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向旧文化、旧道德开战的运动，钱玄同是这场运动的一员骁将和急先锋。他大力提倡白话文，主张文言一致，反对用典，提倡注音字母、书写横排标点，并以最不妥协的态度反对纲常名教。1920年2月1日，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一文，1935年，他抱病坚持起草了《第一批简字表》，称得上是文字改革的前驱。周恩来后来就评价：“没有钱玄同等前辈锲而不舍的追求，也许我们今天还无缘享用汉语拼音和标点符号之恩泽。”在钱玄同等人的支持和倡导下，新文化运动加快了步伐。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新青年》的编辑之一，正是由于钱玄同的约稿，才使鲁迅创作了《狂人日记》。钱奋勇当先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催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杰出的白话短篇小说。
　　1908年，鲁迅与钱玄同在日本留学时相识，两人都是章太炎的学生。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回忆：“谈天时以玄同说话为最多，而且在席上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玄同的绰号曰‘爬来爬去’。”鲁迅在致周作人的信中，也戏称钱玄同为“爬翁”，可见两人关系之亲密。
　　回国后，鲁迅在教育部供职，钱玄同则从事教学。1917年1月，陈独秀将《新青年》由上海带至北平，钱玄同时任《新青年》编辑，正在为杂志寻找合适的撰稿人。他常到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劝说居于此处的周氏兄弟为杂志撰稿。钱玄同常于下午四时来到，一直聊到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到位于琉璃厂的北高师教员宿舍。当时的鲁迅痛恨军阀混战，民众愚昧，却又找不出解决办法，内心极度苦闷，正用抄古碑的方式消磨时光。他婉拒钱的约稿：“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1917年8月，钱玄同再次和鲁迅长谈，谈话重新点燃了鲁迅心中的火焰，他开始奋笔疾书，不久就写出了抨击旧礼教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1918年4卷5号的《新青年》上，并第一次使用了“鲁迅”的笔名。从此，这一名字无人不知。
　　钱玄同在《我对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中写道：“我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是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民国）七年一月起，就有启明（周作人）的文章。但豫才（鲁迅）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四卷第五号了。自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来，有论文、随感录、诗、译稿等，直到《新青年》第九卷止。”
　　1922年，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也说，因为一个叫金心异的朋友劝说，才有了《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金心异”就是钱玄同。1925年，在《阿Q正传》的俄文版序中，鲁迅更明确说，做小说是因为“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
　　按说两人间的友谊是很深的，但后来却产生嫌隙，貌似是因为一件小事所致。1926年6月，顾颉刚的《古史辩》产生了轰动。鲁迅是不赞成顾颉刚观点的，故而撰文进行抨击。而“古史辩派”恰好以胡适、钱玄同等为主要代表，显然，鲁迅所抨击的就不仅仅是顾颉刚一个人，自然也包括钱玄同，于是他们之间的走动开始减少。
　　1929年，鲁迅回北京探亲，去孔德学校拜访马隅卿，恰好钱玄同也在座。看着名片上所印“周树人”三字，钱玄同笑着问：“你的姓名不是已经改成两个字了吗？怎么还用这三字的名片？”一向严肃的鲁迅正色道：“我从来不用两个字的名片，也不用四个字的名片！”鲁迅这是在讥讽钱玄同用的四字笔名“疑古玄同”，于是钱玄同脸上也布满了阴云。就在这时，顾颉刚走了过来，鲁迅见状，很快便起身离开，从此再未与钱玄同相见。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描述了这次邂逅：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即錢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
　　《两地书》出版后，钱玄同看到此信，回应道：“我想，‘胖滑有加’似乎不能算作罪名，他所討厌的大概是‘唠叨如故’吧。不错，我是爱‘唠叨’的，从（民国）二年秋天我来到北平，至（民国）十五年秋天他离开北平，这十三年之中，我与他见面总在一百次以上，我的确很爱‘唠叨’，但那时他似乎并不讨厌，因为我固‘唠叨’，而他亦‘唠叨’也。不知何以到了（民国）十八年我‘唠叨如故’，他就要讨厌而‘默不与谈’。但这实在算不了什么事，他既要讨厌，就让他讨厌吧。”
　　鲁迅逝世后的第五天，钱玄同在回忆了与鲁迅的平生交往后，也谈了自己对鲁迅的评价，认为鲁迅的长处有三：他治学最为谨严；治学是他自己的兴趣，绝无好名之心；他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发现中国社会的痼疾，如“良医开脉案，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用处的”。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