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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一届国家领导集体的重要执政理念，旨在实现国富民强的中国梦已经提出近两年时间。这个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复兴之梦，既是个体之梦又是国家之梦。要让这个宏伟的梦想照进现实，除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之外，探讨实现它的具体途径尤为重要。
一直以来，理想社会、理想国是人类的共同目标，但人们对这一目标所用的手段不尽相同。比如，中国的治国方略强调“君子治国”，把每个人想成君子，以德治来约束；西方的国家治理文化讲究的是“小人治国”，把每个人当作小人，以法制来制衡。这两种治理模式在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史上都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且各有千秋。
然而，当下的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各种思想交错纷杂，原来人们所信仰的共产主义理想与社会主义道德等观念逐渐受到唯我与利己等观念的冲击，以至近些年来，社会的道德底线一再下降，市场失序、诚信缺失、腐败频频等现象即是明证。可以说，单纯以德治为主的国家治理，已经无法消弭中国经济发展过程所带来的种种弊端。
或正有鉴于此，备受关注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将依法治国列为主题。这一历史性的进步表明，在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下，中国法治进程的新图景已经徐徐展开。以制度路径托起中国梦的伟大实践，即将来临。
和谐社会有赖制度保障
中国梦的实施手段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普遍认为，观念、技术与制度三个因素，是实现中国梦最为重要的内生变量。
观念属于人的主观意识，是一种抽象的惯性思维，具有一种非强制性的影响力；技术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方法、技能和手段；制度则是国家或社会要求人们共同遵守的一整套规范体系。这三个层面相辅相成，共同维护国家和社会的正常运转。其中，观念主要依靠人们的自觉制约与潜移默化，其改变并非一时之功。技术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技术的进步是主要因素之一。制度的重要，则表现在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与之相关。制度与每一个人的利益得失密不可分。
关于制度，历史上有个著名的例子。
18世纪末期，英国政府决定把犯人发配到澳洲。这项工作由一些私人船主承包下来，运一个犯人就有一份收入。
最初，英国政府根据上船的犯人数来支付船主费用。船主为了牟取暴利，尽可能多地载人。很多船只设备简陋，条件恶劣。因此，运往澳洲的犯人在船上的死亡率达12%，有的甚至高达37%。英国政府为此想了很多办法。比如，每一艘船上派一名政府官员监督，再派医生负责犯人的医疗卫生，同时对犯人在船上的生活标准做了硬性规定。但是，死亡率依然没有降下来，甚至有些船上的监督官员和医生竟然也不明不白地死了。
原来，一些船主为了贪图暴利，贿赂官员，如果官员不肯同流合污就可能被杀死。为此，政府把船主召集起来，教育他们不能把金钱看得比生命都重要。但是，情况依然没有根本好转。
最后，一位英国议员想出了一个主意，提出以到澳洲上岸的犯人数为准计算船主的报酬，即不论你在英国上船装多少人，到了澳洲时再清点人数支付报酬。
新规一出，船主立刻改变了做法，主动在船上准备药品，改善饮食居住条件，尽可能让每一个人健康地到达澳洲。于是，死亡率迅速降到1%以下。
这个案例被研究了数百年，今天仍给人们极大的启发：不完善的制度，会给坏人以可乘之机，而靠人性自觉、说服教育、他人监督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却可以依靠完善的制度来解决。
同样的事情可谓比比皆是。西方人在中国待久了，也会出现排队加塞、随地吐痰、闯红灯、在公共场所吸烟等现象。一旦跨出国门到英美法德等国家，马上规矩起来。为什么“那边”有如此魔法？原因无非是当地的法规较国内严格，违反了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可见，西方人的循规守制，并非某一种族的天生素质使然。一旦脱离本土制度的约束，人性的弱点同样会显现。
反观中国，社会上普遍缺乏对制度的敬畏之心。唯利是图、粗俗无礼的行为随处可见，以至习近平主席在出访马尔代夫时特意告诫国人要文明旅游，“矿泉水瓶子不要乱扔，不要破坏人家的珊瑚礁”。
那么，如何以更少的管理成本来扭转这样的局面？如何培养中国人遵守规则的习惯？在笔者看来，唯有严谨的法度。
国家治理更需制度设计
实际上，相比上世纪中期技术决定论的盛行，近些年来，制度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已成为许多经济学者的共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制度高于技术”。 上世纪8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等人对资本增长理论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诸要素中，技术的贡献率最高。但这一结论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如果缺乏这一制度条件，科技就不能创新、引进、推广和有效使用，也就谈不上科技的高贡献率”。
另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也认为，先进技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但它只是一个潜在的必要的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如果技术要得到高效和广泛的应用，就必须做出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更有人称，“一个国家的振兴与崛起，必基于一整套先进的制度体系”。
这一说法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古代在人文、艺术、科技等方面取得了辉煌，但到了近代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著名学者李约瑟就曾指出，因为中国近代没有相应的专利制度，导致技术先行者并不能获得利益，所以没有人愿意在技术方面多投入。可见，相关制度的滞后掣肘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关于制度安排，还有一个经典案例：有五人分吃一块蛋糕，要求是五等份，每个人一份。那么应该由谁掌握切蛋糕的权利？如何避免分蛋糕者自己切块大的拿走呢？
习惯的做法有几种：一是寄希望于道德，希望有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不但公平分配，甚至可能给别人切大块的，自己留小的；二是寄希望于关系，四处托人取得操刀权，以保证自己的权益，没有关系的只能自认倒霉；三是寄希望于武力，谁胳膊粗力气大，谁就霸占操刀权，想怎么分就怎么分。 解决切蛋糕问题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合理的制度：谁操刀切，谁最后拿自己那份——这样的制度，能够保证不论谁切都可以保证公平，而且道德越差的人越会注意分得均匀。经济学的一条重要原理是：不同的制度安排会产生不同的激励，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从而产生不同的行为。这正是制度的理论内涵。切蛋糕的这个例子，对于在国家治理层面如何分配社会财富，不无裨益。
实际上，近年来人们一直诟病的各种社会弊病，都可以从制度上入手解决。比如，为什么这些年来腐败现象层出不穷？难道仅仅归结为官员们的道德水平下降吗？当一个社会对如此多的腐败行为缺乏约束，仅仅从道德层面批判是不够的，肯定是相应的制度出了问题。道德修养固然重要，但如果制度存在缺陷，坏人得不到整治，甚至反而大获其利，其他人就可能不再依靠自己的诚实劳动致富，转而向以往曾经痛恨的黑暗势力妥协投降。长此以往，“劣币驱逐良币”，导致好人也会变坏了。
可见，与其依靠人性、道德、权限等难以把握的手段，不如依靠明确统一的制度更为有效。经济学家张五常有句名言：“你要放一个妖艳的女子在我的卧室，又要我对她没有非分之想是不可能的；要我对她没有非分之想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她离开我的卧室。”
正如经济学假设“人性是自私的”一样，管理是假设“每个人都是坏人”，以此为前提制定规则，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漏洞。“一个好的制度可以防止坏人做坏事，而一个坏的制度有可能使好人做不了好事。”邓小平关于制度建设的这番阐述，是颇有深意的。如果制度能够让坏人不能做坏事、做好人才能有更大收益，国家和社会管理就达到了“君子与小人俱正，盗跖与曾、史俱廉”的境界。
当然，中国目前的制度并不少。但为什么人们依然感觉法制建设还不尽如人意，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制度没有落地。这其中，执行上的弹性操作与“权大于法”是不可回避的因素。法治建设相对健全的国家，制度是相对刚性的，对任何人一视同仁，总统犯法与常人无异。而我国的制度往往是有弹性的，甚至在当权者面前形同虚设。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诸如拆迁、信访等做法常常与法律条文相悖，却倚仗权力难以纠正，使得依法治国流于仪式化。这些需要我们在制度创新过程中逐渐改变。好在十八大以后，国家治理日趋理性化，无疑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总之，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是一条长期的制度建设之路。它需要通过制度的严谨设计及有效落实，进一步推动观念和技术层面的变革，以实现这三个层面的良性互动。为此，我们要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世界上其他优秀的制度，为中国梦的实现创造一个适宜的制度环境。只有这样，制度才能真正成为最具魅力的变革力量，从而为中国梦的顺利实现保驾护航。
一直以来，理想社会、理想国是人类的共同目标，但人们对这一目标所用的手段不尽相同。比如，中国的治国方略强调“君子治国”，把每个人想成君子，以德治来约束；西方的国家治理文化讲究的是“小人治国”，把每个人当作小人，以法制来制衡。这两种治理模式在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史上都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且各有千秋。
然而，当下的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各种思想交错纷杂，原来人们所信仰的共产主义理想与社会主义道德等观念逐渐受到唯我与利己等观念的冲击，以至近些年来，社会的道德底线一再下降，市场失序、诚信缺失、腐败频频等现象即是明证。可以说，单纯以德治为主的国家治理，已经无法消弭中国经济发展过程所带来的种种弊端。
或正有鉴于此，备受关注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将依法治国列为主题。这一历史性的进步表明，在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下，中国法治进程的新图景已经徐徐展开。以制度路径托起中国梦的伟大实践，即将来临。
和谐社会有赖制度保障
中国梦的实施手段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普遍认为，观念、技术与制度三个因素，是实现中国梦最为重要的内生变量。
观念属于人的主观意识，是一种抽象的惯性思维，具有一种非强制性的影响力；技术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方法、技能和手段；制度则是国家或社会要求人们共同遵守的一整套规范体系。这三个层面相辅相成，共同维护国家和社会的正常运转。其中，观念主要依靠人们的自觉制约与潜移默化，其改变并非一时之功。技术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技术的进步是主要因素之一。制度的重要，则表现在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与之相关。制度与每一个人的利益得失密不可分。
关于制度，历史上有个著名的例子。
18世纪末期，英国政府决定把犯人发配到澳洲。这项工作由一些私人船主承包下来，运一个犯人就有一份收入。
最初，英国政府根据上船的犯人数来支付船主费用。船主为了牟取暴利，尽可能多地载人。很多船只设备简陋，条件恶劣。因此，运往澳洲的犯人在船上的死亡率达12%，有的甚至高达37%。英国政府为此想了很多办法。比如，每一艘船上派一名政府官员监督，再派医生负责犯人的医疗卫生，同时对犯人在船上的生活标准做了硬性规定。但是，死亡率依然没有降下来，甚至有些船上的监督官员和医生竟然也不明不白地死了。
原来，一些船主为了贪图暴利，贿赂官员，如果官员不肯同流合污就可能被杀死。为此，政府把船主召集起来，教育他们不能把金钱看得比生命都重要。但是，情况依然没有根本好转。
最后，一位英国议员想出了一个主意，提出以到澳洲上岸的犯人数为准计算船主的报酬，即不论你在英国上船装多少人，到了澳洲时再清点人数支付报酬。
新规一出，船主立刻改变了做法，主动在船上准备药品，改善饮食居住条件，尽可能让每一个人健康地到达澳洲。于是，死亡率迅速降到1%以下。
这个案例被研究了数百年，今天仍给人们极大的启发：不完善的制度，会给坏人以可乘之机，而靠人性自觉、说服教育、他人监督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却可以依靠完善的制度来解决。
同样的事情可谓比比皆是。西方人在中国待久了，也会出现排队加塞、随地吐痰、闯红灯、在公共场所吸烟等现象。一旦跨出国门到英美法德等国家，马上规矩起来。为什么“那边”有如此魔法？原因无非是当地的法规较国内严格，违反了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可见，西方人的循规守制，并非某一种族的天生素质使然。一旦脱离本土制度的约束，人性的弱点同样会显现。
反观中国，社会上普遍缺乏对制度的敬畏之心。唯利是图、粗俗无礼的行为随处可见，以至习近平主席在出访马尔代夫时特意告诫国人要文明旅游，“矿泉水瓶子不要乱扔，不要破坏人家的珊瑚礁”。
那么，如何以更少的管理成本来扭转这样的局面？如何培养中国人遵守规则的习惯？在笔者看来，唯有严谨的法度。
国家治理更需制度设计
实际上，相比上世纪中期技术决定论的盛行，近些年来，制度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已成为许多经济学者的共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制度高于技术”。 上世纪8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等人对资本增长理论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诸要素中，技术的贡献率最高。但这一结论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如果缺乏这一制度条件，科技就不能创新、引进、推广和有效使用，也就谈不上科技的高贡献率”。
另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也认为，先进技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但它只是一个潜在的必要的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如果技术要得到高效和广泛的应用，就必须做出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更有人称，“一个国家的振兴与崛起，必基于一整套先进的制度体系”。
这一说法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古代在人文、艺术、科技等方面取得了辉煌，但到了近代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著名学者李约瑟就曾指出，因为中国近代没有相应的专利制度，导致技术先行者并不能获得利益，所以没有人愿意在技术方面多投入。可见，相关制度的滞后掣肘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关于制度安排，还有一个经典案例：有五人分吃一块蛋糕，要求是五等份，每个人一份。那么应该由谁掌握切蛋糕的权利？如何避免分蛋糕者自己切块大的拿走呢？
习惯的做法有几种：一是寄希望于道德，希望有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不但公平分配，甚至可能给别人切大块的，自己留小的；二是寄希望于关系，四处托人取得操刀权，以保证自己的权益，没有关系的只能自认倒霉；三是寄希望于武力，谁胳膊粗力气大，谁就霸占操刀权，想怎么分就怎么分。 解决切蛋糕问题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合理的制度：谁操刀切，谁最后拿自己那份——这样的制度，能够保证不论谁切都可以保证公平，而且道德越差的人越会注意分得均匀。经济学的一条重要原理是：不同的制度安排会产生不同的激励，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从而产生不同的行为。这正是制度的理论内涵。切蛋糕的这个例子，对于在国家治理层面如何分配社会财富，不无裨益。
实际上，近年来人们一直诟病的各种社会弊病，都可以从制度上入手解决。比如，为什么这些年来腐败现象层出不穷？难道仅仅归结为官员们的道德水平下降吗？当一个社会对如此多的腐败行为缺乏约束，仅仅从道德层面批判是不够的，肯定是相应的制度出了问题。道德修养固然重要，但如果制度存在缺陷，坏人得不到整治，甚至反而大获其利，其他人就可能不再依靠自己的诚实劳动致富，转而向以往曾经痛恨的黑暗势力妥协投降。长此以往，“劣币驱逐良币”，导致好人也会变坏了。
可见，与其依靠人性、道德、权限等难以把握的手段，不如依靠明确统一的制度更为有效。经济学家张五常有句名言：“你要放一个妖艳的女子在我的卧室，又要我对她没有非分之想是不可能的；要我对她没有非分之想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她离开我的卧室。”
正如经济学假设“人性是自私的”一样，管理是假设“每个人都是坏人”，以此为前提制定规则，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漏洞。“一个好的制度可以防止坏人做坏事，而一个坏的制度有可能使好人做不了好事。”邓小平关于制度建设的这番阐述，是颇有深意的。如果制度能够让坏人不能做坏事、做好人才能有更大收益，国家和社会管理就达到了“君子与小人俱正，盗跖与曾、史俱廉”的境界。
当然，中国目前的制度并不少。但为什么人们依然感觉法制建设还不尽如人意，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制度没有落地。这其中，执行上的弹性操作与“权大于法”是不可回避的因素。法治建设相对健全的国家，制度是相对刚性的，对任何人一视同仁，总统犯法与常人无异。而我国的制度往往是有弹性的，甚至在当权者面前形同虚设。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诸如拆迁、信访等做法常常与法律条文相悖，却倚仗权力难以纠正，使得依法治国流于仪式化。这些需要我们在制度创新过程中逐渐改变。好在十八大以后，国家治理日趋理性化，无疑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总之，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是一条长期的制度建设之路。它需要通过制度的严谨设计及有效落实，进一步推动观念和技术层面的变革，以实现这三个层面的良性互动。为此，我们要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世界上其他优秀的制度，为中国梦的实现创造一个适宜的制度环境。只有这样，制度才能真正成为最具魅力的变革力量，从而为中国梦的顺利实现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