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个人感觉中，1976年以后的生活渐渐变得热闹起来。知青开始陆续回城，很多人找不到工作，个个闲得发慌。我也开始重新回到我的知青圈子。如果能把当时个人之间的闲聊记录下来，将会真实地再现一段历史。可惜，谁也不会自觉地对历史负责。在我的记忆里，聊天的内容是极其驳杂的，国际国内，无所不包。影响深刻的是，西方，当然包括美国，渐渐替代了越南、朝鲜和阿尔巴尼亚。在谈到西方的时候，也渐渐有了一种想象。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一想象并不是来自思想或知识，而是某些具体的“物”。
　　有这样一件小事。某天，我们在一个朋友家闲聊，朋友的邻居（也是知青）进来，先是发了一圈“三五”牌香烟。我们抽了嫌呛，但不敢说，那是邻居的海外亲戚带来的。邻居又神秘兮兮地说，海外亲戚走的时候，留下了几听罐头，说罢，就回去拿了一听。上面都是洋文，不认识。罐头我们见过，比如上海梅林厂生产的午餐肉，但这个不像。这个罐头顶端有个小环，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我们找来小刀，像开午餐肉罐头那样，把盖子切开。里面是褐色的液体，一人问，能喝吗？邻居答，能喝。于是一人一口。有人说是咳嗽药水，也有人说是中药。只是对那铝合金的小罐赞不绝口，说瞧人家造的，精致。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东西叫“可口可乐”。
　　慢慢地，洋酒进来了，“索尼”电视进来了，“雀巢”咖啡也进来了。说起“雀巢”，那时很受欢迎，大家欢迎的不是咖啡，而是瓶子。用这瓶子装水，怎么颠也不会洒出一星半点。用它喝茶，也是那时的时尚。后来就没人用搪瓷茶缸了，领导在台上讲话，也都捧着“雀巢”。那时结婚，开始流行装饰柜———上海人叫“玻璃橱”，柜子里放些洋酒瓶、“雀巢”咖啡罐。过去，家里有海外关系，都不敢说，现在就是“身份”了。没有海外亲戚的，就托人要几个空的瓶瓶罐罐放在柜里，洋文的商标朝外，也很好看。
　　晚清的时候，中国和西方遭遇，看见的是“船坚炮利”；1970年代的末期，则是“雀巢”和“可口可乐”。“物”带来的是一种想象，而在这一想象中，“物”也被严格地身份化，甚至层级化。就好像我们不会喜欢“三五”和“可口可乐”的味道，但肯定觉得它们比“大前门”和厂子里发的盐汽水高级。在“船坚炮利”的震撼背后，是“天下”；在“雀巢”和“可口可乐”的惊叹后面，则是“个人”。
　　再后来，就有了“三洋”牌的录音机，有双喇叭，也有四喇叭的。我个人意见，录音机的历史意义要超过电视。电视里的节目还是有国家管的，录音带却通过各种渠道浩浩荡荡地流了进来。最早听到邓丽君也是在一个朋友家里，不像后来，小青年可以拎着“四喇叭”，里面大声放着邓丽君，招摇过市。一开始还不行，还是“靡靡之音”，得在家里偷偷地听。那时就听迷了，即使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邓丽君。
　　我想，在那个时候，我们热爱邓丽君，并不会就此认定邓丽君比“东方红”更艺术。但是，许多人对邓丽君的确百听不厌，这又怎么解释？没有什么太过深奥的理论，“可口可乐”和“邓丽君”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奇的领域，还多少帶有一种犯禁的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