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是因为他身上没有任何附属性,和当代艺术、当代中国的概念没有任何关系,我才选择托马斯作为我绘画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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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发中分的毛焰穿着松垮垮的牛仔裤和皱巴巴的T恤衫,脸上鼓出几颗粉刺。
　　看上去,他像是一位艺术家或者一位县城美术教师。他从杯盘狼藉的餐桌旁站起来,走向录音笔,手里还拿着一杯雪花啤酒。
　　“喝点酒可以让我更清醒。”他富有诗意地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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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岁,毛焰已成为当代最重要,也是最难归类的艺术家之一。
　　在各地艺术家纷纷北上,各种前卫艺术、新潮观念层出不穷之时,毛焰却一直驻守南京,蜗居于郊区的画室,画画、教书。当装置、观念、新媒体等艺术形式强烈地冲击着传统架上绘画时,毛焰却依然醉心于他的肖像画。有论者称,毛焰将这一源自西方的艺术形式,画出了中国水墨山水的意趣。
　　“毛焰的动向与众不同,从不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诗人韩东说,“他不在现有的气氛中寻求认同,也不在属于未来世纪的幻觉中寻求支持。他更像是一个背转身的旅行者,心目中的圣地在绘画史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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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十几年前,毛焰就确立了他的江湖地位。一幅《记忆或者舞蹈的黑玫瑰》,让他跻身于“千万俱乐部”。
　　当时,毛焰曾放言:“我希望画面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局部都充满表情。”对于一个24岁即在大型展览上获奖的画家,这无疑是他才华和野心的有力佐证。评论家栗宪庭也曾撰文表扬:“毛焰的作品放在欧洲任何博物馆的大师作品前,都毫不逊色。”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毛焰开始转向。他的转向并不是危机的结果——如很多艺术家的惯例,正好相反,他刚刚抵达某个巅峰。无论从舆论或是作品所呈现的品质看,荣光正徐徐降临。大家翘首以待之际,毛焰却古怪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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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焰出生在一个“绘画世家”,从小在父亲的熏陶下,开始绘画的训练。他经常被父亲带着去看各种展览,在父亲的指导下进行基本功训练。国画、写意、水彩、素描、对颜色和明暗的捕捉,每一项训练都得到父亲的细微指点。
　　1980年代末,毛焰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各种流派、各种风格在学校里交流、交融,师生之间几乎没有任何隔阂,心都是敞开的。”
　　他的同学中走出了刘小东、方力钧、赵半狄等至今仍风头强健的艺术家。
　　1992年完成的《小山的肖像》是毛焰早期以文化精英为对象的作品中最早的一幅,这幅画在当年举办的“九十年代广州艺术双年展”上获得“学术奖”,令毛焰名声大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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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早年的《小山的肖像》,到如今的“托马斯系列”,毛焰的大部分作品画的都是他熟识的朋友。
　　1990年初期,毛焰的肖像画多以居住于南京的朋友,如苏童、韩东、李小山等为模特。画面形态与画中人物的文化背景交互,拓展了肖像的思想纵深。“作品中或忧郁、或惶惑、或脆弱的文人肖像的所指,既是具体的个人、也是整个人类的面孔。”使毛焰崭露头角的《小山的肖像》,便是以“头重脚轻”的俯视,流露出其当时“观念性肖像”共有的敏感不安。
　　1995年,毛焰结识了南京作家韩东。那时,韩东正经历着人生的低潮。在毛焰眼里,失魂落魄的韩东是“最美的”。他拉韩东拍了照片,然后开始创作。后来,毛焰给这幅画起了一个很抒情的名字——《我的诗人》。
　　1998年,毛焰参加旧金山的一个展览,因为技术操作和翻译交流的失误,这幅画被人以不到1万美金买走,此后再无音信。对此事,毛焰一直耿耿于怀。
　　几年后,纽约索斯比秋拍,《我的诗人》浮出水面,毛焰决定不惜一切把它拍回来。
　　“当时不少圈内的朋友瞄上了这幅画。经过一番沟通,他们最终退出竞拍。”毛焰说,
　　“我最终以14万美金的价格把《我的诗人》带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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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焰的转向与一个外国人有关。
　　1998年,毛焰遇到了在南京学习汉语的卢森堡留学生托马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