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选择用对话的形式去了解艾安先生，是因为他具备和作品同等重要的经历，作品是结果，而艺术家的经历是结果来源的土壤，所以我们用了很长时间来研究这种土壤的形成。艾安先生经历了中国1949年以后诸多重要的历史变革，他生于“文革”之前，成长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八十年代度过青春，见证了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再后来，九十年代经历过自己的创业，同时依旧在坚持自己的艺术创作。这样繁杂的个人经历，其实并不像艾安作品透出的安静和神秘那么简单。
　　越是对艺术家了解，越是难以找出对一个展览的准确定性，在艾安先生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飘荡者的世界。早年美院毕业后，艾安先生都一直是一种飘荡的状态。从精神状态来讲，他很少去参与某一流派或者某一组织，对于艺术界，他也保持着冷静甚至游离的状态。从艾安早期的创作中，可以看到诸多孤独的人和彷徨的画面，想必就是这种生活的状态体现。逐渐艾安先生的作品渐渐趋向神秘主义，甚至于有一些宗教色彩，画面从孤独和彷徨逐渐成为一种虔诚和轻盈的状态。
　　物语（ものがたり）源自日本的一种文学体裁，它从口头文学衍变而来，这也恰好形成了对于这次展览过程中对话的体现。艾安先生所谈及的八十年代和后来的很多艺术家生活，对我和观众来讲，其实都有这种物语的特性，这种交流随着时间流逝，这一代艺术家的故事和经历也必然成为传说。另外一点，物语也可以理解为有物在说，艾安先生作品中所描绘的空间和形象本身就具有诉说的特征。现实中的艾安先生其实并不太愿意去谈自己的过去，而在交流之后再去看他的画才发现，其实艾安很多对于过去和当下的看法都放到了画面里，所以“物语”也是艾安作品的特质。
　　这次展览展出了艺术家过去两年来20余幅作品，展览名为“物语”，实则艺术家心语。
　　投资与理财：看您对于戈雅以及莫兰迪等人的论述，我想到一点，那就是艺术家和历史之间的关系，一个是醒世，一个是传世。最早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我读过夏晓虹写的《梁启超传》，梁启超的一生都在这两者之间徘徊矛盾。您是怎么看待八十年代自己的青春期，同时又怎么看待艺术作品的历史属性？是一种醒世，还是传世？
　　艾安：如果用更遥远的眼光看历史的话，对于八十年代的这一代人来讲，那个年代应该是一个激情澎湃的时代，从1979年到1989年，那是个黄金十年。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人们在封闭了30多年后，面对打开的国门，目睹了陌生的外部世界，西方的一切都是特别新鲜的、充满刺激和挑战的，犹如德沃夏克“自新大陆交响曲”一般辉煌亮丽。在一个被灌输了百多年来一直受外国欺辱的国家概念里，面对新世界，满是极度渴望融入世界却又心存自卑情节，是那个时候的集体记忆。八十年代于我，就是这样一段沁润了各种复杂情感、如饥似渴学习成长、从青涩走向成熟的十年。
　　对于历史，我的看法或者说我的历史观是这样的：历史是后人写就的，也只有后人才可能给前代写史，如此，才会有醒世和传世的问题。醒世和传世，基本上还是因为它能给后来人某些启迪或者可“利用”的价值，因此，我觉得醒世传世有很强的功利色彩。艺术家对历史的表达，更多的局限于以艺术的手段去完成，艺术家是以作品示人，艺术作品又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它更多的体现在那些方寸之间的麻布画幅和笔墨纸砚之中。如果抱持一种青史留名的心态画画创作，投机的心态必定会体现在你的作品之中。好艺术是不用说的，就像好功法是要修练出来，这是同一个道理。
　　艺术家的传世，更多的是依据艺术的表达，也就是用作品来说话，艺术史的书写，也永远是以艺术作品为第一书写标准。当然，艺术史的书写，不会脱离历史的进程而独立存在，历史的发展也一定会在所有艺术门类的作品中得到体现。
　　投资与理财：您早期的作品也就是九十年代初的作品，看上去显得压抑，透露出一种彷徨和孤独，而后来是逐渐转向一种纯粹的安静或者带有神秘主义气息的画面。我想知道从早期到现在的创作，您现在回头看，生活中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促使您创作上的感受发生了改变？您对于生活和艺术关注点在这个期间有什么转变？
　　艾安：今天来理解理想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乃至浪漫主义，是那个八十年代的特色，恰恰是那个时代给予了太多的这样的社会理想情境，才使得今天艺术家走向了它的反面：更倾向于对个性的表达、对现实的批判。现实生活中的理想主义已经被打破，我们正处于一个没有理想、没有英雄、没有浪漫的时代。我个人的生活和绘画也是和这个时代的发展相契合的。我想说的是，从沉闷的九十年代开始绘画创作，社会氛围的影响，如果是希望体现技术之外的艺术状态的话，其根本一定会体现在主题的选择和画面情绪上。前面我们谈到了时间的因素，作为其中的一个原因，它消解了一切，包括绘画。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曾经有一段远离绘画的时间。绘画于我，一直是一种个人处境的描述和个体绘画语言的表达，我的绘画方法注定了我是以一种“边缘”的态度，进行着个人世界的探索。
　　当完成这个绘画意义的功用后，我陷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创作停顿期。绘画是我的情感出口，个人的所谓价值在那个“沉默的城”之后，没了方向，我需要寻找新的方向，也需要新的动力去完善自身。我开始从事设计，做和艺术有关的一切设计，那是我真正介入现实的一段生活，所谓“柳暗花明”的一种状态。这样持续了五六年，直至我的第二个阶段的绘画生活，也就是2011年“天空”的个展。
　　投资与理财：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您的作品里出现了羊这个形象，从最初的完全写实的羊的形象到往后越来越拟人化，画面从风景到现在的这个阶段，有种从现实主义进入超现实主义的过程。
　　羊在中西方神话传说中都有，我不知道对于您个人来讲，羊的形象意味着什么？或者您认为羊的形象贴合了您怎样的心境？您可以谈谈吗？
　　艾安：羊的形象是我开始绘画的主要形象，但开始画的是静物和风景。我走向职业画家之路后的第一个展览，是和我的大学同学的一个水彩画二人展，在北京的日坛画廊展出。画面都是些静物：枯萎的向日葵、玉米、干花和一些瓶瓶罐罐。
　　不过，我没有在那些静物里逗留多久，很快就把羊作为我的绘画中的主要形象了。羊的形象出现在画面里，应该是我的毕业创作的延续。我的毕业创作一共画了两组画，都与动物有关。一组是“佚事一则”，这个是一组十幅的以猩猩为主角的超现实组画，讲了一个荒诞的故事;另外是三张一组的羊与人的画作，这是羊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我的画面里。羊在这个时候还是写实的，景物也是自然里普普通通的山、树和草。2002年，当我重回北京后，安顿在建国门外交公寓后面的那个荒草围绕的建筑工地边的小画室后，羊的形象才开始具备了“沉默的城”中的那样有些超越现实的形象，成为我那个阶段的个人绘画的元素，也是我自己的内心象征。“羊”是那个特殊时期的“人”的替代物。

　　在我看来，以羊的形象入画，可以探究的是九十年代个人糟糕的境遇在作品里的反映，这和其他画家比如王朔的小说、老方的“光头”、电影“顽主”一类的作品等，应该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对现实世界的无奈表现，只是每个人选择的角度不同，仅此而已吧。
　　个人性情是左右艺术家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这个性情可以是性格、趣味，是人格，也是常识与知识自身的累积，最后是集合这些特点形成的个人的作品风格。漂浮的人和飞起来的树，是对自身生存境遇的比喻，“羊”和“雨衣”是对社会现实的隐喻批判。生活在这个日益发展的城市里，我个人的飘离感却愈发的强烈。
　　对过往岁月的回想，人们更愿意记住它的美好。我相信美好，相信这个世界里每个人心中都有对美好的向往，“它”是短暂人生中的“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