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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花甲回忆》中评价晚清的士大夫时感慨地说道：“在文学方面他们是成人，而在科学方面，他们却仍然是孩子。”
同样一个丁韪良，在与中国农民交流的时候，却认识到中国社会底层的真实想法。他在北京西山同一位满手老茧的农夫聊天时，农夫问道：“你们洋人为何不灭掉清国呢?”丁反问道：“你觉得我们能灭得了吗?”农夫说道：“当然了”，他边说边指着山下面的一根电线，“发明那电线的人就能推翻清国”。
晚清中国面临的是一场源自先进科技的革命。顽固的士大夫们坚持认为中国虽然没有发明电线电报，却仍然是泱泱大国。
在直接走出国门、接触到西方现代科技文明的晚清士人中，张德彝是一位比较特殊的人物。
“自卑”的出身
张德彝(1847年-1918年)，同治元年(1862年)十五岁时考入京师同文馆，为该馆培养出的第一批译员之一，四年后，他便随同中国近代第一个官方外派使团斌椿使团出访。随后40年，他虽然没有担任过驻外最高使节，但他始终从事外交和外事活动。同治七年蒲安臣使团出使欧美时他任通事(翻译)，环游了欧美各国；同治九年，钦差大臣崇厚因天津教案一事专程赴法道歉，他任随员。此间他目睹了巴黎公社起义这一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农民起义的伟大事件。光绪二年(1876年)，他出任中国驻英使馆译官，光绪十三年任秘书。后曾一度回国，任光绪皇帝的英语教师；光绪二十二年，任出使英、意、比大臣罗丰禄的参赞；光绪二十七年，以记铭道二品卿衔出英、意、比大臣，光绪三十五年任满回国。他一生中八次出国，在国外度过了27个春秋。1918年病逝于北京。张德彝陆续把他的见闻写成了八部“述奇”，其一至六和第八，已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走向世界丛书》出版。惟缺第七部述奇，过去一直认为已遗佚，但最近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文献中被发现。
张德彝从海外归来后，被派去和同文馆的另一校友沈铎一起做光绪帝的英文老师。中国的皇帝也许是惟一要求两位教授同时上一门课的人。为了对自己的老师表示尊重，光绪帝允许他们在王爷和大臣们跪见时仍然坐在自己身边。可见张德彝回国后的地位非同一般。但张德彝对此并不以为然，因为他对自己的同文馆出身还是充满自卑的。
在1860年代初的中国，学习外文不能算是正途。但为了外交的需要，清政府只能通过奖励政策鼓励八旗子弟学习英文。其奖励条款是：每月发给“膏火银”三两，学习优秀者，另有奖金，三年学成后，视成绩授予七、八、九品官职。但即使这样既给钱又给官，在1862年6月京师同文馆开馆时，还是只招收到了10名学生。
同文馆的学生同时要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京师的好事者作各种侮蔑、攻击的言辞打击这些入学的学生：所谓“未同而言，斯文将丧”，所谓“孔门弟子，鬼谷先生”，所谓“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作为15岁的汉军镶黄旗子弟的张德彝，固然有勇气面对这种局面，但是，毕竟没有走八股人仕的正途，一生也还是有遗憾的。
他逝世时，有人送一副挽联——“环游东亚西欧，作宇宙大观，如此壮行能有几；著述连篇累牍，阐古今奥秘，斯真名士不虚生”，当为对他的客观正确的评价。而张德彝晚年却并不为自己的经历自豪。他教导他的子孙：“国家以读书能文为正途。……余不学无术，未人正途，愧与正途为伍；而正途亦间藐与为伍。人之子孙，或聪明，或愚鲁，必以读书为要务。”
张德彝不炫耀自己的语言能力，其墓志铭曰：“君虽习海外文字，或有咨询，每笑而不答，意非所专好也。悲夫!”张德彝的自卑感来自晚清畸形的社会。他不能炫耀自己的学问，固然出于美德，但更多的是社会的畸形环境。如此压抑，的确可悲。
作为“第一”的发现
张德彝与他同时代的外交大臣们相比，可能因为没有赋予中外交涉的重任，他对西方的观察视角非常生活化，晚清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多来自他的记述，他的许多发现是中国人第一次对西方的细致观察所得。
第一个记录西餐：西餐在鸦片战争前后即已进入中国。而西餐在中国北方出现则晚得多。咸丰十一年(1861年)，天津租界出现了一家经营餐饮、旅馆和货栈的“利顺德”，其创始人为英国牧师殷森。五年后(1866年)，张德彝随同使团出访，坐英国轮船由天津去上海，才第一次享用西餐。船上的伙食是“每日三次点心，两次大餐……所食者，无非烧炙牛羊鸡鱼，再则糖饼、苹果……饮则凉水、糖水、热牛奶、菜肉汤、甜苦洋酒”，“更有牛油、脊髓、黄薯、白饭等物”。后来换了法国远洋轮，饮食更加丰盛。即使吃西餐用的餐具和调料，张德彝在日记中也有详细记载：“每人小刀一把、大小匙一、叉一、盘一、白布一、玻璃酒杯三个”，写调料瓶则曰“五味架”，“分装油、醋、清酱、椒面、卤虾”。对异域文明的认识，最直接的是来自对生活方式的观察。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中餐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而西餐同样是西方文明的典型反映。张德彝细致地记载西餐，说明他对中西文化差别的认识是很具体而直接的。中餐的制作讲究的是经验，油盐酱醋的使用、火候的把握，完全靠的是感觉。西餐的制作讲究精致准确，是更加量化的一种方法。这些区别，大约令初次接触西餐的中国有识之士震惊吧。
第一个记载西方标点符号：同治七年(1868年)二月，张德彝随同美国公使蒲安臣带领的“中国使团”出访欧美。在《再述奇》(或者《欧美环游记》)中，他介绍了西洋标点：“泰西各国书籍，其句读勾勒，讲解甚烦。如果句意义足，则记。；意未足，则记，；意虽不足，而义与上句黏合，则记；；又意未足，外补充一句，则记：；语之诧异叹赏者，则记!；问句则记?；引证典据，于句之前后记“”；另加注解，于句之前后记()；又于两段相连之处，则加一横如——。”又过了将近40年，中国的现代汉语才正式采用西式标点符号。张德彝的文化观察不可谓不敏锐。
第一个记载巴黎公社：张德彝写作《随使法国记》110年之后，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将其作为《走向世界丛书》的一种而出版。国人乃知有中国人经历并记载了巴黎公社。张德彝曾于同治九年腊月初四(1871年1月24日)，因为“天津教案”随钦差大臣崇厚赴法赔礼道歉，正赶上巴黎公社暴动。24岁的张德彝在日记中，虽将巴黎公社视为“叛乱”，并命名之为“红头民政”，但对巴黎公社的勇士们，他仍然是称赞有加：“申初，又由楼下解叛勇一千二百余人，中有女子二行，虽衣履残破，面带灰尘，其雄伟之气，溢于眉字……叛勇不惟男子犷悍，即妇女亦从而助虐。所到之处，望风披靡。居则高楼大厦，食 则美味珍馐，快乐眼前，不知有死。其势将败，则焚烧楼阁一空，奇珍半成灰烬。现擒女兵数百，迅明供认，一切放火拒捕，多出若辈之谋。”年轻的张德彝当然无法理解这场运动的世界性意义以及它在人类阶级斗争历史中的重大价值，但是，这种不同于中国农民起义的“叛乱”，想必一定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第一个记载若干著名西洋工具、乐器和房屋名称：自行车的名称，即来自张德彝的记载。他在《欧美游记》中描述过伦敦的自行车：“前后各一轮，一大一小，大者二寸(应为“尺”)，小者寸(尺)半，上坐一人，弦上轮转，足动首摇，其手自按机轴，而前推后曳，左右顾视，趣甚。”他也是第一个描述火车的中国人。在《航海述奇》中他曾描述当时英法的火车：“头等车厢分三间，每间左右各二门，门旁各二窗，有活玻璃可上可下。蓝绸小帘，自卷自舒，机关甚奇。四壁糊以洋棱，壁上有面镜、帽架，有丝络以便盛什物。前后两木床，宽一尺五寸，分四幅，可坐八人。靠背坐褥厚皆三寸，面有回绒洋呢。地铺花毡，有唾盒。晚上，燃玻璃灯于车顶，两床抽出可并为一坑。”他也是第一个描述钢琴的晚清士人：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初四张德彝途经上海，去拜访印刷家姜辟理，曾听姜氏的妹妹“播弄”洋琴。张德彝描写“琴大如箱，音忽洪亮，忽细小，差参错落，颇举可听”。无疑姜氏弹的是一架钢琴。他还首次记载了缝纫机(后来他在法国与缝纫机的发明者伊莱亚斯·豪见过面)：《航海述奇》载他同治五年(1866年)4月19日在曾镇压过太平天国的英军将领戈登家中作客，“见有铁针架一座，俗名铁裁缝”。张德彝描写铁裁缝说：“形似茶几，上下皆有关键，面上前垂一针，后一轴线。做女工时将布放于针下，脚踏关键，针线自能运转，缝纫甚捷。”他还首次把美国白宫翻译成“白房”。在《欧美环游记》中他说：“朱温逊(即约翰逊)少有大志，隐于缝匠，所有天文地理、治国安民之书，罔不精心功习，国人敬之。前任统领凌昆(即林肯)卒后，众遂推彼登位，故国人呼为‘缝匠统领’。其府周围三里，系汉白玉石建造，外绕花园。土人呼曰‘白房’，嘲语也，盖国中呼厕为白房。”这还是头次听说，“白宫”一词在当地民俗中居然有嘲弄的含义。
第一个进入金字塔参观的中国人：金字塔与长城之间的最早的对话或者说直接联系，来自张德彝。他是有记载的第一个曾钻进金字塔的中国人。拿破仑进入金字塔后，曾经因震惊而一言不发，而1866年，当张德彝在参观了胡夫金字塔后，便留下了这样的记述：“神魂失倚”，“虽有土人指引，亦若眩晕”，“出则一身冷汗矣。迄今思之，为之神悸”。可见金字塔本身具有的强大威名和其内部阴森复杂的结构，的确能产生震慑之力。
第一个记载西方的避孕工具(避孕套)：在张德彝所写的著作中，曾两次提到域外有一种叫“肾衣”的物品，如在《航海述奇》(1866年5月12日)中提到他在法国的见闻时写道：“闻英、法国有售肾衣者，不知何物所造。据云，宿妓时将是物冠于龙阳之首，以免染疾。牝牡相合，不容一间，虽云却病，总不如赤身之为快也。”在《欧美环游记·法郎西游记》中，他记载再游法国时的见闻：“闻外国人有恐生子女为累者，乃买一种皮套或绸套，贯于阳具之上，虽极颠凤倒鸾而一雏不卵。”他认识到避孕套的两大功能：预防性病和计划生育。但是，他用儒家思想对这种违背人伦的事进行了抨击：“其法固妙矣，而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惜此等人未之闻也。要之倡兴此法，使人斩嗣，其人也罪不容诛矣。所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张德彝对西方的观察，最后仍然是中国的角度和立场。张德彝的遗憾，当然来自于他的教育背景。我们无法要求张德彝在将近150年前具有更加开放的视野。他在本质方面，仍然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大夫。在旧金山，张德彝的笔记就记录了他同一个美国化了的华人发生摩擦的情况。这个华人已经来到美国七年，学习基督教。张德彝曾经就对他训斥道：“你已经剪了你的辫子，你又怎样有脸回到中国去呢?你已经改穿美国服装了，我们不再把你看成一个中国人。你学基督教吗?你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传统。在你死后，你还有脸去见你的祖宗吗?”
同样一个丁韪良，在与中国农民交流的时候，却认识到中国社会底层的真实想法。他在北京西山同一位满手老茧的农夫聊天时，农夫问道：“你们洋人为何不灭掉清国呢?”丁反问道：“你觉得我们能灭得了吗?”农夫说道：“当然了”，他边说边指着山下面的一根电线，“发明那电线的人就能推翻清国”。
晚清中国面临的是一场源自先进科技的革命。顽固的士大夫们坚持认为中国虽然没有发明电线电报，却仍然是泱泱大国。
在直接走出国门、接触到西方现代科技文明的晚清士人中，张德彝是一位比较特殊的人物。
“自卑”的出身
张德彝(1847年-1918年)，同治元年(1862年)十五岁时考入京师同文馆，为该馆培养出的第一批译员之一，四年后，他便随同中国近代第一个官方外派使团斌椿使团出访。随后40年，他虽然没有担任过驻外最高使节，但他始终从事外交和外事活动。同治七年蒲安臣使团出使欧美时他任通事(翻译)，环游了欧美各国；同治九年，钦差大臣崇厚因天津教案一事专程赴法道歉，他任随员。此间他目睹了巴黎公社起义这一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农民起义的伟大事件。光绪二年(1876年)，他出任中国驻英使馆译官，光绪十三年任秘书。后曾一度回国，任光绪皇帝的英语教师；光绪二十二年，任出使英、意、比大臣罗丰禄的参赞；光绪二十七年，以记铭道二品卿衔出英、意、比大臣，光绪三十五年任满回国。他一生中八次出国，在国外度过了27个春秋。1918年病逝于北京。张德彝陆续把他的见闻写成了八部“述奇”，其一至六和第八，已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走向世界丛书》出版。惟缺第七部述奇，过去一直认为已遗佚，但最近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文献中被发现。
张德彝从海外归来后，被派去和同文馆的另一校友沈铎一起做光绪帝的英文老师。中国的皇帝也许是惟一要求两位教授同时上一门课的人。为了对自己的老师表示尊重，光绪帝允许他们在王爷和大臣们跪见时仍然坐在自己身边。可见张德彝回国后的地位非同一般。但张德彝对此并不以为然，因为他对自己的同文馆出身还是充满自卑的。
在1860年代初的中国，学习外文不能算是正途。但为了外交的需要，清政府只能通过奖励政策鼓励八旗子弟学习英文。其奖励条款是：每月发给“膏火银”三两，学习优秀者，另有奖金，三年学成后，视成绩授予七、八、九品官职。但即使这样既给钱又给官，在1862年6月京师同文馆开馆时，还是只招收到了10名学生。
同文馆的学生同时要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京师的好事者作各种侮蔑、攻击的言辞打击这些入学的学生：所谓“未同而言，斯文将丧”，所谓“孔门弟子，鬼谷先生”，所谓“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作为15岁的汉军镶黄旗子弟的张德彝，固然有勇气面对这种局面，但是，毕竟没有走八股人仕的正途，一生也还是有遗憾的。
他逝世时，有人送一副挽联——“环游东亚西欧，作宇宙大观，如此壮行能有几；著述连篇累牍，阐古今奥秘，斯真名士不虚生”，当为对他的客观正确的评价。而张德彝晚年却并不为自己的经历自豪。他教导他的子孙：“国家以读书能文为正途。……余不学无术，未人正途，愧与正途为伍；而正途亦间藐与为伍。人之子孙，或聪明，或愚鲁，必以读书为要务。”
张德彝不炫耀自己的语言能力，其墓志铭曰：“君虽习海外文字，或有咨询，每笑而不答，意非所专好也。悲夫!”张德彝的自卑感来自晚清畸形的社会。他不能炫耀自己的学问，固然出于美德，但更多的是社会的畸形环境。如此压抑，的确可悲。
作为“第一”的发现
张德彝与他同时代的外交大臣们相比，可能因为没有赋予中外交涉的重任，他对西方的观察视角非常生活化，晚清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多来自他的记述，他的许多发现是中国人第一次对西方的细致观察所得。
第一个记录西餐：西餐在鸦片战争前后即已进入中国。而西餐在中国北方出现则晚得多。咸丰十一年(1861年)，天津租界出现了一家经营餐饮、旅馆和货栈的“利顺德”，其创始人为英国牧师殷森。五年后(1866年)，张德彝随同使团出访，坐英国轮船由天津去上海，才第一次享用西餐。船上的伙食是“每日三次点心，两次大餐……所食者，无非烧炙牛羊鸡鱼，再则糖饼、苹果……饮则凉水、糖水、热牛奶、菜肉汤、甜苦洋酒”，“更有牛油、脊髓、黄薯、白饭等物”。后来换了法国远洋轮，饮食更加丰盛。即使吃西餐用的餐具和调料，张德彝在日记中也有详细记载：“每人小刀一把、大小匙一、叉一、盘一、白布一、玻璃酒杯三个”，写调料瓶则曰“五味架”，“分装油、醋、清酱、椒面、卤虾”。对异域文明的认识，最直接的是来自对生活方式的观察。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中餐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而西餐同样是西方文明的典型反映。张德彝细致地记载西餐，说明他对中西文化差别的认识是很具体而直接的。中餐的制作讲究的是经验，油盐酱醋的使用、火候的把握，完全靠的是感觉。西餐的制作讲究精致准确，是更加量化的一种方法。这些区别，大约令初次接触西餐的中国有识之士震惊吧。
第一个记载西方标点符号：同治七年(1868年)二月，张德彝随同美国公使蒲安臣带领的“中国使团”出访欧美。在《再述奇》(或者《欧美环游记》)中，他介绍了西洋标点：“泰西各国书籍，其句读勾勒，讲解甚烦。如果句意义足，则记。；意未足，则记，；意虽不足，而义与上句黏合，则记；；又意未足，外补充一句，则记：；语之诧异叹赏者，则记!；问句则记?；引证典据，于句之前后记“”；另加注解，于句之前后记()；又于两段相连之处，则加一横如——。”又过了将近40年，中国的现代汉语才正式采用西式标点符号。张德彝的文化观察不可谓不敏锐。
第一个记载巴黎公社：张德彝写作《随使法国记》110年之后，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将其作为《走向世界丛书》的一种而出版。国人乃知有中国人经历并记载了巴黎公社。张德彝曾于同治九年腊月初四(1871年1月24日)，因为“天津教案”随钦差大臣崇厚赴法赔礼道歉，正赶上巴黎公社暴动。24岁的张德彝在日记中，虽将巴黎公社视为“叛乱”，并命名之为“红头民政”，但对巴黎公社的勇士们，他仍然是称赞有加：“申初，又由楼下解叛勇一千二百余人，中有女子二行，虽衣履残破，面带灰尘，其雄伟之气，溢于眉字……叛勇不惟男子犷悍，即妇女亦从而助虐。所到之处，望风披靡。居则高楼大厦，食 则美味珍馐，快乐眼前，不知有死。其势将败，则焚烧楼阁一空，奇珍半成灰烬。现擒女兵数百，迅明供认，一切放火拒捕，多出若辈之谋。”年轻的张德彝当然无法理解这场运动的世界性意义以及它在人类阶级斗争历史中的重大价值，但是，这种不同于中国农民起义的“叛乱”，想必一定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第一个记载若干著名西洋工具、乐器和房屋名称：自行车的名称，即来自张德彝的记载。他在《欧美游记》中描述过伦敦的自行车：“前后各一轮，一大一小，大者二寸(应为“尺”)，小者寸(尺)半，上坐一人，弦上轮转，足动首摇，其手自按机轴，而前推后曳，左右顾视，趣甚。”他也是第一个描述火车的中国人。在《航海述奇》中他曾描述当时英法的火车：“头等车厢分三间，每间左右各二门，门旁各二窗，有活玻璃可上可下。蓝绸小帘，自卷自舒，机关甚奇。四壁糊以洋棱，壁上有面镜、帽架，有丝络以便盛什物。前后两木床，宽一尺五寸，分四幅，可坐八人。靠背坐褥厚皆三寸，面有回绒洋呢。地铺花毡，有唾盒。晚上，燃玻璃灯于车顶，两床抽出可并为一坑。”他也是第一个描述钢琴的晚清士人：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初四张德彝途经上海，去拜访印刷家姜辟理，曾听姜氏的妹妹“播弄”洋琴。张德彝描写“琴大如箱，音忽洪亮，忽细小，差参错落，颇举可听”。无疑姜氏弹的是一架钢琴。他还首次记载了缝纫机(后来他在法国与缝纫机的发明者伊莱亚斯·豪见过面)：《航海述奇》载他同治五年(1866年)4月19日在曾镇压过太平天国的英军将领戈登家中作客，“见有铁针架一座，俗名铁裁缝”。张德彝描写铁裁缝说：“形似茶几，上下皆有关键，面上前垂一针，后一轴线。做女工时将布放于针下，脚踏关键，针线自能运转，缝纫甚捷。”他还首次把美国白宫翻译成“白房”。在《欧美环游记》中他说：“朱温逊(即约翰逊)少有大志，隐于缝匠，所有天文地理、治国安民之书，罔不精心功习，国人敬之。前任统领凌昆(即林肯)卒后，众遂推彼登位，故国人呼为‘缝匠统领’。其府周围三里，系汉白玉石建造，外绕花园。土人呼曰‘白房’，嘲语也，盖国中呼厕为白房。”这还是头次听说，“白宫”一词在当地民俗中居然有嘲弄的含义。
第一个进入金字塔参观的中国人：金字塔与长城之间的最早的对话或者说直接联系，来自张德彝。他是有记载的第一个曾钻进金字塔的中国人。拿破仑进入金字塔后，曾经因震惊而一言不发，而1866年，当张德彝在参观了胡夫金字塔后，便留下了这样的记述：“神魂失倚”，“虽有土人指引，亦若眩晕”，“出则一身冷汗矣。迄今思之，为之神悸”。可见金字塔本身具有的强大威名和其内部阴森复杂的结构，的确能产生震慑之力。
第一个记载西方的避孕工具(避孕套)：在张德彝所写的著作中，曾两次提到域外有一种叫“肾衣”的物品，如在《航海述奇》(1866年5月12日)中提到他在法国的见闻时写道：“闻英、法国有售肾衣者，不知何物所造。据云，宿妓时将是物冠于龙阳之首，以免染疾。牝牡相合，不容一间，虽云却病，总不如赤身之为快也。”在《欧美环游记·法郎西游记》中，他记载再游法国时的见闻：“闻外国人有恐生子女为累者，乃买一种皮套或绸套，贯于阳具之上，虽极颠凤倒鸾而一雏不卵。”他认识到避孕套的两大功能：预防性病和计划生育。但是，他用儒家思想对这种违背人伦的事进行了抨击：“其法固妙矣，而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惜此等人未之闻也。要之倡兴此法，使人斩嗣，其人也罪不容诛矣。所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张德彝对西方的观察，最后仍然是中国的角度和立场。张德彝的遗憾，当然来自于他的教育背景。我们无法要求张德彝在将近150年前具有更加开放的视野。他在本质方面，仍然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大夫。在旧金山，张德彝的笔记就记录了他同一个美国化了的华人发生摩擦的情况。这个华人已经来到美国七年，学习基督教。张德彝曾经就对他训斥道：“你已经剪了你的辫子，你又怎样有脸回到中国去呢?你已经改穿美国服装了，我们不再把你看成一个中国人。你学基督教吗?你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传统。在你死后，你还有脸去见你的祖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