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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我国史学界历来把抗日战争划分为防御、相持和反攻三个阶段，本文认为这种划分有失偏颇，根据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应该是五个阶段。八年抗战中，国民党正面战场出现过两次战略大撤退，造成了抗日战争两个防御阶段的事实，随着两个防御阶段的结束，抗日战争很自然地出现了两个相持阶段。不同的是，第一个相持阶段因日军的进攻而再次转入防御，第二个相持阶段则迎来了对日大反攻。抗日战争五个阶段是抗日战争的客观进程决定的，不是人为划分的。它真实反映了中国抗战的长期性、艰苦性和曲折性。
关键词 抗日战争 五个阶段 豫湘桂作战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4-0190-04
我国史学界历来把抗日战争划分为三个阶段。大陆学者认为，抗日战争自卢沟桥事变爆发至广州武汉失守为战略防御阶段，自广州武汉失守至大反攻开始为战略相持阶段，自大反攻开始至日本投降为战略反攻阶段。台湾学者则把抗日战争分为三个时期，即1937年7月至1938年11月为守势作战时期，1938年12月至1945年3月为持久作战时期，1945年4月至1945年8月为反攻作战时期。
（注：《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103-104页。）长期以来，这种把抗日战争划分为“三阶段”或“三时期”的观点始终处于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在中国史学界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心理定势。
本文认为，对于战争阶段的划分，是人们对战争认识深化的结果，属理性认识的范畴。它应以战争发展的历史进程为依据，而不应以服从或维护某种权威观点为出发点。事实上，中国抗日战争并不是传统认识上的三个阶段，而应该是五个阶段。即第一次防御阶段、第一次相持阶段、第二次防御阶段、第二次相持阶段和反攻阶段。这种划分法在中国史学界恐怕是空谷足音，难有几人认同，但这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一、八年抗战中，正面战场出现过两次大撤退，造成了抗日战争两个防御阶段的客观事实
我们知道，在八年抗战中，中国的正面战场曾出现过两次“丧师失地”的大撤退。第一次是自卢沟桥事变爆发起，日军企图三个月灭亡中国，对正面战场发动了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国民党政府先后组织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御敌。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国民党军队几经苦战皆告失败，最后只好在日军的疯狂进攻下大规模地撤退。1938年10 月，日军占领了广州、武汉，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才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短短15个月，国民党损失了100多万军队，丢掉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几乎中国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铁路干线。与此相反，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此时却得到迅速开辟。八路军、新四军利用日军进攻正面战场而造成的后方广大而又空虚的有利时机，执行“敌进我进”的战略方针，深入华北、华中敌后，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建立了晋察冀、冀鲁豫、山东以及苏南、皖北等抗日根据地，敌后抗日武装从一开始的4万余人发展到了18万人。这就是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日本对中国正面战场的全面进攻，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全线撤退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蓬勃发展，形成了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但准确地说，这个阶段应该称作第一次防御阶段，因为五年以后，日本向中国战场发起又一次战略进攻，正面战场不幸又重演大撤退的悲剧，出现了第二次防御的局面。
1944年4月，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对日本发动强有力的“越岛”进攻，迅猛地向日本本土推进。美国空军以中国大陆为基地，不断轰炸日本本土及海上舰船，日本的海上交通被切断，引起了日本国内极大惊慌。为了消灭华美空军，同时使在南洋作战的50万日军与本土取得联系，日本大本营决定不惜孤注一掷，对中国的正面战场发起了特大规模的“一号作战”攻势。日本投入这次作战的总兵力有51万人，10万匹战马，1500门大炮，15000辆汽车，794辆坦克（参战的第5航空军和海军第2派遣舰队未计在内）。（注：〔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河南会战》上册，第6页。）国民党先后组织了豫中会战、长衡会战和桂柳会战御敌。由于敌强我弱和国民党军事当局的指挥失误，三次会战均遭惨败，致使正面战场再次出现了“一溃千里”的大撤退。直到12月上旬，日军攻克贵州独山，苦于战线太长，兵力有限，才不得不停止进攻。短短8个月中，国民党损失了五六十万军队，丧失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省的大部和贵州省一部，丢掉大小城市146座，飞机场36个，空军基地7个。是6000万同胞陷入日寇的奴役之下。这样悲惨的失败，在中华民族的抗日御侮史上，实可说鲜有其例。甚至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说：“我们在这八个月来，国土丧失之广，战地同胞流离痛苦之深，国家所受的耻辱之重，实在是第二期抗战史中最堪悲痛的一页”。（注：〔台〕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2书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1984年10月版第100页。）一般史书和教科书把这次失败称为正面战场的第二次大撤退。与正面战场的溃退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豫湘桂作战期间，敌后战场在“把敌人挤出去”和“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口号下，乘机对日军发起局部反攻，使原有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并开辟了新的抗日根据地。据统计，在近一年的作战中，敌后战场共毙伤日伪军22万余，俘虏6万余，敌伪反正近3万，缴获各种炮百余门、轻重机枪1,200挺、步枪8万支，收复县城16个、克复据点碉堡5千余处，收复国土8万公里，解放同胞1200万，八路军、新四军由相持阶段的47万人增加到91万人，民兵由过去的200万人增加到220万人。（注：《敌后战场伟大胜利的一年》，1944年12月31日《解放日报》。）极大地壮大了人民抗日力量，为迎接反攻阶段的到来准备了条件。
豫湘桂大撤退对抗日战争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历来人们只是认为它延长了相持阶段，推迟了反攻阶段的到来。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只不过是为了服从抗日战争“三阶段”论的牵强附会罢了。事实上，豫湘桂大撤退不是延长而是结束了相持阶段，因为日军的战略进攻使敌我相持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了，正面战场出现了第二次防御的局面。如果我们将这次大撤退与抗战初期的那次大撤退作一比较，就不难发现，这两次大撤退尽管在时空和战争起因上不同，但都具有学术界认同的抗日战争防御阶段的基本特征。第一，日本对正面战场发动的带有战略意义即以攻城掠地、夺取交通干线为目标的进攻。第二，国民党正面战场处于被动的防御地位，并且都是“丧师失地”、“一溃千里”。第三，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乘机向日军发起进攻，使敌后战场得到开辟与发展。基于这些共同特征，笔者有理由认为，两次大撤退同属于抗日战争的防御阶段，只不过它们在时间上发生了跳跃，中间横亘了一个漫长的相持阶段，我们无法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只能根据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称它们为第一次防御阶段和第二次防御阶段。
二、两个防御阶段结束后，抗日战争很自然地出现两个相持阶段。所不同的是，第一次相持阶段被日军的进攻所中断，第二次相持阶段则迎来了对日大反攻
广州、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相持阶段的特点是：日本对中国停止战略进攻而转入保守占领地阶段，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而把侵略重点放在巩固占领区的所谓“治安战”上，企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于是，正面战场的枪声逐渐稀疏，敌后战场的战斗异常激烈起来，敌后战场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尽管这一时期正面战场同日军进行了南昌会战、随枣会战、三次长沙会战和常德会战等战事，但日军的进攻都是战术性进攻，而非战略性进攻，目的在于巩固占领区和配合其他方面作战，而非扩大占领区。在兵力上，一般都是3、5万人的规模；在地域上，更有严格限制，超出规定范围的作战，都须大本营批准，达到作战目的后即返回原驻地。这种早出晚归，打一下又缩回的作战，日本人称为“活塞”战术。（注：〔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湖南会战》上册，第11页。）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5年半，直到1944年4月，日本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攻势，才宣告结束。正如八路军朱德总司令指出的：“从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之后，一直到1944年日寇重新向国民党战场作了一次带战略性的进攻为止，其间共五年半之久；在这样长的时间之内，日寇在华的主力是对着解放区，解放区战场抵抗敌伪力量，到1943年，竟占侵华日军的64%,伪军的95%,而在这同一时期，国民党战场并没有严重的战争。这就是相持阶段的实际。”（注：朱德：《论解放区战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7页。）
传统的观点把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下限划到1945年8月，这种划分并不符合抗日战争的客观事实。实际上，早在1944年4月，即豫湘桂作战的前夜，抗日战争就已经走完了相持阶段的历程。这一点，可从蒋介石1944年2月在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上的训词中得到证实。他说：“自二十六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至二十七年武汉撤退时为止，是第一期抗战结束，第二期抗战开始的时候。这次我们于民国三十三年二月十日在南岳举行第四次军事会议，我们的抗战经过这整整五年的奋斗牺牲，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就是第二期抗战已将结束，我军向敌反攻决战阶段——第三期抗战开始的时候到了。”（注：〔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河南会战》书，卷20演讲，第328页。）蒋介石关于第二期抗战已将结束的预言，因日本对正面战场的又一次战略进攻打破中日战争相持局面而被言中，遗憾的是，他关于反攻决战阶段即将开始的预言却由于正面战场的豫湘桂大撤退而不幸落空了。从日军的进攻来看，它对正面战场发动的豫湘桂攻势，完全不同于在占领广州、武汉以来的保守占领地的方针，而是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进攻，目的在于攻略新的战略目标和交通线。在日本的进攻面前，国民党抵抗不力，重演第一期抗战的悲剧，造成了正面战场又一次大撤退，敌我相持的局面已完全被打破了，牵强地说中国抗战仍处在相持阶段是与史实不符的。关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更为深刻。《解放日报》1945年发表的《新年献辞》明确指出：“1939年到1944年4月，这5年零4个月，在中国战场上来说，形成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日寇在中国战场上，停止正面进攻，集中进攻敌后解放区。自从去年4月日寇恢复对国民党战场的攻势。”（注：《争取胜利早日实现》1945年1月1日《解放日报》。）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蒋介石的“训词”和《解放日报》的《新年献辞》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承认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在豫湘桂作战前夕已告结束。蒋介石作为抗战时期全国最高统帅，《解放日报》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高层意见，他们对当时抗战格局变化的判断和对战争形势的分析应该说是最具权威性的，都有最高的可信度。所以，笔者认为，把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下限划在豫湘桂作战前不仅是历史事实，也是国共双方都认可的。只不过这个相持阶段没有正常转变为反攻阶段，而是被日军的战略进攻所打破，正面战场再次出现了防御局面，因此，我们只能将它称之为第一次相持阶段。
豫湘桂作战结束后，日军由于兵力不足，无力再深入进攻，中国军队也因元气大伤而无力收复失地，双方遂演成对峙局面。于是，抗日战争第二次相持阶段到来了。同武汉失守后的情形相类似，日军此时的重点又放在了巩固占领地及保守交通线上，正面战场的战事趋于相对稳定，敌后战场的压力随之增大。据时任八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将军统计，1945年，解放区抗击日军总数为758700人，占全部侵华日军的69%，抗击伪军总数为955782人，占全部伪军的95%。（注：叶剑英：《1945年我军抗击敌伪军资料统计》见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编《中国革命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分册）》。）虽然日军在这一时期为配合其它方面作战曾对国民党战场发起过豫西鄂北战役和湘西战役，但这两次战役同第一次相持阶段时的南昌战役、长沙战役一样，都属战术性进攻，不具有战略性质。所不同的是，由于第二次相持阶段更接近胜利，所以它就带有更多的反攻的征兆。主要表现在：时间较短，只有8个月；敌人对国民党战场战术性进攻的次数较少，只有两次；共产党敌后战场对日本作战已由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的斗争转为向敌人发起局部反攻了。这种态势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大反攻的到来。
三、五个阶段的划分，是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决定的，它是中国抗战长期性、艰苦性和曲折性的客观反映
从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部历程来看，把这场战争分为五个阶段是完全合乎实际情况的。按照一般规律，反侵略战争都要经过防御、相持、反攻这样三个阶段。中国抗日战争也符合这样的规律。只是由于中日战争的特殊性，战争起伏比较大，战争时间比较长，引起了某些战争要素的本质性变化，才使得这场战争表现为“防御、相持、再防御、再相持、最后大反攻”这样五个阶段。但这并没有违背一般反侵略战争的发展规律。五个阶段仍然内涵着防御、相持和反攻的基本要素，这是一般反侵略战争规律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具体体现。
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始终坚持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观点，很少有人提出异议，这主要是受毛泽东《论持久战》一文把抗日战争阐述为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的影响所致。不能否认，《论持久战》是一部杰出的军事科学论著，它关于抗日战争基本表现为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的英明预见，科学地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基本规律，指出了这场战争的大体趋势，鼓舞了全国人民的胜利信心。但毛泽东并没有把这场战争的进程绝对化。正如他在这部著作中所言：三个阶段的划分，只是“合理地设想”，但“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这种设想可能“不能尽合将来的事实，而将为事实所校正”。（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462页。）抗日战争在实际发展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五个阶段，已从事实上校正了毛泽东原来的设想，再坚持三个阶段的观点已无意义。作为史学工作者，必须尊重历史，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而不宜根据某些论断和假设作判断，使我们的研究变成这些论断和假设的脚注。
抗日战争五个阶段的划分，不仅为中国的抗战进程所决定，也符合中国抗战的特点。这是因为，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进行的一场殊死的战争。中国人民面对的敌人是凶恶的、富有冒险精神的日本军人，他们受法西斯主义毒化，为军国主义效忠而不惜孤注一掷。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所处的屈辱地位使整个民族形成了既坚忍不拔，无论多么强大的敌人也无法征服，又习惯于忍让，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的民族性格。这就决定了这场战争将是长期的、艰苦的和曲折的，是会出现起伏和反复的。抗日战争出现五个阶段，就是这种艰苦性、长期性和曲折性的真实反映。它形象地再现了帝国主义分子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和中国人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的历史逻辑。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
责任编辑：心 远
关键词 抗日战争 五个阶段 豫湘桂作战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4-0190-04
我国史学界历来把抗日战争划分为三个阶段。大陆学者认为，抗日战争自卢沟桥事变爆发至广州武汉失守为战略防御阶段，自广州武汉失守至大反攻开始为战略相持阶段，自大反攻开始至日本投降为战略反攻阶段。台湾学者则把抗日战争分为三个时期，即1937年7月至1938年11月为守势作战时期，1938年12月至1945年3月为持久作战时期，1945年4月至1945年8月为反攻作战时期。
（注：《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103-104页。）长期以来，这种把抗日战争划分为“三阶段”或“三时期”的观点始终处于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在中国史学界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心理定势。
本文认为，对于战争阶段的划分，是人们对战争认识深化的结果，属理性认识的范畴。它应以战争发展的历史进程为依据，而不应以服从或维护某种权威观点为出发点。事实上，中国抗日战争并不是传统认识上的三个阶段，而应该是五个阶段。即第一次防御阶段、第一次相持阶段、第二次防御阶段、第二次相持阶段和反攻阶段。这种划分法在中国史学界恐怕是空谷足音，难有几人认同，但这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一、八年抗战中，正面战场出现过两次大撤退，造成了抗日战争两个防御阶段的客观事实
我们知道，在八年抗战中，中国的正面战场曾出现过两次“丧师失地”的大撤退。第一次是自卢沟桥事变爆发起，日军企图三个月灭亡中国，对正面战场发动了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国民党政府先后组织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御敌。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国民党军队几经苦战皆告失败，最后只好在日军的疯狂进攻下大规模地撤退。1938年10 月，日军占领了广州、武汉，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才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短短15个月，国民党损失了100多万军队，丢掉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几乎中国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铁路干线。与此相反，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此时却得到迅速开辟。八路军、新四军利用日军进攻正面战场而造成的后方广大而又空虚的有利时机，执行“敌进我进”的战略方针，深入华北、华中敌后，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建立了晋察冀、冀鲁豫、山东以及苏南、皖北等抗日根据地，敌后抗日武装从一开始的4万余人发展到了18万人。这就是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日本对中国正面战场的全面进攻，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全线撤退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蓬勃发展，形成了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但准确地说，这个阶段应该称作第一次防御阶段，因为五年以后，日本向中国战场发起又一次战略进攻，正面战场不幸又重演大撤退的悲剧，出现了第二次防御的局面。
1944年4月，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对日本发动强有力的“越岛”进攻，迅猛地向日本本土推进。美国空军以中国大陆为基地，不断轰炸日本本土及海上舰船，日本的海上交通被切断，引起了日本国内极大惊慌。为了消灭华美空军，同时使在南洋作战的50万日军与本土取得联系，日本大本营决定不惜孤注一掷，对中国的正面战场发起了特大规模的“一号作战”攻势。日本投入这次作战的总兵力有51万人，10万匹战马，1500门大炮，15000辆汽车，794辆坦克（参战的第5航空军和海军第2派遣舰队未计在内）。（注：〔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河南会战》上册，第6页。）国民党先后组织了豫中会战、长衡会战和桂柳会战御敌。由于敌强我弱和国民党军事当局的指挥失误，三次会战均遭惨败，致使正面战场再次出现了“一溃千里”的大撤退。直到12月上旬，日军攻克贵州独山，苦于战线太长，兵力有限，才不得不停止进攻。短短8个月中，国民党损失了五六十万军队，丧失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省的大部和贵州省一部，丢掉大小城市146座，飞机场36个，空军基地7个。是6000万同胞陷入日寇的奴役之下。这样悲惨的失败，在中华民族的抗日御侮史上，实可说鲜有其例。甚至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说：“我们在这八个月来，国土丧失之广，战地同胞流离痛苦之深，国家所受的耻辱之重，实在是第二期抗战史中最堪悲痛的一页”。（注：〔台〕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2书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1984年10月版第100页。）一般史书和教科书把这次失败称为正面战场的第二次大撤退。与正面战场的溃退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豫湘桂作战期间，敌后战场在“把敌人挤出去”和“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口号下，乘机对日军发起局部反攻，使原有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并开辟了新的抗日根据地。据统计，在近一年的作战中，敌后战场共毙伤日伪军22万余，俘虏6万余，敌伪反正近3万，缴获各种炮百余门、轻重机枪1,200挺、步枪8万支，收复县城16个、克复据点碉堡5千余处，收复国土8万公里，解放同胞1200万，八路军、新四军由相持阶段的47万人增加到91万人，民兵由过去的200万人增加到220万人。（注：《敌后战场伟大胜利的一年》，1944年12月31日《解放日报》。）极大地壮大了人民抗日力量，为迎接反攻阶段的到来准备了条件。
豫湘桂大撤退对抗日战争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历来人们只是认为它延长了相持阶段，推迟了反攻阶段的到来。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只不过是为了服从抗日战争“三阶段”论的牵强附会罢了。事实上，豫湘桂大撤退不是延长而是结束了相持阶段，因为日军的战略进攻使敌我相持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了，正面战场出现了第二次防御的局面。如果我们将这次大撤退与抗战初期的那次大撤退作一比较，就不难发现，这两次大撤退尽管在时空和战争起因上不同，但都具有学术界认同的抗日战争防御阶段的基本特征。第一，日本对正面战场发动的带有战略意义即以攻城掠地、夺取交通干线为目标的进攻。第二，国民党正面战场处于被动的防御地位，并且都是“丧师失地”、“一溃千里”。第三，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乘机向日军发起进攻，使敌后战场得到开辟与发展。基于这些共同特征，笔者有理由认为，两次大撤退同属于抗日战争的防御阶段，只不过它们在时间上发生了跳跃，中间横亘了一个漫长的相持阶段，我们无法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只能根据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称它们为第一次防御阶段和第二次防御阶段。
二、两个防御阶段结束后，抗日战争很自然地出现两个相持阶段。所不同的是，第一次相持阶段被日军的进攻所中断，第二次相持阶段则迎来了对日大反攻
广州、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相持阶段的特点是：日本对中国停止战略进攻而转入保守占领地阶段，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而把侵略重点放在巩固占领区的所谓“治安战”上，企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于是，正面战场的枪声逐渐稀疏，敌后战场的战斗异常激烈起来，敌后战场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尽管这一时期正面战场同日军进行了南昌会战、随枣会战、三次长沙会战和常德会战等战事，但日军的进攻都是战术性进攻，而非战略性进攻，目的在于巩固占领区和配合其他方面作战，而非扩大占领区。在兵力上，一般都是3、5万人的规模；在地域上，更有严格限制，超出规定范围的作战，都须大本营批准，达到作战目的后即返回原驻地。这种早出晚归，打一下又缩回的作战，日本人称为“活塞”战术。（注：〔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湖南会战》上册，第11页。）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5年半，直到1944年4月，日本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攻势，才宣告结束。正如八路军朱德总司令指出的：“从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之后，一直到1944年日寇重新向国民党战场作了一次带战略性的进攻为止，其间共五年半之久；在这样长的时间之内，日寇在华的主力是对着解放区，解放区战场抵抗敌伪力量，到1943年，竟占侵华日军的64%,伪军的95%,而在这同一时期，国民党战场并没有严重的战争。这就是相持阶段的实际。”（注：朱德：《论解放区战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7页。）
传统的观点把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下限划到1945年8月，这种划分并不符合抗日战争的客观事实。实际上，早在1944年4月，即豫湘桂作战的前夜，抗日战争就已经走完了相持阶段的历程。这一点，可从蒋介石1944年2月在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上的训词中得到证实。他说：“自二十六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至二十七年武汉撤退时为止，是第一期抗战结束，第二期抗战开始的时候。这次我们于民国三十三年二月十日在南岳举行第四次军事会议，我们的抗战经过这整整五年的奋斗牺牲，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就是第二期抗战已将结束，我军向敌反攻决战阶段——第三期抗战开始的时候到了。”（注：〔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河南会战》书，卷20演讲，第328页。）蒋介石关于第二期抗战已将结束的预言，因日本对正面战场的又一次战略进攻打破中日战争相持局面而被言中，遗憾的是，他关于反攻决战阶段即将开始的预言却由于正面战场的豫湘桂大撤退而不幸落空了。从日军的进攻来看，它对正面战场发动的豫湘桂攻势，完全不同于在占领广州、武汉以来的保守占领地的方针，而是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进攻，目的在于攻略新的战略目标和交通线。在日本的进攻面前，国民党抵抗不力，重演第一期抗战的悲剧，造成了正面战场又一次大撤退，敌我相持的局面已完全被打破了，牵强地说中国抗战仍处在相持阶段是与史实不符的。关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更为深刻。《解放日报》1945年发表的《新年献辞》明确指出：“1939年到1944年4月，这5年零4个月，在中国战场上来说，形成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日寇在中国战场上，停止正面进攻，集中进攻敌后解放区。自从去年4月日寇恢复对国民党战场的攻势。”（注：《争取胜利早日实现》1945年1月1日《解放日报》。）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蒋介石的“训词”和《解放日报》的《新年献辞》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承认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在豫湘桂作战前夕已告结束。蒋介石作为抗战时期全国最高统帅，《解放日报》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高层意见，他们对当时抗战格局变化的判断和对战争形势的分析应该说是最具权威性的，都有最高的可信度。所以，笔者认为，把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下限划在豫湘桂作战前不仅是历史事实，也是国共双方都认可的。只不过这个相持阶段没有正常转变为反攻阶段，而是被日军的战略进攻所打破，正面战场再次出现了防御局面，因此，我们只能将它称之为第一次相持阶段。
豫湘桂作战结束后，日军由于兵力不足，无力再深入进攻，中国军队也因元气大伤而无力收复失地，双方遂演成对峙局面。于是，抗日战争第二次相持阶段到来了。同武汉失守后的情形相类似，日军此时的重点又放在了巩固占领地及保守交通线上，正面战场的战事趋于相对稳定，敌后战场的压力随之增大。据时任八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将军统计，1945年，解放区抗击日军总数为758700人，占全部侵华日军的69%，抗击伪军总数为955782人，占全部伪军的95%。（注：叶剑英：《1945年我军抗击敌伪军资料统计》见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编《中国革命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分册）》。）虽然日军在这一时期为配合其它方面作战曾对国民党战场发起过豫西鄂北战役和湘西战役，但这两次战役同第一次相持阶段时的南昌战役、长沙战役一样，都属战术性进攻，不具有战略性质。所不同的是，由于第二次相持阶段更接近胜利，所以它就带有更多的反攻的征兆。主要表现在：时间较短，只有8个月；敌人对国民党战场战术性进攻的次数较少，只有两次；共产党敌后战场对日本作战已由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的斗争转为向敌人发起局部反攻了。这种态势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大反攻的到来。
三、五个阶段的划分，是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决定的，它是中国抗战长期性、艰苦性和曲折性的客观反映
从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部历程来看，把这场战争分为五个阶段是完全合乎实际情况的。按照一般规律，反侵略战争都要经过防御、相持、反攻这样三个阶段。中国抗日战争也符合这样的规律。只是由于中日战争的特殊性，战争起伏比较大，战争时间比较长，引起了某些战争要素的本质性变化，才使得这场战争表现为“防御、相持、再防御、再相持、最后大反攻”这样五个阶段。但这并没有违背一般反侵略战争的发展规律。五个阶段仍然内涵着防御、相持和反攻的基本要素，这是一般反侵略战争规律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具体体现。
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始终坚持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观点，很少有人提出异议，这主要是受毛泽东《论持久战》一文把抗日战争阐述为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的影响所致。不能否认，《论持久战》是一部杰出的军事科学论著，它关于抗日战争基本表现为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的英明预见，科学地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基本规律，指出了这场战争的大体趋势，鼓舞了全国人民的胜利信心。但毛泽东并没有把这场战争的进程绝对化。正如他在这部著作中所言：三个阶段的划分，只是“合理地设想”，但“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这种设想可能“不能尽合将来的事实，而将为事实所校正”。（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462页。）抗日战争在实际发展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五个阶段，已从事实上校正了毛泽东原来的设想，再坚持三个阶段的观点已无意义。作为史学工作者，必须尊重历史，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而不宜根据某些论断和假设作判断，使我们的研究变成这些论断和假设的脚注。
抗日战争五个阶段的划分，不仅为中国的抗战进程所决定，也符合中国抗战的特点。这是因为，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进行的一场殊死的战争。中国人民面对的敌人是凶恶的、富有冒险精神的日本军人，他们受法西斯主义毒化，为军国主义效忠而不惜孤注一掷。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所处的屈辱地位使整个民族形成了既坚忍不拔，无论多么强大的敌人也无法征服，又习惯于忍让，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的民族性格。这就决定了这场战争将是长期的、艰苦的和曲折的，是会出现起伏和反复的。抗日战争出现五个阶段，就是这种艰苦性、长期性和曲折性的真实反映。它形象地再现了帝国主义分子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和中国人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的历史逻辑。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
责任编辑：心 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