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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份以来，一场猪肉价格暴涨风潮突然席卷全国：据农业部统计，以2006年7月为起点计算，猪肉价格涨幅超过100％；2007年3月份以来肉价上涨幅度更是超过70％，许多城市猪肉价格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历史最高点，北京最高达17元／斤，而上海甚至高达20元／斤。牛羊等其他肉类、鸡蛋、水产品和其它食品的价格也随猪肉价格而水涨船高。
高肉价甚至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温家宝总理专程前往陕西调研猪肉生产供应情况，并作出七点指示，要求有关部门做好猪肉的生产供应工作，商务部、农业部、发改委、交通部甚至是民政部随后都紧急出台了一些措施。
如果大家不那么健忘的话，应当还记得2006年底发生的粮价暴涨风波，当时粮价在一个多月内快速上涨了将近15％，但那次政府并未出台紧急措施。为什么肉价上涨会引发这么大的反响?
涨价原因何在?
对于大部分城市居民而言，4月份以来的猪肉价格暴涨并无先兆——此前的猪肉市场供应一直充足，肉价也很稳定——那为什么会忽然上涨?
商务部有关分析认为，肉蛋价格上涨，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受疫病等偶发因素影响，畜禽存栏水平较低，导致市场供给忽然减少；二是饲料价格上涨，畜禽养殖成本提高，农民饲养生猪的积极性不高。
农业部给出的解释则有四条：一是生猪价格周期性波动规律影响。2006年生猪市场价格持续低迷，下半年价格逐步回升，生产开始恢复，由于繁殖饲养周期约需一年时间，目前的生猪价格仍处于运行周期的上升期，这次价格波动是去年以来周期波动的反映；二是养殖成本增加。去年底开始，作为主要饲料原料的玉米价格持续攀升，比上年同期上涨16％左右；三是市场需求拉动。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不断增长，国内猪肉消费呈增长趋势；四是受去年上半年养猪比较效益低的影响，一些地区农户生猪饲养有所减少。
英国《金融时报》则认为，中国肉价猛涨有三点：首先是因为受“蓝耳”病及口蹄疫传染等影响，生猪供应数量锐减；其次，中国对猪肉进口有严格的卫生标准限制，无法随时从南美等便宜的猪肉产地进口平抑国内需求；其三，中国的生猪生产基本上是小规模作业，面对危机的应急能力不强。
工业品价格方面，依然保持着稳中有降的趋势。投资方面，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主要的动力在于钢铁、有色金属等。随着政府对“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加工型)产品出口政策措施的落实、对高能耗行业生产的限制，经济整体增长率也开始回落。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短期内肉蛋价格暴涨会对CPI指数形成剧烈冲击，但不会带动全社会形成通货膨胀，也不可能使央行作出进一步加息的抉择。
核心问题：脆弱的农业产品链
相比于肉蛋价格对CPI指数的影响，此次猪肉风波所暴露的中国农业产业链条之脆弱更值得我们去关注。
此次肉价风潮最终爆发直至中央出手安排解决，必须归因于城镇低收入阶层不堪飞涨的肉价，其呼声一级级上传直至惊动中南海，因为这涉及建设和谐社会这个政治问题。可是，有谁想过这样一个沉重的问题?一年前猪肉价格急剧下跌，农民养猪根本赚不到钱甚至要亏钱，养猪户的呼声谁听到了?养猪户的利益被谁保护了?本文截稿之时，传出民政部要求各地建立价格变动应急救助预案制度的消息，对基本生活消费品进行救助，必要时还要适当提高城镇低保标准。养猪的农民这次得到什么政策保护呢?政府提出的七项措施中，涉及养猪农民利益的只有一条：要切实抓好生猪生产，对饲养母猪给予适当补贴，保护母猪生产能力。仅靠对饲养母猪者予以适当补贴，并不能大规模提高生猪出栏量。如果不提高生猪收购价、或者说是给养猪农民以适当补贴，生猪产量怎么可能上得去?产量上不去又怎么可能满足需求?需求满足不了又怎能保证肉价不继续上涨?
一直以来，中国在有意识地压低农产品、煤炭等基础商品的价格，以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近些年来煤炭价格有了较大幅度的上涨，煤炭行业成了_一个暴利行业。相形之下，农产品的价格依然受到比较严重的管制，农产品行业特别是农民，其收益依然很低。这进一步拉大了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差距。
城乡二元结构思维一个必然的特征是：农产品局部的过剩或滞销、农产品生产阶段的价格剧烈波动，并不能引起相关部门重视。只有当价格波动扩散到城市市场时，政府才会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采用行政手段稳定价格，至于农民的利益如何保障，被放到了次要的位置。事实上，这些行政手段往往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之举，至于保障农产品市场稳定的长效之举，似乎没有人在意。
要解决中国脆弱的生猪产业链条，方法大致有二：一是产业化；二是加大对农户的补贴力度。在内蒙古的大草原上，有中国牛奶行业的两大巨头伊利和蒙牛，这两家企业与养奶农户签订收购协议，每年固定从这些农户中收购牛奶，既保证了原料的品质，又免除了农户经历的价格波动之苦。因为伊利与蒙牛经营的成功，近几年鲜有内蒙古草原上奶农亏损的新闻，这就是农产品产业化的巨大作用。回到猪肉的题目中来，从生猪饲养到猪肉供应，目前整个行业中没有上规模、有实力的企业，农民、收购商、销售商都是靠天吃饭，这只能加剧肉价波动幅度；其次，政府应该考虑扩大对养猪农户的补贴，出台每出栏一头猪予以一定补贴的方法，提高农户的盈利水平，鼓励农户饲养生猪，才能真正保障猪肉市场的长久稳定。
高肉价甚至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温家宝总理专程前往陕西调研猪肉生产供应情况，并作出七点指示，要求有关部门做好猪肉的生产供应工作，商务部、农业部、发改委、交通部甚至是民政部随后都紧急出台了一些措施。
如果大家不那么健忘的话，应当还记得2006年底发生的粮价暴涨风波，当时粮价在一个多月内快速上涨了将近15％，但那次政府并未出台紧急措施。为什么肉价上涨会引发这么大的反响?
涨价原因何在?
对于大部分城市居民而言，4月份以来的猪肉价格暴涨并无先兆——此前的猪肉市场供应一直充足，肉价也很稳定——那为什么会忽然上涨?
商务部有关分析认为，肉蛋价格上涨，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受疫病等偶发因素影响，畜禽存栏水平较低，导致市场供给忽然减少；二是饲料价格上涨，畜禽养殖成本提高，农民饲养生猪的积极性不高。
农业部给出的解释则有四条：一是生猪价格周期性波动规律影响。2006年生猪市场价格持续低迷，下半年价格逐步回升，生产开始恢复，由于繁殖饲养周期约需一年时间，目前的生猪价格仍处于运行周期的上升期，这次价格波动是去年以来周期波动的反映；二是养殖成本增加。去年底开始，作为主要饲料原料的玉米价格持续攀升，比上年同期上涨16％左右；三是市场需求拉动。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不断增长，国内猪肉消费呈增长趋势；四是受去年上半年养猪比较效益低的影响，一些地区农户生猪饲养有所减少。
英国《金融时报》则认为，中国肉价猛涨有三点：首先是因为受“蓝耳”病及口蹄疫传染等影响，生猪供应数量锐减；其次，中国对猪肉进口有严格的卫生标准限制，无法随时从南美等便宜的猪肉产地进口平抑国内需求；其三，中国的生猪生产基本上是小规模作业，面对危机的应急能力不强。
工业品价格方面，依然保持着稳中有降的趋势。投资方面，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主要的动力在于钢铁、有色金属等。随着政府对“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加工型)产品出口政策措施的落实、对高能耗行业生产的限制，经济整体增长率也开始回落。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短期内肉蛋价格暴涨会对CPI指数形成剧烈冲击，但不会带动全社会形成通货膨胀，也不可能使央行作出进一步加息的抉择。
核心问题：脆弱的农业产品链
相比于肉蛋价格对CPI指数的影响，此次猪肉风波所暴露的中国农业产业链条之脆弱更值得我们去关注。
此次肉价风潮最终爆发直至中央出手安排解决，必须归因于城镇低收入阶层不堪飞涨的肉价，其呼声一级级上传直至惊动中南海，因为这涉及建设和谐社会这个政治问题。可是，有谁想过这样一个沉重的问题?一年前猪肉价格急剧下跌，农民养猪根本赚不到钱甚至要亏钱，养猪户的呼声谁听到了?养猪户的利益被谁保护了?本文截稿之时，传出民政部要求各地建立价格变动应急救助预案制度的消息，对基本生活消费品进行救助，必要时还要适当提高城镇低保标准。养猪的农民这次得到什么政策保护呢?政府提出的七项措施中，涉及养猪农民利益的只有一条：要切实抓好生猪生产，对饲养母猪给予适当补贴，保护母猪生产能力。仅靠对饲养母猪者予以适当补贴，并不能大规模提高生猪出栏量。如果不提高生猪收购价、或者说是给养猪农民以适当补贴，生猪产量怎么可能上得去?产量上不去又怎么可能满足需求?需求满足不了又怎能保证肉价不继续上涨?
一直以来，中国在有意识地压低农产品、煤炭等基础商品的价格，以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近些年来煤炭价格有了较大幅度的上涨，煤炭行业成了_一个暴利行业。相形之下，农产品的价格依然受到比较严重的管制，农产品行业特别是农民，其收益依然很低。这进一步拉大了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差距。
城乡二元结构思维一个必然的特征是：农产品局部的过剩或滞销、农产品生产阶段的价格剧烈波动，并不能引起相关部门重视。只有当价格波动扩散到城市市场时，政府才会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采用行政手段稳定价格，至于农民的利益如何保障，被放到了次要的位置。事实上，这些行政手段往往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之举，至于保障农产品市场稳定的长效之举，似乎没有人在意。
要解决中国脆弱的生猪产业链条，方法大致有二：一是产业化；二是加大对农户的补贴力度。在内蒙古的大草原上，有中国牛奶行业的两大巨头伊利和蒙牛，这两家企业与养奶农户签订收购协议，每年固定从这些农户中收购牛奶，既保证了原料的品质，又免除了农户经历的价格波动之苦。因为伊利与蒙牛经营的成功，近几年鲜有内蒙古草原上奶农亏损的新闻，这就是农产品产业化的巨大作用。回到猪肉的题目中来，从生猪饲养到猪肉供应，目前整个行业中没有上规模、有实力的企业，农民、收购商、销售商都是靠天吃饭，这只能加剧肉价波动幅度；其次，政府应该考虑扩大对养猪农户的补贴，出台每出栏一头猪予以一定补贴的方法，提高农户的盈利水平，鼓励农户饲养生猪，才能真正保障猪肉市场的长久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