻时的岁月，虽然他离开新疆20年了，但对旧友、对往事还是那样的熟悉。
交谈虽然亲切，但少了年轻时的激情和奔放，这也难怪，毕竟都是快奔花甲之年的人，身份也都是教授和高级编辑了，实在说不出年轻时的那些“疯”话。
再伟大的人物也有穿“开裆裤”的岁月，大学者易中天亦如此。结识中天是在“文革”时期，他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150团当“军垦战士”，那时的我在石河子一家工厂抡锤打铁，因为同在舞文弄墨，彼此便相互耳闻了。
远赴共青团农场，只因名字好听
1974年夏天，《新疆文学》在石河子总场召开笔会，中天参加会议时抽空到工厂看望我，我家的“同类项”是上海支青，也在150团支青连干过，谈起来都认识。我用劣质酒和便饭招待中天(那时全国人都不富，只买得起散酒)，问起他如何分到号称“小西伯利亚”150团的，易中天说，从武汉到农八师时，本来可以分到离石河子近一点的地方，带队的人听说有个共青团农场，名字非常好听，便鼓动大家去“共青团”。我们一行便分到了150团，到了地方，才大呼上当。
不过，中天属于和“工农结合”比较好的一个。到了连队后，周围农工见他身瘦体弱，一副白面书生的样子，都不愿和他分在一个班，谁想他脱下学生装，穿着背心便下了地，干干瘦瘦不到一米七，干活却很拼命，重体力活让他胃口大开，一大碗土豆疙瘩，五块包谷馍，不一会儿全填进了肚里，让女支青们个个看得目瞪口呆。能吃也能干，所以没人敢叫他“饭桶”。
共青团农场幽默风趣的才子
中天出身书香门第，骨子里便有中国文人的刚正不阿，“文革”期间他参加了保护老干部的派别组织，因其父是知识分子，属于“臭老九”，中天便被掌权的左派们弄成了“内控”，食堂里贴了他很多大字报。但易中天很有保护自己的一套办法，每逢买饭时，他便戴一只破草帽，帽檐压得很低，任你大字报铺天盖地，他反正看都不看一眼。
有个“左派”摸透了他的心思，便上前找茬说，你为什么草帽戴得这样低?中天装得很惭愧的样子说，鲁迅先生说过，“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嘛。“左派”是个中学老师，便揪住“辫子”说，下面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你对谁“横眉冷对”，谁又是“千夫指”?中天的辩才在那时便十分了得，他反击说，后两句也是鲁迅的诗，你敢反对鲁迅?再说我并没有背后两句，即使背了，你难道自认是国民党，是“千夫指”?“左派”们见中天还敢顶嘴，便“呼啦”围了上来，这时中天摘下草帽说，帽子摘下可以了吧，然后冲出重围又背了句屈原的诗：吾方高驰而不顾!“文革”中只有鲁迅的作品允许看，中天引用了屈原的诗竟无人听得懂，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轻蔑的笑容。
后来团里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半专业文工团)，没有会写剧本的人，还得把中天调进去。这个宣传队还真人才济济，一名唱男高音的是功德林国民党中将战犯文强的儿子，后来调到中国煤矿文工团，另一位是我党高级干部子女，现今当上了省委副书记。中天在这样的环境里倒也如鱼得水。
那时农工一级工资是38块9毛2分，自谑为“3892”部队，这点钱如何能够消费?于是年轻人便将裤腿一扎当口袋，去偷连队的苹果，偷上一口袋便够吃一周，有点“迂腐”的中天不愿吃偷来的东西，还文绉绉地说：“嗟来之食，吾不与也”，常惹朋友们讪笑。
有一天，集体宿舍来了位张姓武汉青年，大家热情款待便洗了一塑料袋苹果，让他带回去在路上吃，不想那人随大家逛商店时临时搭便车回了。众人回房，见中天正大嚼苹果，有人打趣问：易大作家不是不食“嗟来之食”吗，那苹果可是偷来的呀!这次中天倒振振有辞起来，他说张兄乃吾等贵宾，赠予贵宾的苹果自然身价改变了，张兄转赠予我，当然先食为快。惹得众人哈哈大笑。
共青团农场写诗、出书
1975年夏，中天和他未来的妹夫詹世平(中天做月老，将其妹介绍给好友詹世平，现为湖南日报资深编辑)骑车一路寻友拜师，第一站到148团看望杨牧(《星星》诗刊主编，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第二站到石河子市看我，第三站去144团拜见艾青先生。全程160公里，还是同骑一辆破“永久”来的。中天很爱面子，知道我家那位上海支青爱吃鸡蛋，便在临近市区时到维吾尔族老乡家里买了十几个鸡蛋，我便沽酒炒鸡蛋招待他们。
到了晚上，我将老婆赶到女宿舍去住，当时石河子正闹地震，为了防震，我在大床下面搭了个地铺，世平年龄最小，争着去睡地铺。我对二位远道客人说我一直睡在地铺下，就不必客气了。那晚，我们谈诗、谈戏剧，也谈人生，虽然睡的是“上下楼”，但并不影响聊天，三个人一直聊到凌晨五点，仍毫无睡意，几乎算是彻夜长谈了。
后来易中天和詹世平又来玩，这时“红色风暴”风势已小了许多，如何招待他们呢?我打听到农学院那晚放《闪闪的红星》，便陪上他俩，从石河子城西端跑到城东端看场电影，今天看来，一场“帮”气十足的电影竟让我们三人兴奋不已，可见文化的饥渴，回来还就电影的艺术和手法评说了半天，易中天毕竟是写剧本的，所以他谈到“蒙太奇”这个专用名词时，我竟是第一次听说。蒙昧的时代让谁也聪明不起来。
“四人帮”终于做了阶下囚，科学的春天重返人间。杨牧、易中天等诗友们诗兴勃发。1978年新疆人民出版社约稿，想出个人诗集，这振奋的喜讯，让人难以安眠，我及时寄去了诗稿。不久出版社将杨牧、易中天、周涛和我等六人以每人一辑的形式出版发行了一本题为《春满天山》的诗集，这是“文革”后新疆出的第一本诗集，其喜悦之情是可想而知的。
接着杨牧在《诗刊》接连发了《在历史的法庭上》、《我是青年》等成名之作，明显走在了中天和我的前边，一次中天和我聊天，谈到诗歌创作，他颇有感触地说：炯浩兄，现在我们真是望“杨”兴叹了，“洋”是“杨牧”的“杨”。
那时的易中天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思想活跃、才思敏捷、口才极好!善于形象思维、喜动忌静。我认为此君将来可能会在诗歌上大有发展，但无论怎么说，我都不会想象他将来会走学者之路。
为了面子考研，成名于武汉大学
好像是1980年吧，中天又到我家来了一趟，这趟居然不和我谈诗了，一脸沧桑的样子，我问近期在干些什么，他说，你调进了报社，杨牧兄调到了市文化馆，我不能在150团教一辈子书吧，我正复习功课准备考研究生。
我默然，因为虽然都发了些作品，但又都是被极左路线耽误了的一代，三十好几的人了又是高中文凭，能考得上研究生吗?我便劝他考个好一点的大学中文本科也是不错的，干吗一定要考研究生呢?中天一脸苦笑说，我教的是高三语文，和我的学生一块进考场，换上你受得了吗，万一考不上还有何面目，所以我必须考研。
那个时候，大家忙着充电加油，我也忙着熟悉编务和业余创作。不久传来中天考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的消息，我暗自为他庆幸。我想他一定是乐得不可开交，后来没有和大家告别，便乐颠颠地到武汉大学报到去了。
一别数年，一天，一位叫袁雅蓉的写诗青年找到我，谈到她刚从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我便随意问了一句，知道中文系有个易中天吗?她说，不仅知道，还听过他的课。我便感到奇怪，他大概猜到了我的心思，便说，易老师在武大很有名气，到他讲大课时，其他系的同学也都挤去听课。
1999年，工人时报社，把他请来乌鲁木齐讲学，课堂设在银都大厦，学员是新疆各大企业的老总，我去看他。当我走进礼堂时，中天正在台上侃侃而谈，看到了我，便两手合十和我打了个招呼，继续讲他的课。我在座位上细细地“品”他，感觉此时中天少了青年时的豪气，多了中年人的沉稳，课堂内容不乏幽默。
下课后，我们在客房处聊天，谈了好多的往事和旧友，这时我们又找回了年轻时的岁月，虽然他离开新疆20年了，但对旧友、对往事还是那样的熟悉。
交谈虽然亲切，但少了年轻时的激情和奔放，这也难怪，毕竟都是快奔花甲之年的人，身份也都是教授和高级编辑了，实在说不出年轻时的那些“疯”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