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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初回家，见到78岁的父亲又经历了一次病痛的折磨，这种折磨已伴随父亲40多年，每次折磨犹如生死离别，但庆幸的是，父亲总是以坚强的毅力挺了过来。
我父亲在他30多岁时就瘫痪了，那时我七八岁还寄养在外婆家。导致父亲瘫痪的是一种叫末梢神经炎的病症，医生说是因为工作劳累过度，尤其那次出差骑车往返200多里路，路上淋雨后直接倒下的。但让他站不起来的最大打击是“文革”中一次次的外调、批判和折腾，他这一躺就是几十年。我至今不能想像这对于血气方刚、要强好胜的父亲来讲意味着什么？记忆中我五岁父亲送我去外婆家时他是那么英俊、挺拔，等我12岁回到山东父母身边时，他已经佝偻着身体躺在床上卧病不起了。那时我们家住在一个大杂院里，许多叔叔阿姨都愿到他床前拉拉家常，更多的是谈谈时事政治，一张《参考消息》，一台收音机，使他眼界开阔能和别人谈天说地，支撑他度过那个艰难的年代。那时单位上经常来调查他的“历史问题”，本来他快恢复到能站起来了，记得有一段时间父亲可以拄着拐杖提着一个马扎独自上街理发了，几次政治打击又击倒了他。最严重的一次，是我13岁那年，单位要求他去单位住地接受批判，我把挨批斗的、患病的父亲用平板车从城南拉到城北，把父亲背上批斗台，批斗完又背下来，而后又从城北拉回城南，之后他又卧床起不来了。父亲听到邻居街坊“走资派”叔叔阿姨遭受百般侮辱，常说幸亏他是瘫痪在床，不然就凭自己倔强的个性早就不在人世了。
父亲自己不能下床，我想以他的个性必定是着急无奈的，所以他把希望更多地寄托在我这个长子身上，期望着我能“迅速长大”，替他顶起这个家，替我的母亲分担起家务，所以，父亲对我的磨砺从我少年时代就开始了。我十二三岁就开始垒鸡窝、拾柴禾、垛草垛、倒木柴、挑水、做馒头、包包子、拉风箱……稍大后父亲就赶我到农村学农，不但参加学校组织的支农学农及校农场收割劳动，还特意把我送到他朋友王叔叔的农村老家去生活一个多月。上高中后每个假期都把我赶到建筑工地当小工，30天的假期让我干29天，每天挣一元二角五分钱，最后两天央求他歇一歇他都不干，气得我背后嘟囔他是“财迷”。父亲的苦心没白费，那一年我接父亲到德州来看一下公司的发展状况，因父亲行动不便，每到上下楼梯我都要府下身背着父亲前行，父亲看完厂区，一个整天他都洋溢着蜜糖般的笑，这种笑已把年轻时的严厉转化成慈祥，是一种看到我能顶起家的信任和鼓励。父亲常说一句话：“我对我儿要求不高，能做一个合格的工程师就心满意足。”现在想来，这要求不高吗？一个合格的工程师意味着什么？大概一方面要求我不放弃追求儿时做科学家的理想，另一方面又要求我脚踏实地，要有现实价值和作用。正是父亲的这个“不太高”的要求，所以才成就了我今天的事业吧。
父亲上的是私塾，后来被单位保送上大学，所以在他身上有某些封建思想，也有接受现代文明后开化的思想。父亲重男轻女封建思想较重特别偏心眼，这一点常遭到伺候他比我多百倍的妹妹的抗议，我也总是劝他要注意影响，他总是不好意思地说你们手心手背都是一样，但我知道他在这一点上总是摆不平放不正。尽管我和父亲总不对脾气，我年轻时和他吵架干仗多了去了（现在很后悔），我妹妹几乎没有大声对他说过话，可我还落了一个“孝子”的名声，不就是出了几个钱治病买房子嘛，与我妹妹和妹夫在久病床前的照顾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可父亲还是当着她的面说我怎么怎么孝顺，这个世界到哪儿说理去？其实我的“孝顺”尤其是我妹妹对父母亲的长期无微不至的照顾，都是他们的精神遗传。
如果说父亲的“重男轻女”是封建思想的残余糟粕，那“孔子孝悌”的传统思想在父亲对叔叔的照顾上，则体现了父亲重亲情的人性的善良。叔叔中年也因病失去了劳动能力，生活陷入了困境，父亲时常挂念着叔叔的病情和日常生活，那时父亲因为瘫痪不能上班，领的是病退工资，虽不富裕但比叔叔的生活相对要好多了，叔叔病前父亲就不断地寄钱接济，病重后（截了下肢）就几乎全承担了起来，几十年如一日，用两人的工资支撑起两个遭受病魔肆虐的家，但他并没有把这些常挂在嘴边，对我的影响也是身教多于言传，对他和母亲从不标榜什么，给我们晚辈的印象似乎他们认为这些是再平常不过的事。父亲关心时事政治，眼界开阔，思想开明。我小的时候，在他的床前常聚着不少人，有叔伯也有姨婶，和同一大院里的阿姨婶婶们拉家长里短，跟叔叔大伯们谈论天下时政大事。虽然自己的健康状况是如此之差，社会处境是如此之糟，但无论是家长里短还是时政大事，我从未记得他抱怨过国家社会时运，他总是平静地接受和对待他眼前和未来发生的一切。
父亲对我们的爱是无私的，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家庭粗粮都吃不上，父亲把他的病号口粮（那时只要医院证明是长期病号都提供细粮）都留给了我们兄妹俩。父亲年纪大了，越来越依恋我们，希望能多见一面多说一句话，常讲见你们一面就少一面，说得我们心酸眼湿。父亲是一个极其热爱生命的人，很难想像他是如何忍受数十年的、超乎寻常的、频繁的病痛折磨。这种超乎寻常的生命力，我猜想除了需要极其坚韧的意志力，还有他对生命的珍惜和热爱，更多的是对我们兄妹和母亲的牵挂和不舍。父亲的经历是我们许多健康人的榜样，让那些因失恋、工作失意或者生活中多少有些不如意就寻死觅活对生活失去信心的人汗颜。
父亲是一个极其坚强的人，从37岁倒下后的40多年里，常年遭受支气管炎，肺结核，心血管病，胃病的折磨，很多次他是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的。记得我刚上大学时，放暑假回家，进门看到父亲蜷曲着身子背对着我，邻居阿姨说，我差一点就见不到父亲的面了，医院已叫家人准备后事，而他说什么也不让通知我，说不要影响我学习。也记不清多少个医生多少次告诉我们，父亲活不过这个月或者活不了今年，从他40岁时这种生死离别的痛苦就时刻围绕在我们之间，因为每次他的病情似乎都在加重，可是他一直挺到现在，马上就要过78岁生日了，他创造了许多医学奇迹，创造了人的生命奇迹。上世纪90年代末，我有一个同学来访，我们刚刚坐下，突然有一个人影从我们眼前闪过，同学惊呆了，半晌才缓过气来问那是你叔叔？我说不是，你不认识我爸爸了？他眼瞪得老大：不可能，不可能。在所有亲友眼中他是永远站不起来的，而年已古稀的他竟然站了起来。许多人佩服他的毅力，惊叹他的生命力。住在原来老院里曾经比他年轻体壮的许多叔叔阿姨都熬不过他，陆续地走了。这些年他常对我讲，他能活到今天有这么好的住房，享受现在的生活，全托了邓小平和改革开放的福，我至今想着小时候每个月到父亲的单位帮父亲领工资，每次都灰溜溜地，恨不能把头低到胸脯上，总感到我们家无功白受禄，受国家和人民恩惠这么多年无以报答反而添乱，很是愧疚。尽管“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受了那么多苦难和屈辱，但如果不是国家的福利、公费医疗和几十年来如期发放的工资，他的骨头都不知在哪儿了，所以他总是嘱咐我们要懂得珍惜和感恩。
最近几年父亲住得越来越好，生活得越来越顺心，但毕竟几十年的病魔折磨，每年都要病危住院数次，每次都是和死神擦肩而过，虽经受无尽的病魔折磨，但过后又是一个乐观开朗的他。最近一次折腾过后，我回去看他时，他反复地说：不想再拖累人了，能活到今天也满足了。我一个劲地安慰他，我们这些年的奋斗拼搏是为了什么？你们活得好是我们的福气和幸福，依您的生命力能活百岁。我现在不敢多想以后会怎么样，但又总是企盼着奇迹会永远延续下去，这和我干事业从不奢望奇迹完全不同，我知道除最好的医疗条件和手段外，他真是要靠上苍来保佑他了。所以我祈祷上苍像过去一样，一如既往地保佑他，祈祷奇迹照亮父亲生命中的每一天。
我父亲在他30多岁时就瘫痪了，那时我七八岁还寄养在外婆家。导致父亲瘫痪的是一种叫末梢神经炎的病症，医生说是因为工作劳累过度，尤其那次出差骑车往返200多里路，路上淋雨后直接倒下的。但让他站不起来的最大打击是“文革”中一次次的外调、批判和折腾，他这一躺就是几十年。我至今不能想像这对于血气方刚、要强好胜的父亲来讲意味着什么？记忆中我五岁父亲送我去外婆家时他是那么英俊、挺拔，等我12岁回到山东父母身边时，他已经佝偻着身体躺在床上卧病不起了。那时我们家住在一个大杂院里，许多叔叔阿姨都愿到他床前拉拉家常，更多的是谈谈时事政治，一张《参考消息》，一台收音机，使他眼界开阔能和别人谈天说地，支撑他度过那个艰难的年代。那时单位上经常来调查他的“历史问题”，本来他快恢复到能站起来了，记得有一段时间父亲可以拄着拐杖提着一个马扎独自上街理发了，几次政治打击又击倒了他。最严重的一次，是我13岁那年，单位要求他去单位住地接受批判，我把挨批斗的、患病的父亲用平板车从城南拉到城北，把父亲背上批斗台，批斗完又背下来，而后又从城北拉回城南，之后他又卧床起不来了。父亲听到邻居街坊“走资派”叔叔阿姨遭受百般侮辱，常说幸亏他是瘫痪在床，不然就凭自己倔强的个性早就不在人世了。
父亲自己不能下床，我想以他的个性必定是着急无奈的，所以他把希望更多地寄托在我这个长子身上，期望着我能“迅速长大”，替他顶起这个家，替我的母亲分担起家务，所以，父亲对我的磨砺从我少年时代就开始了。我十二三岁就开始垒鸡窝、拾柴禾、垛草垛、倒木柴、挑水、做馒头、包包子、拉风箱……稍大后父亲就赶我到农村学农，不但参加学校组织的支农学农及校农场收割劳动，还特意把我送到他朋友王叔叔的农村老家去生活一个多月。上高中后每个假期都把我赶到建筑工地当小工，30天的假期让我干29天，每天挣一元二角五分钱，最后两天央求他歇一歇他都不干，气得我背后嘟囔他是“财迷”。父亲的苦心没白费，那一年我接父亲到德州来看一下公司的发展状况，因父亲行动不便，每到上下楼梯我都要府下身背着父亲前行，父亲看完厂区，一个整天他都洋溢着蜜糖般的笑，这种笑已把年轻时的严厉转化成慈祥，是一种看到我能顶起家的信任和鼓励。父亲常说一句话：“我对我儿要求不高，能做一个合格的工程师就心满意足。”现在想来，这要求不高吗？一个合格的工程师意味着什么？大概一方面要求我不放弃追求儿时做科学家的理想，另一方面又要求我脚踏实地，要有现实价值和作用。正是父亲的这个“不太高”的要求，所以才成就了我今天的事业吧。
父亲上的是私塾，后来被单位保送上大学，所以在他身上有某些封建思想，也有接受现代文明后开化的思想。父亲重男轻女封建思想较重特别偏心眼，这一点常遭到伺候他比我多百倍的妹妹的抗议，我也总是劝他要注意影响，他总是不好意思地说你们手心手背都是一样，但我知道他在这一点上总是摆不平放不正。尽管我和父亲总不对脾气，我年轻时和他吵架干仗多了去了（现在很后悔），我妹妹几乎没有大声对他说过话，可我还落了一个“孝子”的名声，不就是出了几个钱治病买房子嘛，与我妹妹和妹夫在久病床前的照顾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可父亲还是当着她的面说我怎么怎么孝顺，这个世界到哪儿说理去？其实我的“孝顺”尤其是我妹妹对父母亲的长期无微不至的照顾，都是他们的精神遗传。
如果说父亲的“重男轻女”是封建思想的残余糟粕，那“孔子孝悌”的传统思想在父亲对叔叔的照顾上，则体现了父亲重亲情的人性的善良。叔叔中年也因病失去了劳动能力，生活陷入了困境，父亲时常挂念着叔叔的病情和日常生活，那时父亲因为瘫痪不能上班，领的是病退工资，虽不富裕但比叔叔的生活相对要好多了，叔叔病前父亲就不断地寄钱接济，病重后（截了下肢）就几乎全承担了起来，几十年如一日，用两人的工资支撑起两个遭受病魔肆虐的家，但他并没有把这些常挂在嘴边，对我的影响也是身教多于言传，对他和母亲从不标榜什么，给我们晚辈的印象似乎他们认为这些是再平常不过的事。父亲关心时事政治，眼界开阔，思想开明。我小的时候，在他的床前常聚着不少人，有叔伯也有姨婶，和同一大院里的阿姨婶婶们拉家长里短，跟叔叔大伯们谈论天下时政大事。虽然自己的健康状况是如此之差，社会处境是如此之糟，但无论是家长里短还是时政大事，我从未记得他抱怨过国家社会时运，他总是平静地接受和对待他眼前和未来发生的一切。
父亲对我们的爱是无私的，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家庭粗粮都吃不上，父亲把他的病号口粮（那时只要医院证明是长期病号都提供细粮）都留给了我们兄妹俩。父亲年纪大了，越来越依恋我们，希望能多见一面多说一句话，常讲见你们一面就少一面，说得我们心酸眼湿。父亲是一个极其热爱生命的人，很难想像他是如何忍受数十年的、超乎寻常的、频繁的病痛折磨。这种超乎寻常的生命力，我猜想除了需要极其坚韧的意志力，还有他对生命的珍惜和热爱，更多的是对我们兄妹和母亲的牵挂和不舍。父亲的经历是我们许多健康人的榜样，让那些因失恋、工作失意或者生活中多少有些不如意就寻死觅活对生活失去信心的人汗颜。
父亲是一个极其坚强的人，从37岁倒下后的40多年里，常年遭受支气管炎，肺结核，心血管病，胃病的折磨，很多次他是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的。记得我刚上大学时，放暑假回家，进门看到父亲蜷曲着身子背对着我，邻居阿姨说，我差一点就见不到父亲的面了，医院已叫家人准备后事，而他说什么也不让通知我，说不要影响我学习。也记不清多少个医生多少次告诉我们，父亲活不过这个月或者活不了今年，从他40岁时这种生死离别的痛苦就时刻围绕在我们之间，因为每次他的病情似乎都在加重，可是他一直挺到现在，马上就要过78岁生日了，他创造了许多医学奇迹，创造了人的生命奇迹。上世纪90年代末，我有一个同学来访，我们刚刚坐下，突然有一个人影从我们眼前闪过，同学惊呆了，半晌才缓过气来问那是你叔叔？我说不是，你不认识我爸爸了？他眼瞪得老大：不可能，不可能。在所有亲友眼中他是永远站不起来的，而年已古稀的他竟然站了起来。许多人佩服他的毅力，惊叹他的生命力。住在原来老院里曾经比他年轻体壮的许多叔叔阿姨都熬不过他，陆续地走了。这些年他常对我讲，他能活到今天有这么好的住房，享受现在的生活，全托了邓小平和改革开放的福，我至今想着小时候每个月到父亲的单位帮父亲领工资，每次都灰溜溜地，恨不能把头低到胸脯上，总感到我们家无功白受禄，受国家和人民恩惠这么多年无以报答反而添乱，很是愧疚。尽管“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受了那么多苦难和屈辱，但如果不是国家的福利、公费医疗和几十年来如期发放的工资，他的骨头都不知在哪儿了，所以他总是嘱咐我们要懂得珍惜和感恩。
最近几年父亲住得越来越好，生活得越来越顺心，但毕竟几十年的病魔折磨，每年都要病危住院数次，每次都是和死神擦肩而过，虽经受无尽的病魔折磨，但过后又是一个乐观开朗的他。最近一次折腾过后，我回去看他时，他反复地说：不想再拖累人了，能活到今天也满足了。我一个劲地安慰他，我们这些年的奋斗拼搏是为了什么？你们活得好是我们的福气和幸福，依您的生命力能活百岁。我现在不敢多想以后会怎么样，但又总是企盼着奇迹会永远延续下去，这和我干事业从不奢望奇迹完全不同，我知道除最好的医疗条件和手段外，他真是要靠上苍来保佑他了。所以我祈祷上苍像过去一样，一如既往地保佑他，祈祷奇迹照亮父亲生命中的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