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强奸时，你该怎么办？”女性立场的第一反应当然是：反抗。但具体到对方是陌生人还是熟悉的人，暴力还是非暴力，处境又变得复杂。比如我有个女友回忆多年前夜里喝多了，在街上走，被一个店铺老板拖了进去。“我全身发软，没有力气推开他，迷迷糊糊记得他放下卷门，还戴了安全套。清醒后，我没有报警。”她选择原谅的理由是，他不算恶意。
　　很多强奸案件就在伤害不大，不愿声张中遮掩过去了。因为遭遇强奸后的“二次创伤”是女性最难面对的问题。最近有人和我谈到中学生的性保护，一个被班主任强奸的高三女生，向警察报案，警察没保密全校皆知，一下课全校围观，甚至有人问当事人爽不爽之类。最后班主任被学校开除，赔偿受害女生两万元，而她被迫和妈妈背井离乡。她问：为什么明明不是我的错，偏偏他们只针对我？她还以自身经历告诫女孩：被强奸一定要忍。
　　这让我想起去年广州某创业导师被曝性侵多名女生，然后受害者在记者的鼓励下，到派出所报警，值班的男警员一遍遍询问细节，反复质疑口供的真实性，以证明她们不是诬告。过程中，警员还试图为性侵者解脱，以男人受到诱惑会产生冲动行为，来模糊强奸的边界。报案的女生深夜回到学校，失声痛哭。她们感觉又受了一次凌辱。
　　女权主义者在为性骚扰立法奔走，而中国的强奸罪却似乎在减轻惩罚力度。其中暗含的观念是：在性开放尺度越来越大的今天，两性行为的意愿不再单纯向女性倾斜。这在三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朋友给我讲了个80年代初北京胡同里的故事：男孩18岁，女孩16岁，两人是邻居，自小相识，但在那个保守年代，早恋是不被允许的。大冬天的晚上，女孩从家出来上厕所，男孩尾随，然后强抱住她，脱她衣服，女孩受了惊吓，大声尖叫，街坊们冲出来立刻报了警。结果男孩被判强奸，关了8年，出来后，女孩和他结婚了。
　　“当时女孩为什么不替他辩护？”“也许是家人的压力，如果辩护就坏了名节，无法自证清白。”男孩因为不恰当的示爱成了强奸犯，女孩因为尖叫成了既定受害人，是是非非让他们不能自扫家门雪。由此有了讽刺性的结合。
　　违背妇女意愿的性行为，从不能自辩到质疑构陷的极端，是个矫枉过正的过程。女性的意愿实际上被社会意愿代替了，当它要宣判强奸，恋爱中的越轨也算强奸；当它不想宣判强奸，受害者出示证言证物，哪怕做DNA鉴定，也可能被驳回。而悬挂在上空的贞操宝剑，始终指着女人，只要指控，你便失去隐私和尊严。
　　“要是哪天，女人也可以强奸男人，我就相信女权主义到来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长达80多年的强奸定义去年修改，首次将男性也可算作强奸受害者，并废除受害者必须进行身体上反抗的必要条件。那么未来社会，意愿可以公平决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