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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彼得·圣吉：美国麻省理工大学(MIT)斯隆管理学院资深教授，国际组织学习协会(SoL)创始人、主席。在麻省理工大学史隆管理学院创立了“组织学习中心”，对一些国际知名企业，如微软、福特、杜邦等，进行创建学习型组织的辅导、咨询和策划。1970年，于斯坦福大学获航天及太空工程学士学位，之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管理学院，获社会系统模型塑造硕士学位。
我们四人尽管背景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曾经历过集体觉醒的非常时刻，经历过由此而产生的大型社会系统的变革。
这种非常时刻之一，就发生在1990年的南非。当时彼得在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北部山丘地区，与同事共同主持一个为期3天的领导力研习营。那时，举办这类研习营已有15年的历史，但之前还从未在南非举办过。彼得当时有两个同事，一个是南非的黑人，另一个是南非的白人，两人正接受培训，以便在将来能够独立主持这类领导力研习营。学员共有30名，一半是白人企业高管，另一半是黑人社区组织者。他们许多人都是冒着风险来参加这次研习营的。
研习营的最后一天，大家听说德·克勒克（F. W. Klerk）总统即将发表演讲，于是就聚集在电视机旁观看。他们看到的正是促使南非种族隔离走向崩溃的那场著名的演讲。在演讲中总统宣布，所有从前被视为非法的黑人组织从那一刻起都变成了合法组织。安妮·娄斯毕（Anne Loetsebe）是当时在场的一名社区领导人，她完全被演讲吸引住了。当听到总统宣布每个组织的名字时，她立刻眼睛发亮，流露出喜悦的神情：非洲民族会议（ANC）、泛非洲人大会（Pan Africanist Conference）……安妮后来说，当听到每个组织的名称时，她立刻就想到，那些因参加这些组织而被捕入狱的亲戚终于能获释回家了。
那场演讲过后，研习营又恢复了既定的日程安排，直到完满结束。当天下午，作为研习营日程的常规内容，大家观看了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录像。由于这部录像曾一度被南非政府禁止播放，所以许多人此前从未看到过。最后大家作“结语发言”（check out），即给每个人最后的机会，把想说的话说出来。先发言的四位说到这次研习营对他们的重要意义，以及他们在反思自我和领导力开发方面的学习收获，都说得非常精彩。第五个发言的是一位高个子的非洲企业高管。这位先生在研习营中一直沉默寡言，个人感情从不外露。此时他站起身，面对安妮并看着她说道：“我想告诉你，我小时候大人一直教我把你看做动物。”说完，他就开始哭泣。安妮双手扶住他，看着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看到这一切，觉得一个巨大的结已经解开了，”彼得说，“我不知道该怎样来描述，就好像打了结的绳子突然间解开了。我从直觉上感到，过去把那位先生和许多人束缚起来的枷锁，已然打开了；他们获得了解放。尽管当时曼德拉仍然被关在罗宾岛（Robben Island）监狱，自由选举也还是四年以后的事，但从那时起我就坚信，南非必将经历一场深刻、重大和持久的转变。”
许多年来，我们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更好地理解这类转变时刻，包括其背后的驱动力及其释放的变革信号。这类转变究竟是如何得以发生的？我们觉得，我们过去的写作，最好也只是描述了歌词，却基本上把乐谱遗漏了。当代变革理论似乎既没有足够的聚焦，也没有足够的视角，当然这听上去很矛盾。我们以后将要参与的变革，既包含深层的个人转变，同时也是固有的系统性变革。但是，有转化力的变革所隐含的深层经历，却是现有管理学研究所忽视的，也是对领导力的一般理解中所忽视的。如奥托所说，“这是个盲点，它所涉及的并非‘是什么’或‘如何做’的问题，即不涉及领导做什么事或怎么做事的问题；它涉及‘是谁’这个问题：我们是谁？作为个人和集体，我们行动的内在源泉和动力是什么？”
关于学习的新思考
在遇到担心和焦虑的情况时，我们中间任何人都可能会回到最习惯的行为方式上去。社会和集体的行为也没什么两样。尽管世界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大多数企业、政府机构、学校以及其它大型组织，仍旧按照一直以来的习惯重复着同样的组织行为。
这并不是说它们没有学习，而只是说学习非常有局限性：学习局限于对周围环境做出最佳的反应，好像自己与周围环境的形成毫不相干。反应性学习（reactive learning）局限于“下载”习惯的思维方式，并延用我们感到舒适的、熟悉的范畴来看待世界。而对那些与自己所了解和相信的不尽相同的说法和做法，我们是要怀疑的。我们为自己的利益辩护。在反应性学习中，我们的行动实际上是习惯的重复，并且无疑最终会加强自己原有的心智模式（mental models）。不管结果如何，我们最终总是“正确的”。往好处说，我们只是把以往做过的再做得更好。我们在自己原有的世界观里寻找安全感，作茧自缚，而与外面的世界更加隔离。
反应性学习
各种学习都包含思考和行动两方面。在反应性学习中，思考是在已有的心智模式下进行的，而行动则是在过去的行为习惯模式下进行的。
但是，不同于上述模式的学习也是可能的。7年多以前，约瑟夫和奥托开始采访前沿科学家和企业与社会型企业的创业者。这些采访（现已有150多份）开始时，总要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您的工作中所面对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两类受访者的谈话放在一起，揭示出一种新的学习过程，它可以创造一个不为习惯主导的新世界。
所有学习都包含思考和行动两个方面。所有学习都涉及我们如何与世界交往互动，以及从中能开发什么样的能力。有所不同的是知见的深度，及其所带来的不同的行动原动力。如果知见从未超越事件本身和眼前情况的表面层次，行动就会是反应型的。然而，如果能深入参透更大的整体及其所生成的“现实”，以及我们自己与这个整体的联系，那么我们行动的原动力和有效性就将极大地改观。
更深层的学习
更深层的学习实践能创造对更大整体的更深层的知见，包括整体的现状
及其演进的方向；学习所带来的行动将越来越成为创造未来的过程的一部分。
与科学精英交谈时，我们发现了许多卓越的见解，涉及我们深层参悟的潜力及其对理解力、自我观念和我们在世界上的认同归属感等方面的作用与影响。与企业家交谈时，我们感到他们的观点异常清晰：他们使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什么样的行动才能服务于正在生成的现实，以及怎样让新的灵感和洞悉服务于呈现中的新现实。但我们还发现，这两部分人基本上没有交流。而实际上这两部分人所谈论的是同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学会“当下体悟”（presence）正在呈现的整体，学会成为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所说的那种“自然之力”（force of nature）。
未来之势场
深层学习的关键在于认识到，我们所积极参与的更大的生命整体，在本质上不是静止不变的。和所有生命系统一样，它既保持着生存所必需的某些特征不变，同时又在进化。当我们对这个动态的整体有更深的认识时，我们对正在呈现的现实，就更能有所把握了。
小儿麻痹疫苗的发明人萨尔科，曾谈到如何融入不断呈现的宇宙“动力流”并体验其演进，就像“一个活跃的、可以通过我自己的选择来引导的过程”。他认为正是这种能力才使他抛弃了通行的观念，并最终发明了挽救千万人生命的疫苗。我们采访的许多企业家都成功创立了许多公司和其他类型的组织。他们都一致认为，创业者所表现出的能力，是其体察浮现中的客观情势，并使自己的行动与之相适应、相和谐的功夫水平的展现。正如圣菲研究所著名经济学家布赖恩·阿瑟所说：“每一项意义深远的创新都要以一种内求的历程为基础：潜入内心更深处，从中使实证和真知浮出水面”。
这种内求的历程是所有创造力的核心，艺术界、工商界、科学界都如此。很多科学家和发明家，就像艺术家和实业家一样，有看似自相矛盾的境遇：一方面是很大的自信心，觉得自己的选择和行动真是事关重大；另一方面是很深的谦卑感，觉得有超越自己的力量在引导自己。恰如米开朗琪罗所说, 他们的工作只是“把自己的手从大理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知道自己的行动是这种成功的关键，但同时他们还知道，手“是想摆脱束缚的”。
体悟当下
我们相信, 融入未来之势场所必备的核心能力，是体悟当下之力。我们最初以为，体悟当下就是完全清醒地意识到当下的时刻。后来我们开始理解，体悟当下是一种深切的聆听，并对超越自己先入为主之见和以往的习惯思考方式，保持开放的心态。我们开始看到，对旧的认同感和控制欲要“放得下”；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还看到萨尔科所说的、选择主动为生命进化服务的重要性。最后，我们还认识到，体悟当下的所有这些方面，其实是引导我们进入一种“拿得起”的境界，即有意识地参与更大的变革之势场。我们一旦“拿得起”，那个势场就会发生改变，塑造客观现状的各种力量就会从重演过去，转向促生正在呈现中的未来。
这个转换尽管十分重要，但就我们所知，各个精神修炼或宗教传统对集体的转换现象，或者对在集体中修炼转换的能力，还很少有论述。然而，我们的许多采访对象都在工作团队中，甚至有几个例子是在整个公司组织中，经历了激动人心的变化。一些理论家还提出了解释这种现象的理论，试图超越个人和集体的二分对立逻辑。
我们最后的结论是：要理解体悟当下、把握产生变革之大势场的可能性，就应从多种角度入手，即：从研究生命系统的新兴科学、创造性艺术以及组织变革的深层经历等方面入手；还要直接从理解自然的生成和哺育能力入手。几乎所有土著文化都把自然、宇宙或大地母亲当作终极的老师。人类从未像现在这般如此需要重新发现这个老师。
本文摘编自《第五项修炼·心灵篇》一书
彼得·圣吉：美国麻省理工大学(MIT)斯隆管理学院资深教授，国际组织学习协会(SoL)创始人、主席。在麻省理工大学史隆管理学院创立了“组织学习中心”，对一些国际知名企业，如微软、福特、杜邦等，进行创建学习型组织的辅导、咨询和策划。1970年，于斯坦福大学获航天及太空工程学士学位，之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管理学院，获社会系统模型塑造硕士学位。
我们四人尽管背景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曾经历过集体觉醒的非常时刻，经历过由此而产生的大型社会系统的变革。
这种非常时刻之一，就发生在1990年的南非。当时彼得在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北部山丘地区，与同事共同主持一个为期3天的领导力研习营。那时，举办这类研习营已有15年的历史，但之前还从未在南非举办过。彼得当时有两个同事，一个是南非的黑人，另一个是南非的白人，两人正接受培训，以便在将来能够独立主持这类领导力研习营。学员共有30名，一半是白人企业高管，另一半是黑人社区组织者。他们许多人都是冒着风险来参加这次研习营的。
研习营的最后一天，大家听说德·克勒克（F. W. Klerk）总统即将发表演讲，于是就聚集在电视机旁观看。他们看到的正是促使南非种族隔离走向崩溃的那场著名的演讲。在演讲中总统宣布，所有从前被视为非法的黑人组织从那一刻起都变成了合法组织。安妮·娄斯毕（Anne Loetsebe）是当时在场的一名社区领导人，她完全被演讲吸引住了。当听到总统宣布每个组织的名字时，她立刻眼睛发亮，流露出喜悦的神情：非洲民族会议（ANC）、泛非洲人大会（Pan Africanist Conference）……安妮后来说，当听到每个组织的名称时，她立刻就想到，那些因参加这些组织而被捕入狱的亲戚终于能获释回家了。
那场演讲过后，研习营又恢复了既定的日程安排，直到完满结束。当天下午，作为研习营日程的常规内容，大家观看了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录像。由于这部录像曾一度被南非政府禁止播放，所以许多人此前从未看到过。最后大家作“结语发言”（check out），即给每个人最后的机会，把想说的话说出来。先发言的四位说到这次研习营对他们的重要意义，以及他们在反思自我和领导力开发方面的学习收获，都说得非常精彩。第五个发言的是一位高个子的非洲企业高管。这位先生在研习营中一直沉默寡言，个人感情从不外露。此时他站起身，面对安妮并看着她说道：“我想告诉你，我小时候大人一直教我把你看做动物。”说完，他就开始哭泣。安妮双手扶住他，看着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看到这一切，觉得一个巨大的结已经解开了，”彼得说，“我不知道该怎样来描述，就好像打了结的绳子突然间解开了。我从直觉上感到，过去把那位先生和许多人束缚起来的枷锁，已然打开了；他们获得了解放。尽管当时曼德拉仍然被关在罗宾岛（Robben Island）监狱，自由选举也还是四年以后的事，但从那时起我就坚信，南非必将经历一场深刻、重大和持久的转变。”
许多年来，我们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更好地理解这类转变时刻，包括其背后的驱动力及其释放的变革信号。这类转变究竟是如何得以发生的？我们觉得，我们过去的写作，最好也只是描述了歌词，却基本上把乐谱遗漏了。当代变革理论似乎既没有足够的聚焦，也没有足够的视角，当然这听上去很矛盾。我们以后将要参与的变革，既包含深层的个人转变，同时也是固有的系统性变革。但是，有转化力的变革所隐含的深层经历，却是现有管理学研究所忽视的，也是对领导力的一般理解中所忽视的。如奥托所说，“这是个盲点，它所涉及的并非‘是什么’或‘如何做’的问题，即不涉及领导做什么事或怎么做事的问题；它涉及‘是谁’这个问题：我们是谁？作为个人和集体，我们行动的内在源泉和动力是什么？”
关于学习的新思考
在遇到担心和焦虑的情况时，我们中间任何人都可能会回到最习惯的行为方式上去。社会和集体的行为也没什么两样。尽管世界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大多数企业、政府机构、学校以及其它大型组织，仍旧按照一直以来的习惯重复着同样的组织行为。
这并不是说它们没有学习，而只是说学习非常有局限性：学习局限于对周围环境做出最佳的反应，好像自己与周围环境的形成毫不相干。反应性学习（reactive learning）局限于“下载”习惯的思维方式，并延用我们感到舒适的、熟悉的范畴来看待世界。而对那些与自己所了解和相信的不尽相同的说法和做法，我们是要怀疑的。我们为自己的利益辩护。在反应性学习中，我们的行动实际上是习惯的重复，并且无疑最终会加强自己原有的心智模式（mental models）。不管结果如何，我们最终总是“正确的”。往好处说，我们只是把以往做过的再做得更好。我们在自己原有的世界观里寻找安全感，作茧自缚，而与外面的世界更加隔离。
反应性学习
各种学习都包含思考和行动两方面。在反应性学习中，思考是在已有的心智模式下进行的，而行动则是在过去的行为习惯模式下进行的。
但是，不同于上述模式的学习也是可能的。7年多以前，约瑟夫和奥托开始采访前沿科学家和企业与社会型企业的创业者。这些采访（现已有150多份）开始时，总要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您的工作中所面对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两类受访者的谈话放在一起，揭示出一种新的学习过程，它可以创造一个不为习惯主导的新世界。
所有学习都包含思考和行动两个方面。所有学习都涉及我们如何与世界交往互动，以及从中能开发什么样的能力。有所不同的是知见的深度，及其所带来的不同的行动原动力。如果知见从未超越事件本身和眼前情况的表面层次，行动就会是反应型的。然而，如果能深入参透更大的整体及其所生成的“现实”，以及我们自己与这个整体的联系，那么我们行动的原动力和有效性就将极大地改观。
更深层的学习
更深层的学习实践能创造对更大整体的更深层的知见，包括整体的现状
及其演进的方向；学习所带来的行动将越来越成为创造未来的过程的一部分。
与科学精英交谈时，我们发现了许多卓越的见解，涉及我们深层参悟的潜力及其对理解力、自我观念和我们在世界上的认同归属感等方面的作用与影响。与企业家交谈时，我们感到他们的观点异常清晰：他们使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什么样的行动才能服务于正在生成的现实，以及怎样让新的灵感和洞悉服务于呈现中的新现实。但我们还发现，这两部分人基本上没有交流。而实际上这两部分人所谈论的是同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学会“当下体悟”（presence）正在呈现的整体，学会成为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所说的那种“自然之力”（force of nature）。
未来之势场
深层学习的关键在于认识到，我们所积极参与的更大的生命整体，在本质上不是静止不变的。和所有生命系统一样，它既保持着生存所必需的某些特征不变，同时又在进化。当我们对这个动态的整体有更深的认识时，我们对正在呈现的现实，就更能有所把握了。
小儿麻痹疫苗的发明人萨尔科，曾谈到如何融入不断呈现的宇宙“动力流”并体验其演进，就像“一个活跃的、可以通过我自己的选择来引导的过程”。他认为正是这种能力才使他抛弃了通行的观念，并最终发明了挽救千万人生命的疫苗。我们采访的许多企业家都成功创立了许多公司和其他类型的组织。他们都一致认为，创业者所表现出的能力，是其体察浮现中的客观情势，并使自己的行动与之相适应、相和谐的功夫水平的展现。正如圣菲研究所著名经济学家布赖恩·阿瑟所说：“每一项意义深远的创新都要以一种内求的历程为基础：潜入内心更深处，从中使实证和真知浮出水面”。
这种内求的历程是所有创造力的核心，艺术界、工商界、科学界都如此。很多科学家和发明家，就像艺术家和实业家一样，有看似自相矛盾的境遇：一方面是很大的自信心，觉得自己的选择和行动真是事关重大；另一方面是很深的谦卑感，觉得有超越自己的力量在引导自己。恰如米开朗琪罗所说, 他们的工作只是“把自己的手从大理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知道自己的行动是这种成功的关键，但同时他们还知道，手“是想摆脱束缚的”。
体悟当下
我们相信, 融入未来之势场所必备的核心能力，是体悟当下之力。我们最初以为，体悟当下就是完全清醒地意识到当下的时刻。后来我们开始理解，体悟当下是一种深切的聆听，并对超越自己先入为主之见和以往的习惯思考方式，保持开放的心态。我们开始看到，对旧的认同感和控制欲要“放得下”；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还看到萨尔科所说的、选择主动为生命进化服务的重要性。最后，我们还认识到，体悟当下的所有这些方面，其实是引导我们进入一种“拿得起”的境界，即有意识地参与更大的变革之势场。我们一旦“拿得起”，那个势场就会发生改变，塑造客观现状的各种力量就会从重演过去，转向促生正在呈现中的未来。
这个转换尽管十分重要，但就我们所知，各个精神修炼或宗教传统对集体的转换现象，或者对在集体中修炼转换的能力，还很少有论述。然而，我们的许多采访对象都在工作团队中，甚至有几个例子是在整个公司组织中，经历了激动人心的变化。一些理论家还提出了解释这种现象的理论，试图超越个人和集体的二分对立逻辑。
我们最后的结论是：要理解体悟当下、把握产生变革之大势场的可能性，就应从多种角度入手，即：从研究生命系统的新兴科学、创造性艺术以及组织变革的深层经历等方面入手；还要直接从理解自然的生成和哺育能力入手。几乎所有土著文化都把自然、宇宙或大地母亲当作终极的老师。人类从未像现在这般如此需要重新发现这个老师。
本文摘编自《第五项修炼·心灵篇》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