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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较好奇。认识一个人，我就要学他，他懂的知识我都问一下。人家觉得你对他感兴趣，他自然也对你感兴趣。”刘香成说。
文|木子舟 图|王晓东
不知为何，院子里那两株百岁的石榴并未硕果垂枝。往年收成不错，刘香成会将成熟的石榴摘下来，榨汁，取少许兑以三分之一的意大利白酒和三分之二的金酒或伏特加，调成秘制的“石榴马蒂尼”，以飨来客。
2008年，《China， Portrait of a Country》（《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付梓，刘给老摄影家徐肖冰和侯波夫妇送样书时，还顺道带上一些他们喜欢的新鲜的石榴。当时徐肖冰92岁，侯波84岁，前者已经“老得拿不起书”，后者作为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跟随毛长达12年，在刘香成的书房墙上挂着的唯一一张照片，就是侯波的大作—晚年的毛泽东临水而立，老树寒枝倒映在湖上，毛的身影也在水中。
侯波老先生于上世纪60年代拍摄这张照片时，刘香成刚刚拥有自己的第一部相机—12岁那年，父亲刘季伯的一个朋友送给他一台相机，牌子早已不记得，但彼时的他应该想不到，自己的一生会与摄影结下不解之缘，并借此见证中国与世界的巨变，也收获他一生中无数的名声与赞誉。
摄影
沏茶的时候，来自云南的保姆阿姨说，“刘先生喜欢坐在那张椅子上”—那是这座四合院西厢房里餐桌的主位，从彼处可以看见院子里的两株石榴、一棵海棠、一丛修竹，以及仍属北平的天际线。
按照刘香成的习惯，访客通常坐在他的对面，如果他转身去添茶倒水，你可以看见他头上的玻璃屋顶外高高的香椿树—宅子位于景山和北海之间，传统的四合院尚未被拆除殆尽，香椿树自邻居家院子探过枝头来，再过几年，恐怕大有荫泽房顶之势。
2013年10月23日，霜降。眼前这位声名显赫的摄影师和传媒管理人放下茶杯，开始回答记者的第一个问题：一个摄影师的教养是如何获得的？
然而，“我的摄影训练完全是个意外。”他说。1970年，生于香港、又分别在福州和香港度过他的孩提和少年时代的刘香成赴美留学，进入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攻读国际关系与政治专业。他参观过美国摄影师杜安·迈克尔斯（Duane Michals）和戴安·阿勃丝（Diane Arbus）的摄影展，也曾经在纽约第50街的小图书馆看到过法国摄影师马克·吕布（Marc Riboud）的《中国的三面旗帜》（The Three Banners of China）并为之着迷，但直到1974年，刘香成才遇上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导师—《生活》杂志的摄影师基恩·米利（Gjon Mili），并在后者的推荐下进入《生活》杂志实习。
长达九个月的相处中，基恩·米利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请我喝过威士忌，也给我削过苹果，就是没有说过照相要用多少光圈，快门和敏感度该怎么样。他就是爱把自己喜欢的照片剪下来贴在墙上看，看完再看，看完再看。结束实习之前，他让我去 28层的档案室好好看看片子，于是我就发现了布列松、艾森斯塔特、马克·吕布等很多大师的底片和样片，那一刻我才呆了，也是在反复看的过程中，学会了怎么读照片。”
刘香成还提及过一个祖籍苏州的华裔教授利昂内尔·曹，“我们可以一起吃饭喝咖啡聊天”，刘香成大学毕业后，曹得知他有志于从事新闻业，便安排刘香成与他的同学、时代集团的总裁凯尔索·苏顿（Kelso Sutton）见面。凯尔索只问了他一件事：“年轻人，你这辈子想要做什么？”刘香成立即回答：我想到中国去。
中国
1976年，刘香成受《时代》周刊委托，进入中国拍摄毛泽东的葬礼。滞留广州时，他拍下了珠江边上戴着黑纱打太极的人们。刘感觉到，“他们把很沉重的一个包袱放下来了”，他们的肢体和表情微妙的变化告诉他，“中国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人类的故事”。
1978年，他再度返华，成为《时代》首位驻京摄影记者，从此开启了他“毛以后的中国”的拍摄之旅。他的镜头下有国家领导人，有普通老百姓，也有刚被平反的文化人—例如诗人艾青。“我给他拍照片的时候，他就跟我讲故事：他们在新疆的时候，在地上挖了个坑，人就住在坑里，坑上是一张塑料布，拿几块石头把布压住，因为在戈壁沙漠，风一吹，‘沙雨’就漫天而下。”
受艾青的启发，1979年，刘香成和同事Richard Burnstine从上海登上火车，直奔新疆乌鲁木齐。他们订了一个软卧包间和两张硬座票，时不时到硬座车厢和人们聊天。谈话不足为观，反倒是车窗外日渐贫瘠荒凉的景观，加深了他对中国的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有这么profound pragmatism（深刻的实用主义）？因为我们的这块土地不好，人口很多，‘I need to survive（我需要生存）’，这就是中国的特色。这是中国人的filter（滤镜）。”刘香成说。
更为人所知的是他与吴祖光等人的交往。他的30岁生日，新凤霞给他画了两个寿桃，吴祖光在上面题字；侯宝林给他写“寿”字，而黄永玉则教他怎么吃螃蟹，怎么欣赏俄罗斯歌曲。“我来北京当记者时才26岁，但我交的朋友都已经四五十岁了。”
和所有人一样，他们是一群被无暇顾及的老人，过去的经历和遭遇，不能对身边人说，“也没有人要听他们的话”，刘香成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倾听者。“我对他们的生活，对他们所有的事情都有兴趣，所以我有什么事情就到他们那儿去看看，他们把我留下来吃饭；我也请他们来我家吃饭。”刘香成说，“他们觉得‘刘先生’是个小弟弟，把我保护在他们的翅膀下面。作为一个‘小孩子’，对我来说，（跟他们交往）是开了我的眼界。”
多年之后，记者柴静还描述过刘香成与这些老人打交道的方式：“有天他约我去周有光家。他去了不急着拍，也不找场地，相机放在桌上，先聊天，说‘我有几个问题要问您’，从语言聊起，漫山遍野地聊，周老爷子谈兴很浓，说‘文革’时穷得没粮票，家里为了节省，说‘你去政协食堂吃吧’，去了，看见食堂里还有另一个蹭饭的—溥仪。” “他俩说到这里都哈哈大笑。刘香成随手拿起相机按下快门，那一刻之后，他开始边聊天边拍，隔着一张桌子的距离，边谈边拍，谈话没有中断，拍照也是。我从旁看，觉得照片的形成是人与人的关系，刘香成与被拍者的关系有这样的东西—就是不用追问，也不用解释，两相一笑，那种‘意会’的东西。”
2010年，刘香成还给这位“中国拼音之父”拍摄过一张肖像，106岁的周有光拿着“光笔”在空中写下自己的名字—那是导师基恩·米利拍摄毕加索时让毕加索拿着笔做“光学涂鸦”的创意。
好奇心
刘香成与知识分子的缘分似乎可以追溯到更早和更近的来源：他的外叔公是陈璧，后者于光绪元年（1875）赴考中举，光绪三十三年（1907）官至邮传部尚书—相当于现代的交通运输部、铁道部和邮政总局的部长。
“是他拨款给慈禧盖颐和园的，”现年63岁的刘香成说，最近才有朋友把他外叔公的照片找来给他，“当时他正跟美国的将军谈庚子赔款，但因为他盖颐和园这个事情，他的名声受了影响。”陈璧于宣统元年（1909）遭弹劾而被罢免邮传部尚书一职。
刘香成的母亲陈伟雯是那个年代少有的上过大学的女性；舅舅陈伯流曾留学东京，回国后任职上海《大公报》，“钱其琛也在《大公报》工作过”。
至于刘香成的父亲刘季伯，当然也属融合新旧、贯通中西的文人。刘季伯生于湖南湘潭，本是一介布衣，后来读书、从军，被蒋介石派到福建国民政府负责田粮处，还做过国民党在福州的党校的负责人。1949年，刘季伯没有随蒋家赴台，而是去了香港，先是给《新岛日报》写社论，后来又成为香港《大公报》的国际新闻编辑。
1951年刘香成在香港出生，1953年被送回母亲老家福州接受小学教育，直到1960年回到香港。在香港，每隔一两个礼拜，他们都会到陈伯流家里去吃饭，后者是世家子弟，又是商界要人，家中自然是名流雅集。父亲身边的知识分子对他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其中就有著名报人曹聚仁，还有负责把李宗仁“带回来”的程思远。
从小跟“大人”在一起，到了1970年代赴美留学，刘香成结交的，也多半是年长的朋友。他有一个室友叫吴静吉，是生于1939年的台湾学者，那时候在美国的大学里教心理学；还有生于1941年的姚庆章和生于1932年的夏阳，都是著名的台湾画家，1972年左右就被SOHO的大画廊代理画作—迟至二三十年后，中国大陆才开始有所谓的当代艺术。“他们是大哥哥，我是小弟弟，”刘说，“所以我在美国的时候不跟香港的留学生玩—他们的知识面太小了。”
说到摄影，也有刘香成搞不定的人，“但你要坚持一下”。坚持的结果，往往就是赢得信任。有一次，刘香成在洛杉矶拍好莱坞黄金时代的大明星英格丽·褒曼，“我把她带到酒店的后花园照相，过了几天她就给文字记者打电话，说你带来的摄影记者让我很放松”。
当然，更著名的“案例”与尼克松有关：1982年，《上海公报》发表10周年之际，尼克松从上海乘坐专列去杭州西湖，包括刘香成在内的境外记者随行采访。“在西湖，我问尼克松可不可以单独给他照相，他说好啊。我们在西湖走了一大圈，我让他停他就停。水门事件之后他对记者是很反感的，但不晓得为什么，他能够信任我。”刘说。
当时李肇星是外交部新闻司管美国记者的处长，与刘香成的关系很好（更早的时候，科级干部李肇星在黄山还帮刘香成扛过摄影器材，李肇星当了外长之后，还会给刘香成送书和他写的诗词），“尼克松在前面一节车厢，李肇星突然跑过来问我相机在哪里，他说尼克松要过来了，拿着一条毛巾、一个水桶和青岛啤酒给我们送啤酒来了。”刘香成抓住了那个镜头，尼克松送啤酒也成了《毛以后的中国》摄影集中的经典之一。
艺术家
说到自己交朋友的“诀窍”，刘香成说，“我比较好奇。认识一个人，我就要学他，他懂的知识我都问一下。人家觉得你对他感兴趣，他自然也对你感兴趣。”
实际上，对万物抱持续的好奇心，为人处世严谨而谦恭，可能是刘香成成为大记者的最大原因。
1981年，刘香成加入美联社，先后成为驻北京、洛杉矶、新德里、汉城和莫斯科的摄影记者，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重大时事，刘香成几乎从未缺席—洛杉矶和汉城的奥运会、甘地夫人遇刺、阿富汗战争，以及为他带来“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的苏联解体。1994年淡出新闻一线之前的传奇故事已连篇累牍地见诸报端，但不论是此前还是此后，刘的成功都与其交游广泛脱离不了关系—包括随着CNN董事长汤姆·约翰逊混入克里姆林宫拍摄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在外人看来，也是一次偶然但又必然的机会。
1995年，刘香成回到北京，让朋友帮他物色四合院，最后相中的，便是现在这座位于帝都“龙脉”之上的四合院。当时这个四百多平米的大杂院有27间房，住着几十口人，即便如此，刘香成还是“30秒就决定买下来”。除了两棵百年的石榴树，其他全部推倒重建—他要求施工队按照传统的手工方法磨砖对缝，以每人每天仅磨八块的速度建造他的宅院，直到1996年建成，刘于1997年入住，从此定居北京。
1997年也许是一个分水岭，在那之前，刘香成是奔波于世界各地的摄影记者，即便是家中的老家具，也曾见证他的足迹；在那之后，刘是职业经理人，担任过时代华纳集团的驻京首席代表，做过默多克的新闻集团的中国区高级副总裁，促成过高规格的“财富论坛”在沪举办以及外资星空卫视在华落地，包括现在仍在为美国著名的经纪公司CAA提供高端政策和公关咨询。
然而，在帮外人“打理中国关系”之外，刘香成仍然是一个摄影师，在前不久出版的新作《中国梦：刘香成摄影三十年》中，人们得以看到另一面的刘香成—除了反映改革开放政经巨变的平凡人的面孔，他也将镜头聚焦于中国当代的艺术家和社会名流：在监视器前的张艺谋和姜文，在金碧辉煌的酒店里张开双臂的周润发，愤怒的何勇和盘腿而坐的崔健，给自己画眼睫毛的徐静蕾和开胯练功的金星，素颜的范冰冰和光鲜亮丽的高圆圆……
对于他们，刘香成似乎有种天生的自信，例如拍陈凯歌，“他到我家里来，我让他把鞋脱了、袜子脱了、躺在地上—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后来我才晓得那个人是很难搞的。”又如拍曾梵志，“他其实很不愿意被人家拍他画画的，他希望这个过程保密。而我拍他的时候不是要表达他很牛，那就一定要照他的脸了。我根本就没照他的脸，但你一看照片就知道这个人肯定是曾梵志”。
但在他拍摄的这些人中，只有一个人引起了不小的讨论：他拍了郭敬明。那是《小时代》上映之际，某杂志邀请刘香成拍摄郭敬明的封面，前者最终采用了一张仰拍角度的片子作为封面，而在那之前，刘香成连郭敬明是谁都不知道。后来刘香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郭敬明“动作很多，说话很快，其实跟千千万万从遥远的家乡走出来的孩子一样，他们到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非常渴望证明自己”。
虽然自己是摄影师，不过，刘香成并不在家里挂自己拍的照片，相反，四合院的四下，都是其他艺术家的作品，比如厨房正中的墙上挂的那张油画，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他特别邀请王广义为其创作的，画面上三个工农兵中的其中一个举着红宝书，书里迸出了“WTO”三个字母。10月23日那一天，“围绕”着我们的谈话的，还有张晓刚、方力钧、刘小东等人的画作—这些艺术家都是他所熟悉的朋友。
谈话结束时，初冬的阳光已经从玻璃屋顶上懒懒地照下来，照在地上蓝白相间的地砖上，那种蓝，是刘的妻子凯伦·史密斯家乡的“英国蓝”。
刘香成 美籍华裔摄影师、记者、媒体人。1992年普利策奖得主。
文|木子舟 图|王晓东
不知为何，院子里那两株百岁的石榴并未硕果垂枝。往年收成不错，刘香成会将成熟的石榴摘下来，榨汁，取少许兑以三分之一的意大利白酒和三分之二的金酒或伏特加，调成秘制的“石榴马蒂尼”，以飨来客。
2008年，《China， Portrait of a Country》（《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付梓，刘给老摄影家徐肖冰和侯波夫妇送样书时，还顺道带上一些他们喜欢的新鲜的石榴。当时徐肖冰92岁，侯波84岁，前者已经“老得拿不起书”，后者作为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跟随毛长达12年，在刘香成的书房墙上挂着的唯一一张照片，就是侯波的大作—晚年的毛泽东临水而立，老树寒枝倒映在湖上，毛的身影也在水中。
侯波老先生于上世纪60年代拍摄这张照片时，刘香成刚刚拥有自己的第一部相机—12岁那年，父亲刘季伯的一个朋友送给他一台相机，牌子早已不记得，但彼时的他应该想不到，自己的一生会与摄影结下不解之缘，并借此见证中国与世界的巨变，也收获他一生中无数的名声与赞誉。
摄影
沏茶的时候，来自云南的保姆阿姨说，“刘先生喜欢坐在那张椅子上”—那是这座四合院西厢房里餐桌的主位，从彼处可以看见院子里的两株石榴、一棵海棠、一丛修竹，以及仍属北平的天际线。
按照刘香成的习惯，访客通常坐在他的对面，如果他转身去添茶倒水，你可以看见他头上的玻璃屋顶外高高的香椿树—宅子位于景山和北海之间，传统的四合院尚未被拆除殆尽，香椿树自邻居家院子探过枝头来，再过几年，恐怕大有荫泽房顶之势。
2013年10月23日，霜降。眼前这位声名显赫的摄影师和传媒管理人放下茶杯，开始回答记者的第一个问题：一个摄影师的教养是如何获得的？
然而，“我的摄影训练完全是个意外。”他说。1970年，生于香港、又分别在福州和香港度过他的孩提和少年时代的刘香成赴美留学，进入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攻读国际关系与政治专业。他参观过美国摄影师杜安·迈克尔斯（Duane Michals）和戴安·阿勃丝（Diane Arbus）的摄影展，也曾经在纽约第50街的小图书馆看到过法国摄影师马克·吕布（Marc Riboud）的《中国的三面旗帜》（The Three Banners of China）并为之着迷，但直到1974年，刘香成才遇上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导师—《生活》杂志的摄影师基恩·米利（Gjon Mili），并在后者的推荐下进入《生活》杂志实习。
长达九个月的相处中，基恩·米利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请我喝过威士忌，也给我削过苹果，就是没有说过照相要用多少光圈，快门和敏感度该怎么样。他就是爱把自己喜欢的照片剪下来贴在墙上看，看完再看，看完再看。结束实习之前，他让我去 28层的档案室好好看看片子，于是我就发现了布列松、艾森斯塔特、马克·吕布等很多大师的底片和样片，那一刻我才呆了，也是在反复看的过程中，学会了怎么读照片。”
刘香成还提及过一个祖籍苏州的华裔教授利昂内尔·曹，“我们可以一起吃饭喝咖啡聊天”，刘香成大学毕业后，曹得知他有志于从事新闻业，便安排刘香成与他的同学、时代集团的总裁凯尔索·苏顿（Kelso Sutton）见面。凯尔索只问了他一件事：“年轻人，你这辈子想要做什么？”刘香成立即回答：我想到中国去。
中国
1976年，刘香成受《时代》周刊委托，进入中国拍摄毛泽东的葬礼。滞留广州时，他拍下了珠江边上戴着黑纱打太极的人们。刘感觉到，“他们把很沉重的一个包袱放下来了”，他们的肢体和表情微妙的变化告诉他，“中国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人类的故事”。
1978年，他再度返华，成为《时代》首位驻京摄影记者，从此开启了他“毛以后的中国”的拍摄之旅。他的镜头下有国家领导人，有普通老百姓，也有刚被平反的文化人—例如诗人艾青。“我给他拍照片的时候，他就跟我讲故事：他们在新疆的时候，在地上挖了个坑，人就住在坑里，坑上是一张塑料布，拿几块石头把布压住，因为在戈壁沙漠，风一吹，‘沙雨’就漫天而下。”
受艾青的启发，1979年，刘香成和同事Richard Burnstine从上海登上火车，直奔新疆乌鲁木齐。他们订了一个软卧包间和两张硬座票，时不时到硬座车厢和人们聊天。谈话不足为观，反倒是车窗外日渐贫瘠荒凉的景观，加深了他对中国的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有这么profound pragmatism（深刻的实用主义）？因为我们的这块土地不好，人口很多，‘I need to survive（我需要生存）’，这就是中国的特色。这是中国人的filter（滤镜）。”刘香成说。
更为人所知的是他与吴祖光等人的交往。他的30岁生日，新凤霞给他画了两个寿桃，吴祖光在上面题字；侯宝林给他写“寿”字，而黄永玉则教他怎么吃螃蟹，怎么欣赏俄罗斯歌曲。“我来北京当记者时才26岁，但我交的朋友都已经四五十岁了。”
和所有人一样，他们是一群被无暇顾及的老人，过去的经历和遭遇，不能对身边人说，“也没有人要听他们的话”，刘香成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倾听者。“我对他们的生活，对他们所有的事情都有兴趣，所以我有什么事情就到他们那儿去看看，他们把我留下来吃饭；我也请他们来我家吃饭。”刘香成说，“他们觉得‘刘先生’是个小弟弟，把我保护在他们的翅膀下面。作为一个‘小孩子’，对我来说，（跟他们交往）是开了我的眼界。”
多年之后，记者柴静还描述过刘香成与这些老人打交道的方式：“有天他约我去周有光家。他去了不急着拍，也不找场地，相机放在桌上，先聊天，说‘我有几个问题要问您’，从语言聊起，漫山遍野地聊，周老爷子谈兴很浓，说‘文革’时穷得没粮票，家里为了节省，说‘你去政协食堂吃吧’，去了，看见食堂里还有另一个蹭饭的—溥仪。” “他俩说到这里都哈哈大笑。刘香成随手拿起相机按下快门，那一刻之后，他开始边聊天边拍，隔着一张桌子的距离，边谈边拍，谈话没有中断，拍照也是。我从旁看，觉得照片的形成是人与人的关系，刘香成与被拍者的关系有这样的东西—就是不用追问，也不用解释，两相一笑，那种‘意会’的东西。”
2010年，刘香成还给这位“中国拼音之父”拍摄过一张肖像，106岁的周有光拿着“光笔”在空中写下自己的名字—那是导师基恩·米利拍摄毕加索时让毕加索拿着笔做“光学涂鸦”的创意。
好奇心
刘香成与知识分子的缘分似乎可以追溯到更早和更近的来源：他的外叔公是陈璧，后者于光绪元年（1875）赴考中举，光绪三十三年（1907）官至邮传部尚书—相当于现代的交通运输部、铁道部和邮政总局的部长。
“是他拨款给慈禧盖颐和园的，”现年63岁的刘香成说，最近才有朋友把他外叔公的照片找来给他，“当时他正跟美国的将军谈庚子赔款，但因为他盖颐和园这个事情，他的名声受了影响。”陈璧于宣统元年（1909）遭弹劾而被罢免邮传部尚书一职。
刘香成的母亲陈伟雯是那个年代少有的上过大学的女性；舅舅陈伯流曾留学东京，回国后任职上海《大公报》，“钱其琛也在《大公报》工作过”。
至于刘香成的父亲刘季伯，当然也属融合新旧、贯通中西的文人。刘季伯生于湖南湘潭，本是一介布衣，后来读书、从军，被蒋介石派到福建国民政府负责田粮处，还做过国民党在福州的党校的负责人。1949年，刘季伯没有随蒋家赴台，而是去了香港，先是给《新岛日报》写社论，后来又成为香港《大公报》的国际新闻编辑。
1951年刘香成在香港出生，1953年被送回母亲老家福州接受小学教育，直到1960年回到香港。在香港，每隔一两个礼拜，他们都会到陈伯流家里去吃饭，后者是世家子弟，又是商界要人，家中自然是名流雅集。父亲身边的知识分子对他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其中就有著名报人曹聚仁，还有负责把李宗仁“带回来”的程思远。
从小跟“大人”在一起，到了1970年代赴美留学，刘香成结交的，也多半是年长的朋友。他有一个室友叫吴静吉，是生于1939年的台湾学者，那时候在美国的大学里教心理学；还有生于1941年的姚庆章和生于1932年的夏阳，都是著名的台湾画家，1972年左右就被SOHO的大画廊代理画作—迟至二三十年后，中国大陆才开始有所谓的当代艺术。“他们是大哥哥，我是小弟弟，”刘说，“所以我在美国的时候不跟香港的留学生玩—他们的知识面太小了。”
说到摄影，也有刘香成搞不定的人，“但你要坚持一下”。坚持的结果，往往就是赢得信任。有一次，刘香成在洛杉矶拍好莱坞黄金时代的大明星英格丽·褒曼，“我把她带到酒店的后花园照相，过了几天她就给文字记者打电话，说你带来的摄影记者让我很放松”。
当然，更著名的“案例”与尼克松有关：1982年，《上海公报》发表10周年之际，尼克松从上海乘坐专列去杭州西湖，包括刘香成在内的境外记者随行采访。“在西湖，我问尼克松可不可以单独给他照相，他说好啊。我们在西湖走了一大圈，我让他停他就停。水门事件之后他对记者是很反感的，但不晓得为什么，他能够信任我。”刘说。
当时李肇星是外交部新闻司管美国记者的处长，与刘香成的关系很好（更早的时候，科级干部李肇星在黄山还帮刘香成扛过摄影器材，李肇星当了外长之后，还会给刘香成送书和他写的诗词），“尼克松在前面一节车厢，李肇星突然跑过来问我相机在哪里，他说尼克松要过来了，拿着一条毛巾、一个水桶和青岛啤酒给我们送啤酒来了。”刘香成抓住了那个镜头，尼克松送啤酒也成了《毛以后的中国》摄影集中的经典之一。
艺术家
说到自己交朋友的“诀窍”，刘香成说，“我比较好奇。认识一个人，我就要学他，他懂的知识我都问一下。人家觉得你对他感兴趣，他自然也对你感兴趣。”
实际上，对万物抱持续的好奇心，为人处世严谨而谦恭，可能是刘香成成为大记者的最大原因。
1981年，刘香成加入美联社，先后成为驻北京、洛杉矶、新德里、汉城和莫斯科的摄影记者，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重大时事，刘香成几乎从未缺席—洛杉矶和汉城的奥运会、甘地夫人遇刺、阿富汗战争，以及为他带来“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的苏联解体。1994年淡出新闻一线之前的传奇故事已连篇累牍地见诸报端，但不论是此前还是此后，刘的成功都与其交游广泛脱离不了关系—包括随着CNN董事长汤姆·约翰逊混入克里姆林宫拍摄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在外人看来，也是一次偶然但又必然的机会。
1995年，刘香成回到北京，让朋友帮他物色四合院，最后相中的，便是现在这座位于帝都“龙脉”之上的四合院。当时这个四百多平米的大杂院有27间房，住着几十口人，即便如此，刘香成还是“30秒就决定买下来”。除了两棵百年的石榴树，其他全部推倒重建—他要求施工队按照传统的手工方法磨砖对缝，以每人每天仅磨八块的速度建造他的宅院，直到1996年建成，刘于1997年入住，从此定居北京。
1997年也许是一个分水岭，在那之前，刘香成是奔波于世界各地的摄影记者，即便是家中的老家具，也曾见证他的足迹；在那之后，刘是职业经理人，担任过时代华纳集团的驻京首席代表，做过默多克的新闻集团的中国区高级副总裁，促成过高规格的“财富论坛”在沪举办以及外资星空卫视在华落地，包括现在仍在为美国著名的经纪公司CAA提供高端政策和公关咨询。
然而，在帮外人“打理中国关系”之外，刘香成仍然是一个摄影师，在前不久出版的新作《中国梦：刘香成摄影三十年》中，人们得以看到另一面的刘香成—除了反映改革开放政经巨变的平凡人的面孔，他也将镜头聚焦于中国当代的艺术家和社会名流：在监视器前的张艺谋和姜文，在金碧辉煌的酒店里张开双臂的周润发，愤怒的何勇和盘腿而坐的崔健，给自己画眼睫毛的徐静蕾和开胯练功的金星，素颜的范冰冰和光鲜亮丽的高圆圆……
对于他们，刘香成似乎有种天生的自信，例如拍陈凯歌，“他到我家里来，我让他把鞋脱了、袜子脱了、躺在地上—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后来我才晓得那个人是很难搞的。”又如拍曾梵志，“他其实很不愿意被人家拍他画画的，他希望这个过程保密。而我拍他的时候不是要表达他很牛，那就一定要照他的脸了。我根本就没照他的脸，但你一看照片就知道这个人肯定是曾梵志”。
但在他拍摄的这些人中，只有一个人引起了不小的讨论：他拍了郭敬明。那是《小时代》上映之际，某杂志邀请刘香成拍摄郭敬明的封面，前者最终采用了一张仰拍角度的片子作为封面，而在那之前，刘香成连郭敬明是谁都不知道。后来刘香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郭敬明“动作很多，说话很快，其实跟千千万万从遥远的家乡走出来的孩子一样，他们到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非常渴望证明自己”。
虽然自己是摄影师，不过，刘香成并不在家里挂自己拍的照片，相反，四合院的四下，都是其他艺术家的作品，比如厨房正中的墙上挂的那张油画，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他特别邀请王广义为其创作的，画面上三个工农兵中的其中一个举着红宝书，书里迸出了“WTO”三个字母。10月23日那一天，“围绕”着我们的谈话的，还有张晓刚、方力钧、刘小东等人的画作—这些艺术家都是他所熟悉的朋友。
谈话结束时，初冬的阳光已经从玻璃屋顶上懒懒地照下来，照在地上蓝白相间的地砖上，那种蓝，是刘的妻子凯伦·史密斯家乡的“英国蓝”。
刘香成 美籍华裔摄影师、记者、媒体人。1992年普利策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