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四人”矛盾的背景
　　
　　对于“五四人”来说，他们是一批首先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人，他们大多在“五四”前即已走出国门，到国外学习自然科学、技术及社会科学。在国外，他们深切地感受到了祖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落后和愚昧。当西方的人权、自由、民主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中国的社会生活却依然乌烟瘴气，在此情况下，只有通过自己努力不断变革旧传统旧文化才能为中国寻找出路。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旧文化、旧传统也在“五四人”心中打下了深深烙印。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都是从小饱读四书五经的人，他们在旧学方面有相当造诣，年青时受经学大师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影响很深。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自序”中指出，“对于当代学者最感谢章太炎先生。”鲁迅在1908—1909年曾在东京民报社向章太炎问学。陈独秀年青时走的仍是“学而优则仕”之路。胡适仍旧是屈从于包办婚姻的牢笼，不敢追求自己的自由幸福婚姻。可见，五四人骨子里的旧传统是多么的深厚。新旧夹击下，“五四人”陷入深深矛盾之中，一方面渴望用新制度新文化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运用着传统文化。
　　
　　二、矛盾的“五四人”
　　
　　“五四人”是过渡时代的思想先行者，虽然他们后来成为传统文化的坚决批判者，但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批判和选择之间，仍然可以看到他们与传统文化的那种难言的暧昧关系。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来说，“加入提倡新文化的阵营，便意味着对某种思想文化倾向与价值判断的认同”。他们从小学习旧传统旧文化，因而根本无法根除传统文化对他们的所有影响。鲁迅就公开承认自己“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灵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在这里，鲁迅内心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楷模。他渴望青年进步，但是又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因为他担心自己那些“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的思想给青年造成影响。这里所说的“不能确知是否正确的思想”，正是深刻影响鲁迅的传统旧思想。同样的困扰也存在于胡适身上。胡适后来在肯定“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意义的同时，也曾反思过自己当时被“逼上梁山”后所表现出的激进立场。从胡适的文化心態上看，他对传统的彻底批判的态度是坚决的，但是批判中并不含有轻蔑的态度。胡适一直认为，历史决不是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可以传给今天的。他从内心反对用西方文化替换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西化的做法，因为这种简单的替换很可能导致旧文化的消亡，这对全人类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对于“五四人”来说，真正的矛盾就在于明知传统文化对自己影响深远，但是又不得不想方设法推翻它；确定新文化是进步的表现，但是在不自觉中又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和影响。
　　
　　三、“五四人”矛盾的影响
　　
　　“五四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他们积极倡导新文学、新传统、新文化，沉重打击了封建主义，破除了传统的封建教条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极大地启发了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然而，面对当时中国的现实，“五四人”是无奈的，他们急于想要使中国国富民强，急于提高整体国民的素质，再加上他们本身就是矛盾的集合体，所有这些导致的结果就是使“全盘西化”思想成风。当时很多青年都以这些“五四人”为榜样，“五四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牵动着那些满怀激情的爱国青年们。“五四人”是矛盾的，他们崇尚西方新文化、新文明，想要抛弃传统文化、传统文明，但又不可逃脱传统文化、传统文明的影响。我们看到，越是矛盾越是激进，“五四人”没能清理古文化遗产、分清良莠，就一味地批判传统文化，一味地颂扬西方文明。这样的做法亦是“榜样”的做法，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优美的诗词歌赋、巧夺天工的人文建筑、值得颂扬的文化传统在追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澎湃青年眼中都成了阻碍中国迈向近代化走向富强的糟粕。大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被嗤之以鼻，青年们盲目崇拜西方的科学、民主、自由、人权，这样的行为，往往被国粹主义者斥责为数典忘祖，辱没先人，背叛民族。而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根深蒂固的，即使是今天的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抛弃以前旧有的东西而敞开胸怀迎接新生事物。但是“五四人”没有注意到更为芸芸众生的想法，“全盘西化”只会让老百姓们更抵触新文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五四人”既不能给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文化以实质性的打击，又不能对西方先进文明进行顺利输入。双重矛盾构筑“五四人”内心痛苦的冲突抉择，五四人在后期的分道扬镳不能不说与这种矛盾心态有关。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功不可没，“五四人”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是一个存在双重价值标准的社会。“五四人”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矛盾中的人，在新与旧的夹缝中生存、挣扎，无奈中亦透着一些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