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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汝新，曾用名梁华，又称新哥、曲梁，1910年9月出生，湛江麻章甘霖人。1937年“七·七”事变的抗日枪声，唤醒了中华民族，打破了梁汝新一家的平静生活。在共产党人的指引和教育下，梁汝新举家走上革命的道路，帶领甘霖人民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活动，与日伪，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留下一篇篇悲壮的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
国难当头，从农民到革命者
“卢沟桥事变”后，湛江遂湾各个学校爱国师生纷纷成立宣传团体，到城乡去，到民众中间去，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8年，遂溪县立第七小学（简称遂溪七小，现在麻章中心小学）的支仁山、招离、王国强等一批爱国师生到甘森村，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并筹办创办甘霖抗日民众夜校。
这年8月，遂溪青年抗敌同志会成立，梁汝新成为第一批的青年农民会员。期间，他产生了找共产党的强烈愿望。一天晚上，他主动找支仁山谈心。支仁山倾听了他要找党，参加党，跟着党抗击日寇的诉求后，告诉他：想加入共产党，首先要学会一个字，这个字就是“死”字。抗日杀倭寇，干革命很危险，随时准备牺牲的。他俩谈心整整一个夜晚，梁汝新觉得眼前一亮，心头有了明灯。后来在与支仁山、王国强等不断教育启发下，梁汝新政治思想进步很快，他积极参与甘霖抗日民众夜校开办事宜，和七小师生们一起，不辞劳苦，走门串户，广泛地发动青年进夜校学文化。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家族中兄弟七八个都上了夜校，甘霖也有些青年农民来报名读夜校了。
1939年5月经支仁山、梁汝宏的介绍，梁汝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年11月转正。不久因工作需要，组织安排于8月又接任甘霖党支部书记。
在梁汝新积极推动下，很快建立了“遂溪青抗会甘霖通讯站（青抗分会）”、“妇抗会”“少年抗日先锋队”等民众团体。组织一支青抗会员为主体的宣传队。在甘霖村以及周边村庄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吸引了附近田寮、洋溢、水粉、、龙湾、大路前、三佰洋、岭仔、黄屋等村庄的青年农民，也纷纷到甘霖抗日夜校来报名学习。到1940年底，夜校学员达到300多人（其中女学员80多人）形成男女班组，学习气氛浓厚，抗日热潮高涨。甘霖抗日民众夜校成为了遂溪地区开办得比较早、规模比较大、效果比较好的一间抗日民众夜校。
梁汝新通过读夜校，自己总结出农民疾苦的“九苦十八忧”。九苦：受官兵拉丁抽税苦，地主逼租苦，无粮合家饥饿苦，受高利贷苦，卖儿卖女苦，贫穷饥寒苦，无房屋住苦，无钱生病苦，无田无地租种苦。十八忧：忧食，忧穿，忧住，忧田，忧地，忧耕牛，忧农具，忧病，忧旱，忧涝，忧台风，忧种子，忧失收，忧成本，忧官府，忧兵，忧贼，忧债。“九苦十八忧”被列为夜校教育农民的鲜活教材，亦是他后来在开辟农村工作新区的宣传材料，广为流传。直到1949年粤桂边区党委青年训练团在廉江县清平的课程上，仍列为主要宣传教材。
期间，梁汝新先后率队参加欢迎张炎将军抗日誓师大会，参加麒麟山西田村“反逆流”和黄略村“反汪”大集会等的宣传抗日的活动，提高了思想，增长了知识和才干。1940年夏天，当国民党当局勒令解散青抗会之际。他立即在夜校办起一个国技馆，并筹款聘请了梅莱镇武术师黄白龙来传授功夫。每到晚上，国技馆里面青年人一面学武习武术，热闹非凡。使宣传抗日救国活动阵地不变，发动群众和发展党组织未有停止。
由于甘霖党支部在梁汝新带领下敢于与日伪开展斗争，与国民党当局分庭抗礼，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梁汝新被誉称为“革命绅士”“农民大王”。
深入敌后，开辟革命新区
梁汝新较早认识到建立武装队伍的重要性。1939年根据中共南路特委、中共遂溪党组织关于“联防自卫，保卫家乡”的指示，成立了甘霖和田寮两村联合不脱产的抗日自卫队，有队员90人。为了解决自卫队的武器装备，梁汝新亲自请来两村族老商谈，族老深明大义，将族保队和大户的10多支枪交给了自卫队。 1940至1941年间，梁汝新奉组织安排，孤身一人潜伏伪乡公所当保丁，偷偷地了解到伪乡公所的武器装备情况，等待时机，亲自秘密地转移出一批枪支弹药，交给了游击队，自己却不露声色地平安地撤退转移出来。
期间，甘霖游击队日益壮大，日伪非常害怕。伪乡长梁子纯、维持长黄近光依靠日本人的势力，回甘霖抓人，残害百姓。出告示抓梁汝新，扬言出2000洋元买其人头。抓不到他本人，就要抓其家人作诱饵。1942年梁汝新根据情报，布置锄奸小组组长王蔡南带领锄奸组员，在一个黑夜锄掉了日伪维持会会长黄近光和日本女特务“广东妈”。
1940-1942年梁汝新他还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东区的甘霖、田索、塘口、洋溢、三佰洋、鸭曹、北沟、沙坡岭，东南区的群麻坡、祝美等村庄开展“一站二筹三组织”（建立地下党交通联络站;筹粮款、筹枪枝;建立党组织、群众组织、武装组织）。他先后在三佰洋村、英豪中村、克初村、群麻坡村、祝美村成立了党支部，均任书记或党小组长。在他的主持下，建立了古河村、北罗坑村的联络站，使党组织的联络连片连线，形成网状。
梁汝新以小商贩身份为掩护，先后在祝美村、铺仔圩一带村庄发展新党员，开辟了湖光片抗日游击新区。据不完全统计，经他介绍入党的有61人，为抗日武装队伍输送一批又一批的新生力量。
1943年3月，党组织指示梁汝新、梁甫回甘霖，迅速开展敌后武装斗争。梁汝新着手筹备武器弹药，秘密组建抗日武装队伍，并进行军事训练。还派人广泛收集敌情和开展锄奸反霸的活动，扩大抗日武装的声势。
1943年5月，甘霖成立了第一支抗日游击中队（后改为东区抗日武装中队）队长黄桂、指导员廖华，梁汝新任副中队长。当年10月他们经过侦察和筹备，率队袭击冯家塘日伪据点，打响遂东抗日的第一枪，震动了整个雷州半岛，给南路人民的抗战带来了信心和勇气。但是由于内外接应中断，敌我力量悬殊，在战斗中黄桂、梁有（梁汝新四弟）、陈亚星三人牺牲，廖华负重伤被困据点内。梁汝新负责外围阻击，得到梁振兴的报告，果断组织游击队员救出廖华，撤出据点，避免了更大的牺牲。这次战役虽受了挫折，梁汝新作为中队领导人之一，主动承受了组织的处分以及战友亲人牺牲的悲痛。 次年4、5月间，廖华与梁汝新重整旗鼓，再次率队成功袭击了冯家塘日伪据点、收缴伪民团、保长的枪支。给抗日部队输送了一大批粮款枪支。
1945年2月，張炎率领的高雷人民抗日军，在廉江灯草被国民党顽军打散后，要去广西找张发奎、李济深。中共南路特委曾秘密指派梁汝新，劝告张炎不要贸然前往广西。但张炎过于轻信部下，带着10多个随员到博白县英桥圩时，误入国民党顽固派阴谋套圈遭到被捕。3月22日被蒋介石密令杀害于玉林。
转战粤桂边区，迎接解放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战结束了。然而，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和抗日村庄发起大规模的“清剿”行动。为了保存革命火种力量，党组织迅速作出“战略撤退，坚持斗争”决定。
1946年5月，梁汝新接到北撤（烟台）通知，他从徐闻赶回赤坎途中，不幸患了重感冒，在陈村仔堡垒户附近的甘蔗地昏迷了两天。当他苏醒后，再赶到地下交通站时，北撤人员已撤离。梁汝新顿时为自己掉队十分伤心。沈汉英安慰他：我也没有走，你留下来一起坚持斗争吧！从此，梁汝新再转入地方党组织工作。至1948年间，梁汝新先后在中共遂溪朝满区、新鹿区、东南区、海康八区、遂溪七区工作，曾担任区委委员、特派员、区长。
1948年7月，梁汝新、陈秀珠夫妇等10多人跟随沈汉英（时为合浦县委书记）到合浦县（现属广西北海市管辖）加强和推动合浦武工队的工作。梁汝新任中共合浦县白沙区委书记，加强刘守仁武工队的领导，扩大海边活动地区，创造了以武工队开辟游击新区的农村工作经验。1949春根据中共合浦县委的指示，又成功地组织了白沙武装起义（暴动），集中全部武工队员和地方地下工作人员，发动盐工和群众2000多人，配合新一团攻打国民党白沙粮仓。从白沙盐场从缴获2000多担盐，2000多担大米稻谷和缴获盐警队的一大批枪支弹药，为南路部队提供了物资的保障，配合了打通粤桂边区走廊的军事行动。
1948年6月中旬，梁广（时任中共粤桂边区委书记兼临时军委主席）在东海岛西山村召开粤桂边区党委扩大会议，对南路工作进行总结。参加会议的有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30多人，会议时间10多天。会议期间，中共雷州工委在黄其江（时任中共粤桂边区委委员兼组织部长）的指导下，先后总结了梁汝新的农村工作经验和中共海康党组织采取武工队形式开辟新区的经验。梁汝新的农村工作经验主要是：他认为一切革命力量都是群众的力量。党是群众的一部分，军队也是群众的一部分，每一条草、每一粒粮、每一寸布、每一支枪、每一颗子弹、每一辆车子、每一头牲口、每一分力气、每一个干部、每一个战士、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是从群众中来，都是从群众的思想根和组织根产生的，有了群众的阶级觉悟，有了群众组织，有了群众骨干以及共产党的组织，就可以产生一切革命力量，就要同时贯彻“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发动群众斗争;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组织群众，巩固群众组织;培养群众骨干，建立党的组织”等四项基本工作。会议精神在区、营级以上干部中以及各区委向各乡党政干部进行了传达学，使各级党政干部在理论和实践上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1949年4至6月间，梁汝新在粤桂边区党委青年训练团（廉江县清平）的教务处任副主任和教员，为来自海外、广州、粤桂边区1000多青年和干部举办了数期培训班。梁广和黄其江再次总结推广《梁汝新农村工作经验》，黄其江亲手把《农民九苦十八忧》编印成册，供训练班及各游击区学习。“农民大王”美誉从甘霖走出遂东后，再传遍了粤桂边区。
鞠躬尽瘁，魂归故里
1949年7月，梁汝新由于长期积劳，体质比较差。黄明德（粤桂边纵队第一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特批其返甘霖休养一段时间。期间任遂溪三区（现湛江市麻章区）区委委员。一边治病，疗养身体，一边负责支前工作。梁汝新又以甘霖为重点，经常向沈汉英建言献策，大力支持梁振兴（从部队调任甘霖党支部书记）的工作。他们经常一起研究甘霖的支前工作，积极配合部队和地方。甘霖人民发扬了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踊跃参加支前工作。特别是圆满完成支援国民党六十二军直属部队起义的甘霖阻击任务，为解放湛江、解放海南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中共甘霖村党支部和广大群众受到了粤桂边纵队领导的高度赞扬。
1950年，黄明德亲临甘霖看望梁汝新，并要安排他新的工作。不久，梁汝新便跟随黄明德，调任茂名县农协主席。后历任土改队组长、茂名四区、八区区委、粤西区土改办公室检查组副组长、粤西垦植工会工作组劳保部长、信宜县供销合作社副主任、采购局副局长、双山衣场场长、高州县西岸衣场场长、环城区委副书记兼区长、高州县总工会主席等职。
“文革”初，梁汝新被以“保护”为由而劝退。70年代初，梁汝新挂念故里乡亲，常回甘霖，关心家乡建设。1975年12月18日，沈汉英、黄明德、王国强等老战友相约到甘霖探望梁汝新。这天天气特别寒冷，他一个人到农田观看绿肥草长势，不幸摔倒田埂，造成肝破裂而逝世。当时的湛江市郊区、遂溪、海康、高州、茂名、信宜以及广西的北海、合浦等地的干部群众闻讯，纷纷自发赶来参加追悼会，哭喊呼唤他们尊敬的“农民大王”。
国难当头，从农民到革命者
“卢沟桥事变”后，湛江遂湾各个学校爱国师生纷纷成立宣传团体，到城乡去，到民众中间去，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8年，遂溪县立第七小学（简称遂溪七小，现在麻章中心小学）的支仁山、招离、王国强等一批爱国师生到甘森村，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并筹办创办甘霖抗日民众夜校。
这年8月，遂溪青年抗敌同志会成立，梁汝新成为第一批的青年农民会员。期间，他产生了找共产党的强烈愿望。一天晚上，他主动找支仁山谈心。支仁山倾听了他要找党，参加党，跟着党抗击日寇的诉求后，告诉他：想加入共产党，首先要学会一个字，这个字就是“死”字。抗日杀倭寇，干革命很危险，随时准备牺牲的。他俩谈心整整一个夜晚，梁汝新觉得眼前一亮，心头有了明灯。后来在与支仁山、王国强等不断教育启发下，梁汝新政治思想进步很快，他积极参与甘霖抗日民众夜校开办事宜，和七小师生们一起，不辞劳苦，走门串户，广泛地发动青年进夜校学文化。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家族中兄弟七八个都上了夜校，甘霖也有些青年农民来报名读夜校了。
1939年5月经支仁山、梁汝宏的介绍，梁汝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年11月转正。不久因工作需要，组织安排于8月又接任甘霖党支部书记。
在梁汝新积极推动下，很快建立了“遂溪青抗会甘霖通讯站（青抗分会）”、“妇抗会”“少年抗日先锋队”等民众团体。组织一支青抗会员为主体的宣传队。在甘霖村以及周边村庄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吸引了附近田寮、洋溢、水粉、、龙湾、大路前、三佰洋、岭仔、黄屋等村庄的青年农民，也纷纷到甘霖抗日夜校来报名学习。到1940年底，夜校学员达到300多人（其中女学员80多人）形成男女班组，学习气氛浓厚，抗日热潮高涨。甘霖抗日民众夜校成为了遂溪地区开办得比较早、规模比较大、效果比较好的一间抗日民众夜校。
梁汝新通过读夜校，自己总结出农民疾苦的“九苦十八忧”。九苦：受官兵拉丁抽税苦，地主逼租苦，无粮合家饥饿苦，受高利贷苦，卖儿卖女苦，贫穷饥寒苦，无房屋住苦，无钱生病苦，无田无地租种苦。十八忧：忧食，忧穿，忧住，忧田，忧地，忧耕牛，忧农具，忧病，忧旱，忧涝，忧台风，忧种子，忧失收，忧成本，忧官府，忧兵，忧贼，忧债。“九苦十八忧”被列为夜校教育农民的鲜活教材，亦是他后来在开辟农村工作新区的宣传材料，广为流传。直到1949年粤桂边区党委青年训练团在廉江县清平的课程上，仍列为主要宣传教材。
期间，梁汝新先后率队参加欢迎张炎将军抗日誓师大会，参加麒麟山西田村“反逆流”和黄略村“反汪”大集会等的宣传抗日的活动，提高了思想，增长了知识和才干。1940年夏天，当国民党当局勒令解散青抗会之际。他立即在夜校办起一个国技馆，并筹款聘请了梅莱镇武术师黄白龙来传授功夫。每到晚上，国技馆里面青年人一面学武习武术，热闹非凡。使宣传抗日救国活动阵地不变，发动群众和发展党组织未有停止。
由于甘霖党支部在梁汝新带领下敢于与日伪开展斗争，与国民党当局分庭抗礼，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梁汝新被誉称为“革命绅士”“农民大王”。
深入敌后，开辟革命新区
梁汝新较早认识到建立武装队伍的重要性。1939年根据中共南路特委、中共遂溪党组织关于“联防自卫，保卫家乡”的指示，成立了甘霖和田寮两村联合不脱产的抗日自卫队，有队员90人。为了解决自卫队的武器装备，梁汝新亲自请来两村族老商谈，族老深明大义，将族保队和大户的10多支枪交给了自卫队。 1940至1941年间，梁汝新奉组织安排，孤身一人潜伏伪乡公所当保丁，偷偷地了解到伪乡公所的武器装备情况，等待时机，亲自秘密地转移出一批枪支弹药，交给了游击队，自己却不露声色地平安地撤退转移出来。
期间，甘霖游击队日益壮大，日伪非常害怕。伪乡长梁子纯、维持长黄近光依靠日本人的势力，回甘霖抓人，残害百姓。出告示抓梁汝新，扬言出2000洋元买其人头。抓不到他本人，就要抓其家人作诱饵。1942年梁汝新根据情报，布置锄奸小组组长王蔡南带领锄奸组员，在一个黑夜锄掉了日伪维持会会长黄近光和日本女特务“广东妈”。
1940-1942年梁汝新他还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东区的甘霖、田索、塘口、洋溢、三佰洋、鸭曹、北沟、沙坡岭，东南区的群麻坡、祝美等村庄开展“一站二筹三组织”（建立地下党交通联络站;筹粮款、筹枪枝;建立党组织、群众组织、武装组织）。他先后在三佰洋村、英豪中村、克初村、群麻坡村、祝美村成立了党支部，均任书记或党小组长。在他的主持下，建立了古河村、北罗坑村的联络站，使党组织的联络连片连线，形成网状。
梁汝新以小商贩身份为掩护，先后在祝美村、铺仔圩一带村庄发展新党员，开辟了湖光片抗日游击新区。据不完全统计，经他介绍入党的有61人，为抗日武装队伍输送一批又一批的新生力量。
1943年3月，党组织指示梁汝新、梁甫回甘霖，迅速开展敌后武装斗争。梁汝新着手筹备武器弹药，秘密组建抗日武装队伍，并进行军事训练。还派人广泛收集敌情和开展锄奸反霸的活动，扩大抗日武装的声势。
1943年5月，甘霖成立了第一支抗日游击中队（后改为东区抗日武装中队）队长黄桂、指导员廖华，梁汝新任副中队长。当年10月他们经过侦察和筹备，率队袭击冯家塘日伪据点，打响遂东抗日的第一枪，震动了整个雷州半岛，给南路人民的抗战带来了信心和勇气。但是由于内外接应中断，敌我力量悬殊，在战斗中黄桂、梁有（梁汝新四弟）、陈亚星三人牺牲，廖华负重伤被困据点内。梁汝新负责外围阻击，得到梁振兴的报告，果断组织游击队员救出廖华，撤出据点，避免了更大的牺牲。这次战役虽受了挫折，梁汝新作为中队领导人之一，主动承受了组织的处分以及战友亲人牺牲的悲痛。 次年4、5月间，廖华与梁汝新重整旗鼓，再次率队成功袭击了冯家塘日伪据点、收缴伪民团、保长的枪支。给抗日部队输送了一大批粮款枪支。
1945年2月，張炎率领的高雷人民抗日军，在廉江灯草被国民党顽军打散后，要去广西找张发奎、李济深。中共南路特委曾秘密指派梁汝新，劝告张炎不要贸然前往广西。但张炎过于轻信部下，带着10多个随员到博白县英桥圩时，误入国民党顽固派阴谋套圈遭到被捕。3月22日被蒋介石密令杀害于玉林。
转战粤桂边区，迎接解放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战结束了。然而，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和抗日村庄发起大规模的“清剿”行动。为了保存革命火种力量，党组织迅速作出“战略撤退，坚持斗争”决定。
1946年5月，梁汝新接到北撤（烟台）通知，他从徐闻赶回赤坎途中，不幸患了重感冒，在陈村仔堡垒户附近的甘蔗地昏迷了两天。当他苏醒后，再赶到地下交通站时，北撤人员已撤离。梁汝新顿时为自己掉队十分伤心。沈汉英安慰他：我也没有走，你留下来一起坚持斗争吧！从此，梁汝新再转入地方党组织工作。至1948年间，梁汝新先后在中共遂溪朝满区、新鹿区、东南区、海康八区、遂溪七区工作，曾担任区委委员、特派员、区长。
1948年7月，梁汝新、陈秀珠夫妇等10多人跟随沈汉英（时为合浦县委书记）到合浦县（现属广西北海市管辖）加强和推动合浦武工队的工作。梁汝新任中共合浦县白沙区委书记，加强刘守仁武工队的领导，扩大海边活动地区，创造了以武工队开辟游击新区的农村工作经验。1949春根据中共合浦县委的指示，又成功地组织了白沙武装起义（暴动），集中全部武工队员和地方地下工作人员，发动盐工和群众2000多人，配合新一团攻打国民党白沙粮仓。从白沙盐场从缴获2000多担盐，2000多担大米稻谷和缴获盐警队的一大批枪支弹药，为南路部队提供了物资的保障，配合了打通粤桂边区走廊的军事行动。
1948年6月中旬，梁广（时任中共粤桂边区委书记兼临时军委主席）在东海岛西山村召开粤桂边区党委扩大会议，对南路工作进行总结。参加会议的有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30多人，会议时间10多天。会议期间，中共雷州工委在黄其江（时任中共粤桂边区委委员兼组织部长）的指导下，先后总结了梁汝新的农村工作经验和中共海康党组织采取武工队形式开辟新区的经验。梁汝新的农村工作经验主要是：他认为一切革命力量都是群众的力量。党是群众的一部分，军队也是群众的一部分，每一条草、每一粒粮、每一寸布、每一支枪、每一颗子弹、每一辆车子、每一头牲口、每一分力气、每一个干部、每一个战士、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是从群众中来，都是从群众的思想根和组织根产生的，有了群众的阶级觉悟，有了群众组织，有了群众骨干以及共产党的组织，就可以产生一切革命力量，就要同时贯彻“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发动群众斗争;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组织群众，巩固群众组织;培养群众骨干，建立党的组织”等四项基本工作。会议精神在区、营级以上干部中以及各区委向各乡党政干部进行了传达学，使各级党政干部在理论和实践上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1949年4至6月间，梁汝新在粤桂边区党委青年训练团（廉江县清平）的教务处任副主任和教员，为来自海外、广州、粤桂边区1000多青年和干部举办了数期培训班。梁广和黄其江再次总结推广《梁汝新农村工作经验》，黄其江亲手把《农民九苦十八忧》编印成册，供训练班及各游击区学习。“农民大王”美誉从甘霖走出遂东后，再传遍了粤桂边区。
鞠躬尽瘁，魂归故里
1949年7月，梁汝新由于长期积劳，体质比较差。黄明德（粤桂边纵队第一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特批其返甘霖休养一段时间。期间任遂溪三区（现湛江市麻章区）区委委员。一边治病，疗养身体，一边负责支前工作。梁汝新又以甘霖为重点，经常向沈汉英建言献策，大力支持梁振兴（从部队调任甘霖党支部书记）的工作。他们经常一起研究甘霖的支前工作，积极配合部队和地方。甘霖人民发扬了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踊跃参加支前工作。特别是圆满完成支援国民党六十二军直属部队起义的甘霖阻击任务，为解放湛江、解放海南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中共甘霖村党支部和广大群众受到了粤桂边纵队领导的高度赞扬。
1950年，黄明德亲临甘霖看望梁汝新，并要安排他新的工作。不久，梁汝新便跟随黄明德，调任茂名县农协主席。后历任土改队组长、茂名四区、八区区委、粤西区土改办公室检查组副组长、粤西垦植工会工作组劳保部长、信宜县供销合作社副主任、采购局副局长、双山衣场场长、高州县西岸衣场场长、环城区委副书记兼区长、高州县总工会主席等职。
“文革”初，梁汝新被以“保护”为由而劝退。70年代初，梁汝新挂念故里乡亲，常回甘霖，关心家乡建设。1975年12月18日，沈汉英、黄明德、王国强等老战友相约到甘霖探望梁汝新。这天天气特别寒冷，他一个人到农田观看绿肥草长势，不幸摔倒田埂，造成肝破裂而逝世。当时的湛江市郊区、遂溪、海康、高州、茂名、信宜以及广西的北海、合浦等地的干部群众闻讯，纷纷自发赶来参加追悼会，哭喊呼唤他们尊敬的“农民大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