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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大学校园里出现了某些教授学术不规范,甚至是腐败的现象,引起了人们对教授治学道德问题的普遍关注。本文通过对教授治学的定义及教授治学道德问题的社会表现的阐述,分析了教授治学道德问题出现的原因,并提出加强和改进教授治学道德的途径。
一导论
有学者认为,治学道德,即学术研究的道德,除了指对高深学问的理性追求应有的伦理道德外,还应该是指包含了思想、品德、情感、意志等方面的品质,是一种精神,是学者的人格、境界的灵魂。治学道德之于学术研究犹如修身之于治事。治学道德既是学术研究之本,也是学者为人为师之本。本文中的“治学道德”尤指学者在研究学问时的职业道德,同时,主要侧重从经济的角度去论述这一问题。
“治学是学术界的生活方式。治学也有它非同一般的伦理道德。”[1]随着不断出现的教授腐败案等耸人听闻事件的发生,大学里“高深学问的看护人”———教授的治学道德问题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研究大多从三个方面开展。一是从当今社会现实出发,论述与反思大学学术道德下滑的趋势与表现,认为大学的学术道德与规范建设已经成为制约大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徐淑萍,逝去的治学道德———基于布鲁贝克与科尔的观点[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21(7));另一方面主要论述了学术道德在高校建设中的重要性。比如:任翔(2010)认为学术伦理道德思想不但对古之学者在为人和治学上都曾起着重要的约束,在当今社会同样适用,探讨学术道德问题对当今大学树立正确的学术伦理观念、推进学术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学术道德失范行为问责机制等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任翔,2010,大学学术道德传统的探讨与反思[J].高校理论战线,2010,1)。曹能秀(2004)则从建立治学道德规范和形成个人修养两个方面,探讨了高校学者的治学道德,提出学术自由在治学道德中的重要性。(《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曹能秀(2004,第3期。同文献12);第三个方面为近期的研究,强调学术道德改善的路径问题。学术道德应该作为一种内化机制,从内化机制入手解决高校治学道德问题。(孟凡静,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内化及其促进机制研究[D],西安科技大学, 2012)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教授治学视角探讨学术道德问题,分析教授治学道德问题的表现与原因,并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研究对提高我国高校的社会认可度与科研创新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教授治学道德问题的社会表现
《高等教育哲学》一书中写道:“工匠与教授的根本差别在于前者主要为得到经济收入而工作,后者却把经济收入放在第二位。”[3]教授的工作确是不同于工匠的,也可以说教授的工作不同于其他任何的工种,教授不仅仅担负着教学的工作,还有进行科学研究的任务,同时还有将科技成果与实践相结合,促进社会发展的责任。但是教授也是普通人,他们生活在物质世界里,自然的就要考虑经济收入的问题。大学教授的经济来源主要有学校发放的工资与奖金;课题研究经费;各类评审费;报告讲座报酬;项目咨询收入;发表著作文章稿酬;担任行政职务与社会职务收入;获奖奖金;科研成果专利化、产业化等。[4]教授既是学校人,同时也是社会人,教授如何处理教学、科研与各种社会活动的关系就涉及到教授个人的治学道德。然而,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一些现象却不得不引起人们对于教授治学道德的思考,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教授不教”的现象严重。在部分大学里的某些教授们开始把精力从教学上转移,在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出成果;申请项目、课题;甚至开公司等等,获取经济利益成为他们的主要目标。
学术浮躁日益加深。教授们比以往更加重视出版著作,获得科研成果,同时赚取版税。但从著作质量方面来看,在人文社科类学术书店,以北京大学东门外的“万圣书园”为例,同样营业面积内摆放的各种图书当中,国内学者的著作所占比例迅速上升,故而,若营业面积保持不变,则国外学者的著作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但是根据调查,国内学者的著作平均质量呈迅速下降趋势。[5]
学术交易之风盛行。部分教授不顾研究的客观性,借学术之名行牟利之实。这种行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顾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违背学术道德。这一点作为“显学”的经济学表现更为明显,受到的指责也更多。一种是为利益集团代言。一些经济学教授与资本关系暧昧不清,甚至与资本结成联盟,发表一些维护资本利益、损伤公共利益的“学术观点”;另一种是提供“私人服务”。一些经济学教授常常在多家企业身兼要职,收取巨额报酬。
教授与学生之间成为雇佣关系。在我国,研究生导师使用学生充当高级廉价劳动力的现象久已存在。有人曾经计算过,截至2009年,全国硕士、博士研究生近300万人,即使其中1/5处于这种状态的话,就为这些导师老板们节省了数亿元的工资开支。上海《社会科学报》2006年3月18日以“博导缘何变商人”为题,指出上海交大9名博士生之所以联名向学校提出更换导师的要求,因为这位博导长期把他们视为廉价劳动力,以每月500元到800元不等的“补助”,让这些博士生给其夫人开办的公司打工,使他们的毕业论文准备“一塌糊涂”。[6]
三教授治学道德问题出现的原因
为什么教授们会在治学道德方面出现如此多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制度等方面的客观原因,也有教授个体的主观原因。
从学术人才的培养制度来看,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一书中说:“学者道德的第一条基本准则就是,坚持学者社团中所有成员必须在高等教育的某一领域受过长期的系统训练。这种训练应该需要极为精细的智力工作而无需以学徒方式获得的技能。”[7]但从我们的学术人才的培养制度来看,虽然对学术人才需求巨大,但不能保证严谨的学术训练。这样出来的学者,无知者无畏,没有责任心。
从教授们个人的态度来看,态度不端正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些教授工作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经济收入,仅仅把教学、科研当成取得收入的一种途径,当他们发现这种途径能带来更大的经济收益时,就完全忘记了职业的道德准则。他们不是出于自我实现来工作,不愿意发挥自己的潜力。 此外,工资制度的缺陷,导致教授们不得不另觅他径,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消费;外界名誉、金钱的双重诱惑让教授们无法拒绝;科研成果物质奖励过低,不能提高教授们的积极性等等也是造成教授道德缺失的重要原因。
四完善教授治学道德的途径
科学家克拉默曾说过:“道德上的疏忽在科学领域里受到的惩罚比在商业界严厉得多。”层次越高,道德素质越显其重要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的演讲中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质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可见,作为高层次人才的学者、教授,他们的道德要求要比一般人更高。因此,加强教授的治学道德势在必行。
加强教授自身的道德建设。《高等教育哲学》中提到:“基于学者是高深学问的看护人这一事实,人们可以逻辑的推出他们也是他们自己的伦理道德准则的监护人”,“学者们是他们自己的道德的唯一评价者”。[8]加强教授自身的道德建设必不可少,也是最关键、有效的一种方法。
建立健全学术职业共同体。发挥学术职业共同体在学术活动中的主导作用,以学术评价替代行政评价。[9]
严肃处理学术腐败事件。中国科学院、科技部、教育部、国家基金委分别制定了各自的科学道德自律准则和违背科学道德行为处理办法等条文,并宣称“对违反学术道德的,要视具体情况分别给予批评教育、撤消项目、取消晋升资格直至解聘等处理”。[10]只有这样,学术制度的威严才能够真正确立,学术投机者也会因违约成本太大而不敢轻意“越雷池一步”。
细化学术规范。应由教育部、科技部等政府主管部门牵头,组织人力、物力、财力,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及其它现有学术规范的基础上,制定详细、具体、权威、可操作的、类似于美国的《芝加哥手册》的学术规范,将学术论文、学术著作的写作规范、评审规范,课题的评审与管理规范,成果的鉴定与评奖规范,学术资源的利用规范,编辑、出版的技术规范等都纳入其中,以改变目前存在的各自为政、自成体系、唯我独尊的现状。[11]
同时,完善相应的举报制度,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等也是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
总之,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看,加强教授的治学道德都对我国当代的教育事业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120.
[2]陈小红.关于“治学的道德”———《高等教育哲学》读后感[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2).
[3]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P:131
[4]http://msea80.spaces.live.com.
[5]教授收入水平与学术浮躁[OL].南方新闻网,2006年10月7日
[6]高翔,周国平.学者治学道德问题再思考[J].江西教育科研,2007(01).
[7]同2,P:121.
[8]同2,P:120.
[9]肖国忠.树立学术荣辱观防治学术腐败[N].中华读书报,2006-6-20.
[10]邹承鲁.必须严肃处理学术腐败事件[OL].人民网,2006年11月8日.
[11]张意忠.教授治学的调查与思考[J].江苏高教,2006(04).
[12]曹能秀.论高校学者的治学道德[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3).
一导论
有学者认为,治学道德,即学术研究的道德,除了指对高深学问的理性追求应有的伦理道德外,还应该是指包含了思想、品德、情感、意志等方面的品质,是一种精神,是学者的人格、境界的灵魂。治学道德之于学术研究犹如修身之于治事。治学道德既是学术研究之本,也是学者为人为师之本。本文中的“治学道德”尤指学者在研究学问时的职业道德,同时,主要侧重从经济的角度去论述这一问题。
“治学是学术界的生活方式。治学也有它非同一般的伦理道德。”[1]随着不断出现的教授腐败案等耸人听闻事件的发生,大学里“高深学问的看护人”———教授的治学道德问题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研究大多从三个方面开展。一是从当今社会现实出发,论述与反思大学学术道德下滑的趋势与表现,认为大学的学术道德与规范建设已经成为制约大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徐淑萍,逝去的治学道德———基于布鲁贝克与科尔的观点[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21(7));另一方面主要论述了学术道德在高校建设中的重要性。比如:任翔(2010)认为学术伦理道德思想不但对古之学者在为人和治学上都曾起着重要的约束,在当今社会同样适用,探讨学术道德问题对当今大学树立正确的学术伦理观念、推进学术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学术道德失范行为问责机制等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任翔,2010,大学学术道德传统的探讨与反思[J].高校理论战线,2010,1)。曹能秀(2004)则从建立治学道德规范和形成个人修养两个方面,探讨了高校学者的治学道德,提出学术自由在治学道德中的重要性。(《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曹能秀(2004,第3期。同文献12);第三个方面为近期的研究,强调学术道德改善的路径问题。学术道德应该作为一种内化机制,从内化机制入手解决高校治学道德问题。(孟凡静,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内化及其促进机制研究[D],西安科技大学, 2012)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教授治学视角探讨学术道德问题,分析教授治学道德问题的表现与原因,并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研究对提高我国高校的社会认可度与科研创新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教授治学道德问题的社会表现
《高等教育哲学》一书中写道:“工匠与教授的根本差别在于前者主要为得到经济收入而工作,后者却把经济收入放在第二位。”[3]教授的工作确是不同于工匠的,也可以说教授的工作不同于其他任何的工种,教授不仅仅担负着教学的工作,还有进行科学研究的任务,同时还有将科技成果与实践相结合,促进社会发展的责任。但是教授也是普通人,他们生活在物质世界里,自然的就要考虑经济收入的问题。大学教授的经济来源主要有学校发放的工资与奖金;课题研究经费;各类评审费;报告讲座报酬;项目咨询收入;发表著作文章稿酬;担任行政职务与社会职务收入;获奖奖金;科研成果专利化、产业化等。[4]教授既是学校人,同时也是社会人,教授如何处理教学、科研与各种社会活动的关系就涉及到教授个人的治学道德。然而,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一些现象却不得不引起人们对于教授治学道德的思考,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教授不教”的现象严重。在部分大学里的某些教授们开始把精力从教学上转移,在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出成果;申请项目、课题;甚至开公司等等,获取经济利益成为他们的主要目标。
学术浮躁日益加深。教授们比以往更加重视出版著作,获得科研成果,同时赚取版税。但从著作质量方面来看,在人文社科类学术书店,以北京大学东门外的“万圣书园”为例,同样营业面积内摆放的各种图书当中,国内学者的著作所占比例迅速上升,故而,若营业面积保持不变,则国外学者的著作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但是根据调查,国内学者的著作平均质量呈迅速下降趋势。[5]
学术交易之风盛行。部分教授不顾研究的客观性,借学术之名行牟利之实。这种行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顾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违背学术道德。这一点作为“显学”的经济学表现更为明显,受到的指责也更多。一种是为利益集团代言。一些经济学教授与资本关系暧昧不清,甚至与资本结成联盟,发表一些维护资本利益、损伤公共利益的“学术观点”;另一种是提供“私人服务”。一些经济学教授常常在多家企业身兼要职,收取巨额报酬。
教授与学生之间成为雇佣关系。在我国,研究生导师使用学生充当高级廉价劳动力的现象久已存在。有人曾经计算过,截至2009年,全国硕士、博士研究生近300万人,即使其中1/5处于这种状态的话,就为这些导师老板们节省了数亿元的工资开支。上海《社会科学报》2006年3月18日以“博导缘何变商人”为题,指出上海交大9名博士生之所以联名向学校提出更换导师的要求,因为这位博导长期把他们视为廉价劳动力,以每月500元到800元不等的“补助”,让这些博士生给其夫人开办的公司打工,使他们的毕业论文准备“一塌糊涂”。[6]
三教授治学道德问题出现的原因
为什么教授们会在治学道德方面出现如此多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制度等方面的客观原因,也有教授个体的主观原因。
从学术人才的培养制度来看,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一书中说:“学者道德的第一条基本准则就是,坚持学者社团中所有成员必须在高等教育的某一领域受过长期的系统训练。这种训练应该需要极为精细的智力工作而无需以学徒方式获得的技能。”[7]但从我们的学术人才的培养制度来看,虽然对学术人才需求巨大,但不能保证严谨的学术训练。这样出来的学者,无知者无畏,没有责任心。
从教授们个人的态度来看,态度不端正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些教授工作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经济收入,仅仅把教学、科研当成取得收入的一种途径,当他们发现这种途径能带来更大的经济收益时,就完全忘记了职业的道德准则。他们不是出于自我实现来工作,不愿意发挥自己的潜力。 此外,工资制度的缺陷,导致教授们不得不另觅他径,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消费;外界名誉、金钱的双重诱惑让教授们无法拒绝;科研成果物质奖励过低,不能提高教授们的积极性等等也是造成教授道德缺失的重要原因。
四完善教授治学道德的途径
科学家克拉默曾说过:“道德上的疏忽在科学领域里受到的惩罚比在商业界严厉得多。”层次越高,道德素质越显其重要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的演讲中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质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可见,作为高层次人才的学者、教授,他们的道德要求要比一般人更高。因此,加强教授的治学道德势在必行。
加强教授自身的道德建设。《高等教育哲学》中提到:“基于学者是高深学问的看护人这一事实,人们可以逻辑的推出他们也是他们自己的伦理道德准则的监护人”,“学者们是他们自己的道德的唯一评价者”。[8]加强教授自身的道德建设必不可少,也是最关键、有效的一种方法。
建立健全学术职业共同体。发挥学术职业共同体在学术活动中的主导作用,以学术评价替代行政评价。[9]
严肃处理学术腐败事件。中国科学院、科技部、教育部、国家基金委分别制定了各自的科学道德自律准则和违背科学道德行为处理办法等条文,并宣称“对违反学术道德的,要视具体情况分别给予批评教育、撤消项目、取消晋升资格直至解聘等处理”。[10]只有这样,学术制度的威严才能够真正确立,学术投机者也会因违约成本太大而不敢轻意“越雷池一步”。
细化学术规范。应由教育部、科技部等政府主管部门牵头,组织人力、物力、财力,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及其它现有学术规范的基础上,制定详细、具体、权威、可操作的、类似于美国的《芝加哥手册》的学术规范,将学术论文、学术著作的写作规范、评审规范,课题的评审与管理规范,成果的鉴定与评奖规范,学术资源的利用规范,编辑、出版的技术规范等都纳入其中,以改变目前存在的各自为政、自成体系、唯我独尊的现状。[11]
同时,完善相应的举报制度,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等也是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
总之,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看,加强教授的治学道德都对我国当代的教育事业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120.
[2]陈小红.关于“治学的道德”———《高等教育哲学》读后感[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2).
[3]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P:131
[4]http://msea80.spaces.live.com.
[5]教授收入水平与学术浮躁[OL].南方新闻网,2006年10月7日
[6]高翔,周国平.学者治学道德问题再思考[J].江西教育科研,2007(01).
[7]同2,P:121.
[8]同2,P:120.
[9]肖国忠.树立学术荣辱观防治学术腐败[N].中华读书报,2006-6-20.
[10]邹承鲁.必须严肃处理学术腐败事件[OL].人民网,2006年11月8日.
[11]张意忠.教授治学的调查与思考[J].江苏高教,2006(04).
[12]曹能秀.论高校学者的治学道德[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