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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南京大学教授徐雁先生向我推荐刚刚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雷梦辰文集《津门书肆记》，随后，此书整理者曹式哲先生惠寄墨香馨馥的样书，循读后获益良多，特撰文加以揄扬，以为广布。
明末清初，北京琉璃厂逐渐形成以经营古旧书籍为主，兼营文房四宝、古玩书画的文化街。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朝廷颁发谕旨，向天下征书，以备编纂《四库全书》之用。当时参与《四库全书》修纂的馆臣、学者多僦居宣南一带，地近琉璃厂，便于淘书，搜求孤珍善本，切磋学问，琉璃厂成为他们趋之若鹜之地，实际上成为《四库全书》的第二编纂处，由此琉璃厂成为喧市。乾、嘉以来，琉璃厂古旧书肆多由江西人经营，以镌版印刻八股文、试帖诗等科举闱墨为主。清末，废除科举考试，江西帮书商渐衰，河北书商代之而兴，改而重点经销学术研究的古旧书籍。这些河北书商以冀县人居多，他們彼此荐引，子侄舅甥相承，经营的店铺人称“冀人店”。民国以后，北京不少行业逐渐形成以地域为主的特色，如老妈子（保姆）以河北三河人为主;煤厂以河北定兴人为主;运水送水以山东人为主。琉璃厂古旧书业以河北人为主经营恰逢此时。鼎盛时，河北人在北京开业的古旧书店多达二百三十七家，并先后涌现出许多驰名遐迩的书店和事业有成的书业名家。前者如来薰阁、邃雅斋、富晋书社等，后者如陈济川、王富晋、郭纪森、孙殿起、雷梦水等，备受业内认可和学界推许。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颇为引人注目，2014年12月6日，由《藏书报》牵头组织并联合冀州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中国古旧书文化传薪者——琉璃厂之冀州人”座谈会在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举办，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百年琉璃厂古旧书业的辉煌与河北人特别是原冀州人密不可分，这些河北书商铸就的文化精神可以归结为：以诚为本、以信立命的处世哲学与经商之道，是琉璃厂河北人文脉厚重与圣贤之风盛行的集中体现;亦商亦文、以文会友的人文情怀和书生意气，是其对文化的崇拜和敬仰贯穿事业始终的精神核心;重道担当、以义取利的仁者之风和豪侠之气，则是其人文特性与儒商操守的典型体现。
在这些河北书商中，有一些有心人贩书之余，不废著述，如王文进撰有《文禄堂访书记》，王雨撰有《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其中孙殿起、雷梦水、雷梦辰舅甥特别值得一提。
孙殿起（1894—1958），河北冀县人。十五岁因家乡歉收，入京投身书业，刻苦学艺，勤于笔录，精于古书版本鉴定，著名学者张舜徽在《爱晚庐随笔·书估中的目录学家》中记述他访书时对孙殿起的印象：“余早岁旅京，有暇则过通学斋访求清人僻籍小书，辄应手而得。与之语及书之刊刻早晚，娓娓不倦。见其案头置一纸盒，上有一孔，每见某书版本有异者，辄记之于小纸条，纳入盒中。积久盒满，乃启盒倾布于案而徐清理之，排次前后，录之于册。余常从容询其所自始，则谓如是而积累之，数十年于兹矣。盖其一生熟谙目录版本，悉自此出。”孙殿起立志编书，矢志不渝，老而弥笃，皓首不移，先后撰有《丛书目录拾遗》、《贩书偶记》正续篇、《清代禁书知见录》、《琉璃厂小志》、《北京风俗杂咏》等书行世。雷梦水（1921—1994）尽得舅氏之传，是孙殿起的衣钵传人。早岁时艰，投舅父孙殿起门下为徒，在通学斋书店学艺。受乃师熏染，潜心目录版本之学。工余以读书辑录为乐事，兀兀穷年，以多年积累所得，撰出《古书经眼录》、《北京风俗杂咏续编》、《室名别号索引补编》、《书林琐记》等，还与人合编《台湾风俗杂咏》、《中华竹枝词》。雷梦辰（1929—2003）受父兄影响，自幼嗜学读书。十五岁时，因家境艰难，投奔舅父孙殿起，在通学斋书店业书。后被介绍到富晋书社，拜王富晋为师。一度在隆福寺东雅堂书店学业，后辗转到天津茹乡阁书店学徒四年。期满后在天津天祥市场二楼自设梦辰书社，专营古旧书籍，直至公私合营，并入新华书店古旧书门市部（1978年更名为天津市古籍书店）。在经营古旧书籍的近半个世纪中，雷梦辰受舅、兄启诱，究心版本目录，留心天津古旧书业的掌故和历史变迁，先后撰成《清代各省禁书汇考》、《津门书肆记》，书缘成就终生业，被业内称为“书行里的高眼”，终成天津古旧书鉴定大家。
1989年5月，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雷梦辰编著之《清代各省禁书汇考》，为学界所见重。
历史上，古今中外均有禁书事件发生。禁书，是指国家采取行政手段禁止刊印、流传、阅读的书籍。秦始皇统一六国，焚书坑儒，旷世浩劫，古代典籍罹受中国书史上的第一次大厄。其后，禁书史不绝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三武灭佛;宋代党争学禁;明太祖删节《孟子》，印行《孟子节义》;清代，禁书之风愈演愈烈，以细故而大兴文字狱，康、乾号称盛世，而文网日密。乾隆年间，开馆编纂《四库全书》，以标榜文治，意在超迈历代。下诏广征图籍，寓禁于征，“假右文稽古之名，行铲除嫌忌之实”，清史专家王钟翰先生指出，“《四库全书》开馆之日，正是封建专制极端严厉的时期”，正所谓“草上之风必偃”。据统计，当时全焚书二千四百余种，抽毁书四百余种，共约三千种，几与《四库全书》选录书目相埒。对于禁毁之书，慑于专制淫威，文人学者担心触犯时忌，因惧祸而不越雷池。乾隆年间，《四库全书》开馆，与追缴销毁犯忌禁书相始终，大都由军机处、四库馆分别令各省随处搜缴，前后近二十年。因各省原档多已不存，因此难以窥知完整的禁书总目。乾隆以后，国势日蹙，文网日渐疏弛。光绪初年，姚觐元先后获得禁毁书目，辑为《清代禁毁书目》，即四库馆奏准的《销毁书目》（包括《全毁书目》、《抽毁书目》）、浙江布政司刊《禁书总目》（包括军机处奏准的《全毁书目》、《抽毁书目》、《浙江省查办奏缴应毁书目》、《外省移咨应毁各种书目》），其弟姚凯元所得河南布政使荣柱刊《违碍书目》（包括《应缴违碍书籍各种名目》、《续奉应禁书目》），合刻于姚氏《咫进斋丛书》公诸于世。光绪末年，邓实得到缺页残本江南布政使司刊《违碍书籍目录》，采用其目内《江宁本省奏缴书目及各省咨禁书目》，易名为《奏缴咨禁书目》，以补姚氏所刻之阙，合刻于《国粹丛书》之中。1934年，李棪根据江宁布政使司增补刻本《违碍书籍目录》，辑成《邓刻奏缴咨禁书目补》一篇，刊载于《磐石杂志》;其后，书征又根据《应禁书目》，辑成《补邓刻咨禁书目补》一篇，发表于同年的《磐石杂志》。1957年，商务印书馆将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附补遗三篇）与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合刊出版。 1932年，杭州抱经堂以姚氏之书编成《清代禁毁书目四种索引》，以铅印出版。陈乃乾对此加以扩充，又别得江西、湖北、广东各目及分次奏缴总目，删除重复，校补遗缺，汇为一编，名为《索引式的禁书总录》。抱经堂是杭州规模最大、声誉卓著的古旧书店，店主朱遂翔精于目录版本鉴定，与北京通学斋主人孙殿起被时人视为古旧书业的领军人物，以“南朱北孙”称之。陈乃乾（1896—1971），浙江海宁人。生于书香世家，是清代著名藏书家向山阁主人陈鳣的后裔。他博闻多识，邃于目录之学，精通版本三昧，与同为海宁人的赵万里有“北赵南陈”之誉，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称陈乃乾“恂恂儒雅陈仲子”。陈氏曾任编辑、教授，且有从事古旧书店经营的书贾经历，致力于辑印稀见古籍，影印《经典集林》等多种古籍丛书，多方醵金影印《清代学术丛书》等珍本秘籍。周退密、宋路霞《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称道陈氏“流通古籍聚千珍”、“又续瑶编作古春”。他甘为人梯，编撰《室名别号索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索引》、《清代碑传文通检》等工具书，颇便检寻，为学界所重。他根据《文献丛编》、《掌故丛编》中各省禁毁之书加以增补，对四库馆、军机处奏准禁毁之书，加圈于眉以识之。并按书名首字笔画多寡，排列先后次序，故名《索引式的禁书总目》。书中罗列全毁书目二千四百五十三种，抽毁书目四百零二种，销毁书版目五十种，销毁石刻二十四种，较姚氏书目更趋完备。1932年，富晋书社出版铅印本，读者可按图索骥，查找禁毁书籍，学林称便。
孙殿起于贩书之余，编成《清代禁书知见录》。据此书自序，孙氏有感于陈乃乾《索引式的禁书总目》所收禁书仅载书名、人名，而各书卷数、刊本、年代均付阙如，殊为憾事。孙殿起寄身书业，积年留心搜求禁书史料，“每于收书时，遇有禁书，辄详记其卷数、著者、籍贯及刊镌年代，以补原书之缺，岁月既久，不觉积有成编”。在友人鼓励下，他于养疴余暇，编就《清代禁书知见录》。书中所收的禁书多为他所经见，对其书卷数、作者、籍贯以及刊刻年代等，无不力求详确，书名依笔画多寡排列先后。鉴于清代禁毁书品种繁多，迄难完备，因此，他将其所见的一部分书，“其内容性质亦似在禁毁之范围内，而不见于禁书书目著录”者，汇编成《清代禁书知见录补编》，供读者参考。
1985年，雷梦辰在编著《清代各省禁书汇考》的序中提到：“近三十年来，刻本、抄本禁毁书目多有发现，各省督抚节次奏缴之奏准咨禁书目单，在其书目中亦多有汇列者，以地区观之，则内地十八省，各省皆备。”因此，他收集大量资料，根据乾隆年间各省汇刻的《禁毁书目》所列各省咨禁书目单，以及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的《文献丛编》、《掌故丛编》所载六省奏缴原档，并李棪《邓刻奏缴咨禁书目补》、书征《补邓刻咨禁书目补》所列的各省咨禁书目单加以编排;又依据湖北刻本《纂辑禁书目录》、乾隆年间刊《应禁书目》、浙江布政使司刊《禁书总目》、江宁布政使司刊《违碍书籍目录》、江宁布政使司二次刻补《违碍书籍目录》、江宁增补《违碍书籍目录》、《浙江省查办奏缴应毁书目》等文献史料进行核校，且对涉及督抚的任署与迁免略加考证。对各种禁书为谁奏请，何年何月何日准奏，禁书作者为谁，因何被禁，均作简要说明。他“试将各省奏缴之奏准咨禁书目单，按行省分界，轮以奏准年月排比，并附加小考殿后，釐成为编，取名《清代各省禁书汇考》。”书中收录清代乾隆年间内地十八省禁书二千六百二十九种，禁书范围之大之广令人触目惊心。雷梦辰《清代禁毁书目》的出版，使它与姚觐元的《清代禁毁书目》、陈乃乾的《索引式的禁书总录》、孙殿起的《清代禁书知见录》一样享有声誉，成为禁书研究的必备之书。
二十世纪最后十年，三项与《四库全书》有关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相继启动，继《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之后，《四库禁毁书丛刊》开始编纂。《四库禁毁书丛刊》以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陈乃乾《索引式的禁书总录》、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和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所著录的图书为主要收录范围，可见四种清代禁书书目的价值与重要。《四库禁毁书丛刊》收书六百三十四种，共三百一十一册（包括一册索引），所收典籍以其原始性、丰富性、珍稀性和作者的民族性充分显示出其无可估量的学术价值、社会教育价值和文献保存价值，对文化典籍存亡续绝，堪称功德无量。
孙殿起和雷梦水、雷梦辰兄弟的劳绩在书业内均获佳评，载誉于世。孙殿起（字耀卿）因熟谙古籍版本目录，与邃雅斋店主董金榜（字会卿）、文禄堂店主王文进（字晋卿）被同业称为“三卿”;雷梦水作为琉璃厂古旧书业的佼佼者，淬砺出宋椠元椠见而能识，蜀版闽版过眼不欺的硬功夫，被称为“古书先生”。雷梦辰早年创书业于津门，中年集古籍于南北，晚年著书立说，可谓功丰业就。
在近半个世纪与古籍打交道的过程中，雷梦辰业精事勤，积累了丰富的古籍版本知识，总结出鉴书之要，好的版本必须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归纳出“凡精加校勘、错误较少、刻印精工、时代较早，而且具有一定学术资料价值的图书，均值得藏家收藏。其中只要是足本，均可作为善本对待”的经验。在具体鉴定中，除需要把握纸、字、墨、版的特征，还得弄清书的序跋及所记年代，写、刻工姓名，书首、卷尾、序或目后的牌记等诸多细节，“贵在实践经验，要多摸多看”。此外，还要掌握两条要点：“一是心细，二是眼高。”雷梦辰以毕生鉴定古籍所得的经验金针度人，传薪播火，倾囊不吝地传授给后辈学人，颇有燕赵豪侠之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雷梦辰赴山东收购古书，在书堆里无意中发现了一部书法雅洁不凡的诗词稿本，他从墨迹、纸张、装帧上分析，断定出自《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的手笔，尚未付梓，弥足珍贵，传为一段书林佳话。
雷梦辰的重要贡献是对天津古旧书业变迁进行了翔实的笔录记载，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史料。此举是受到琉璃厂书肆“四记”影响和启发。乾隆三十四年（1769），李文藻撰成《琉璃厂书肆记》，记载了琉璃厂在乾隆盛世时的风貌。共记载了书铺字号三十一家，详记各书肆名号、店主及其售书来源，并记述了他本人购书和目睹罕见之书的作者、藏者、版本等。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称赞李文藻访书、藏书与著书：“所见所闻所藏弆，发凡真有著书才。安知散帙非全帙，赶庙驱车日又来。”时隔一百四十二年，缪荃孙接李氏芳躅，于1911年撰成《琉璃厂书肆后记》，记录琉璃厂书肆共三十家，对每家书肆均记其字号名称、店主姓氏籍里、经营情况，以及经见宋元珍版得自何人、售予何人，兼及他本人访肆购书的情况，且记有书肆掌故。1914年，遁迹海上的缪氏重作京华之行，又作补记，共记录下琉璃厂书肆三十九家。与李、缪“二记”从购书人视角记叙琉璃厂书肆不同，孙殿起于三十年代撰写的《琉璃厂书肆三记》则是从贩书人的角度加以撰述，记述了琉璃厂文化街市的盛衰，其中书肆二百一十六家，兼记全市他处书业八十余家，逐一记录其字号名称、店主姓氏里籍、开歇业时间、历史变迁，以及经营特色和重要版本的收售等。1964年，雷梦水一依前辈“三记”旧例，撰成《琉璃厂书肆四记》，记述了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1958年公私合营前二十余年间琉璃厂五十余家书肆，记录书肆的种类、售价、流通和归宿，对书的版本内容、刊印时代、谁家稿本、是否罕见本或孤本，以及书籍用纸、行数、每行字数均加以笔录。这四篇记录琉璃厂书肆的“四记”，前后联缀合读，直可视为一部琉璃厂书肆百余年的信史，是古旧书业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有感于此，雷梦辰对天津古旧书肆倍加关注，体例亦仿琉璃厂书肆“四记”，撰文进行记录。《津门书肆记》所记书店，从光绪二十年（1894）天津始有专业古旧书店，至1949年解放前止，叙述次序为先记旧城厢区内外，再记河北一带，后记旧法租界，记录了三十家来自全国各地的书业商人在津从业贩书的盛衰聚散。同时编著《河北人在天津开设书肆简况》，反映了京、津、冀近代书业交织融合的发展变化。《天津三大商场书肆记》记录了设于旧法租界的泰康商场、劝业商场、天祥市场三大商场内的书店，从1924年建场起，至1949年天津解放为止，这三大商场售书的情况。《津门书肆二记》原系雷梦辰未刊遗稿。天津市古籍书店的曹式哲先生追慕书业前辈，曾多次采访雷氏之子雷向坤，偶然发现雷梦辰生前未完成的这篇文稿和资料卡片，记录的正是“解放后至公私合营这个阶段”的津沽书肆情况。经曹式哲先生对文稿进行校正增补，阙如部分根据大量书籍资料加以整理续补，连缀成篇，终成完璧。其功不可泯。这篇“二记”体例一仍以上两篇文章，记载了1949年至1956年间天津六百二十八家书肆的基本情况，依次以红桥区、河北区、南开区、和平区、河东区、河西区加以介绍。对八年之中这些书肆的开业、歇业、联营、并店迁址、合作等均加记述，对新书业、租书业、年画业、图书兼文具、南纸兼图书的经营状况一并收录文内。这些文章比较完整地勾勒出晚清以来的天津书业文化，其经营状况、发展变迁以及书肆书籍的流通，内容包括业主姓名、籍贯履历、业务交往、设店时间、店址變更、资金来源、主营项目、销售状况、歇业时间、徒弟帮伙、分散聚合等，收售轶事、业主趣闻等掌故间有收录，堪称一部流动的津门书肆变迁史，足备检寻。
《近代天津私人藏书述略》犹如一部近现代天津私人藏书家人名辞典。天津自明代永乐初年设卫筑城，饱历六百余年风雨沧桑。它“当河海之要冲，为畿辅之门户”，终以拱卫京师、河海转运枢纽而商业繁兴，得鱼盐之利，发展为要埠。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签订《北京条约》，天津开辟为通商口岸;清末，天津成为北方洋务运动中心;辛亥革命以后，遗老阔少、政客名流、富商巨贾麕集于津门，近代许多重大事件均与天津有关，民国期间寓居天津的总统、总理及北洋人物就有十八人之多。天津成为近现代史的缩影，至有“近代百年看天津”之说。书源丰富且源源不断，为饶有资财、见多识广、慧眼如炬的藏家购书、藏书提供了可遇难求的环境和条件。在雷梦辰笔下，记录了五十二位天津藏书名家、大家，如政要人物张之洞、徐世昌、朱启钤、端方、潘复，学者名流梁启超、谢国桢，“甲骨文发现之父”王襄和王懿荣，“甲骨四堂”之一的罗振玉，藏书名家李盛铎，卢靖、卢弼兄弟，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聊城海源阁杨氏后裔杨敬夫，教育家严修，与陈清华有“南陈北周”之称的藏书大家周叔弢……文中对藏家名号、书斋室名、籍贯生平、生卒年月、文化素养、收藏嗜好均加记载，对其藏书重点、特色、数量、品相、缺陷、归宿、捐赠以及成交金额、售归单位、刻印刊行、收藏印章、主要著述、遗产继承记录尤详，可视为一部天津私人藏书史。《津门书肆记》的付梓，为业界同仁提供了一份天津书业文化史难得的珍贵文献，填补了书业史、藏书史和文献学上的一项空白，嘉惠学人。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把业旧书而通版本的书商称为“横通”，认为：“其闻见亦有可以补博雅名流所不及者，固君子之所必访也……周学士长发以此辈人谓之横通，其言奇而确也。”准此而言，称雷梦辰先生为“横通”，洵无愧色，未遑多让。
曹式哲先生敬重书业前辈雷梦辰先生的人品书德，珠玉在前，他效法其后，对雷梦辰先生的文稿精心整理校订，竭力搜求其遗稿，悉心对零散资料加以续补缀合，玉成完帙，促成《津门书肆记》付之枣梨，其不计名利、舍己利他的做法，秉持和践行的正是琉璃厂河北书商的文化精神。在加快京津冀一体化建设的今天，河北书商的文化精神更值得提倡和赓扬。
一
明末清初，北京琉璃厂逐渐形成以经营古旧书籍为主，兼营文房四宝、古玩书画的文化街。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朝廷颁发谕旨，向天下征书，以备编纂《四库全书》之用。当时参与《四库全书》修纂的馆臣、学者多僦居宣南一带，地近琉璃厂，便于淘书，搜求孤珍善本，切磋学问，琉璃厂成为他们趋之若鹜之地，实际上成为《四库全书》的第二编纂处，由此琉璃厂成为喧市。乾、嘉以来，琉璃厂古旧书肆多由江西人经营，以镌版印刻八股文、试帖诗等科举闱墨为主。清末，废除科举考试，江西帮书商渐衰，河北书商代之而兴，改而重点经销学术研究的古旧书籍。这些河北书商以冀县人居多，他們彼此荐引，子侄舅甥相承，经营的店铺人称“冀人店”。民国以后，北京不少行业逐渐形成以地域为主的特色，如老妈子（保姆）以河北三河人为主;煤厂以河北定兴人为主;运水送水以山东人为主。琉璃厂古旧书业以河北人为主经营恰逢此时。鼎盛时，河北人在北京开业的古旧书店多达二百三十七家，并先后涌现出许多驰名遐迩的书店和事业有成的书业名家。前者如来薰阁、邃雅斋、富晋书社等，后者如陈济川、王富晋、郭纪森、孙殿起、雷梦水等，备受业内认可和学界推许。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颇为引人注目，2014年12月6日，由《藏书报》牵头组织并联合冀州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中国古旧书文化传薪者——琉璃厂之冀州人”座谈会在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举办，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百年琉璃厂古旧书业的辉煌与河北人特别是原冀州人密不可分，这些河北书商铸就的文化精神可以归结为：以诚为本、以信立命的处世哲学与经商之道，是琉璃厂河北人文脉厚重与圣贤之风盛行的集中体现;亦商亦文、以文会友的人文情怀和书生意气，是其对文化的崇拜和敬仰贯穿事业始终的精神核心;重道担当、以义取利的仁者之风和豪侠之气，则是其人文特性与儒商操守的典型体现。
在这些河北书商中，有一些有心人贩书之余，不废著述，如王文进撰有《文禄堂访书记》，王雨撰有《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其中孙殿起、雷梦水、雷梦辰舅甥特别值得一提。
孙殿起（1894—1958），河北冀县人。十五岁因家乡歉收，入京投身书业，刻苦学艺，勤于笔录，精于古书版本鉴定，著名学者张舜徽在《爱晚庐随笔·书估中的目录学家》中记述他访书时对孙殿起的印象：“余早岁旅京，有暇则过通学斋访求清人僻籍小书，辄应手而得。与之语及书之刊刻早晚，娓娓不倦。见其案头置一纸盒，上有一孔，每见某书版本有异者，辄记之于小纸条，纳入盒中。积久盒满，乃启盒倾布于案而徐清理之，排次前后，录之于册。余常从容询其所自始，则谓如是而积累之，数十年于兹矣。盖其一生熟谙目录版本，悉自此出。”孙殿起立志编书，矢志不渝，老而弥笃，皓首不移，先后撰有《丛书目录拾遗》、《贩书偶记》正续篇、《清代禁书知见录》、《琉璃厂小志》、《北京风俗杂咏》等书行世。雷梦水（1921—1994）尽得舅氏之传，是孙殿起的衣钵传人。早岁时艰，投舅父孙殿起门下为徒，在通学斋书店学艺。受乃师熏染，潜心目录版本之学。工余以读书辑录为乐事，兀兀穷年，以多年积累所得，撰出《古书经眼录》、《北京风俗杂咏续编》、《室名别号索引补编》、《书林琐记》等，还与人合编《台湾风俗杂咏》、《中华竹枝词》。雷梦辰（1929—2003）受父兄影响，自幼嗜学读书。十五岁时，因家境艰难，投奔舅父孙殿起，在通学斋书店业书。后被介绍到富晋书社，拜王富晋为师。一度在隆福寺东雅堂书店学业，后辗转到天津茹乡阁书店学徒四年。期满后在天津天祥市场二楼自设梦辰书社，专营古旧书籍，直至公私合营，并入新华书店古旧书门市部（1978年更名为天津市古籍书店）。在经营古旧书籍的近半个世纪中，雷梦辰受舅、兄启诱，究心版本目录，留心天津古旧书业的掌故和历史变迁，先后撰成《清代各省禁书汇考》、《津门书肆记》，书缘成就终生业，被业内称为“书行里的高眼”，终成天津古旧书鉴定大家。
二
1989年5月，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雷梦辰编著之《清代各省禁书汇考》，为学界所见重。
历史上，古今中外均有禁书事件发生。禁书，是指国家采取行政手段禁止刊印、流传、阅读的书籍。秦始皇统一六国，焚书坑儒，旷世浩劫，古代典籍罹受中国书史上的第一次大厄。其后，禁书史不绝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三武灭佛;宋代党争学禁;明太祖删节《孟子》，印行《孟子节义》;清代，禁书之风愈演愈烈，以细故而大兴文字狱，康、乾号称盛世，而文网日密。乾隆年间，开馆编纂《四库全书》，以标榜文治，意在超迈历代。下诏广征图籍，寓禁于征，“假右文稽古之名，行铲除嫌忌之实”，清史专家王钟翰先生指出，“《四库全书》开馆之日，正是封建专制极端严厉的时期”，正所谓“草上之风必偃”。据统计，当时全焚书二千四百余种，抽毁书四百余种，共约三千种，几与《四库全书》选录书目相埒。对于禁毁之书，慑于专制淫威，文人学者担心触犯时忌，因惧祸而不越雷池。乾隆年间，《四库全书》开馆，与追缴销毁犯忌禁书相始终，大都由军机处、四库馆分别令各省随处搜缴，前后近二十年。因各省原档多已不存，因此难以窥知完整的禁书总目。乾隆以后，国势日蹙，文网日渐疏弛。光绪初年，姚觐元先后获得禁毁书目，辑为《清代禁毁书目》，即四库馆奏准的《销毁书目》（包括《全毁书目》、《抽毁书目》）、浙江布政司刊《禁书总目》（包括军机处奏准的《全毁书目》、《抽毁书目》、《浙江省查办奏缴应毁书目》、《外省移咨应毁各种书目》），其弟姚凯元所得河南布政使荣柱刊《违碍书目》（包括《应缴违碍书籍各种名目》、《续奉应禁书目》），合刻于姚氏《咫进斋丛书》公诸于世。光绪末年，邓实得到缺页残本江南布政使司刊《违碍书籍目录》，采用其目内《江宁本省奏缴书目及各省咨禁书目》，易名为《奏缴咨禁书目》，以补姚氏所刻之阙，合刻于《国粹丛书》之中。1934年，李棪根据江宁布政使司增补刻本《违碍书籍目录》，辑成《邓刻奏缴咨禁书目补》一篇，刊载于《磐石杂志》;其后，书征又根据《应禁书目》，辑成《补邓刻咨禁书目补》一篇，发表于同年的《磐石杂志》。1957年，商务印书馆将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附补遗三篇）与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合刊出版。 1932年，杭州抱经堂以姚氏之书编成《清代禁毁书目四种索引》，以铅印出版。陈乃乾对此加以扩充，又别得江西、湖北、广东各目及分次奏缴总目，删除重复，校补遗缺，汇为一编，名为《索引式的禁书总录》。抱经堂是杭州规模最大、声誉卓著的古旧书店，店主朱遂翔精于目录版本鉴定，与北京通学斋主人孙殿起被时人视为古旧书业的领军人物，以“南朱北孙”称之。陈乃乾（1896—1971），浙江海宁人。生于书香世家，是清代著名藏书家向山阁主人陈鳣的后裔。他博闻多识，邃于目录之学，精通版本三昧，与同为海宁人的赵万里有“北赵南陈”之誉，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称陈乃乾“恂恂儒雅陈仲子”。陈氏曾任编辑、教授，且有从事古旧书店经营的书贾经历，致力于辑印稀见古籍，影印《经典集林》等多种古籍丛书，多方醵金影印《清代学术丛书》等珍本秘籍。周退密、宋路霞《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称道陈氏“流通古籍聚千珍”、“又续瑶编作古春”。他甘为人梯，编撰《室名别号索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索引》、《清代碑传文通检》等工具书，颇便检寻，为学界所重。他根据《文献丛编》、《掌故丛编》中各省禁毁之书加以增补，对四库馆、军机处奏准禁毁之书，加圈于眉以识之。并按书名首字笔画多寡，排列先后次序，故名《索引式的禁书总目》。书中罗列全毁书目二千四百五十三种，抽毁书目四百零二种，销毁书版目五十种，销毁石刻二十四种，较姚氏书目更趋完备。1932年，富晋书社出版铅印本，读者可按图索骥，查找禁毁书籍，学林称便。
孙殿起于贩书之余，编成《清代禁书知见录》。据此书自序，孙氏有感于陈乃乾《索引式的禁书总目》所收禁书仅载书名、人名，而各书卷数、刊本、年代均付阙如，殊为憾事。孙殿起寄身书业，积年留心搜求禁书史料，“每于收书时，遇有禁书，辄详记其卷数、著者、籍贯及刊镌年代，以补原书之缺，岁月既久，不觉积有成编”。在友人鼓励下，他于养疴余暇，编就《清代禁书知见录》。书中所收的禁书多为他所经见，对其书卷数、作者、籍贯以及刊刻年代等，无不力求详确，书名依笔画多寡排列先后。鉴于清代禁毁书品种繁多，迄难完备，因此，他将其所见的一部分书，“其内容性质亦似在禁毁之范围内，而不见于禁书书目著录”者，汇编成《清代禁书知见录补编》，供读者参考。
1985年，雷梦辰在编著《清代各省禁书汇考》的序中提到：“近三十年来，刻本、抄本禁毁书目多有发现，各省督抚节次奏缴之奏准咨禁书目单，在其书目中亦多有汇列者，以地区观之，则内地十八省，各省皆备。”因此，他收集大量资料，根据乾隆年间各省汇刻的《禁毁书目》所列各省咨禁书目单，以及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的《文献丛编》、《掌故丛编》所载六省奏缴原档，并李棪《邓刻奏缴咨禁书目补》、书征《补邓刻咨禁书目补》所列的各省咨禁书目单加以编排;又依据湖北刻本《纂辑禁书目录》、乾隆年间刊《应禁书目》、浙江布政使司刊《禁书总目》、江宁布政使司刊《违碍书籍目录》、江宁布政使司二次刻补《违碍书籍目录》、江宁增补《违碍书籍目录》、《浙江省查办奏缴应毁书目》等文献史料进行核校，且对涉及督抚的任署与迁免略加考证。对各种禁书为谁奏请，何年何月何日准奏，禁书作者为谁，因何被禁，均作简要说明。他“试将各省奏缴之奏准咨禁书目单，按行省分界，轮以奏准年月排比，并附加小考殿后，釐成为编，取名《清代各省禁书汇考》。”书中收录清代乾隆年间内地十八省禁书二千六百二十九种，禁书范围之大之广令人触目惊心。雷梦辰《清代禁毁书目》的出版，使它与姚觐元的《清代禁毁书目》、陈乃乾的《索引式的禁书总录》、孙殿起的《清代禁书知见录》一样享有声誉，成为禁书研究的必备之书。
二十世纪最后十年，三项与《四库全书》有关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相继启动，继《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之后，《四库禁毁书丛刊》开始编纂。《四库禁毁书丛刊》以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陈乃乾《索引式的禁书总录》、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和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所著录的图书为主要收录范围，可见四种清代禁书书目的价值与重要。《四库禁毁书丛刊》收书六百三十四种，共三百一十一册（包括一册索引），所收典籍以其原始性、丰富性、珍稀性和作者的民族性充分显示出其无可估量的学术价值、社会教育价值和文献保存价值，对文化典籍存亡续绝，堪称功德无量。
三
孙殿起和雷梦水、雷梦辰兄弟的劳绩在书业内均获佳评，载誉于世。孙殿起（字耀卿）因熟谙古籍版本目录，与邃雅斋店主董金榜（字会卿）、文禄堂店主王文进（字晋卿）被同业称为“三卿”;雷梦水作为琉璃厂古旧书业的佼佼者，淬砺出宋椠元椠见而能识，蜀版闽版过眼不欺的硬功夫，被称为“古书先生”。雷梦辰早年创书业于津门，中年集古籍于南北，晚年著书立说，可谓功丰业就。
在近半个世纪与古籍打交道的过程中，雷梦辰业精事勤，积累了丰富的古籍版本知识，总结出鉴书之要，好的版本必须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归纳出“凡精加校勘、错误较少、刻印精工、时代较早，而且具有一定学术资料价值的图书，均值得藏家收藏。其中只要是足本，均可作为善本对待”的经验。在具体鉴定中，除需要把握纸、字、墨、版的特征，还得弄清书的序跋及所记年代，写、刻工姓名，书首、卷尾、序或目后的牌记等诸多细节，“贵在实践经验，要多摸多看”。此外，还要掌握两条要点：“一是心细，二是眼高。”雷梦辰以毕生鉴定古籍所得的经验金针度人，传薪播火，倾囊不吝地传授给后辈学人，颇有燕赵豪侠之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雷梦辰赴山东收购古书，在书堆里无意中发现了一部书法雅洁不凡的诗词稿本，他从墨迹、纸张、装帧上分析，断定出自《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的手笔，尚未付梓，弥足珍贵，传为一段书林佳话。
雷梦辰的重要贡献是对天津古旧书业变迁进行了翔实的笔录记载，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史料。此举是受到琉璃厂书肆“四记”影响和启发。乾隆三十四年（1769），李文藻撰成《琉璃厂书肆记》，记载了琉璃厂在乾隆盛世时的风貌。共记载了书铺字号三十一家，详记各书肆名号、店主及其售书来源，并记述了他本人购书和目睹罕见之书的作者、藏者、版本等。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称赞李文藻访书、藏书与著书：“所见所闻所藏弆，发凡真有著书才。安知散帙非全帙，赶庙驱车日又来。”时隔一百四十二年，缪荃孙接李氏芳躅，于1911年撰成《琉璃厂书肆后记》，记录琉璃厂书肆共三十家，对每家书肆均记其字号名称、店主姓氏籍里、经营情况，以及经见宋元珍版得自何人、售予何人，兼及他本人访肆购书的情况，且记有书肆掌故。1914年，遁迹海上的缪氏重作京华之行，又作补记，共记录下琉璃厂书肆三十九家。与李、缪“二记”从购书人视角记叙琉璃厂书肆不同，孙殿起于三十年代撰写的《琉璃厂书肆三记》则是从贩书人的角度加以撰述，记述了琉璃厂文化街市的盛衰，其中书肆二百一十六家，兼记全市他处书业八十余家，逐一记录其字号名称、店主姓氏里籍、开歇业时间、历史变迁，以及经营特色和重要版本的收售等。1964年，雷梦水一依前辈“三记”旧例，撰成《琉璃厂书肆四记》，记述了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1958年公私合营前二十余年间琉璃厂五十余家书肆，记录书肆的种类、售价、流通和归宿，对书的版本内容、刊印时代、谁家稿本、是否罕见本或孤本，以及书籍用纸、行数、每行字数均加以笔录。这四篇记录琉璃厂书肆的“四记”，前后联缀合读，直可视为一部琉璃厂书肆百余年的信史，是古旧书业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有感于此，雷梦辰对天津古旧书肆倍加关注，体例亦仿琉璃厂书肆“四记”，撰文进行记录。《津门书肆记》所记书店，从光绪二十年（1894）天津始有专业古旧书店，至1949年解放前止，叙述次序为先记旧城厢区内外，再记河北一带，后记旧法租界，记录了三十家来自全国各地的书业商人在津从业贩书的盛衰聚散。同时编著《河北人在天津开设书肆简况》，反映了京、津、冀近代书业交织融合的发展变化。《天津三大商场书肆记》记录了设于旧法租界的泰康商场、劝业商场、天祥市场三大商场内的书店，从1924年建场起，至1949年天津解放为止，这三大商场售书的情况。《津门书肆二记》原系雷梦辰未刊遗稿。天津市古籍书店的曹式哲先生追慕书业前辈，曾多次采访雷氏之子雷向坤，偶然发现雷梦辰生前未完成的这篇文稿和资料卡片，记录的正是“解放后至公私合营这个阶段”的津沽书肆情况。经曹式哲先生对文稿进行校正增补，阙如部分根据大量书籍资料加以整理续补，连缀成篇，终成完璧。其功不可泯。这篇“二记”体例一仍以上两篇文章，记载了1949年至1956年间天津六百二十八家书肆的基本情况，依次以红桥区、河北区、南开区、和平区、河东区、河西区加以介绍。对八年之中这些书肆的开业、歇业、联营、并店迁址、合作等均加记述，对新书业、租书业、年画业、图书兼文具、南纸兼图书的经营状况一并收录文内。这些文章比较完整地勾勒出晚清以来的天津书业文化，其经营状况、发展变迁以及书肆书籍的流通，内容包括业主姓名、籍贯履历、业务交往、设店时间、店址變更、资金来源、主营项目、销售状况、歇业时间、徒弟帮伙、分散聚合等，收售轶事、业主趣闻等掌故间有收录，堪称一部流动的津门书肆变迁史，足备检寻。
《近代天津私人藏书述略》犹如一部近现代天津私人藏书家人名辞典。天津自明代永乐初年设卫筑城，饱历六百余年风雨沧桑。它“当河海之要冲，为畿辅之门户”，终以拱卫京师、河海转运枢纽而商业繁兴，得鱼盐之利，发展为要埠。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签订《北京条约》，天津开辟为通商口岸;清末，天津成为北方洋务运动中心;辛亥革命以后，遗老阔少、政客名流、富商巨贾麕集于津门，近代许多重大事件均与天津有关，民国期间寓居天津的总统、总理及北洋人物就有十八人之多。天津成为近现代史的缩影，至有“近代百年看天津”之说。书源丰富且源源不断，为饶有资财、见多识广、慧眼如炬的藏家购书、藏书提供了可遇难求的环境和条件。在雷梦辰笔下，记录了五十二位天津藏书名家、大家，如政要人物张之洞、徐世昌、朱启钤、端方、潘复，学者名流梁启超、谢国桢，“甲骨文发现之父”王襄和王懿荣，“甲骨四堂”之一的罗振玉，藏书名家李盛铎，卢靖、卢弼兄弟，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聊城海源阁杨氏后裔杨敬夫，教育家严修，与陈清华有“南陈北周”之称的藏书大家周叔弢……文中对藏家名号、书斋室名、籍贯生平、生卒年月、文化素养、收藏嗜好均加记载，对其藏书重点、特色、数量、品相、缺陷、归宿、捐赠以及成交金额、售归单位、刻印刊行、收藏印章、主要著述、遗产继承记录尤详，可视为一部天津私人藏书史。《津门书肆记》的付梓，为业界同仁提供了一份天津书业文化史难得的珍贵文献，填补了书业史、藏书史和文献学上的一项空白，嘉惠学人。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把业旧书而通版本的书商称为“横通”，认为：“其闻见亦有可以补博雅名流所不及者，固君子之所必访也……周学士长发以此辈人谓之横通，其言奇而确也。”准此而言，称雷梦辰先生为“横通”，洵无愧色，未遑多让。
曹式哲先生敬重书业前辈雷梦辰先生的人品书德，珠玉在前，他效法其后，对雷梦辰先生的文稿精心整理校订，竭力搜求其遗稿，悉心对零散资料加以续补缀合，玉成完帙，促成《津门书肆记》付之枣梨，其不计名利、舍己利他的做法，秉持和践行的正是琉璃厂河北书商的文化精神。在加快京津冀一体化建设的今天，河北书商的文化精神更值得提倡和赓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