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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人们津津乐道于晋商、徽商的辉煌传奇之时,却很少有人提起历史更久远而且同样经历过辉煌时光的陕商。那么,陕商的历史到底有多长?曾经的陕商在全国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今天的陕商为什么会被人们所忘记?光大陕商文化对陕西的发展又有多大的价值呢?
位于陕西韩城的党家村以“东方人类古代传统居住村寨的活化石”而闻名于世,不过,隐藏在这——“民居瑰宝”背后的,则是一个几乎被历史湮没的群体——陕商。
事实上,自秦汉,隋唐以至明清,陕西商人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个重要历史时期,不仅积聚了富可敌国的物质财富,还创造了极其灿烂的商业文化。你可否知道,至今依然流行的《康定情歌》,其实就是远离故土的陕商唱出的情歌?你可否知道,大名鼎鼎的茅台酒,竟然是出自陕商之手?
传说中的大荔温家
有关研究表明,明清时期的陕西商帮主要以同州商人(今陕西大荔一带)为代表,而同州商人中又事实上存在着一个由朝邑(今属大荔),大荔,华县,华阴、富平。临潼,泾阳,三原等地的渭北商人组成的更大范围的资本集团。
大荔县地处陕西关中平原东部,素有“三秦通衢”、“三辅重镇”之称,是黄,渭,洛三河汇流之地,土地肥沃,物阜民丰,历史上产生过不少富甲一方的著名商业家族。其中,大荔温家便是明清时期闻名关中的“盖省财东”。
据传,当时大荔县有个回族富商叫温纪泰,在四川自贡做井盐生意,发家后在家乡购置了大量土地。温家的土地有多少,没有人说得清,只知道从温家所在的羌白镇到渭南官路镇,沿途都是他家的土地。土地多了,养的牲口自然就多,有卖牲口笼头的进村,温家全部买了还不够用,只好再定做。特别是每年春耕时节,温家的牲口都是双挂套,而且是红马对红马,白马对白马,结队相连。煞是风光。传说有一年附近村庄演戏,可有人宁肯去看温家耕地,而不去看戏+可见温家的“春耕图”有多么吸引人。
温家不仅地多,而且家中藏的银子也是多得惊人。据马长寿的《陕甘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载,有一年,温纪泰的老母亲只看见家中的粮食,看不到银钱。很不开心,温纪泰就对母亲说,“咱家的银子比粮食还多!”随后便打开了一个藏银子的地窖,母亲一看,地窖里码放整齐的银两足有百万锭,竟一下子高兴过度而死。
2009年5月26日,记者一行专程到大荔县寻访传说中的温家。
根据史料,温家应在大荔县羌白镇青池村,可是,记者在大荔打听,却已经没有人知道,不光县委宣传部的同志说不上来,县文化馆已经退休的老馆长杨志斌也是直摇头。
记者又来到羌白镇,镇党委书记单立正却非常肯定地说,羌白镇没有青池村,“是不是以前的古地名,现在许多村庄名字都改了。”这时,有人提供线索说,青池村在下寨镇,单书记便推测,也可能青池村历史上属于羌白镇,现在归下寨了,因为过去下寨就是归羌白镇管辖的。
记者又抱着一线希望驱车赶到下寨镇。下寨镇镇长杨占盈告诉记者,他们镇的确有个青池村,位于108国道南约4公里处,属于移民村,大部分村民是解放前逃荒要饭落脚到这里来的,姓氏比较杂,即使有姓温的,但肯定不是回族。
在下寨镇一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记者找到了青池村。可是,说起温家的故事,青池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乐天宝的一句话让记者的心凉了半截,“没有呀,没有听说过这事儿。”
乐天宝告诉记者,青池村190户,800余口人,主要有许,徐、吴、宋,查等姓,但没有姓温的,而且都是汉族。不过,乐天宝也证实,他从老辈人那里听说过,这里的确曾经是回族聚居的地方,村外还有一处墓地,修建得相当气派,据说就是回族人的坟墓。
乐天宝领记者来到村外,指着一片长满荒草的沙丘说,“这就是原来的墓地,墓室全是用大块的青石修建的,外面有高大的青石墓碑。可惜前些年都被推倒了,墓也被人挖了。”
在青池村的巷道里,乐天宝很容易就找到了几块从墓地拉回来的青石,有些青石上面还刻有精美的图案和文字,甚至能依稀看到有阿拉伯文字的形状。在一户村民的门口,集中堆放着好几块比较大的青石,其中两块上面有清楚的文字,都是镌刻工整的楷书,一块上面的文字是“瑞草生金地”,另一块有残缺,只能看到“祥云护”三个字,根据文字内容和石块的形状推测,应该是墓室的一幅对联。乐天宝说,“从墓地规模看,绝不是一般人家,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这种石头,都是从外面拉来的。”
从这些青石上的图案和文字分析,只能初步推断墓主是一位富裕的回族人,但是否与温家有关系,还有待于细致考证和调查。有史料表明,陕甘回民起义后,大荔温姓家族全部迁到了四川,据此,寻找温家的足迹,不仅可能还原一段陕商的历史,也可能印证一段西部移民史。
天下会馆数陕西
陕商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的标志性的物质遗产,就是遍布全国的会馆,因此有“天下会馆数陕西”的说法。
河南社旗县的山陕会馆,号称“天下第一会馆”。而捐资修建这座会馆的就是韩城党家村的党燕堂。据载,韩城党家的商人当时在中原具有很高的声望。
座落在丹江岸边的商州龙驹寨船帮会馆,曾是丹江上游的著名建筑。商州拥有南北水旱商路之便,盛时桅杆林立,商船如织,被誉为“小武汉”。
位于成都市陕西街的陕西会馆,据传为康熙二年建造,后经多次重修,成为明清时期川中陕西商人的重要活动场所,陕西会馆门前的两根铁旗杆最为引人注目,会馆正殿巍峨高大,庭院宽阔,另有甘露亭与露泽寺,各占地5亩。解放后,陕西会馆起初是成都市政府的招待所,后改建为四川民俗博物馆。在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当年川中有人故意刁难,划给陕西商人一块布满水坑的低洼地修建会馆,且不许在当地取土,陕西商人相约,但凡回陕乡党,须携土入川,硬是用渭北的黄土填平了水坑,建起了高大气派的陕西会馆。
据统计,陕西商人在全国修建的会馆目前仍有200余处,不少已被当地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或旅游景点。据专家考证,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北京“关中会馆”,是陕西商人在异地最早设立的会馆。此后,陕西各地的商人仅在北京就修建了20多家会馆。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许多地方将陕西和山西的商人并称为“山陕商人”,而且,在全国有据可查的274所与山西和陕西有关的会馆中,单称陕西或山西会馆的不足60所,其余均称作“山陕会馆”。在开封还有一所山陕甘会馆,原为陕西商人与山西商人共同创建,清光绪之后,又接纳了甘肃商人。可见,历史上的陕西商人是具有开放心态和协作精神的一个群体。专家指出,山西商人与陕西商人强强携手,相得益彰,成为历史上商帮合作的成功典范。从《康定情歌》到茅台酒
《康定情歌》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民歌,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民歌与陕 商是有深厚渊源的。
康定过去称作“打箭炉”,原为一个小山村,因诸葛亮征蜀令部将郭达在此造箭而得名。史书记载,“惟茶商聚于西炉,番众往来交易,以是成为通衢也。”康定一度是川西商贸中心,被誉为“小成都”。康定泸河以北为老陕街,是当时最繁华的一条街道,街上有80余家茶店,资金最雄厚的就是陕西帮。
有专家认为,《康定情歌》其实就是远离故土的陕商的情歌。歌中唱到的“李家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的好哟。张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她哟”,很明显是用陕西方言编唱的,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有别于当地的藏族民歌。
不仅如此,当地还流传着一个陕西小伙与一位藏族姑娘浪漫而凄美的爱情故事。
康定的德泰合茶庄是个有数百年历史的老商号。由陕西户县宋村的宋家与牛东的张家合办,从千两银子起家,发展到资产100多万两,拥有200多个伙计,分店遍布川西北。大约到了清朝末年,执掌德泰合的少东家宋春恋上了当地锅庄的一位藏族女子,为了讨得女子芳心,宋春不惜挥金如土,而无心打理生意,不久,茶庄衰败,伙计四散,宋春也藩得贫困潦倒。老东家千里迢迢赶到康定,将茶庄关掉,只带回了宋春与藏族女子所生的孩子……不久之后,《康定情歌》开始在当地的商人中传唱开来。
入川的陕商不仅开盐井、贩茶叶,还开烧坊、造美酒,如今被称为国酒的茅台实际上就是陕商最早酿造出来的。
“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贵州怀仁县茅台村原为一渔村,清代实行“川盐入黔”后,茅台村便成为川盐转运的水陆码头,而从事川盐贩运业务的主要是陕商。陕商常年奔波在外,每每萌发思乡之情,便会想起故乡凤翔柳林镇的西凤美酒,于是,一位刘姓掌柜从陕西请来了一位烧酒的田姓师傅,用赤水河的水和西凤酒的配方,烧出了有当地特色的茅台烧锅。刘掌柜和田师傅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在茅台镇酿造出的烧锅酒,数百年之后竟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一举获得金质奖,这种酒就是如今的茅台酒。
据专家考证,除了茅台,五粮液,郎酒与陕商也颇有渊源。
腰缠十万下扬州
明清之际,陕西商人的势力范围很大,据记载,昆明典当业曾为陕西和山西人控制,昭通“四城均有当镶及毛货店,均系陕人所开”。
长江流域也曾是陕西商人的势力范围。明朝初期,朝廷在陕西山西实行以粮食换盐引的“食盐开中”政策,允许民间经营盐业。陕商抓住机遇,乘势而起,成为最早涉足盐业的商帮,并一度形成陕商“腰缠十万下扬州”的盛况。一首《扬州竹枝词》中写道:“商人河下最奢华,窗子都糊细广纱。急限饷银三十万,西商犹自少离家。”
东关街过去是扬州最繁华的地方,陕商大多聚居在这里。陕西三原梁姓,泾阳张姓,西安申姓,临潼张姓,都是名重扬州的大盐商,他们一面输粟边关,换取盐引,一面水陆并进,贩盐于淮扬。另一首《竹枝词》反映的便是当时的情景“盐客连樯拥巨财,朱门河下所藏生。乡音歙语并秦语,不问人名但问旗。”明中叶后,一些富商移居扬州,成为专业盐商,扬州因此成为许多陕商的第二故乡。
富平庄里有一个名叫张臻的富商,因“输粟边庭,助天子伐匈奴”而被授七品散官,后于明成化年间携其全家定居扬州,成为专业盐商,并很快被推为扬州陕商的领袖。张臻耗巨资在扬州修建的私家花园“张园”,至今仍然是扬州著名的文化景点。
扬州历史上著名的康山和康山街也是因陕商康海而得名。康海为弘治年间的状元,号对山,出生于陕西武功盐商之家,官至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等,后因受宦官刘瑾案牵连被免官,从此专意做盐商。康海风流倜傥,喜吟诗作曲,常自弹琵琶,宴请宾客,为扬州名士。从此,扬州城东南的一座无名土丘因为康海的缘故被唤作“康山”。大书法家董其昌和乾隆皇帝都曾题写过“康山草堂”的牌匾。如今,康山已不复存在,但康山街却依然是扬州城的文化名片。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扬州一度成为水陆交通枢纽,盐运中心,乃至东南第一大都会,陕商功不可没。
位于陕西韩城的党家村以“东方人类古代传统居住村寨的活化石”而闻名于世,不过,隐藏在这——“民居瑰宝”背后的,则是一个几乎被历史湮没的群体——陕商。
事实上,自秦汉,隋唐以至明清,陕西商人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个重要历史时期,不仅积聚了富可敌国的物质财富,还创造了极其灿烂的商业文化。你可否知道,至今依然流行的《康定情歌》,其实就是远离故土的陕商唱出的情歌?你可否知道,大名鼎鼎的茅台酒,竟然是出自陕商之手?
传说中的大荔温家
有关研究表明,明清时期的陕西商帮主要以同州商人(今陕西大荔一带)为代表,而同州商人中又事实上存在着一个由朝邑(今属大荔),大荔,华县,华阴、富平。临潼,泾阳,三原等地的渭北商人组成的更大范围的资本集团。
大荔县地处陕西关中平原东部,素有“三秦通衢”、“三辅重镇”之称,是黄,渭,洛三河汇流之地,土地肥沃,物阜民丰,历史上产生过不少富甲一方的著名商业家族。其中,大荔温家便是明清时期闻名关中的“盖省财东”。
据传,当时大荔县有个回族富商叫温纪泰,在四川自贡做井盐生意,发家后在家乡购置了大量土地。温家的土地有多少,没有人说得清,只知道从温家所在的羌白镇到渭南官路镇,沿途都是他家的土地。土地多了,养的牲口自然就多,有卖牲口笼头的进村,温家全部买了还不够用,只好再定做。特别是每年春耕时节,温家的牲口都是双挂套,而且是红马对红马,白马对白马,结队相连。煞是风光。传说有一年附近村庄演戏,可有人宁肯去看温家耕地,而不去看戏+可见温家的“春耕图”有多么吸引人。
温家不仅地多,而且家中藏的银子也是多得惊人。据马长寿的《陕甘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载,有一年,温纪泰的老母亲只看见家中的粮食,看不到银钱。很不开心,温纪泰就对母亲说,“咱家的银子比粮食还多!”随后便打开了一个藏银子的地窖,母亲一看,地窖里码放整齐的银两足有百万锭,竟一下子高兴过度而死。
2009年5月26日,记者一行专程到大荔县寻访传说中的温家。
根据史料,温家应在大荔县羌白镇青池村,可是,记者在大荔打听,却已经没有人知道,不光县委宣传部的同志说不上来,县文化馆已经退休的老馆长杨志斌也是直摇头。
记者又来到羌白镇,镇党委书记单立正却非常肯定地说,羌白镇没有青池村,“是不是以前的古地名,现在许多村庄名字都改了。”这时,有人提供线索说,青池村在下寨镇,单书记便推测,也可能青池村历史上属于羌白镇,现在归下寨了,因为过去下寨就是归羌白镇管辖的。
记者又抱着一线希望驱车赶到下寨镇。下寨镇镇长杨占盈告诉记者,他们镇的确有个青池村,位于108国道南约4公里处,属于移民村,大部分村民是解放前逃荒要饭落脚到这里来的,姓氏比较杂,即使有姓温的,但肯定不是回族。
在下寨镇一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记者找到了青池村。可是,说起温家的故事,青池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乐天宝的一句话让记者的心凉了半截,“没有呀,没有听说过这事儿。”
乐天宝告诉记者,青池村190户,800余口人,主要有许,徐、吴、宋,查等姓,但没有姓温的,而且都是汉族。不过,乐天宝也证实,他从老辈人那里听说过,这里的确曾经是回族聚居的地方,村外还有一处墓地,修建得相当气派,据说就是回族人的坟墓。
乐天宝领记者来到村外,指着一片长满荒草的沙丘说,“这就是原来的墓地,墓室全是用大块的青石修建的,外面有高大的青石墓碑。可惜前些年都被推倒了,墓也被人挖了。”
在青池村的巷道里,乐天宝很容易就找到了几块从墓地拉回来的青石,有些青石上面还刻有精美的图案和文字,甚至能依稀看到有阿拉伯文字的形状。在一户村民的门口,集中堆放着好几块比较大的青石,其中两块上面有清楚的文字,都是镌刻工整的楷书,一块上面的文字是“瑞草生金地”,另一块有残缺,只能看到“祥云护”三个字,根据文字内容和石块的形状推测,应该是墓室的一幅对联。乐天宝说,“从墓地规模看,绝不是一般人家,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这种石头,都是从外面拉来的。”
从这些青石上的图案和文字分析,只能初步推断墓主是一位富裕的回族人,但是否与温家有关系,还有待于细致考证和调查。有史料表明,陕甘回民起义后,大荔温姓家族全部迁到了四川,据此,寻找温家的足迹,不仅可能还原一段陕商的历史,也可能印证一段西部移民史。
天下会馆数陕西
陕商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的标志性的物质遗产,就是遍布全国的会馆,因此有“天下会馆数陕西”的说法。
河南社旗县的山陕会馆,号称“天下第一会馆”。而捐资修建这座会馆的就是韩城党家村的党燕堂。据载,韩城党家的商人当时在中原具有很高的声望。
座落在丹江岸边的商州龙驹寨船帮会馆,曾是丹江上游的著名建筑。商州拥有南北水旱商路之便,盛时桅杆林立,商船如织,被誉为“小武汉”。
位于成都市陕西街的陕西会馆,据传为康熙二年建造,后经多次重修,成为明清时期川中陕西商人的重要活动场所,陕西会馆门前的两根铁旗杆最为引人注目,会馆正殿巍峨高大,庭院宽阔,另有甘露亭与露泽寺,各占地5亩。解放后,陕西会馆起初是成都市政府的招待所,后改建为四川民俗博物馆。在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当年川中有人故意刁难,划给陕西商人一块布满水坑的低洼地修建会馆,且不许在当地取土,陕西商人相约,但凡回陕乡党,须携土入川,硬是用渭北的黄土填平了水坑,建起了高大气派的陕西会馆。
据统计,陕西商人在全国修建的会馆目前仍有200余处,不少已被当地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或旅游景点。据专家考证,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北京“关中会馆”,是陕西商人在异地最早设立的会馆。此后,陕西各地的商人仅在北京就修建了20多家会馆。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许多地方将陕西和山西的商人并称为“山陕商人”,而且,在全国有据可查的274所与山西和陕西有关的会馆中,单称陕西或山西会馆的不足60所,其余均称作“山陕会馆”。在开封还有一所山陕甘会馆,原为陕西商人与山西商人共同创建,清光绪之后,又接纳了甘肃商人。可见,历史上的陕西商人是具有开放心态和协作精神的一个群体。专家指出,山西商人与陕西商人强强携手,相得益彰,成为历史上商帮合作的成功典范。从《康定情歌》到茅台酒
《康定情歌》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民歌,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民歌与陕 商是有深厚渊源的。
康定过去称作“打箭炉”,原为一个小山村,因诸葛亮征蜀令部将郭达在此造箭而得名。史书记载,“惟茶商聚于西炉,番众往来交易,以是成为通衢也。”康定一度是川西商贸中心,被誉为“小成都”。康定泸河以北为老陕街,是当时最繁华的一条街道,街上有80余家茶店,资金最雄厚的就是陕西帮。
有专家认为,《康定情歌》其实就是远离故土的陕商的情歌。歌中唱到的“李家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的好哟。张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她哟”,很明显是用陕西方言编唱的,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有别于当地的藏族民歌。
不仅如此,当地还流传着一个陕西小伙与一位藏族姑娘浪漫而凄美的爱情故事。
康定的德泰合茶庄是个有数百年历史的老商号。由陕西户县宋村的宋家与牛东的张家合办,从千两银子起家,发展到资产100多万两,拥有200多个伙计,分店遍布川西北。大约到了清朝末年,执掌德泰合的少东家宋春恋上了当地锅庄的一位藏族女子,为了讨得女子芳心,宋春不惜挥金如土,而无心打理生意,不久,茶庄衰败,伙计四散,宋春也藩得贫困潦倒。老东家千里迢迢赶到康定,将茶庄关掉,只带回了宋春与藏族女子所生的孩子……不久之后,《康定情歌》开始在当地的商人中传唱开来。
入川的陕商不仅开盐井、贩茶叶,还开烧坊、造美酒,如今被称为国酒的茅台实际上就是陕商最早酿造出来的。
“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贵州怀仁县茅台村原为一渔村,清代实行“川盐入黔”后,茅台村便成为川盐转运的水陆码头,而从事川盐贩运业务的主要是陕商。陕商常年奔波在外,每每萌发思乡之情,便会想起故乡凤翔柳林镇的西凤美酒,于是,一位刘姓掌柜从陕西请来了一位烧酒的田姓师傅,用赤水河的水和西凤酒的配方,烧出了有当地特色的茅台烧锅。刘掌柜和田师傅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在茅台镇酿造出的烧锅酒,数百年之后竟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一举获得金质奖,这种酒就是如今的茅台酒。
据专家考证,除了茅台,五粮液,郎酒与陕商也颇有渊源。
腰缠十万下扬州
明清之际,陕西商人的势力范围很大,据记载,昆明典当业曾为陕西和山西人控制,昭通“四城均有当镶及毛货店,均系陕人所开”。
长江流域也曾是陕西商人的势力范围。明朝初期,朝廷在陕西山西实行以粮食换盐引的“食盐开中”政策,允许民间经营盐业。陕商抓住机遇,乘势而起,成为最早涉足盐业的商帮,并一度形成陕商“腰缠十万下扬州”的盛况。一首《扬州竹枝词》中写道:“商人河下最奢华,窗子都糊细广纱。急限饷银三十万,西商犹自少离家。”
东关街过去是扬州最繁华的地方,陕商大多聚居在这里。陕西三原梁姓,泾阳张姓,西安申姓,临潼张姓,都是名重扬州的大盐商,他们一面输粟边关,换取盐引,一面水陆并进,贩盐于淮扬。另一首《竹枝词》反映的便是当时的情景“盐客连樯拥巨财,朱门河下所藏生。乡音歙语并秦语,不问人名但问旗。”明中叶后,一些富商移居扬州,成为专业盐商,扬州因此成为许多陕商的第二故乡。
富平庄里有一个名叫张臻的富商,因“输粟边庭,助天子伐匈奴”而被授七品散官,后于明成化年间携其全家定居扬州,成为专业盐商,并很快被推为扬州陕商的领袖。张臻耗巨资在扬州修建的私家花园“张园”,至今仍然是扬州著名的文化景点。
扬州历史上著名的康山和康山街也是因陕商康海而得名。康海为弘治年间的状元,号对山,出生于陕西武功盐商之家,官至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等,后因受宦官刘瑾案牵连被免官,从此专意做盐商。康海风流倜傥,喜吟诗作曲,常自弹琵琶,宴请宾客,为扬州名士。从此,扬州城东南的一座无名土丘因为康海的缘故被唤作“康山”。大书法家董其昌和乾隆皇帝都曾题写过“康山草堂”的牌匾。如今,康山已不复存在,但康山街却依然是扬州城的文化名片。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扬州一度成为水陆交通枢纽,盐运中心,乃至东南第一大都会,陕商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