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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命令”也称“第一号号令”、“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等,是指1969年10月中旬,林彪通过军委办事组发给全军的一个战备命令。这个命令当时在军内外产生了很大震动,在党和军队的核心领导层引起复杂的反应,多年之后仍然众说纷纭。
1969年国庆前夕,毛泽东公开号召全国人民做好战争准备,他在审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口号时,加上这样一条:“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受毛泽东委托,林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研究苏联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与会人员一致认为苏联缺乏谈判诚意,很可能会冒险发动突然袭击,并表示赞同毛泽东关于领导同志疏散的指示。林彪的战备命令经过军委办事组及“前指”(根据林彪指示于10月中旬组成,准备担任战时指挥全军打仗的任务,由主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阎仲川亲自带领,随军委办事组行动)下达全军时,按照内容被区分为四个命令,分别传给军内不同的部门。这也就是所谓的“一号命令”。
10月19日,对林彪、叶群以及军委办事组不利的消息纷纷传来,毛泽东看到命令后,当即把它烧掉了,这是不同寻常的反应,表明了毛泽东的不满。在北京,周恩来也在查问命令的内容、来历。在昆明以及其他许多地方,林彪的战备命令已经流传到军外群众中了,有的甚至把命令内容写成大字报张贴到大街上,在群众中引起了恐慌。
围绕“一号命令”的善后,军委办事组一方面处理泄密问题,另一方面处理冠名问题。黄永胜等人大张旗鼓地反复追究各单位在执行命令中的泄密,军委办事组成员分头给各军区、军兵种打电话,并连续作批示、发通告,黄永胜还在各总部、军兵种干部会议上严厉地说:再出现这样的事,要提头来见! 同时,他们尽量掩饰冠名错误产生的影响,在各军区、军兵种上报军委办事组关于执行“一号命令”的情况汇报后,军委办事组有的删去“第一个号令”字样再抄送毛泽东及中央其他领导人传阅,有的则按下不报。
“一号命令”出现冠名和泄密的错误反映了当时一些综合性的问题。自1968年以军委办事组代替军委领导职能开始,军队统帅机构人员组成就改变了以往各战略区成员的大致均衡性,几乎清一色地出自原第一方面军和第四野战军。在毛泽东之下,林彪一手控制了军委机构,军委办事组的主要成员与林彪之间形成一种比较明显的人身依附关系。另外,由原来的军委常委领导集体,一下子过渡到全新成员的军委办事组,没有经过传承衔接阶段,主持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没有领导全军工作的经验,也缺乏相关的知识和严谨的作风,他们主要依靠林彪的支持和对林彪的服从维持领导。
叶群任林彪办公室主任以及军委办事组成员,明显是不合适的,林彪与办事组之间的联系都要通过叶群,她的存在使军委办事组与林彪的关系更密切,也更微妙。军委办事组的这种体制破坏了领导集体中正常的工作关系和必要的制衡关系,使军国大事掺杂了较多的私人感情因素。这对“一号命令”这样的错误发生有直接的影响,如果领导关系合理,制度健全,工作作风扎实,应当不至于出现这类问题。 (据《当代中国史研究》)
1969年国庆前夕,毛泽东公开号召全国人民做好战争准备,他在审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口号时,加上这样一条:“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受毛泽东委托,林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研究苏联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与会人员一致认为苏联缺乏谈判诚意,很可能会冒险发动突然袭击,并表示赞同毛泽东关于领导同志疏散的指示。林彪的战备命令经过军委办事组及“前指”(根据林彪指示于10月中旬组成,准备担任战时指挥全军打仗的任务,由主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阎仲川亲自带领,随军委办事组行动)下达全军时,按照内容被区分为四个命令,分别传给军内不同的部门。这也就是所谓的“一号命令”。
10月19日,对林彪、叶群以及军委办事组不利的消息纷纷传来,毛泽东看到命令后,当即把它烧掉了,这是不同寻常的反应,表明了毛泽东的不满。在北京,周恩来也在查问命令的内容、来历。在昆明以及其他许多地方,林彪的战备命令已经流传到军外群众中了,有的甚至把命令内容写成大字报张贴到大街上,在群众中引起了恐慌。
围绕“一号命令”的善后,军委办事组一方面处理泄密问题,另一方面处理冠名问题。黄永胜等人大张旗鼓地反复追究各单位在执行命令中的泄密,军委办事组成员分头给各军区、军兵种打电话,并连续作批示、发通告,黄永胜还在各总部、军兵种干部会议上严厉地说:再出现这样的事,要提头来见! 同时,他们尽量掩饰冠名错误产生的影响,在各军区、军兵种上报军委办事组关于执行“一号命令”的情况汇报后,军委办事组有的删去“第一个号令”字样再抄送毛泽东及中央其他领导人传阅,有的则按下不报。
“一号命令”出现冠名和泄密的错误反映了当时一些综合性的问题。自1968年以军委办事组代替军委领导职能开始,军队统帅机构人员组成就改变了以往各战略区成员的大致均衡性,几乎清一色地出自原第一方面军和第四野战军。在毛泽东之下,林彪一手控制了军委机构,军委办事组的主要成员与林彪之间形成一种比较明显的人身依附关系。另外,由原来的军委常委领导集体,一下子过渡到全新成员的军委办事组,没有经过传承衔接阶段,主持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没有领导全军工作的经验,也缺乏相关的知识和严谨的作风,他们主要依靠林彪的支持和对林彪的服从维持领导。
叶群任林彪办公室主任以及军委办事组成员,明显是不合适的,林彪与办事组之间的联系都要通过叶群,她的存在使军委办事组与林彪的关系更密切,也更微妙。军委办事组的这种体制破坏了领导集体中正常的工作关系和必要的制衡关系,使军国大事掺杂了较多的私人感情因素。这对“一号命令”这样的错误发生有直接的影响,如果领导关系合理,制度健全,工作作风扎实,应当不至于出现这类问题。 (据《当代中国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