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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我从大洋彼岸回来不久,就收到臧克家夫人郑曼先生的信。信中说:“克家在重病监护室。我们尽力想拖到秋天,让他闯过百岁大关。”臧克家1905年10月8日生于山东省诸城县,所以,有“拖到秋天”之说。但是噩耗传来,这位世纪诗翁终于在那一年2月5日走完了他辉煌的生命历程。当中国新诗研究所的毕业生从各地给我打来电话报告从网上得到的消息时,我还半信半疑。2月6日和臧克家女儿苏伊的通话,才使我不得不确认,臧老真的离开我们远行了。
臧克家与重庆的关系很深,重庆人对他的感情也很深。在沙坪坝的名人广场竖立着他的塑像,镌刻着他的诗篇《歌乐山》。在抗战烽火里,1942年8月,他从河南叶县徒步到达重庆。到重庆仅几天,就与郑曼女士举行了婚礼——所以,重庆对于臧克家还有别一番意义。在重庆的第一年,他住在张家花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宿舍里。第二年8月移居歌乐山的赈济委员会留守处,一直到抗战胜利。1946年7月才离开重庆到南京。
在重庆的四年,是臧克家创作丰盛的四年。他出版了好几部诗集,尤其值得提到的,是被他称为与《烙印》作为“一双宠爱”的诗集《泥土的歌》。他还出版了回忆录《我的诗生活》,这是臧克家撰写回忆录的开始。诗集《宝贝儿》是臧克家从事政治讽刺诗创作的成果。他的自选集《十年诗选》也在1944年由重庆时代出版社出版。
一直到晚年,臧克家都对重庆充满怀念。1985年,《重庆晚报》副总编刘子茵托我向臧老约稿。臧老寄来的就是他的著名散文《歌乐山·大天池》。在文中,臧克家深情生动地回忆了在歌乐山的时光。文章一开始他就写道:“歌乐山大天池,一提起这个名字,我心里就直冒热气。在困苦的战时,我在这山窝的农舍里度过了三年多愉快时光。”他有一首《歌乐山》:“我放弃了歌乐山/我永远占有了歌乐山”。他在1978年怀着深深的思念写了一首《忆山城》,诗中唱道:“山城它是一位故人/醒时梦里常来入目”。
1986年6月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成立,臧克家欣然同意担任顾问教授,并出资在新诗所为优秀研究生设立臧克家奖学金。他这位顾问教授可不是挂名的。他对新诗所的建设十分关心,时时提出他的思考和建议。对于我,臧克家也很关心。我比他年轻30多岁,但他老是叫我“吕进老友”。不过,对于我来说,臧老的确不仅是前辈和老师,也是感情颇深的忘年交的朋友。他不因我的年轻和资历较浅而轻视我。我们往往平等地讨论问题,达到一致意见。在《吕进的诗论与为人》一文中他这样说到我们讨论问题的情况:“他的求实态度,多少校正了我个人的偏激看法。”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在重庆的西南师大和成都的西南交大同时担任“双聘教授”。他和郑曼先生、苏伊都写来好几封信,要我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对于我想离开西南师范大学回故乡成都,臧老来信说:“到成都另辟天地,可是复杂。应付须费心机,望权衡何去何从。”我听了他的忠告,留在了重庆,留在了新诗研究所。80年代中期,我的太太得了大病,住院手术,生死难卜。臧老和郑曼先生十分焦急,一再来信问候。这种问候持续了十来年,一直到我的太太的健康出人意料地彻底好转。这事使我们全家一说起就很感动。
臧老从谏如流。1986年全国文学奖评奖,臧老报送诗集《落照红》参评。这是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臧老晚年的诗集。评委们的意见是,这本诗集对于臧老来说代表性不强,最好不授奖。于是,与臧老沟通的任务就落在了我这个评委的头上。我拜访了臧老,我说,建国以后,你没有报过什么奖,这本诗集如果得奖,就将是您在解放以后唯一的获奖作品。但是照我看来,这本诗集远远没有您许多集子重要。臧老欣然应允,一个评奖难题就这样轻易地解决了。
有研究者称,诗人臧克家在新时期以后给前辈诗人吴奔星和我的信最多。也许是这样,我大概收到他的信不止百封之数吧。《臧克家全集》第11卷收入“致吕进”共8封,其中,有4封是谈《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诗歌编》的。这套总字数1200万的《书系》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诗歌编》由臧克家任主编并执笔写序。他对序言慎之又慎,将序言文稿寄给我,托我斟酌。收到我的修改稿后,臧克家来信说:“即刻读了你的修改稿。修改甚少,但甚得当,我以为甚好。”臧克家就是这样虚怀若谷的人。一位诗名满地的人,要有这样的境界真是不容易。2002年中秋节,臧克家在来信里附了一张条幅:“吕进老友好:念旧元是人常情,千山万水不隔心——极想你的百岁之童臧克家。”2002年冬天,我去北京开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时去红霞公寓看望了臧老。接到我的电话后,他一直躺在床上等候,手中还握着写好的一张条幅:“吕进老友,多年不见,醒时梦里,时时想念。”没有想到,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臧克家自奉甚俭,他的生活很简单,因简单而平静,因平静而快乐,臧家总是其乐融融的。一次我到北京,去看望他,到了午饭时间了,他坚持要留我吃饭,女儿郑苏伊特地做了一盆土豆沙拉招待我。臧克家正在生病,不想吃饭,就在餐桌上陪我。他用浓浓的山东腔对我说:“我对吃饭的要求:大葱、大蒜、大饼,再加花生米。”说得我笑起来。他不吸烟,不喝酒,一日三餐的确也就是这三“大”加一“米”。但是对别人,他可慷慨了。每天在胡同散步的时候,臧克家都特意在裤袋里装满糖果,遇到玩耍的小孩就分发,引起一片欢腾。八十年代他掏出4千元在新诗所设立奖学金,在八十年代,4千元可不是小数啊。在他去世后,他的夫人郑曼先生依据臧克家的意愿坚持把这笔资金增加到1万元。
臧老是诗人性格,为人坦诚,肝胆相照,有什么说什么,没有手段,没有城府。毛泽东曾经给邓颖超寄诗,“请痛改为盼”。但是,有“痛改”毛诗的修养和水平的,特别是有“痛改”的勇气的,很少很少,而臧克家就是替毛泽东改诗的人。1957年初,毛泽东约请臧克家和诗人袁水拍去做客。臧克家就借此机会向毛泽东请教,《沁园春·雪》中的“原驰腊象”的“腊”怎么讲。毛泽东没有作答,而是反问臧克家的意见。毛泽东的“腊”可能是指“真腊”,即柬埔寨的古称,古柬埔寨出产白象。臧克家建议改“腊”为“蜡”,这样,“山舞银蛇”和“原驰蜡象”就更加对应,“蜡象”也更通俗,毛泽东欣然同意。7年以后,1964年元旦,在《毛泽东诗词》出版前,按照毛泽东写出的名单,中办邀请朱德、邓小平、彭真、郭沫若、臧克家、冯至等人座谈,征求意见。臧克家在会后将自己在发言中所提的23条意见,交给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臧克家说,后来公开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采纳了这23条意见中的13条,最著名的是对七律《登庐山》的修改。“一山飞峙大江边,跃向葱茏四百旋”,在毛泽东的手稿里是“跃向葱茏四百盘”;而“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在手稿里则是“热肤挥汗洒江天”。定稿和手稿相比,的确诗意更浓。
八十年代初,我听说臧老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信,建议他做事要三思而后行,讲话要控制感情。我不太相信,心想,再直率,可能也不会直到这个地步吧。最近《臧克家全集》出版,我果然查到了这封信。我还记得,当时耀邦叫人给臧老送去一篮荔枝,和一封信。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一个伟大的诗人的人格交相辉映啊。
臧克家与重庆的关系很深,重庆人对他的感情也很深。在沙坪坝的名人广场竖立着他的塑像,镌刻着他的诗篇《歌乐山》。在抗战烽火里,1942年8月,他从河南叶县徒步到达重庆。到重庆仅几天,就与郑曼女士举行了婚礼——所以,重庆对于臧克家还有别一番意义。在重庆的第一年,他住在张家花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宿舍里。第二年8月移居歌乐山的赈济委员会留守处,一直到抗战胜利。1946年7月才离开重庆到南京。
在重庆的四年,是臧克家创作丰盛的四年。他出版了好几部诗集,尤其值得提到的,是被他称为与《烙印》作为“一双宠爱”的诗集《泥土的歌》。他还出版了回忆录《我的诗生活》,这是臧克家撰写回忆录的开始。诗集《宝贝儿》是臧克家从事政治讽刺诗创作的成果。他的自选集《十年诗选》也在1944年由重庆时代出版社出版。
一直到晚年,臧克家都对重庆充满怀念。1985年,《重庆晚报》副总编刘子茵托我向臧老约稿。臧老寄来的就是他的著名散文《歌乐山·大天池》。在文中,臧克家深情生动地回忆了在歌乐山的时光。文章一开始他就写道:“歌乐山大天池,一提起这个名字,我心里就直冒热气。在困苦的战时,我在这山窝的农舍里度过了三年多愉快时光。”他有一首《歌乐山》:“我放弃了歌乐山/我永远占有了歌乐山”。他在1978年怀着深深的思念写了一首《忆山城》,诗中唱道:“山城它是一位故人/醒时梦里常来入目”。
1986年6月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成立,臧克家欣然同意担任顾问教授,并出资在新诗所为优秀研究生设立臧克家奖学金。他这位顾问教授可不是挂名的。他对新诗所的建设十分关心,时时提出他的思考和建议。对于我,臧克家也很关心。我比他年轻30多岁,但他老是叫我“吕进老友”。不过,对于我来说,臧老的确不仅是前辈和老师,也是感情颇深的忘年交的朋友。他不因我的年轻和资历较浅而轻视我。我们往往平等地讨论问题,达到一致意见。在《吕进的诗论与为人》一文中他这样说到我们讨论问题的情况:“他的求实态度,多少校正了我个人的偏激看法。”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在重庆的西南师大和成都的西南交大同时担任“双聘教授”。他和郑曼先生、苏伊都写来好几封信,要我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对于我想离开西南师范大学回故乡成都,臧老来信说:“到成都另辟天地,可是复杂。应付须费心机,望权衡何去何从。”我听了他的忠告,留在了重庆,留在了新诗研究所。80年代中期,我的太太得了大病,住院手术,生死难卜。臧老和郑曼先生十分焦急,一再来信问候。这种问候持续了十来年,一直到我的太太的健康出人意料地彻底好转。这事使我们全家一说起就很感动。
臧老从谏如流。1986年全国文学奖评奖,臧老报送诗集《落照红》参评。这是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臧老晚年的诗集。评委们的意见是,这本诗集对于臧老来说代表性不强,最好不授奖。于是,与臧老沟通的任务就落在了我这个评委的头上。我拜访了臧老,我说,建国以后,你没有报过什么奖,这本诗集如果得奖,就将是您在解放以后唯一的获奖作品。但是照我看来,这本诗集远远没有您许多集子重要。臧老欣然应允,一个评奖难题就这样轻易地解决了。
有研究者称,诗人臧克家在新时期以后给前辈诗人吴奔星和我的信最多。也许是这样,我大概收到他的信不止百封之数吧。《臧克家全集》第11卷收入“致吕进”共8封,其中,有4封是谈《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诗歌编》的。这套总字数1200万的《书系》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诗歌编》由臧克家任主编并执笔写序。他对序言慎之又慎,将序言文稿寄给我,托我斟酌。收到我的修改稿后,臧克家来信说:“即刻读了你的修改稿。修改甚少,但甚得当,我以为甚好。”臧克家就是这样虚怀若谷的人。一位诗名满地的人,要有这样的境界真是不容易。2002年中秋节,臧克家在来信里附了一张条幅:“吕进老友好:念旧元是人常情,千山万水不隔心——极想你的百岁之童臧克家。”2002年冬天,我去北京开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时去红霞公寓看望了臧老。接到我的电话后,他一直躺在床上等候,手中还握着写好的一张条幅:“吕进老友,多年不见,醒时梦里,时时想念。”没有想到,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臧克家自奉甚俭,他的生活很简单,因简单而平静,因平静而快乐,臧家总是其乐融融的。一次我到北京,去看望他,到了午饭时间了,他坚持要留我吃饭,女儿郑苏伊特地做了一盆土豆沙拉招待我。臧克家正在生病,不想吃饭,就在餐桌上陪我。他用浓浓的山东腔对我说:“我对吃饭的要求:大葱、大蒜、大饼,再加花生米。”说得我笑起来。他不吸烟,不喝酒,一日三餐的确也就是这三“大”加一“米”。但是对别人,他可慷慨了。每天在胡同散步的时候,臧克家都特意在裤袋里装满糖果,遇到玩耍的小孩就分发,引起一片欢腾。八十年代他掏出4千元在新诗所设立奖学金,在八十年代,4千元可不是小数啊。在他去世后,他的夫人郑曼先生依据臧克家的意愿坚持把这笔资金增加到1万元。
臧老是诗人性格,为人坦诚,肝胆相照,有什么说什么,没有手段,没有城府。毛泽东曾经给邓颖超寄诗,“请痛改为盼”。但是,有“痛改”毛诗的修养和水平的,特别是有“痛改”的勇气的,很少很少,而臧克家就是替毛泽东改诗的人。1957年初,毛泽东约请臧克家和诗人袁水拍去做客。臧克家就借此机会向毛泽东请教,《沁园春·雪》中的“原驰腊象”的“腊”怎么讲。毛泽东没有作答,而是反问臧克家的意见。毛泽东的“腊”可能是指“真腊”,即柬埔寨的古称,古柬埔寨出产白象。臧克家建议改“腊”为“蜡”,这样,“山舞银蛇”和“原驰蜡象”就更加对应,“蜡象”也更通俗,毛泽东欣然同意。7年以后,1964年元旦,在《毛泽东诗词》出版前,按照毛泽东写出的名单,中办邀请朱德、邓小平、彭真、郭沫若、臧克家、冯至等人座谈,征求意见。臧克家在会后将自己在发言中所提的23条意见,交给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臧克家说,后来公开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采纳了这23条意见中的13条,最著名的是对七律《登庐山》的修改。“一山飞峙大江边,跃向葱茏四百旋”,在毛泽东的手稿里是“跃向葱茏四百盘”;而“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在手稿里则是“热肤挥汗洒江天”。定稿和手稿相比,的确诗意更浓。
八十年代初,我听说臧老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信,建议他做事要三思而后行,讲话要控制感情。我不太相信,心想,再直率,可能也不会直到这个地步吧。最近《臧克家全集》出版,我果然查到了这封信。我还记得,当时耀邦叫人给臧老送去一篮荔枝,和一封信。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一个伟大的诗人的人格交相辉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