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设计师，你必须下定决心，要么做有意义的事，要么就去挣钱。
　　——R·巴克敏斯特·富勒
　　尽管美国和世界上其他的国家都经历着严重的经济萧条，一些没用的琐碎事物却成了我们产品环境中永恒的一部分。毫不夸张地说，北美的人花在“成人玩具”上的钱要比他们花在年轻人的教育和穷人的公共卫生上的多。最近的“蠢人用品清单”包括：电动胡萝卜剥皮机、电子钓鱼计数器、干鞋架、电动水压劈柴机、小孩玩的大小为原尺寸1/4的1906年版消防车（每个9000美元的天价）、电子餐巾纸，还有一个装满“两美分”爪状物的包，这些爪状物都是用18K金做的，售价8500美元。这些玩物即使制作得再好，最终也将被废弃掉，因为其拥有者很快就会对这些根本就没用的产品失去兴趣。
　　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废弃的概念是合情合理的。比如医院里的一次性注射器就省去了高温消毒和灭菌设备的费用。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或为气候条件所限，杀菌消毒是很困难或不可能做到的，一些被丢弃的外科和牙科用具又会被拿回去使用。扔掉的薄纱、尿布等东西都受到当地人的珍惜。但是，当我们有意识地设计一些新的最终要被丢弃的物品时，在设计过程中必须考虑两个新的因素。首先，物品的价格是否体现了其短命的特征？外科用的一次性卷装手套，就像厕纸或实验室的临时性保护服装一样，在价格上反映了其使用寿命的短暂特征。
　　第二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这些物品在被丢弃后又发生了些什么变故。沿着海岸的高速公路行驶，我们会看见一个接一个的汽车垃圾站。尽管这些风景中的污点至少也是在慢慢地生锈（油漆过的生锈较晚），但要使这些汽车都变成尘土尚需5到20年的时间。新塑料制品和铝不能分解，还有我们随手扔掉的啤酒瓶，其前景也不容乐观。就像其他一些国家一样，“瓶子法规”在美国的一些州也已经实行了，铝罐子现在也可以被回收了。
　　幸好，利用污染的实际过程以带来积极的后果现在已经成为可能了。由两名研究生在1968年完成的设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从研究苍耳、牛蒡和其他的具有“钩子机械”的植物种子入手。从它们的身上，我们发展出了一种人工的钩子，大约40厘米宽，由可进行生物降解的塑料制成。我们所选的这种特制塑料，其一般寿命是6至8年。这一构造使其全部的塑料表面都沾以植物种子，并被封装进一种向水性的营养液中。这些“大种子”都具有可折叠的表面，一个里面装144个小种子。这个概念非常简单。在沙漠一样的地方，用飞机把千千万万这样的种子撒到干燥贫瘠的地域就成为可能了。一旦降落，这些种子就会跳起来张开并连在一起。一场雨过后，或者空气里湿度足够大时，这一人工种子表面的植物种子就会开始发芽（在向水性营养液的滋润下）。而“大种子”自己，在这些新发芽的有机体的帮助下，便会形成一个低矮却又连续的坝。（理论上，这样的坝可以无限长，会有20至30厘米高。我们在一个干燥地区构造的一个试验坝有17米长。）
　　这些“大种子”连在一起形成了坝，加上有机体的生长，就会赶上第一个春天的雨水。种子、覆盖层、表土层以及其他的有机质都会被它所捕获，这个坝就可以自由延展了。3至6个季度之内，它就会成为一块结结实实的植被，并成为捕捉表土的永远的陷阱。一段时间之后，这些可进行生物降解的塑料便会被周围的植被和土壤分解吸收，变成肥料。
　　至少从试验来看，风化的循环已经被中止了，实际上是往反方向发展了。试验的组成因素、废弃、丢弃和自我分解已经被用于一种积极的生态变化了。有人还为这些人工的刺果找到了一种有趣的用途。马格迪·特韦克（MAGDY TEWK），一个在哥本哈根皇家建筑学院学建筑的学生，在苏丹做了成千上万个这样的刺果。它们是由硬纸板和废报纸制成的，大约40厘米长，只是缺少生物催化剂和种子。在苏丹的沙漠里，它们被用作“沙锚”，在沙包来的时候可以留住更多的沙子。这个想法听起来真是愚蠢而简单，但却很管用。
　　让我们回到关于一次性社会的讨论：随着由技术而引起的废弃越来越多，产品的更新从根本上升级换代就变得有意义了。不幸的是，人们对这一在市场层面上产生的新特点还没有作出反应。如果我们以一种越来越快的速度用昨天的产品和设备交换今天的，用今天的交换明天的，那么，总的花费必然会反映这一趋势。慢慢地，处理这一问题的两个方法就开始浮现出来了。
　　“租借”而不是“拥有”将成为一个发展的目标。在有些州，签个合同，三年之内借一辆汽车用比买一辆汽车要划算。借车还有其他的一些好处，借车的人不用担心维护费、保险以及以旧换新时的价格波动。在我们的一些大城市里，像电冰箱、冷柜、炉子、洗碗机、洗衣机和烘干机、组合空调、电视机等大一点儿的家用设备都是可以租借的。在生产和办公领域，这一趋势也越来越显著。围绕电脑硬件、实验室和办公系统的维护与服务所产生的问题已经使得设备的租借越来越理性了。许多州的财产税法规也使得“暂时使用”的概念比“永远”拥有更符合消费者的口味。
　　在看待财产的问题上，这事实上是一种重要的、彻底的转变。这是一种态度的转变，它常常会立即受到老一代人的谴责（他们根本就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是多么渺小，事实上从来都是这样）。但是，道德的谴责事实上与此并无关联，而且也从来不曾相关过。纵观整个人类的历史，“财产之祸”已经不知被多少宗教领袖、哲人和社会思想家所警告过了。我们的社会以个人、资本家和贪婪的哲学为基础，它喜欢小玩意儿、被商品所引导并以消费作为动力，我们想离开这个社会的热切愿望基于对这些事实的承认。
　　对待因技术而废弃产品的第二个办法依赖于对消费市场价格的重构。1969年4月6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销售充气简易椅子的广告（从英国进口），其零售价不到10美元（包括海运、各种税收和进口税）。5天内，通过信件和电话就订购了60000把这样的椅子。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一些像“一号码头”（PIER ONE）和“成本加成”（COST PLUS）这样的全国性折扣商店，用塑料加固的纸板做的跪垫和临时性椅子的价格并不贵。这样的东西，使用方便，颜色靓丽，设计时髦、舒适，非常便宜，而且轻便，易“拆卸”，用完了就可以扔掉，这自然受到年轻人和大学生们的欢迎。但是，便宜和轻便的家具被大多数“定居”的人所忽略了，现在，经济的因素影响着更多的人。
　　但是经济低潮从某种意义上已经改变了这一景象。手工艺制品仍然被那些能够承受得起的人购买。那些必须小心算计他们的支出的人和新的穷人却有了两项激动人心的新发现。由于钱很紧张，消费者开始起来反对人工制品的废弃和假冒伪劣产品。几十年以来，消费者第一次去寻求质量，寻求持久的价值和简洁、无装饰的产品。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公众似乎愿意稍微多花一点儿钱购买能够用二三十年的炒锅、制造精良的自行车、工艺精湛的家具和相当好的各种工具。
　　第二个发现就是重视过去的优良设计。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从一些像古德维尔、救援军、圣文森特·德·保罗协会或残疾人协会的零售店购买用过的产品。他们常常发现用了30年的烤箱用起来比最近产的便宜货还要好一樱桃木做的书架，无论是看上去还是使用起来都比一些昂贵的硬纸板组合架子要好。
　　第二类东西是我们不需要思考就可以扔掉的：面巾纸、一次性医药容器，而可回收的瓶子和罐子则要回收，不能扔掉。还有一类东西，我们把它们看作暂时的：照相机、高保真设备、运输设备，等等。这样的工具我们应该拥有，我们知道，它们将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被使用，真正的技术进步会不断地产生。无论是通过低价购得，还是通过租借，这一类物品必须从根本上反映出暂时“拥有”的模式。人们希望这样的变化发生，而这些变化将使我们对自己真正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思考得更加深入。
　　总之，事实上，我们容易把我们的面巾纸文化的一些方面看作没法避免的，而且是有益的。然而，到目前为止，市场的统治地位已经耽误了一种理性设计策略的出现。什么应该扔掉，什么不应该扔掉，使用者和工业界都没有给出答复。更可笑的是（对于参股人和管市场营销的副经理来说），能扔的东西的售价高得似乎它们可以永存一样。人们对于当前价格体系的两个替代性选择，租借和更低的价格，以及通过有意义的交易或“模型交换”（MODEL-SWAPPING）复苏消费者的投资，还没有展开系统的研究。技术革新的步伐越来越快，而原材料却没有了。
　　设计和市场策略是否能够在一个私有的资本主义体制下共存仍然是一个问题。但显然，在一个贫困的世界中，必须找到关于废弃和价值问题的新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