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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论文通过对先秦典籍《左传》用词上呈现出的特征展开论述，对“以”、“所”以及“告谕”等词进行了总结性的分析，并着重指出在《左传》中，行人辞令的美，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因此着重分析了辞令中呈现出的委婉含蓄、不卑不亢、刚柔并济等特点，并进一步指出其审美价值。
关键词：《左传》 辞令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左传》作为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大量的先秦语料，代表了先秦时期的文献语言的大致面貌，是研究上古汉语最具代表性的语料。笔者对《左传》中的所有“以”字用法进行穷尽式考察，确定了其中的265例“以”字句为早期的处置式。从句法结构和语义的角度对这265例“以”字处置式进行了分类后，认为其核心问题就是学者们是否承认“以”字也可以表示处置语义的问题。
有人认为“以”字处置式就是处置式的早期表现形式，所以上古汉语中也存在处置式。但有的学者认为介词“以”是工具语介词，是不可以用来表示处置语义的。在综合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介词“以”完全可以构成处置式，表示处置语义。这是对“以”字在《左传》中体现出的特点的概述性说明。
其次，在《左传》中，“告谕”类动词也值得进一步考察。在告谕词中有“告、语、赴、诉（ ）、谒、祷、谂”，在对该类动词的具体使用情况进行审视的基础上，可以找出它们结构功能的不同之处。对选定的告谕类动词“告、语、赴、诉（ ）、谒、祷、谂”的用例的句法分析后，可以看到义素差异对结构功能的影响，而且也发现它们由于义素不同从而导致结构功能不同。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看到，在《左传》中“非”只能是副词，不可能是系词。不能用公式说“弗=不+之”、“勿=毋+之”，“弗”、“勿”是两个经常用于后续句中，主要对及物动词本身进行否定的副词。
“未”不是只能对过去表示否定，而是对过去以至现在表示否定，对将来表愿望或可能，强调动作行为的可变性；而且“未”没有“不”的含义，当“未”后跟助动词，没有动态变化的动词或形容词时，“未”表静态否定，但仍有动态意味，表示“还不”。
此外关于和“非”联系紧密的“匪”，与“毋”联系紧密的“无”，简单的分析“匪”和“非”在否定谓语时确实相通，只是使用的阶段不同罢了。而且不是所有的“无”都通于“毋”，只是作副词使用的“无”通于“毋”。
关于《左传》中“所”的用法也一直存在着争议，学界还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所”字及“所”字结构在古代汉语中使用频率较高，是古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的热点。对《左传》“所”字和“所”字结构作全面调查后，并对《左传》中“所”字的词性和“所”字结构采用描写、统计、论例相结合的方法，点面结合，从“所”字的用法、“所”字结构的结构类型、“所”字结构的句法功能等不同角度进行考查后，关于《左传》“所”字词性和“所”字结构能够确知的是，《左传》中的“所”字共有结构助词、名词和假设连词三种用法，而且应该在研究中将它们相互区分。
同时按照《左传》中的“所”字用例，“所”字的词性应该定为结构助词，而不能作代词分析。《左传》中的“所”字结构可以细分为“所动”结构、“所形”结构、“所名”结构、“所——介——动”结构和“所——介——名”结构等五种类型，而且各种类型的“所”字结构又可以细分为不同的小类，在具体运用中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可以看到《左传》中的“所”字结构主要充当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等四种句法成分的。
我们试图拿《左传》中的使令动词作为考察对象，以一个语义场为单位，具体描写各词的句法结构模式，然后从其词汇意义的角度出发，展示词汇意义是如何影响其句法功能。从词义比较中概括、抽象出各自的词义特点，可以看到使令动词不同的句法结构和功能的深层原因，从而从理论上认知上看到古汉语词汇意义与其句法关系的可能性。
我们发现动词的使令义项在语法结构上都能构成兼语句式。虽为同源词，由于“命”、“令”的类义素不同，它们在是否突出主语和对兼语成分的选择上有所差别。同在这个语义场中的“使”由于高频使用，已经出现虚化，而且在构成兼语结构时又和其它句式杂糅，形成比较丰富的兼语类型。这是没有虚化的“令”和“命”所不具备的语法功能。
还比如“请”的词义特征是涉及交际客体方、以言语交际为形式，其词义凸现动作感，“求”的词义特征是不一定涉及交际客体方、有所凭借、目的性强，其词义凸现目的性。“请”最终发展为表敬副词是由“请”与“求”的词义差异及言语交际的礼貌原则所决定的。“请”与“求”的共存提供了语用选择的基础，具体的语境又对它们的词义产生了影响。
另外我们分析动词的一些用法时，也可以找到其一些基本的规律之所在。动词是实词中的大类，在汉语语法学史上，动词问题一直是语法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上世纪70年代以前，动词的研究主要涉及动词的语法特点的描写，和动词与其他词类的区分。至1979年以后，动词的研究转移到内部分类方面，对动词的次类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的划分。
目前，在对《左传》中的单音节谓语动词作为研究对象基础上，寻找上古汉语动词在《左传》中使用的内在规律后可以发现，故配价语法是揭示这种规律很重要的一种方法。配价语法是能够反映句法和语义之间映射关系的一种直接而有效的手段，是对语言结构方式的一种有效的研究途径。现代人们对于配价理论的关注越来越多，探寻上古汉语语义成分同句法结构的深层关系，揭示出配价语法的运用对汉语研究的意义和配价语法在词类研究方面的价值无疑是很重要的。
《左传》中存在32组单双音节同义动词，运用静态描写和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共时静态描写的基础上，运用多视角考察的方法，从音节、语义、句法、语用等不同层面，可以看到制约同义的单双音节动词选择的机制。从《左传》中32组单双音节同义动词可以看到，制约单双音节同义动词选择使用的因素主要有四个：音节因素、语义差别、句法功能和语体选择。这些认识在对《左传》的语义以及用词特点的分析上笔者以为透露出很重要的价值来。
钱钟书先生说：“吾国史籍工于记言者，莫先乎《左传》，公言私语，盖无不有”，除了上边陈述的一些用词特点之外，实际上《左传》记言最精彩的是行人辞令。既表现为委婉含蓄，绵里藏针，带有某种压抑收敛性，另一方面文缓旨远，借言达意，不卑不亢，刚柔并济，带有某种自由舒展性。
如人们经常谈到的《秦晋崤之战》中：“郑穆公使视客馆，则束载、厉兵、秣马矣。使皇武子辞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牵竭矣。为吾子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共麋鹿，以闲敝邑，若何？’杞子奔齐，逄孙、杨孙奔宋。”在这一节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委婉含蓄的辞令特点。郑穆公因为知道秦国要偷袭郑国，派皇武子委婉地逐客，因为杞子、逄孙、杨孙都是秦国派来监视郑国作为内应的，所以他们才出逃郑国。
正如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所说的：“左传”所记当时君臣的话，从容委屈，意味深长，只是平心静气地说，紧要关头却不放松一步，真可谓恰到好处。又如僖公四年，楚王派屈完去诸侯军中求和，齐侯以武力相威胁：“以此众战，唯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而屈完之对却委婉有礼：君若以德馁诸侯，谁敢不服？君若有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在这里显然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告知齐侯楚国已经严阵以待，不惧怕齐国之力量，而愿意与之结为邦交。
还比如在《齐桓公伐楚》一篇中，齐桓公为了称霸天下，带领着诸侯军队来攻打楚国。此时的齐国一幅霸主的态度，而楚国的使者则是随机应变、毫不示弱、不卑不亢，面对管仲，我们看到“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的无理入侵借口，楚子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当然诸侯的军队向前推进，驻扎在迳地。我们看到这些辞令具有语气和缓、曲折含蓄等特点。
另外在辞令的特色上就是表现为能有礼有节，既能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分析问题，又能很好地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体现出了很好的外交家的丰采。在具体的语境之上往往能够语设虚境，引人入彀。
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左传》三十三年的烛之武退秦师。秦晋围郑，烛之武受命说秦伯，其用意显然是为了维护郑国的利益。他却站在秦晋郑三国间的利害关系作了具体的分析，先是把郑国放在了一边，指出了亡郑无益于秦，“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这里没有直呼其名，而是称其为“君”，显然是一种能让人很好接受的语气。
同时，他还对其采取循循善诱的方式来向秦穆公提出建议：“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喜。”烛之武在对穆公的建议中构建虚拟了一个“舍郑以为东道主”的一个很好的设想，并在这个很好的设想中陈述其利害以及复杂的关系，既有很好的说服力，也有很好的实行力。
接着展开逻辑推理，把话题逐步地引向深入，指出了晋国忘恩负义之举，背信食言之事，归结到晋之野心不独在郑，还将侵秦。引秦伯入彀中，从而使“秦伯说”，毅然退兵，郑国得以保全。在虚设的情境中，行人辞令实现了较好的表达的效果。
烛之武用词之妙就在于表面上站在秦国的立场说话，好像处处都在为秦国考虑，就像是秦国的大夫向秦穆公直谏，以分晓利害，实则是维护郑国的利益。
相似的还有《子产告范宣子轻币》郑国为小国，晋国为大国，春秋时代，小国要向大国进贡。“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郑人以病之。”子产为了减轻郑国进贡的负担，子产寓书与子西以告宣子：“非无贿之患，而无名之难。”“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就。”“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子产也是站在晋国的立场，以“令德”、“令名”和“重币”两相对照，替范宣子阐明了利害关系，最终达到了宣子愉悦，从而达到了轻币的目的。
当然，我们看到在《左传》中描写行人之辞令都具有一种“雅辩”的特征，大都是在娓娓道来，彬彬有礼地阐述一个问题。笔者以为，这也是《左传》深受儒家影响之下的价值取向，所谓合乎礼而归于德，德和礼是辞令的思想基点，商量或听从的和缓语气被普遍采用，显得有着典雅之美。
在春秋那个时代里，利乐制度的逐渐倾颓是很正常的，但是传统的力量还是有着很重要的影响。“礼”的恪守以及遵从，反映了人们对道德和谐以及秩序和谐的企盼，在外交的辞令中这种原则的躬行无疑使得行人辞令有了典雅华美的高贵气质，当然其运用的背后都是为了家国的利益，为了某个集团而服务的，但是在其修辞技巧和模式化语言的背后，也展现了辞令中蕴藏的丰富内涵。这也使得《左传》的辞令有了一种独特的美的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1] 杨林青：《〈左传〉中的处所词研究》，《韶关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2] 王国雨：《〈左传〉名词动用分析》，《江汉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3] 何士乐：《〈左传〉虚词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4] 李光毕：《〈左传〉中的辞令刍议》，《齐齐哈尔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5] 邹文利：《〈左传〉中的话语特征》，《佳木斯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6] 冯小梅：《浅论〈左传〉中的“以”字的用法》，《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7] 李天杲：《漫谈〈左传〉中的“所”字的用法》，《长治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8] 张泽群：《〈左传〉中的辞令的审美特征》，《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9] 李艾艾：《论〈左传〉中的修辞特色》，《河北学刊》，1998年第3期。
[10] 刘高阳：《〈左传〉虚词辩》，《湛江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5期。
[11] 林键：《杂议〈左传〉中的双音节词》，《大庆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
作者简介：栾吉，女，1971—，江苏泰兴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汉语史，作者单位：泰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关键词：《左传》 辞令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左传》作为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大量的先秦语料，代表了先秦时期的文献语言的大致面貌，是研究上古汉语最具代表性的语料。笔者对《左传》中的所有“以”字用法进行穷尽式考察，确定了其中的265例“以”字句为早期的处置式。从句法结构和语义的角度对这265例“以”字处置式进行了分类后，认为其核心问题就是学者们是否承认“以”字也可以表示处置语义的问题。
有人认为“以”字处置式就是处置式的早期表现形式，所以上古汉语中也存在处置式。但有的学者认为介词“以”是工具语介词，是不可以用来表示处置语义的。在综合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介词“以”完全可以构成处置式，表示处置语义。这是对“以”字在《左传》中体现出的特点的概述性说明。
其次，在《左传》中，“告谕”类动词也值得进一步考察。在告谕词中有“告、语、赴、诉（ ）、谒、祷、谂”，在对该类动词的具体使用情况进行审视的基础上，可以找出它们结构功能的不同之处。对选定的告谕类动词“告、语、赴、诉（ ）、谒、祷、谂”的用例的句法分析后，可以看到义素差异对结构功能的影响，而且也发现它们由于义素不同从而导致结构功能不同。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看到，在《左传》中“非”只能是副词，不可能是系词。不能用公式说“弗=不+之”、“勿=毋+之”，“弗”、“勿”是两个经常用于后续句中，主要对及物动词本身进行否定的副词。
“未”不是只能对过去表示否定，而是对过去以至现在表示否定，对将来表愿望或可能，强调动作行为的可变性；而且“未”没有“不”的含义，当“未”后跟助动词，没有动态变化的动词或形容词时，“未”表静态否定，但仍有动态意味，表示“还不”。
此外关于和“非”联系紧密的“匪”，与“毋”联系紧密的“无”，简单的分析“匪”和“非”在否定谓语时确实相通，只是使用的阶段不同罢了。而且不是所有的“无”都通于“毋”，只是作副词使用的“无”通于“毋”。
关于《左传》中“所”的用法也一直存在着争议，学界还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所”字及“所”字结构在古代汉语中使用频率较高，是古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的热点。对《左传》“所”字和“所”字结构作全面调查后，并对《左传》中“所”字的词性和“所”字结构采用描写、统计、论例相结合的方法，点面结合，从“所”字的用法、“所”字结构的结构类型、“所”字结构的句法功能等不同角度进行考查后，关于《左传》“所”字词性和“所”字结构能够确知的是，《左传》中的“所”字共有结构助词、名词和假设连词三种用法，而且应该在研究中将它们相互区分。
同时按照《左传》中的“所”字用例，“所”字的词性应该定为结构助词，而不能作代词分析。《左传》中的“所”字结构可以细分为“所动”结构、“所形”结构、“所名”结构、“所——介——动”结构和“所——介——名”结构等五种类型，而且各种类型的“所”字结构又可以细分为不同的小类，在具体运用中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可以看到《左传》中的“所”字结构主要充当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等四种句法成分的。
我们试图拿《左传》中的使令动词作为考察对象，以一个语义场为单位，具体描写各词的句法结构模式，然后从其词汇意义的角度出发，展示词汇意义是如何影响其句法功能。从词义比较中概括、抽象出各自的词义特点，可以看到使令动词不同的句法结构和功能的深层原因，从而从理论上认知上看到古汉语词汇意义与其句法关系的可能性。
我们发现动词的使令义项在语法结构上都能构成兼语句式。虽为同源词，由于“命”、“令”的类义素不同，它们在是否突出主语和对兼语成分的选择上有所差别。同在这个语义场中的“使”由于高频使用，已经出现虚化，而且在构成兼语结构时又和其它句式杂糅，形成比较丰富的兼语类型。这是没有虚化的“令”和“命”所不具备的语法功能。
还比如“请”的词义特征是涉及交际客体方、以言语交际为形式，其词义凸现动作感，“求”的词义特征是不一定涉及交际客体方、有所凭借、目的性强，其词义凸现目的性。“请”最终发展为表敬副词是由“请”与“求”的词义差异及言语交际的礼貌原则所决定的。“请”与“求”的共存提供了语用选择的基础，具体的语境又对它们的词义产生了影响。
另外我们分析动词的一些用法时，也可以找到其一些基本的规律之所在。动词是实词中的大类，在汉语语法学史上，动词问题一直是语法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上世纪70年代以前，动词的研究主要涉及动词的语法特点的描写，和动词与其他词类的区分。至1979年以后，动词的研究转移到内部分类方面，对动词的次类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的划分。
目前，在对《左传》中的单音节谓语动词作为研究对象基础上，寻找上古汉语动词在《左传》中使用的内在规律后可以发现，故配价语法是揭示这种规律很重要的一种方法。配价语法是能够反映句法和语义之间映射关系的一种直接而有效的手段，是对语言结构方式的一种有效的研究途径。现代人们对于配价理论的关注越来越多，探寻上古汉语语义成分同句法结构的深层关系，揭示出配价语法的运用对汉语研究的意义和配价语法在词类研究方面的价值无疑是很重要的。
《左传》中存在32组单双音节同义动词，运用静态描写和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共时静态描写的基础上，运用多视角考察的方法，从音节、语义、句法、语用等不同层面，可以看到制约同义的单双音节动词选择的机制。从《左传》中32组单双音节同义动词可以看到，制约单双音节同义动词选择使用的因素主要有四个：音节因素、语义差别、句法功能和语体选择。这些认识在对《左传》的语义以及用词特点的分析上笔者以为透露出很重要的价值来。
钱钟书先生说：“吾国史籍工于记言者，莫先乎《左传》，公言私语，盖无不有”，除了上边陈述的一些用词特点之外，实际上《左传》记言最精彩的是行人辞令。既表现为委婉含蓄，绵里藏针，带有某种压抑收敛性，另一方面文缓旨远，借言达意，不卑不亢，刚柔并济，带有某种自由舒展性。
如人们经常谈到的《秦晋崤之战》中：“郑穆公使视客馆，则束载、厉兵、秣马矣。使皇武子辞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牵竭矣。为吾子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共麋鹿，以闲敝邑，若何？’杞子奔齐，逄孙、杨孙奔宋。”在这一节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委婉含蓄的辞令特点。郑穆公因为知道秦国要偷袭郑国，派皇武子委婉地逐客，因为杞子、逄孙、杨孙都是秦国派来监视郑国作为内应的，所以他们才出逃郑国。
正如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所说的：“左传”所记当时君臣的话，从容委屈，意味深长，只是平心静气地说，紧要关头却不放松一步，真可谓恰到好处。又如僖公四年，楚王派屈完去诸侯军中求和，齐侯以武力相威胁：“以此众战，唯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而屈完之对却委婉有礼：君若以德馁诸侯，谁敢不服？君若有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在这里显然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告知齐侯楚国已经严阵以待，不惧怕齐国之力量，而愿意与之结为邦交。
还比如在《齐桓公伐楚》一篇中，齐桓公为了称霸天下，带领着诸侯军队来攻打楚国。此时的齐国一幅霸主的态度，而楚国的使者则是随机应变、毫不示弱、不卑不亢，面对管仲，我们看到“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的无理入侵借口，楚子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当然诸侯的军队向前推进，驻扎在迳地。我们看到这些辞令具有语气和缓、曲折含蓄等特点。
另外在辞令的特色上就是表现为能有礼有节，既能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分析问题，又能很好地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体现出了很好的外交家的丰采。在具体的语境之上往往能够语设虚境，引人入彀。
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左传》三十三年的烛之武退秦师。秦晋围郑，烛之武受命说秦伯，其用意显然是为了维护郑国的利益。他却站在秦晋郑三国间的利害关系作了具体的分析，先是把郑国放在了一边，指出了亡郑无益于秦，“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这里没有直呼其名，而是称其为“君”，显然是一种能让人很好接受的语气。
同时，他还对其采取循循善诱的方式来向秦穆公提出建议：“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喜。”烛之武在对穆公的建议中构建虚拟了一个“舍郑以为东道主”的一个很好的设想，并在这个很好的设想中陈述其利害以及复杂的关系，既有很好的说服力，也有很好的实行力。
接着展开逻辑推理，把话题逐步地引向深入，指出了晋国忘恩负义之举，背信食言之事，归结到晋之野心不独在郑，还将侵秦。引秦伯入彀中，从而使“秦伯说”，毅然退兵，郑国得以保全。在虚设的情境中，行人辞令实现了较好的表达的效果。
烛之武用词之妙就在于表面上站在秦国的立场说话，好像处处都在为秦国考虑，就像是秦国的大夫向秦穆公直谏，以分晓利害，实则是维护郑国的利益。
相似的还有《子产告范宣子轻币》郑国为小国，晋国为大国，春秋时代，小国要向大国进贡。“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郑人以病之。”子产为了减轻郑国进贡的负担，子产寓书与子西以告宣子：“非无贿之患，而无名之难。”“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就。”“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子产也是站在晋国的立场，以“令德”、“令名”和“重币”两相对照，替范宣子阐明了利害关系，最终达到了宣子愉悦，从而达到了轻币的目的。
当然，我们看到在《左传》中描写行人之辞令都具有一种“雅辩”的特征，大都是在娓娓道来，彬彬有礼地阐述一个问题。笔者以为，这也是《左传》深受儒家影响之下的价值取向，所谓合乎礼而归于德，德和礼是辞令的思想基点，商量或听从的和缓语气被普遍采用，显得有着典雅之美。
在春秋那个时代里，利乐制度的逐渐倾颓是很正常的，但是传统的力量还是有着很重要的影响。“礼”的恪守以及遵从，反映了人们对道德和谐以及秩序和谐的企盼，在外交的辞令中这种原则的躬行无疑使得行人辞令有了典雅华美的高贵气质，当然其运用的背后都是为了家国的利益，为了某个集团而服务的，但是在其修辞技巧和模式化语言的背后，也展现了辞令中蕴藏的丰富内涵。这也使得《左传》的辞令有了一种独特的美的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1] 杨林青：《〈左传〉中的处所词研究》，《韶关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2] 王国雨：《〈左传〉名词动用分析》，《江汉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3] 何士乐：《〈左传〉虚词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4] 李光毕：《〈左传〉中的辞令刍议》，《齐齐哈尔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5] 邹文利：《〈左传〉中的话语特征》，《佳木斯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6] 冯小梅：《浅论〈左传〉中的“以”字的用法》，《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7] 李天杲：《漫谈〈左传〉中的“所”字的用法》，《长治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8] 张泽群：《〈左传〉中的辞令的审美特征》，《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9] 李艾艾：《论〈左传〉中的修辞特色》，《河北学刊》，1998年第3期。
[10] 刘高阳：《〈左传〉虚词辩》，《湛江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5期。
[11] 林键：《杂议〈左传〉中的双音节词》，《大庆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
作者简介：栾吉，女，1971—，江苏泰兴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汉语史，作者单位：泰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