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跑跑”的四条洗钱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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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把这1000万元人民币弄去境外,怎么办?”“富跑跑”一族G先生找了一大圈朋友秘密打探,最后得出了四条“路子”,可是他显然疑虑深重,对这四种办法都不满意。
  说回G先生的四个选项。G先生不是个案,洗钱出境,这一桩非法的事情,却是很多“富跑跑”的当务之需。也正因为非法性质,G先生面临的选项,要么高成本,要么高风险,要么极其麻烦。否则,在缺乏合规的资金用途前提下,外管局规定,个人年度购汇额度只有5万美元。
  
  密道1“地下钱庄”的搬钱法
  G先生打听到的最惯常的办法是找“地下钱庄”。当然“地下钱庄”自己并不会这么称呼自己,它们通常躲在诸如“XX商行”、“投资公司”甚至“移民服务机构”这样的名头之下。记者认得一家浙江的类似机构,竟然在名片上自称“民间私人银行”。这些公司往往没有对外广告,都靠人际口口相传和介绍,或是私下找些规模小 、管理不严的移民中介人士来搭上路子。只是,这背后的风险和“换汇费用”,还要金主自行承担。
  那么地下的业务怎么做呢?记者问了几个自称“懂行的”人士发现有好几种玩法。
  第一种是“两头资金池”,“懂行的”管这个叫“哈瓦那”。说白了,这种模式下,钱并没有真的在跨境流动,“富跑跑”只是把钱交给地下钱庄境内资金池,并在“钱庄”本来就有的境外资金池里得到相应外汇。
  一名“懂行的”告诉记者,操作办法是,“钱庄”会首先把资金(或一部分资金)打到海外的指定账户上,秀一下“钱庄”确有兑换资金,但是账户和密码都不在“富跑跑”手上;接下去,“富跑跑”需要把本金和手续费打给“钱庄”,“钱庄”收款后告知账户密码。
  接下去的问题是,“地下钱庄”的“两头资金池”怎么平衡?“懂行的”告诉记者,相对的,境外也有钱想进境内:一来,有些外贸公司为了避税,在海外成立离岸的贸易平台,可这些离岸公司赚了钱要弄回来,有的就找“地下钱庄”的当地“分支”;二来,境外也有想来套取人民币资产升值好处的“热钱”,也可以通过“哈瓦那”到国内账上取现。
  像上述这样有出有进,两头“资金池”就完成了轧差。“地下钱庄”主要赚取的就是“提点”(手续费用)。不过,听起来容易的模式,最大的风险来自境内外对大额进出账户的监控。“懂行的”告诉记者,为了逃避资金监控,“地下钱庄”的技术活就是控制许多个账户,倒进倒出。
  除了“哈瓦那”,也有一些南方口岸地区的“地下钱庄”是真的有活生生的钱进出境的— 据了解,比较原始的办法就是通过“水客”将钱分批带过境,先进一些的办法是靠假的单证和贸易合同来汇钱,最先进的办法则是做真实信用证下的虚假贸易。
  
  密道2“换汇中介”的搬钱法
  除了“地下钱庄”,也有一些移民公司为G先生介绍另外一种“换汇中介”,这种机构一般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换汇,且收取费用比“地下钱庄”低廉。
  这又是怎么回事?“懂行的”告诉记者,有一种换汇中介采用的是笨办法,即化整为零:中介机构会依据金额大小找几十甚至上百个个人账户进行划转,利用掉每张身份证的5万美元换汇额度。这种办法,很可能耽搁上好几天甚至几周。
  虽然不能肯定对方的模式,但G先生说:“好几家注册在澳大利亚的换汇公司就可以把国内的钱换到澳大利亚账上‘趴’着,不过转个几百万元都需要一两周时间。”G先生告诉记者,据他调研,在澳大利亚注册一家换汇公司本身在当地是合法的 ,但业务实质违反了中国的资本管制。但在中国,这样的机构业务是要通过央行等监管机构准许的 ,所以根本不存在合法的民营换汇机构。所有私人机构对类似业务的经营,都是地下的。
  对G先生来说,这种办法由于拉长了资金到账的时间,在他看来更加不安全。“我宁愿自己去求几十个亲戚朋友帮我把钱带出去。”G先生半开玩笑地说。
  
  密道3通过贸易公司倒钱
  G先生的第三个办法是去朋友介绍的贸易公司,而这也是让他最心动的一个选项。据G先生的朋友介绍,这家贸易公司“是真的在做进出口贸易的,同时也做点倒钱业务”,相当于“帮忙在贸易里带了一笔资金”。但是有两个缺点,第一,资金不是一步到位 ,只能帮忙转到中国香港,反正境外没有资本管制,G先生自己再处理后续汇款便是;第二,也是G先生的焦虑所在,资金要先打给贸易公司。
  
  密道4去趟澳门都搞定
  由于资金不肯脱手,G先生的朋友给了他一个“偏方”:去趟澳门都搞定。
  据G先生口述,办法一是把钱打到银行卡(借记卡)里参加赌场VIP客户的换筹,然后再通过掮客帮助安排筹码从“死筹”变成“活筹”换回资金,但不原路返回银行卡中;办法二是在赌场配套的店铺和当铺刷卡购买名牌手表或首饰后当场典当套现;办法三是找找看是否还有过去那种去澳门的汽艇偷渡,自己把现金带到境外。
  当然,以上三种方法,鉴于G先生和记者都未亲身去澳门摸底,都无法证实或证伪。只是近期澳门金管局出了一系列截杀赌场洗钱的监管措施,似乎隐约透露了G先生所述的前两条在监管趋严前行得通。
  除了上述相对常用的四条“路子”,G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广求门路的过程中还听说了一些可操作性弱但颇为另类“有趣”的办法。第一,是在巴拿马等地注册一家BVI结构的离岸公司,通过第三方把账面资金以蚂蚁搬家的方式一点点搬出去;第二,是购买在本地募集的美国房地产基金,可要求投资期满后以美元形式留在国外。
  更有意思的一个办法是,据一名在内地的外资银行工作的香港员工说,早年曾有朋友来内地推销过一种在港发售的保险产品,价格很高,且一可退保、二可更换受益人。换句话说,当投保人或更换后的受益人到了香港并按合约退保,就可以在境外把保费洗出。(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杀人伪造矿难为何经久不绝
  至少从上世纪90年代起,杀人伪造矿难事件就开始出现。每有杀人伪造矿难的新闻报道出来,就有人说这是“现实版的《盲井》”。但准确地讲,《盲井》才是“艺术版的新闻”。根据《盲井》的原著小说作者刘庆邦介绍: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有人便合伙把矿工骗到井下将其杀害,人为制造“矿难”,然后扮成受害者的亲人跟矿主“私了”,每一条人命诈上8000元至2万元不等,然后再换一个地方,如法炮制。当时,报纸报道全国发生此类“矿难”事件就有40多起,近60人遇害。底层社会“人吃人”的现象,令人惊愕。作为当时《中国煤炭报》的编辑,刘庆邦编发了一篇近5000字的长篇报道。他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写成小说的题材。最终在搁置了2年后,刘庆邦找到灵感写成了小说,于2000年发表。
  可见,不管是“这类案件发端于《盲井》”,还是媒体上经常说的“2007年首次出现这类案件”,都不准确。实际上今天发生的案件不过是十几年前案件的翻版。
  此类案件频发与生产事故“死亡指标”有关。比如,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公布《安全河南创建2014年行动计划》,要求今年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工矿商贸、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铁路交通、农业机械四项合计,需控制在1098人以下。
  定这样的指标初衷是好的,但执行方式却有问题。“死亡指标”被层层下压,最后落到了企业头上。执行方式的问题在于,不是想办法从根源上治理矿难,而是使用了简单的“谁出事严惩谁”。“死亡指标”被层层摊派下去,上级要求下级,下级要求企业。企业为了达标拼命瞒报,“息事宁人”的意愿很强。
  此外观察杀人伪造矿难的案例,不难发现四川彝族聚集区是此类犯罪团伙最主要的来源地。有地域特征并非偶然,它背后是一种特殊的社会问题。资深媒体人黄章晋指出,此类案件的地域特征实际上源于一种特殊的社会危机,即“生活在传统农业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完全无法融入现代社会”。
  具体来说,外部的繁荣已经让这些地区无法固守原来的封闭生活,旧有的秩序土崩瓦解,但这些地区的人又没有能力融入外部繁荣中,于是滋生出各种灰色手段。
  旧有秩序的瓦解使得这里人情淡漠,在伪造矿难时,有明显的坑亲杀熟特征,出于作案便利性,亲戚、朋友、邻居、老乡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人选。在承德黄玉才等人杀人伪造矿难案件中,分别有犯罪分子的丈夫、妹夫、表哥成为受害者。
  从这里走出的施害者和受害者,以杀人和被杀的方式,共同表明了他们是被现代社会遗弃的一群人。(来源:腾讯今日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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