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对于中资银行来说，是个“坎”，如跨不过去，就会在即将到来的全面开放的金融市场中贻误战机，陷入被动挨打之困境。然而，对于外资银行来说，意义却迥然不同：千载难逢的机会终于来了——这让众多外资银行心跳不已，加紧战略布局，提速本地化进程，全力冲刺中国市场。一场中外资银行的竞争博弈，在这金融市场全面开放之初，静悄悄地展开了。
　　2006年以来，随着外资银行在华分行数量的增加，经营领域的扩大，外资银行加快了在华管理决策功能向主报告行集中的步伐。现已有28家外资银行指定上海分行作为主报告行，有4家外资银行在上海设立了中国区管理总部，另有3家外资银行也计划将中国区业务管理、资金管理、营运中心迁至上海。已经设立管理总部的外资银行纷纷充实、调整管理总部的人员配置，细分、增设管理总部的职能部门，进一步强化其集中管理的功能。这让我们在中外资金融机构对决中对上海投入更多的目光。
　　
　　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任重而道远
　　
　　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作为国家战略来实施的。同时上海自身及其所依托的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增长潜力、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巨大总量与增长前景等，都将对金融服务产生巨大需求；而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通讯、相对集中的高素质金融人才、发展迅速的现代信息技术等，都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体系应该具备三大功能：一是要有效推动这个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不要出现大的波动；二是要有一套有效的分散、化解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风险的机制，从而保证经济财富增长的永久存活；三是要使居民、劳动者、投资者能享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财富效益。而目前上海的金融体系还没完全达到这三项功能。上海尽管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阶段性的进步，但与一些已建成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地区性的国际金融中心相比，无论在硬环境还是软环境方面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上海要实现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还要走很长的路程。
　　选择发展模式。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进程需要与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进程协调一致，与上海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进程协调一致。在发展模式选择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应该把自然演进和政府推动两种模式结合起来。从国际经验看，两种模式也从来不是割裂的，自然演进模式也需要政府的推动，政府推动模式也需要自身与周边经济的快速发展来支撑。因此，上海金融中心建设在选择发展模式方面，要综合自然演进模式和政府推动模式的特点，抓住机遇，加快改革与开放，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形成国家支持、地方推动、市场驱动三方面的合力，共同推进金融中心的发展。
　　借鉴国际经验，强化金融创新。实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突破，需要更多地了解关于金融市场建设、管理框架、产品创新、交易方式、清算和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国际标准和经验，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各国和各地区金融机构的合作，以此来提高中国自身金融制度创新、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技术创新的能力，努力为离岸业务等金融创新在上海发展提供特殊配套政策和优惠条件。
　　优化金融软环境，在进一步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方面取得突破。一是利用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机遇，推动上海金融运行机制和体制创新，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立法工作；二是充分发挥金融仲裁机制在金融交易争议解决方面具有的专业、独立、保密、快捷、低成本等独特优势，积极发展专门金融仲裁机构，建立良好、高效的金融争议解决机制，使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争议仲裁中心；三是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构建完善的信用采集体系、信用评级体系和失信惩戒体系，积极推动全国基础信用信息库落户上海，使上海成为信用信息服务中心。
　　加快金融市场改革与发展。采取多种方式促进上海全国性票据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以上海证券市场改革与发展为重点，争取使上海证券市场尽早成为中国的主板市场；推动各金融市场之间的创新与联动，进一步完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协调发展机制。积极组建金融控股公司，应着重做好以下三个层次的工作：第一个层次，整合地方金融资源，组建地方性的金融控股公司，为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培养有竞争力的本地机构。第二个层次，推动相关全国性银行、证券以及保险公司的业务、营运中心机构化并争取其落户上海，同时争取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上市后，其上市公司总部落户上海。第三个层次，继续大胆吸引外资银行中国总代表处或主报告行、管辖行等落户上海，把上海打造成“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管理、运营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