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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的传播使得整个事件的呈现极其鲜活,接受信息的大众因而都成了“现场目击者”,记忆所启动的巨大惊恐,足以让人对电梯总体的不安全性做出扩大化的判断
林紫心理机构北京中心副主任咨询师
前一阵子,几乎每一个人都被湖北荆州的电梯吃人事件惊到了。一时间,自动扶梯尽处的金属盖板在人们眼中成了暗藏杀机的陷阱。对直梯的恐惧也连带着被牵出,接着是对行业监管能力的怀疑,对整个公共安全系统的怀疑,对工业文明本身的怀疑……就像投石入水,激起的涟漪一波波荡漾开去,迅速溢满了心湖。这些怀疑都不无道理,但它们原本都是些老梗,此时却被嚼出新的呛味来。
因为我们所处世界的复杂性,人类的心智对于依赖有限的信息做出尽可能高效的判断具有偏向。社会认知研究认为:“人们从一条一般公理演绎出一个具体例证的过程是缓慢的,但是从一个鲜明的例证归纳出一般公理的过程是迅速的。”我们在认知上得到结论的过程往往倾向于走捷径。湖北电梯吃人事件之所以能够迅速在人们心中造成震动性的影响,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它的传播方式:监控录像。视频的传播使得整个事件的呈现极其鲜活,接受信息的大众因而都成了“现场目击者”,记忆所启动的巨大惊恐,足以让人对电梯总体的不安全性做出扩大化的判断。
这种由于不寻常事件所引发的概率忽视偏误时有发生。比如同性恋题材的影视文学作品经常给人以深刻印象,在一项研究中,公众对人群中同性恋数量的估计是实际比率的7倍。“9·11”之后不久,大量的美国人避开乘飞机旅行而更多选择地面交通,后来有一个研究者发现,在“9·11”之后的3个月中,美国人的死亡人数比过去5年中每3个月的平均死亡人数多了350人。如果考虑到汽车事故的死亡率是飞机失事的230倍这样一个基本概率情况,就知道在恐怖袭击本身之余,“9·11”引起的认知偏差是怎样继续地杀人于无形。
悲剧已经发生,被惊吓到的普通人如何平复自己的情绪?当电梯事故离自己很远的信念被“眼见为实”的贴近感冲击时,产生了强烈的认知失调,人们必须做些事情方能踏实。
如果承认电梯不安全,最直接的行动就是放弃乘坐电梯,改为爬楼,我们可以看到近来在地铁换乘站使用步行梯的人明显多了起来。当然,与空转地不同的是,爬楼不仅不会增加事故概率,从锻炼身体的角度还是更优选择。但是,如果想要把发生意外的概率降为0,仍然是一种无意义的奢求。
更多的人觉得无法完全放弃使用电梯,于是就要想办法让自己再度承认电梯安全。如果是北京人,可能会联想到几年前暴雨时,在广渠门被困车中遇难的车主。那一次人们从事件引起的惊吓中重新获得安全感,还是相对容易的,采购几把破窗锤就可以搞定。但电梯就不一样了,公共物品自己没法亲自处置。于是只好曲线救国,为此人们做了很多努力。比如,让自己具备近乎电梯维修工的专业知识,尽可能学习那几块金属盖板下面的秘密,并且在家庭内部进行安全宣教,还有的人发明一些个性化的乘坐仪式来确认上下安全,类似于迷信的力量。总之,减少情境的模糊性可以冲淡恐惧。
如果对于乘坐电梯的不安全感过于强烈,无法消除,但又必须乘坐,还有一种方式来安置这种恐惧的情绪,那就是类似于微信上流传的“注意!除了电梯,你身边还有6个隐形杀手”这类的警示贴所做的,让自己感觉这真是一个危险的世界。就像以往在一些大的自然灾难后,往往会谣传将有更大的灾难即将到来,这样就可以让焦虑合理化,证实自己的恐惧是一种合适的认知。
电梯吃人,属于小概率高损失事件,事后公众出于情绪上的惊恐而短期内高估了同类事件的概率,是概率忽视偏差的一种,如果只是正常的多担心两天,这不算什么。但是,对于行业运营和监管部门来说,却可能由于同样的认知偏差而将小概率高损失事件的实际概率直接忽视为0,这属于概率忽视偏差的另一个极端。
因为发生的可能性小就疏于监管,早晚会导致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包括对行业自身的打击。自然灾害类的小概率事件无法避免,但大部分由失误引起的小概率高损失事件,永远值得用理性行动去克服认知盲点。在这方面世界各国有自己的经验,什么时候开始学都不晚。一个非同寻常的鲜活案例,可能会悲凉地推动一下行业自身的反省吗?哪怕不是出于责任和道义,而仅仅是经济的损益。
林紫心理机构北京中心副主任咨询师
前一阵子,几乎每一个人都被湖北荆州的电梯吃人事件惊到了。一时间,自动扶梯尽处的金属盖板在人们眼中成了暗藏杀机的陷阱。对直梯的恐惧也连带着被牵出,接着是对行业监管能力的怀疑,对整个公共安全系统的怀疑,对工业文明本身的怀疑……就像投石入水,激起的涟漪一波波荡漾开去,迅速溢满了心湖。这些怀疑都不无道理,但它们原本都是些老梗,此时却被嚼出新的呛味来。
因为我们所处世界的复杂性,人类的心智对于依赖有限的信息做出尽可能高效的判断具有偏向。社会认知研究认为:“人们从一条一般公理演绎出一个具体例证的过程是缓慢的,但是从一个鲜明的例证归纳出一般公理的过程是迅速的。”我们在认知上得到结论的过程往往倾向于走捷径。湖北电梯吃人事件之所以能够迅速在人们心中造成震动性的影响,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它的传播方式:监控录像。视频的传播使得整个事件的呈现极其鲜活,接受信息的大众因而都成了“现场目击者”,记忆所启动的巨大惊恐,足以让人对电梯总体的不安全性做出扩大化的判断。
这种由于不寻常事件所引发的概率忽视偏误时有发生。比如同性恋题材的影视文学作品经常给人以深刻印象,在一项研究中,公众对人群中同性恋数量的估计是实际比率的7倍。“9·11”之后不久,大量的美国人避开乘飞机旅行而更多选择地面交通,后来有一个研究者发现,在“9·11”之后的3个月中,美国人的死亡人数比过去5年中每3个月的平均死亡人数多了350人。如果考虑到汽车事故的死亡率是飞机失事的230倍这样一个基本概率情况,就知道在恐怖袭击本身之余,“9·11”引起的认知偏差是怎样继续地杀人于无形。
悲剧已经发生,被惊吓到的普通人如何平复自己的情绪?当电梯事故离自己很远的信念被“眼见为实”的贴近感冲击时,产生了强烈的认知失调,人们必须做些事情方能踏实。
如果承认电梯不安全,最直接的行动就是放弃乘坐电梯,改为爬楼,我们可以看到近来在地铁换乘站使用步行梯的人明显多了起来。当然,与空转地不同的是,爬楼不仅不会增加事故概率,从锻炼身体的角度还是更优选择。但是,如果想要把发生意外的概率降为0,仍然是一种无意义的奢求。
更多的人觉得无法完全放弃使用电梯,于是就要想办法让自己再度承认电梯安全。如果是北京人,可能会联想到几年前暴雨时,在广渠门被困车中遇难的车主。那一次人们从事件引起的惊吓中重新获得安全感,还是相对容易的,采购几把破窗锤就可以搞定。但电梯就不一样了,公共物品自己没法亲自处置。于是只好曲线救国,为此人们做了很多努力。比如,让自己具备近乎电梯维修工的专业知识,尽可能学习那几块金属盖板下面的秘密,并且在家庭内部进行安全宣教,还有的人发明一些个性化的乘坐仪式来确认上下安全,类似于迷信的力量。总之,减少情境的模糊性可以冲淡恐惧。
如果对于乘坐电梯的不安全感过于强烈,无法消除,但又必须乘坐,还有一种方式来安置这种恐惧的情绪,那就是类似于微信上流传的“注意!除了电梯,你身边还有6个隐形杀手”这类的警示贴所做的,让自己感觉这真是一个危险的世界。就像以往在一些大的自然灾难后,往往会谣传将有更大的灾难即将到来,这样就可以让焦虑合理化,证实自己的恐惧是一种合适的认知。
电梯吃人,属于小概率高损失事件,事后公众出于情绪上的惊恐而短期内高估了同类事件的概率,是概率忽视偏差的一种,如果只是正常的多担心两天,这不算什么。但是,对于行业运营和监管部门来说,却可能由于同样的认知偏差而将小概率高损失事件的实际概率直接忽视为0,这属于概率忽视偏差的另一个极端。
因为发生的可能性小就疏于监管,早晚会导致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包括对行业自身的打击。自然灾害类的小概率事件无法避免,但大部分由失误引起的小概率高损失事件,永远值得用理性行动去克服认知盲点。在这方面世界各国有自己的经验,什么时候开始学都不晚。一个非同寻常的鲜活案例,可能会悲凉地推动一下行业自身的反省吗?哪怕不是出于责任和道义,而仅仅是经济的损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