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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复兴及建制已历30年，期间所取得的可喜成就中，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最为突出的。作为以文献实证为基本方法的文学研究，30年来，几代学人或剔抉钩沉，发掘和整理中外文学交流史实，或立足于文学发生而考察异国文学资源在本土的创造性转化，并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立场、观念和方法上都积累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比较文学逆势而兴，正逢其蓄势待发的历史时机，而中外文学关系正是反思和叙述中国本土现代文化和文学经验，拓展中外文学、文化和而不同、平等对话的多元繁荣局面的最富活力的领域之一。
关键词：中外文学关系研究；30年成就；本土经验；世界性意义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9)01－0137－05
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对比较文学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的意义，无论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还是从学科理论的逻辑关系，甚至从学科研究方法的教学与传播来看，无论如何强调其重要性都不为过。季羡林先生直截了当地指出“比较文学研究属于文化交流的范畴……比较文学所要探讨的正是文学方面的文化交流”。而钱钟书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说过“要发展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与国际比较文学学科的诞生和初期发展(后人称为法国学派)的情形相似，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同样以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作为其前提和最主要的内容。在这一领域中，季羡林、钱钟书、范存忠、吴宓、陈铨等老一代学者在中国比较文学草创时期就留下了各自的代表性著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特别是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展开，筚路蓝缕，做出表率。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及学科建制已历30年，在30年间所取得的可喜成就中，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最为突出的。无论出自什么样的学科背景，所有在中国比较文学学科领域取得相当成就的学人，几乎都在中外文学关系这一领域有所建树。
作为以文献实证为主要方法的研究，发掘和整理中外文学交流的史实，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前提和基础，30年来，几代学人或剔抉钩沉、考辨梳理，或立足于文学的发生而考察异国文学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他们无论在还原交流史实，还是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观念、立场和方法上，都积累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具体说来，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相继出现了一大批资料翔实，论证严密，具有学术影响的著述。王向远教授所著的回顾20世纪后20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成就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20年》一书中，就有一半以上的篇幅(全书18章中有12章)专门综述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成果。另据唐建清等编著的《中国比较文学百年书目》统计，在1978－2006年间出版的比较文学研究书目中，仅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个人专著就有350多部，这个数字当然还不包括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大量论文。虽说这些论著所体现的学术水准有高下之分，但仅从数量而言，成就之硕，可见一斑。
第二，30年来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分布语种广泛，涉及的国家日趋众多。除传统的英、美、法、德、俄、日、印、西等从五四前后就开始介绍中国的民族文学之外，随着中外文化和文学交流的广泛和加深，其他一些原本交流不多，或者虽有丰富的交流史资源，但因种种原因不被重视的国家或地区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关系，即便是对中国与拉美国家、澳洲、非洲、东南亚诸国和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之间文学关系的研究，30年来也有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比如丁超的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欧语学院)的关于中国与罗马尼亚文学关系研究就是近年来出现的具有填补空白性质的著作。
第三，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影响和接受研究积累了许多可喜的成果。中外文学关系是一个双向交流的复杂过程，而中国文学在国外的研究在中国比较文学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它不仅需要研究者熟练掌握和了解对象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同时需要开阔的世界文化视野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准备。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范存忠、吴宓、陈铨等老一代学者就在这一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果。为后来者做出了表率。30年来，此方面工作主要由一批具有不同外语背景、往往具有国外留学经历，在外国文学院系和研究单位工作的学者承担。他们大都精通一门以上的外文，对相关对象国的文化与历史有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若从语种或国别区分的角度看，比如郑树森、赵毅衡、张弘、钱满素、刘海平、钟玲的中国和英美关系研究；孟华、钱林森、朱静、金丝燕的中法关系研究；戈宝权、李明滨、吴泽霖、王智量、倪蕊琴、陈建华、汪介之的中俄关系研究；卫茂平、杨武能的中德关系研究；严绍盪、王晓平、王向远的中日关系研究；季羡林、赵国华、郁龙余的中印关系研究；韦旭升的中韩(朝)关系研究，他们都注重外文第一手资料的发掘考辨，并各自有标志性的著述问世。这些成果，与立足中国文学的影响和接受研究的著述一起，共同构成了30年来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亮丽风景。
第四，立足于中国文化的本土立场，从中国文学主体创造的角度梳理外来文化和文学在中国传播、影响和接受的研究。这种研究尤其体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和外来文学、文化的关系方面。这一方面的成果数量最多，其中包括了许多史料翔实可靠，又有自觉的方法意识的著作，尤以对近现代时期的影响接受研究成果最丰。贾植芳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主持国家“六五”社科重点项目，与陈思和、孙乃修等学者一起，对“外来思潮与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资料”做全面的收集和梳理，1985年结项时完成了总计200万字的资料整理，其中有详细的文选目录、翻译书目和中外文学交流大事记等，部分成果体现为《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1889－1937)》。同年出版的《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曾小逸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集中了当时一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中青年学者，影响较大，他们后来各自都在这一领域取得重要成就。研究可大致分为个案研究和专题研究两类。
一是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包括点对点、点对面两种。前者是一个作家(或作品)与另一国某作家(或作品)的关系研究，后者是指一个作家(或作品)在异国的传播、影响和接受的研究。由于考察点的相对集中，研究者往往又是某一方面的专家，这一类成果中许多著述都相当精彩。其中关于鲁迅与外国文学的研究著述最为丰厚，仅专门以鲁迅为题的专著就有20多部。而乐黛云、赵瑞蕻、彭定安、王富仁等学者的相关著述，也同时成为鲁迅研究领域的标志性成果。其他如孙乃修的《屠格涅夫在中国》、杨武能的《歌德与中国》、刘海平的《奥尼尔与中国》、孟华的《伏尔泰与孔子》等也各有胜场。此外，以莎士比亚、孟德斯鸠、托尔斯泰、普希金、安徒生、尼采、泰戈尔、易卜生、赛珍珠、庞德、米修、萨特、昆德拉、王国维、茅盾、巴金、钱钟书、沈从文、郁达夫、徐志摩 等中外经典作家为专题的研究也多有出色的成果。2005年由乐黛云教授主编的“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是这方面研究的集中体现。
二是文化文学思潮及相关专题研究。如赵毅衡的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新诗运动的影响研究；金丝燕中国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接受研究。孙玉石、王光明、陈旭光、吕聚周等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李欧梵、解志熙的中国唯美一颓废主义和存在主义研究；艾晓明、罗钢、罗成琰、李庆本等的中国浪漫主义思潮研究；温儒敏、陈国恩、陈顺馨、李扬等的中国现实主义研究；孙乃修、尹鸿的精神分析理论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吴晓东、尹康庄的中国象征主义思潮研究；戴锦华、孟悦、杨莉馨、陈晓兰等的女性主义思潮研究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外来宗教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关系研究，30年来有不少学者参与其间，并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其中包括季羡林、张中行、孙昌武的佛教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孙景尧、张西平、刘耘华的西方传教士与中国文化关系研究；朱维之、梁工的《圣经》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刘小枫、蒋述卓、刘洪一、刘勇、杨剑龙、王列耀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和文学关系研究。严家炎教授在世纪之交主编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安徽教育，“国家重点图书”)共11卷，就是中外文化文学思潮研究的集中体现，其中包括：中国文学与佛学(谭桂林)、基督教文化(王本朝)、伊斯兰文化(马丽蓉)、世纪末思潮(肖同庆)、科学思潮(刘为民)、浪漫主义(陈国恩)、现实主义(陈顺馨)、表现主义(徐行言、程金城)、象征主义(吴晓东)等。
第五，出现了一批中外文学关系的综合性史著。其中包括三类著作：一是立足中国文化主体，研究外来思潮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和接受的综合性研究著作。此类研究除上述由贾植芳主持的《中外文学关系资料汇编》工程外，陈思和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1987)是全面考察外来思潮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发展的最早的个人专著之一。到20世纪90年代后又有范伯群、朱栋霖主编的《中外文学比较史(1898－1949)》(上、下卷，江苏教育1993)、郭延礼的《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山东教育1999)、《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河北教育1999)、徐志啸《近代中外文学关系》(华东师大2001)等著作出版。二是考察某种外来文化文学思潮对中国文学的整体影响或者从文体、文论等层面展开的综合性或专题史著，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唐正序、陈厚诚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四川人民1992。)、吴中杰《中国现代主义寻踪1900－1949》(学林1995)、朱寿桐主编《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上、下卷，江苏教育1998)、李万钧《中西文学类型比较史》(海峡文艺1995)和殷国明《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华东师大1999)。三是旨在归纳整理中外文学双向交流关系的综合性史著，如周发祥、李岫主编《中外文学交流史》(湖南教育1999)、夏康达、王晓平主编《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百花文艺2000)、李岫、秦林芳主编《中外文学关系史》(河北教育2000)等。钱林森教授先后主持的两套大型丛书，即8卷本的《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2002)和《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也是这方面研究的集合，后者是正在进行中的“十五”国家社科项目，集合了国内相关领域的几十位学者参与，根据国别、语种或区域共分18卷，将作为国家重点图书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第六，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外文学关系中的若干特殊研究领域异军突起，乃至成为若干相对独立的准学科。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比较文学的形象学和译介学研究。虽然这些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不仅成果喜人，而且体现了进一步发展的广阔空间。
“异国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异国文化在本国的传播、影响和阐释、接受情况，因而一直属于传统国族文学关系的研究范畴。到了当代，学者们借助于符号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等理论和方法，对传统进行重大革新，并将其体系化为“形象学”，大大推进了国际文学关系的研究，孟华教授是形象学研究在中国比较文学界最得力的倡导和推进者，她的《伏尔泰与孔子》(新华出版社1993)、《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2001)以及即将出版的《比较文学形象学导论》等都是这方面的力作。而钱理群的《丰富的痛苦：哈姆雷特与唐吉诃德的东移》(时代文艺1993)虽然并未冠以形象学之名，其实是综合运用形象学方法进行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精彩之作。周宁教授在这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先后出版了《永远的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湖北教育2000)、《想象中国：从“孔教乌托邦”到“红色圣地”》(中华书局2004)、《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8卷本丛书，学苑2004)、《世界之中国：域外中国形象研究》和《异想天开：西洋镜里看中国》(南京大学2007)等多部著作。此外还有张哲俊的《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北大2004)、蔡春华《中日文学关系中的蛇形象》(上海三联2004)、高鸿《跨文化的中国叙事：以赛珍珠、林语堂、汤亭亭为中心的讨论》(上海三联2005)、马丽莉《冲突与契合：澳大利亚文化中的中国妇女形象》(河北大学2005)、沈庆利《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异国形象》(北师大2007)、姜智芹的《傅满洲与陈查理：美国大众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南京大学2007)等一批青年学者的著作，体现了形象学研究的勃勃生机。
译介学研究是受西方翻译文化研究学派理论和方法启示而发展起来的学术领域，它改变了语言等值转换的传统翻译观念，把翻译看作一种跨文化的创造性实践过程，在此观念的更新之下，文学翻译也就突显为一种国际文学关系最具体、最普遍的体现，从而将传统影响研究的“媒介学”加以改造，形成了一个极富活力的学术新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谢天振教授开始积极倡导和实践，提出了“翻译文学归属于中国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等观点，明确提出了“译介学”的概念及其研究构想，并积极实践中国翻译文学史的编撰，先后出版了《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1999)、《翻译研究的新视野》(青岛人民2002)、《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2004)、《20世纪中国外国文学翻译史》(湖北教育2007)和《译介学导论》(北大2007)等著作。由于译介学是比较文学影响／接受研究与翻译研究相结合而出现的新领域，又因吸引了一大批原本从事翻译研究的比较文学领域之外的学者加入进来，从而不仅促进了学术领域之间的交流，同时也增强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实力。这一方面的成果还包括：郭延礼《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1998)，孟昭毅主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北大2006)，杨义《中国翻译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2007)，王宏志《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9)，邹 振环《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广西教育2000)，王向远《20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北师大2001)、《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述论》(江西教育2002)、《中国翻译文学九大论争》(宁夏人民2007)、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三联书店2002)等。
第七，从事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许多学者在切实发掘和梳理交流史实的同时，对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观念、立场与方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这也是这一领域成就卓著，并不断出现新的学术生长点的保证。从某种意义上说，形象学与译介学这两个新兴领域的异军突起，本身就是文学关系研究方法自觉的一种体现。总体上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30年的历史，大致也经历了从原先单向度地研究发送国文学的异域影响，到对发送者与接受者进行双向互动关系的研究，而且将接受者主体置于研究的中心地位。在方法上，也从一开始较多单纯地采用考据式研究方法，发展到充分利用各种新理论、新方法的综合性研究。
作为以文献实证为主要方法的“传播研究”和以文本分析为主要方法的“影响一接受研究”的文学关系研究，对文化交流途径的钩沉考辨是其最为基础的工作，也是其根本的方法之一。这一方面，前有季羡林、钱钟书、贾植芳等老一辈学者的提醒和实践表率。后有乐黛云、严绍蘯、孟华、谢天振、孙景尧、钱林森等学者的身体力行，在赵毅衡、王晓平、张西平、陈建华、钱理群、陈思和、卫茂平等学者的手中也相继结出硕果。但史料考据并非文学关系研究的唯一方法，如孟华教授所一再强调的，应将研究对象(作家及其文本)与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作深入全面的考察，这已经涉及到个别史实的历史情景的还原问题。而在研究中强调以信息接受方的主体为立足点，从文学创作发生的角度阐发外来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探寻这些资源在文学和文化创生中所发挥的功能，便越来越成为研究者的共识。在这个问题上，具有比较系统的中国文学研究背景的学者或许有更深的体会，他们更能直接地体会到，文学创造的资源之于创作结果并非充分条件，必须将创作主体的内在心理及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对资源的不同取舍等因素考虑在内，因此，也更清醒地意识到影响一接受研究对国际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发生的阐释的有限性。
作为以事实联系为出发点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在方法上更倾向于文学现象之间的历史而非逻辑联系，而中国文学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本身就是在特定的国际关系中转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其深厚牢固的传统状态，在面对外来思潮冲击时主体的内部情形，以及外来思潮本身的多元复杂性等因素，都是世界总体文学中的一份独特的经验。揭示这一历史演化的过程，阐发这一过程的意义，应该是最能体现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特色的所在。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反思和探索的必要性，在这方面，中国学者以他们的研究实践和理论思考，做出了可贵的努力。
除了结合个人的研究，在各自的著述中探讨文学关系研究的立场和方法之外，还有一些事件应该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学术史上记下一笔。比如，经陈思和教授的倡议，《中国比较文学》杂志在1999－2000年开设了“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的专栏，两年中发表了十多篇探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方法的专题论文。陈思和教授居于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交流方式无处不在。其无法一一详辨的实际趋势，从中国文学研究的实际出发，本着综合影响／接受研究和平行研究方法的内在宗旨，提出了在中国文学中探讨“世界性因素”主张，同时对传统的实证式研究提出了质疑，引起学界的热烈关注。严绍蘯教授则以其在日本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实践经验，提出以实证还原探讨文学创作发生学的研究方法，并阐明实证研究仍有存在的合理性。尽管这场讨论并无直接的结论，但显然激发并推进了学界对文学关系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思考。又比如，北京大学与复旦大学建立的比较文学学科两校对话机制，至今已经举行了多次讨论，也邀请了其他院校的部分学者参加，关于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立场和方法的探讨就是其中反复涉及的议题之一。另外，钱林森教授主持的18卷《中外文学交流史》课题，从立项之始就明确地意识到方法探讨的重要性，虽然课题还在进行当中，但课题组的二三十位成员已经就文学交流史研究的立场和方法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分别在南京、上海、济南、北京召开学术研讨会。这至少表明，立场和方法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界一个鲜明的共识，在笔者看来，这本身就是30年学科发展的一个成果。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领域中涌现了一批富有学术潜力的青年学者。他们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富有活力的一个学术群体，其中，除了正在国内外攻读相关学位的年轻学子之外，20世纪60年代出生，40岁上下的一批青年学者最为瞩目。他们中包括：陈晓兰、段怀清、戴从容、葛桂录、高鸿、郝岚、季进、姜智芹、江弱水、刘耘华、刘洪涛、李庆本、吕聚周、宋炳辉、孙宜学、沈庆利、吴晓东、王向远、王宏图、汪剑钊、卫景宜、严锋、姚君伟、周宁、张辉、张新颖、张哲俊、查小燕、查明建、曾思艺(以姓氏字母为序)和更年轻的蔡春华、范劲、胡燕春、李红叶等。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而未来的发展还未可限量。
比较文学学科正式建立于19世纪末的法国，后经欧美学者的联手努力，终于在半个多世纪后成为西方人文学术的主流学科之一。但斗转星移，至20世纪后期经相继出现的理论大潮以及东西比较文学的兴起和文化研究潮流的一再冲击，从80年代开始，作为学科建制的比较文学在西方终于走过了它的兴盛时期而渐趋衰落。在全球化日渐成为文化事实的今天，文化研究如日中天，铺天盖地，几乎横扫了所有人文社会学科，曾经盛极一时的比较文学在西方国家的学院中已经被文化研究所吞并。现在以比较文学冠名的院系在西方大学已经寥寥无几。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它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却方兴未艾。中国及其他东方国家的比较文学，却与它在西方日渐衰退的趋势相反，正逢其蓄势待发的历史时机。或许在这样的国际学术文化情景中，倒可以真正摆脱在学科理念、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上长期存在的西方主导的困局，纠正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切实提升该学科的国际化程度，充分显示其跨文化的文学比较优势，从而有可能形成中西文学和文化与不同、平等对话的多元繁荣的局面。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深入发掘本土学术资源，积极汲取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是实现新世纪中国比较文学新跨越和新发展的关键因素。
与来自西方的学科理念一样，长期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的许多理论思潮、学术范式和话题往往都来自西方，因此一路危机之声、怀疑指责之声不断。但作为一个学科，20多年来它在中国从无到有，日渐壮大则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目前，比较文学已成为中国文学一级学科所属的二级学科，不仅具有国家 一级学术团体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及各省市的二级学术团体网络，以及《中国比较文学》等专业学术期刊，并在国内数十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建立了硕士和博士教学体系，一些高校还尝试设立了本科教学专业系科。只是当文化研究在中国学术界不再是先锋新锐，而已成为实实在在的本土文化和学术现实的时候，比较文学似乎也遭遇了从未有过的压力。不过，与以往一再出现的状况不同，国内比较文学界的同仁这一次不仅没有因此而生种种焦虑，相反却对比较文学在中国及东方学术中的跨越式发展充满了信心。
当然，国际比较文学中心的这种转移趋势，丝毫不意味着中国学者可以坐视这种学术兴盛的自然到来，相反，更需要艰苦扎实的学术努力，也更凸显了中国研究者进一步确立主体意识、反思学科理念、变革学术范式、更新学术方法的迫切性。而要真正使这种历史机遇和可能逐渐成为现实，必须充分发掘本土文化学术资源，从而解决中国比较文学资源的原创性问题，使比较文学这门从西方引入的跨文化学科真正建立在解决中国内在问题之需要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使振兴中国比较文学学术不再停留于单纯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口号的层面上。
为此，必须全面清理和继承学术思想和资源上的两大本土传统，即历史悠久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传统，以及开埠以来的现代文学和文化传统。对前者而言，我们要反思对中国传统文化一体化的观念和认知习惯，中华文化和文学从来就是在多元互动中代代承传而来的动态流程，多民族的合流、雅与俗的互融、庙堂与民间的共存，体现了中国传统资源内部的丰富多样性和巨大的比较空间。而经西化整合形成的现代学术文化，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中断和窄化了本土文化和文学资源的多样性和可能性，亟待今天的学者加以反思、拓展、发掘和还原，需要追溯中国文化和文学传统的本源；另一方面又须清醒意识到，作为现代化后发国家，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具有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动力和触发机制，这也决定了我们的现代文化具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独特经验和内在矛盾。就在这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中，已然形成了一个新的现代文化和文学传统，从近代文学革命到五四新文学运动，从文学革命到左翼文学，从抗战文学到共和国文学；从康有为、梁启超到王国维、鲁迅的文化实践，直至当代的文学和学术努力，这一在中西文化撞击之下形成的现代文学和学术传统，不仅不能轻易否定和忽视，而是同样需要认真的清理。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建立起跨越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的视野和范式。这也正是中国比较文学超越已有的西方格局，实现学科新一轮发展的契机。而要充分发掘学术本土资源，必须同时借助于其他相关学科的共同成果。因此，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应在明确本学科相对接现代前提下，在文化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文艺学和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及外国文学等其他相邻和相关学科间充分建立起良好的互动联系，共同推进中国当代学术的繁荣发展，以此在世界文化和学术中发出中国的声音，提供应有的思想和学术资源。而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有着广泛的空间，实在不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乐观态度。
(责任编辑 胡志平)
关键词：中外文学关系研究；30年成就；本土经验；世界性意义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9)01－0137－05
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对比较文学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的意义，无论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还是从学科理论的逻辑关系，甚至从学科研究方法的教学与传播来看，无论如何强调其重要性都不为过。季羡林先生直截了当地指出“比较文学研究属于文化交流的范畴……比较文学所要探讨的正是文学方面的文化交流”。而钱钟书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说过“要发展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与国际比较文学学科的诞生和初期发展(后人称为法国学派)的情形相似，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同样以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作为其前提和最主要的内容。在这一领域中，季羡林、钱钟书、范存忠、吴宓、陈铨等老一代学者在中国比较文学草创时期就留下了各自的代表性著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特别是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展开，筚路蓝缕，做出表率。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及学科建制已历30年，在30年间所取得的可喜成就中，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最为突出的。无论出自什么样的学科背景，所有在中国比较文学学科领域取得相当成就的学人，几乎都在中外文学关系这一领域有所建树。
作为以文献实证为主要方法的研究，发掘和整理中外文学交流的史实，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前提和基础，30年来，几代学人或剔抉钩沉、考辨梳理，或立足于文学的发生而考察异国文学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他们无论在还原交流史实，还是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观念、立场和方法上，都积累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具体说来，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相继出现了一大批资料翔实，论证严密，具有学术影响的著述。王向远教授所著的回顾20世纪后20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成就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20年》一书中，就有一半以上的篇幅(全书18章中有12章)专门综述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成果。另据唐建清等编著的《中国比较文学百年书目》统计，在1978－2006年间出版的比较文学研究书目中，仅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个人专著就有350多部，这个数字当然还不包括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大量论文。虽说这些论著所体现的学术水准有高下之分，但仅从数量而言，成就之硕，可见一斑。
第二，30年来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分布语种广泛，涉及的国家日趋众多。除传统的英、美、法、德、俄、日、印、西等从五四前后就开始介绍中国的民族文学之外，随着中外文化和文学交流的广泛和加深，其他一些原本交流不多，或者虽有丰富的交流史资源，但因种种原因不被重视的国家或地区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关系，即便是对中国与拉美国家、澳洲、非洲、东南亚诸国和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之间文学关系的研究，30年来也有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比如丁超的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欧语学院)的关于中国与罗马尼亚文学关系研究就是近年来出现的具有填补空白性质的著作。
第三，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影响和接受研究积累了许多可喜的成果。中外文学关系是一个双向交流的复杂过程，而中国文学在国外的研究在中国比较文学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它不仅需要研究者熟练掌握和了解对象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同时需要开阔的世界文化视野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准备。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范存忠、吴宓、陈铨等老一代学者就在这一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果。为后来者做出了表率。30年来，此方面工作主要由一批具有不同外语背景、往往具有国外留学经历，在外国文学院系和研究单位工作的学者承担。他们大都精通一门以上的外文，对相关对象国的文化与历史有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若从语种或国别区分的角度看，比如郑树森、赵毅衡、张弘、钱满素、刘海平、钟玲的中国和英美关系研究；孟华、钱林森、朱静、金丝燕的中法关系研究；戈宝权、李明滨、吴泽霖、王智量、倪蕊琴、陈建华、汪介之的中俄关系研究；卫茂平、杨武能的中德关系研究；严绍盪、王晓平、王向远的中日关系研究；季羡林、赵国华、郁龙余的中印关系研究；韦旭升的中韩(朝)关系研究，他们都注重外文第一手资料的发掘考辨，并各自有标志性的著述问世。这些成果，与立足中国文学的影响和接受研究的著述一起，共同构成了30年来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亮丽风景。
第四，立足于中国文化的本土立场，从中国文学主体创造的角度梳理外来文化和文学在中国传播、影响和接受的研究。这种研究尤其体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和外来文学、文化的关系方面。这一方面的成果数量最多，其中包括了许多史料翔实可靠，又有自觉的方法意识的著作，尤以对近现代时期的影响接受研究成果最丰。贾植芳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主持国家“六五”社科重点项目，与陈思和、孙乃修等学者一起，对“外来思潮与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资料”做全面的收集和梳理，1985年结项时完成了总计200万字的资料整理，其中有详细的文选目录、翻译书目和中外文学交流大事记等，部分成果体现为《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1889－1937)》。同年出版的《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曾小逸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集中了当时一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中青年学者，影响较大，他们后来各自都在这一领域取得重要成就。研究可大致分为个案研究和专题研究两类。
一是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包括点对点、点对面两种。前者是一个作家(或作品)与另一国某作家(或作品)的关系研究，后者是指一个作家(或作品)在异国的传播、影响和接受的研究。由于考察点的相对集中，研究者往往又是某一方面的专家，这一类成果中许多著述都相当精彩。其中关于鲁迅与外国文学的研究著述最为丰厚，仅专门以鲁迅为题的专著就有20多部。而乐黛云、赵瑞蕻、彭定安、王富仁等学者的相关著述，也同时成为鲁迅研究领域的标志性成果。其他如孙乃修的《屠格涅夫在中国》、杨武能的《歌德与中国》、刘海平的《奥尼尔与中国》、孟华的《伏尔泰与孔子》等也各有胜场。此外，以莎士比亚、孟德斯鸠、托尔斯泰、普希金、安徒生、尼采、泰戈尔、易卜生、赛珍珠、庞德、米修、萨特、昆德拉、王国维、茅盾、巴金、钱钟书、沈从文、郁达夫、徐志摩 等中外经典作家为专题的研究也多有出色的成果。2005年由乐黛云教授主编的“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是这方面研究的集中体现。
二是文化文学思潮及相关专题研究。如赵毅衡的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新诗运动的影响研究；金丝燕中国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接受研究。孙玉石、王光明、陈旭光、吕聚周等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李欧梵、解志熙的中国唯美一颓废主义和存在主义研究；艾晓明、罗钢、罗成琰、李庆本等的中国浪漫主义思潮研究；温儒敏、陈国恩、陈顺馨、李扬等的中国现实主义研究；孙乃修、尹鸿的精神分析理论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吴晓东、尹康庄的中国象征主义思潮研究；戴锦华、孟悦、杨莉馨、陈晓兰等的女性主义思潮研究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外来宗教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关系研究，30年来有不少学者参与其间，并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其中包括季羡林、张中行、孙昌武的佛教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孙景尧、张西平、刘耘华的西方传教士与中国文化关系研究；朱维之、梁工的《圣经》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刘小枫、蒋述卓、刘洪一、刘勇、杨剑龙、王列耀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和文学关系研究。严家炎教授在世纪之交主编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安徽教育，“国家重点图书”)共11卷，就是中外文化文学思潮研究的集中体现，其中包括：中国文学与佛学(谭桂林)、基督教文化(王本朝)、伊斯兰文化(马丽蓉)、世纪末思潮(肖同庆)、科学思潮(刘为民)、浪漫主义(陈国恩)、现实主义(陈顺馨)、表现主义(徐行言、程金城)、象征主义(吴晓东)等。
第五，出现了一批中外文学关系的综合性史著。其中包括三类著作：一是立足中国文化主体，研究外来思潮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和接受的综合性研究著作。此类研究除上述由贾植芳主持的《中外文学关系资料汇编》工程外，陈思和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1987)是全面考察外来思潮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发展的最早的个人专著之一。到20世纪90年代后又有范伯群、朱栋霖主编的《中外文学比较史(1898－1949)》(上、下卷，江苏教育1993)、郭延礼的《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山东教育1999)、《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河北教育1999)、徐志啸《近代中外文学关系》(华东师大2001)等著作出版。二是考察某种外来文化文学思潮对中国文学的整体影响或者从文体、文论等层面展开的综合性或专题史著，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唐正序、陈厚诚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四川人民1992。)、吴中杰《中国现代主义寻踪1900－1949》(学林1995)、朱寿桐主编《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上、下卷，江苏教育1998)、李万钧《中西文学类型比较史》(海峡文艺1995)和殷国明《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华东师大1999)。三是旨在归纳整理中外文学双向交流关系的综合性史著，如周发祥、李岫主编《中外文学交流史》(湖南教育1999)、夏康达、王晓平主编《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百花文艺2000)、李岫、秦林芳主编《中外文学关系史》(河北教育2000)等。钱林森教授先后主持的两套大型丛书，即8卷本的《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2002)和《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也是这方面研究的集合，后者是正在进行中的“十五”国家社科项目，集合了国内相关领域的几十位学者参与，根据国别、语种或区域共分18卷，将作为国家重点图书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第六，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外文学关系中的若干特殊研究领域异军突起，乃至成为若干相对独立的准学科。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比较文学的形象学和译介学研究。虽然这些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不仅成果喜人，而且体现了进一步发展的广阔空间。
“异国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异国文化在本国的传播、影响和阐释、接受情况，因而一直属于传统国族文学关系的研究范畴。到了当代，学者们借助于符号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等理论和方法，对传统进行重大革新，并将其体系化为“形象学”，大大推进了国际文学关系的研究，孟华教授是形象学研究在中国比较文学界最得力的倡导和推进者，她的《伏尔泰与孔子》(新华出版社1993)、《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2001)以及即将出版的《比较文学形象学导论》等都是这方面的力作。而钱理群的《丰富的痛苦：哈姆雷特与唐吉诃德的东移》(时代文艺1993)虽然并未冠以形象学之名，其实是综合运用形象学方法进行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精彩之作。周宁教授在这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先后出版了《永远的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湖北教育2000)、《想象中国：从“孔教乌托邦”到“红色圣地”》(中华书局2004)、《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8卷本丛书，学苑2004)、《世界之中国：域外中国形象研究》和《异想天开：西洋镜里看中国》(南京大学2007)等多部著作。此外还有张哲俊的《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北大2004)、蔡春华《中日文学关系中的蛇形象》(上海三联2004)、高鸿《跨文化的中国叙事：以赛珍珠、林语堂、汤亭亭为中心的讨论》(上海三联2005)、马丽莉《冲突与契合：澳大利亚文化中的中国妇女形象》(河北大学2005)、沈庆利《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异国形象》(北师大2007)、姜智芹的《傅满洲与陈查理：美国大众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南京大学2007)等一批青年学者的著作，体现了形象学研究的勃勃生机。
译介学研究是受西方翻译文化研究学派理论和方法启示而发展起来的学术领域，它改变了语言等值转换的传统翻译观念，把翻译看作一种跨文化的创造性实践过程，在此观念的更新之下，文学翻译也就突显为一种国际文学关系最具体、最普遍的体现，从而将传统影响研究的“媒介学”加以改造，形成了一个极富活力的学术新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谢天振教授开始积极倡导和实践，提出了“翻译文学归属于中国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等观点，明确提出了“译介学”的概念及其研究构想，并积极实践中国翻译文学史的编撰，先后出版了《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1999)、《翻译研究的新视野》(青岛人民2002)、《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2004)、《20世纪中国外国文学翻译史》(湖北教育2007)和《译介学导论》(北大2007)等著作。由于译介学是比较文学影响／接受研究与翻译研究相结合而出现的新领域，又因吸引了一大批原本从事翻译研究的比较文学领域之外的学者加入进来，从而不仅促进了学术领域之间的交流，同时也增强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实力。这一方面的成果还包括：郭延礼《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1998)，孟昭毅主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北大2006)，杨义《中国翻译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2007)，王宏志《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9)，邹 振环《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广西教育2000)，王向远《20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北师大2001)、《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述论》(江西教育2002)、《中国翻译文学九大论争》(宁夏人民2007)、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三联书店2002)等。
第七，从事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许多学者在切实发掘和梳理交流史实的同时，对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观念、立场与方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这也是这一领域成就卓著，并不断出现新的学术生长点的保证。从某种意义上说，形象学与译介学这两个新兴领域的异军突起，本身就是文学关系研究方法自觉的一种体现。总体上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30年的历史，大致也经历了从原先单向度地研究发送国文学的异域影响，到对发送者与接受者进行双向互动关系的研究，而且将接受者主体置于研究的中心地位。在方法上，也从一开始较多单纯地采用考据式研究方法，发展到充分利用各种新理论、新方法的综合性研究。
作为以文献实证为主要方法的“传播研究”和以文本分析为主要方法的“影响一接受研究”的文学关系研究，对文化交流途径的钩沉考辨是其最为基础的工作，也是其根本的方法之一。这一方面，前有季羡林、钱钟书、贾植芳等老一辈学者的提醒和实践表率。后有乐黛云、严绍蘯、孟华、谢天振、孙景尧、钱林森等学者的身体力行，在赵毅衡、王晓平、张西平、陈建华、钱理群、陈思和、卫茂平等学者的手中也相继结出硕果。但史料考据并非文学关系研究的唯一方法，如孟华教授所一再强调的，应将研究对象(作家及其文本)与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作深入全面的考察，这已经涉及到个别史实的历史情景的还原问题。而在研究中强调以信息接受方的主体为立足点，从文学创作发生的角度阐发外来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探寻这些资源在文学和文化创生中所发挥的功能，便越来越成为研究者的共识。在这个问题上，具有比较系统的中国文学研究背景的学者或许有更深的体会，他们更能直接地体会到，文学创造的资源之于创作结果并非充分条件，必须将创作主体的内在心理及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对资源的不同取舍等因素考虑在内，因此，也更清醒地意识到影响一接受研究对国际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发生的阐释的有限性。
作为以事实联系为出发点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在方法上更倾向于文学现象之间的历史而非逻辑联系，而中国文学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本身就是在特定的国际关系中转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其深厚牢固的传统状态，在面对外来思潮冲击时主体的内部情形，以及外来思潮本身的多元复杂性等因素，都是世界总体文学中的一份独特的经验。揭示这一历史演化的过程，阐发这一过程的意义，应该是最能体现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特色的所在。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反思和探索的必要性，在这方面，中国学者以他们的研究实践和理论思考，做出了可贵的努力。
除了结合个人的研究，在各自的著述中探讨文学关系研究的立场和方法之外，还有一些事件应该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学术史上记下一笔。比如，经陈思和教授的倡议，《中国比较文学》杂志在1999－2000年开设了“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的专栏，两年中发表了十多篇探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方法的专题论文。陈思和教授居于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交流方式无处不在。其无法一一详辨的实际趋势，从中国文学研究的实际出发，本着综合影响／接受研究和平行研究方法的内在宗旨，提出了在中国文学中探讨“世界性因素”主张，同时对传统的实证式研究提出了质疑，引起学界的热烈关注。严绍蘯教授则以其在日本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实践经验，提出以实证还原探讨文学创作发生学的研究方法，并阐明实证研究仍有存在的合理性。尽管这场讨论并无直接的结论，但显然激发并推进了学界对文学关系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思考。又比如，北京大学与复旦大学建立的比较文学学科两校对话机制，至今已经举行了多次讨论，也邀请了其他院校的部分学者参加，关于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立场和方法的探讨就是其中反复涉及的议题之一。另外，钱林森教授主持的18卷《中外文学交流史》课题，从立项之始就明确地意识到方法探讨的重要性，虽然课题还在进行当中，但课题组的二三十位成员已经就文学交流史研究的立场和方法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分别在南京、上海、济南、北京召开学术研讨会。这至少表明，立场和方法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界一个鲜明的共识，在笔者看来，这本身就是30年学科发展的一个成果。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领域中涌现了一批富有学术潜力的青年学者。他们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富有活力的一个学术群体，其中，除了正在国内外攻读相关学位的年轻学子之外，20世纪60年代出生，40岁上下的一批青年学者最为瞩目。他们中包括：陈晓兰、段怀清、戴从容、葛桂录、高鸿、郝岚、季进、姜智芹、江弱水、刘耘华、刘洪涛、李庆本、吕聚周、宋炳辉、孙宜学、沈庆利、吴晓东、王向远、王宏图、汪剑钊、卫景宜、严锋、姚君伟、周宁、张辉、张新颖、张哲俊、查小燕、查明建、曾思艺(以姓氏字母为序)和更年轻的蔡春华、范劲、胡燕春、李红叶等。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而未来的发展还未可限量。
比较文学学科正式建立于19世纪末的法国，后经欧美学者的联手努力，终于在半个多世纪后成为西方人文学术的主流学科之一。但斗转星移，至20世纪后期经相继出现的理论大潮以及东西比较文学的兴起和文化研究潮流的一再冲击，从80年代开始，作为学科建制的比较文学在西方终于走过了它的兴盛时期而渐趋衰落。在全球化日渐成为文化事实的今天，文化研究如日中天，铺天盖地，几乎横扫了所有人文社会学科，曾经盛极一时的比较文学在西方国家的学院中已经被文化研究所吞并。现在以比较文学冠名的院系在西方大学已经寥寥无几。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它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却方兴未艾。中国及其他东方国家的比较文学，却与它在西方日渐衰退的趋势相反，正逢其蓄势待发的历史时机。或许在这样的国际学术文化情景中，倒可以真正摆脱在学科理念、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上长期存在的西方主导的困局，纠正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切实提升该学科的国际化程度，充分显示其跨文化的文学比较优势，从而有可能形成中西文学和文化与不同、平等对话的多元繁荣的局面。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深入发掘本土学术资源，积极汲取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是实现新世纪中国比较文学新跨越和新发展的关键因素。
与来自西方的学科理念一样，长期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的许多理论思潮、学术范式和话题往往都来自西方，因此一路危机之声、怀疑指责之声不断。但作为一个学科，20多年来它在中国从无到有，日渐壮大则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目前，比较文学已成为中国文学一级学科所属的二级学科，不仅具有国家 一级学术团体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及各省市的二级学术团体网络，以及《中国比较文学》等专业学术期刊，并在国内数十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建立了硕士和博士教学体系，一些高校还尝试设立了本科教学专业系科。只是当文化研究在中国学术界不再是先锋新锐，而已成为实实在在的本土文化和学术现实的时候，比较文学似乎也遭遇了从未有过的压力。不过，与以往一再出现的状况不同，国内比较文学界的同仁这一次不仅没有因此而生种种焦虑，相反却对比较文学在中国及东方学术中的跨越式发展充满了信心。
当然，国际比较文学中心的这种转移趋势，丝毫不意味着中国学者可以坐视这种学术兴盛的自然到来，相反，更需要艰苦扎实的学术努力，也更凸显了中国研究者进一步确立主体意识、反思学科理念、变革学术范式、更新学术方法的迫切性。而要真正使这种历史机遇和可能逐渐成为现实，必须充分发掘本土文化学术资源，从而解决中国比较文学资源的原创性问题，使比较文学这门从西方引入的跨文化学科真正建立在解决中国内在问题之需要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使振兴中国比较文学学术不再停留于单纯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口号的层面上。
为此，必须全面清理和继承学术思想和资源上的两大本土传统，即历史悠久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传统，以及开埠以来的现代文学和文化传统。对前者而言，我们要反思对中国传统文化一体化的观念和认知习惯，中华文化和文学从来就是在多元互动中代代承传而来的动态流程，多民族的合流、雅与俗的互融、庙堂与民间的共存，体现了中国传统资源内部的丰富多样性和巨大的比较空间。而经西化整合形成的现代学术文化，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中断和窄化了本土文化和文学资源的多样性和可能性，亟待今天的学者加以反思、拓展、发掘和还原，需要追溯中国文化和文学传统的本源；另一方面又须清醒意识到，作为现代化后发国家，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具有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动力和触发机制，这也决定了我们的现代文化具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独特经验和内在矛盾。就在这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中，已然形成了一个新的现代文化和文学传统，从近代文学革命到五四新文学运动，从文学革命到左翼文学，从抗战文学到共和国文学；从康有为、梁启超到王国维、鲁迅的文化实践，直至当代的文学和学术努力，这一在中西文化撞击之下形成的现代文学和学术传统，不仅不能轻易否定和忽视，而是同样需要认真的清理。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建立起跨越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的视野和范式。这也正是中国比较文学超越已有的西方格局，实现学科新一轮发展的契机。而要充分发掘学术本土资源，必须同时借助于其他相关学科的共同成果。因此，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应在明确本学科相对接现代前提下，在文化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文艺学和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及外国文学等其他相邻和相关学科间充分建立起良好的互动联系，共同推进中国当代学术的繁荣发展，以此在世界文化和学术中发出中国的声音，提供应有的思想和学术资源。而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有着广泛的空间，实在不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乐观态度。
(责任编辑 胡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