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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业沉沦
对库存市场来说，2012年是最好的年景。单单是42家服装上市公司今年上半年的存货就达到483亿元之巨。在中国的服装集镇中，广州白云机场附近那个叫石井的地方可能是最不知名的。现在，大多数的服装企业需要他们，而很多普通消费者可能并不知道，自己买的衣服里有多少会来自那个甚至几元钱就能收购一件羽绒服或者西装的地方。
市场低迷，消费不旺并不是服装行业整体沉沦的唯一解释。近年来，在严重滞后的产销机制的基础上，品牌商那种无节制的扩张欲和对暴利的无限向往，不断地拉大理想和现实的距离，现在，终于，他们掉进了自己挖下的陷阱。
最好的年景
在上海东南郊康桥路一带的工业区里，美特斯邦威（下称美邦）是知名度最高的公司。与其他公司门前冷冷清清的境况不同，美邦总部的大门外总是车水马龙，尤其是在周末。
美邦总部北侧大门里络绎不绝的人流，涌向菜地旁的特卖仓库。园区内的指示牌上显示，在靠北墙的仓库内，有10多个品类上千个款式的服装正在以2-3折的价格特卖，从5元的腰带、帽袜到150元的大衣、皮衣，低价是美邦仓库的魅力之源。即便是一些今年的新款，也在以3-5折出售。
夏华相不是普通的顾客，他是专门收库存的人，俗称“库存帮”。几天前，夏华相经人介绍，和美邦做了一单生意，以平均每件7元的价格买走了7万件衣服，“从T恤衫到棉衣都有”。之所以能够以如此不可思议的低价买走，夏华相解释说，这些服装多少有些瑕疵，“但在我们那里都还能卖。”
对在广州做了十多年库存生意的夏华相来说，2012年差不多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年景。
单单是上市公司这些行业排头兵就提供了极其充足的库存货源。按上市公司年中报，2012年上半年，国内42家公司的存货总量高达数百亿元，其中美邦服饰、森马服饰以及李宁位列三甲，存货量分别为17.53亿元、14.73亿元以及11.38亿元。42家公司中，存货量低于1亿元的只有4家。
随便哪一家的库存货全部拿出来，夏华相都消化不了。“我们收库存，几百万一单的占多数。他们会一批批放出来，我们也会一批批收。”另外，关键的问题是“价钱要合适。”
“我们一般都是和管仓库的人打交道。”夏华相不认识美邦的老板周成建，也不知道周成建因为库存问题曾经何其震怒。坊间传说，周成建在今年初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大骂高管下属们“三蛋一不”（混蛋、王八蛋、瞎扯淡、不作为）。按美邦报表，公司上市后第一年（2009年）底的库存为9亿，而到2011年暴涨至25亿。
对品牌公司来说，“吊牌价”在某种意义上是品牌尊严与荣誉所在，在美邦的仓库店里可以看到，哪些以几十上百元出售的风衣、大衣吊牌价往往在干元以上，这个价位虽然在服装行业中不算高，但其中起码也包含了美邦研发能力、管理以及专卖店里的服务。随便流失一项内涵，都意味着品牌的贬值。
夏华相也并非不认同品牌的价值，“现在我们收库存，基本上都要收名牌的。”只不过，品牌永恒，品牌货却不是，
“他们不能拖太久，服装这个东西，两年以上的旧货是没人要的。”
库存帮基地
记者第一次见到夏华相是在广州白云区石井镇的庆丰服装城。在服装城的一个显要位置，他经营着相连的五个档口。在那里可以看到许多英雄末路的国内外名牌：成包堆放的似新似旧的名牌充斥着档口的—二楼，沙发上、茶几和办公桌之间的空隙也堆满了名牌，进店的人一不小心就会踩到它们。
夏华相站在门外，极力向一拨女性客户推荐一批新款的女款羽绒服。从客户们的反应来看，这些服装的牌子似乎颇为知名，夏华相开价是均价60元一件。此外，他还推荐了他刚从海澜之家总部拉回来的毛衣，以及吊牌价在4000—5000元的“公牛”牛仔裤。
“这里是中国的服装尾货天堂，在全世界也是最大的。”夏华相的朋友、福建人陈付阳对记者说。石井镇的确有那么一点国际化的气息，在镇上广大、庆丰、锦东等几个服装城里，不时会看到扛着大包衣服或者正在档口看货的黑人或者中东人。有个沙特大户是石井的常客，“他每年来四五趟，带着翻译，一个个档口目不转睛地看，一般一个礼拜就会搞定一单。”陈付阳说，这个沙特入一年从石井进货三四个亿，曾经一次拿了8000多万元的货。
并不是每个沙特人都是靠石油致富的，沙特人收走的恰恰是均价10元钱以内的超级便宜贷，“整个中东地区都没什么服装企业，他应该是卖到中东的其他国家去了。”
“不管什么牌子，是T恤还是羽绒服，库存拖到不得不出的时候，收购均价也就几块钱一件。在我们这里，不管是我们收进还是卖出，都是远低于生产成本价。”陈付阳说，“服装又不是金子，能保值。那些服装厂商总以为，100块钱成本的衣服，为什么要三五十块卖给我们呢？他们舍不得。于是就一直压着，可这东西越压越不值钱。比如2008、2009年的货，已经不是价钱的问题了，就是几块钱给我们也卖不出去。现在即使在偏远地区，大众的需求也是要漂亮，要款式好。”
对那些库存积压如山的上市公司来说，留给他们的时间并不多。按服装行业的成本结构，大中型服装企业的生产成本约到吊牌价的1.8至2.3折。在库存市场上，需要的不是对价值的尊重，而是对爱便宜心理的尊重。
不管服装厂商多么看不起这上不了台面的库存生意，他们也不得不正视自己的处境。库存生意始终与中国服装行业扩张过程如影随形。
石井聚集着一个庞大的库存商帮，从最早的广大服装城开始，如今的石井已经有四五家大型服装城，上万个商铺。全镇的尾货生意，按陈付阳的估计每年有100多亿的交易规模。尽管商户聚集度极高，石井的店租仍然是十分便宜，一间20多平米的铺子，月租只要3000元，按夏华相的说法，石井的尾货商铺不用交税，不用交管理费，“在广东这种地方，这么小的生意他们（政府）看不上。”
没有广告，绝大多数的石井商户时至今日也不在网上发布信息。为数几万人的尾货群体中，即便是陈氏兄弟这样的大户，也是服装业内毫无知名度的老板——他们差不多是一个隐秘的群体，只有圈子里的人才会彼此认识。“有时候住进一个宾馆，里面的住客我可能有几十个都认识。我最近在青岛机场等飞机时也碰到好多个熟人。你想，几万人在一些特定的地方出出入入，肯定都会碰到的啦。” 库存能把企业累死
在石井，我们能看到一种最讲江湖规则的生意。“你如果能找到一单货，让我去收，能赚10万块钱的话，我分你5万。资金利息、仓库租金和其他费用都不用管。”很多年以来，石井的店主们都是和找货人如此分账，双方没有合同，依据的是行当里自发形成的惯例。陈付阳说，在石井的童装圈子里，这种靠四处看货，和档口老板们共赢的人有几百个。
在杭州开过童装厂的胡海东和陈付阳打过几年交道，很欣赏陈的行事风格，“他过来收货的时候，我们并不让他进到仓库里去，只是把样品拿出来，然后告诉他有多少件。他看上了，就把定金放下，我们去装箱，他第二天就过来把货拉走了。”
“一单几万件的货，少个几百件，或者掺了一些次品，对我们来说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只是按各个品类的比例来给一个均价。”陈付阳说现在的库存货源实在太多了，“现在全中国生产的童装包括库存货，国内的孩子十年也穿不完。”这话可能有些夸张，但也接近事实。
除了童装，2008年前后上市的那批体育用品企业如今都是库存大户，这些上市公司的年中报显示，包括李宁、匹克、鸿星尔克等在内的几家公司已经关掉了1000多家店铺。渠道收窄，对于库存清理更是雪上加霜。
明海东曾经任福矬和东莞的成人装和童装企业担仟高管，对服装产销的弊端颇有发言权，“国内企业的产销周期太长。企业做生产计划，往往是一年前就开始打版，下单，可现在的服装时尚感越来越强，谁能知道一年后市场到底流行什么？”而对几年前那些急于上市的公司来说，往往是在上市前冲量，贷着款矢扩充渠道，“这些都造成了一种需求的假象。”
内销公司如此，外贸的萎靡对今日中国的库存规模也贡献甚大。“现在沿海的海关，都堆着相当多的垃圾货；公司倒了，东曲都滞留在海关。一单就是几十万件，这样的生意现在多得很。”陈付阳说。
尽管一些知名公司对“库存帮”往往表现倨傲，但到了一定时候，他们也会有求于这些江湖上的及时雨。几年前的一个晚上，陈付阳就接到一个东莞打米的电话，说是一个老板急需2000万元现金。陈付阳连夜联系人把钱凑齐了，去拉货。
一个服装企业的倒闭，往往是库存帮大有作为之时。对那些工人排在厂门外等着要工资的工厂而言，库存帮的现身意义重人，“工厂倒闭往往是工资拖着，厂房租金拖着，债主的钱欠着。工厂。的人也好，政府的人也好，只要有人和我们谈价格，我们就去拉，一手钱一手货。”
库存 消化不良
42岁的廖亮中来自广东梅州，服装打版师出身，1992年在广州开过服装厂：随后在广州的黄埔、东山口开过很多家专门卖库存货的零售店。2000年以后，他也加入了石井的库存帮。
对于服装的高库存，他另有一番见解：“中国的服装企业在历史上有暴利，吸引了很多人去追逐。暴利心态导致了整个产业链的畸形。比如，这件衣服100元成本他卖1200元，还卖成了。于是很多人就跟着这么做，其实服装本身是个低平台的产业。”
为了卖高价。服装企业都纷纷往高端商场挤，但高端商场见谁都要砍一刀，“商场扣点28%。就算是一线品牌，都要走很多关系。比如，你在广东要进一线商场，就必须找对几个人，给个50万元、100万元才能进去。这些花销都摊到成本上去了，价格自然就扭曲了。”
即使是街店，前几年租金也是异乎寻常的高，“东山口、黄浦一带的商业街，铺面租金都是天价。一个月下来，几间店铺就赚万把块钱，可如果我不干了，把店转租给别人，可以收到八九万元租金。”
高昂的渠道成本加上消费的低迷，直接导致了服装行业的快速下滑，“据我所知，一二线品牌的动销率不到50%，甚至有些的动销率不到30%。这样一来，市场就完蛋了。所以，我们想做一个奥特莱斯，走量的同时追求合理的利润。”这个设想正在变成现实，现在廖亮中的一处楼上楼下400平米的店铺，一天能卖两三万块钱，好的时候四五万块钱，而店租一个月只有万把块钱。“这好过花5万块钱在繁华地段去租一个店。我的主业是批发，但现在零售都可以支撑我的开销。”此外，百川一代和其他服装企业不同的是，他所从事的行业流程简单，没有那么多附加环节的开支。
廖亮中认为，服装行业的暴利时代应该终结。“那些上市公司曾经是高利润啊。我们的利润率只有30%，而他们曾经有300%的利润。”今天的巨量库存不过是为当年的暴利付出的代价。
要消化服装业的巨量库存，靠专卖店里慢悠悠地打折销售，或者工厂店里的特卖显然是不够的，而寄希望于电商则更不现实。“库存货往往款式多而单款量少，而且，我们要求很高的周转率，把一件件不值多少钱的东西，分类整理、拍照，然后雇很多八挂到网上去卖，是不划算的。”
在很大程度上，石井镇是服装库存最后的去向。然而，即使到了石井，库存也还拖着一个长长的尾巴，像廖亮中、陈付阳、夏华相他们，是库存市场的第一个层级，接下来还有找他们几千几万、几十万地打货的全国各地库存分销商。谁也没法保证石井库存能完全被消化，“我们现在非常谨慎，因为我们也有库存。今年上半年，我收了一百多万件衣服，到现在还有15%没卖掉，这对我们来说是很不正常的。”廖亮中说。
对库存市场来说，2012年是最好的年景。单单是42家服装上市公司今年上半年的存货就达到483亿元之巨。在中国的服装集镇中，广州白云机场附近那个叫石井的地方可能是最不知名的。现在，大多数的服装企业需要他们，而很多普通消费者可能并不知道，自己买的衣服里有多少会来自那个甚至几元钱就能收购一件羽绒服或者西装的地方。
市场低迷，消费不旺并不是服装行业整体沉沦的唯一解释。近年来，在严重滞后的产销机制的基础上，品牌商那种无节制的扩张欲和对暴利的无限向往，不断地拉大理想和现实的距离，现在，终于，他们掉进了自己挖下的陷阱。
最好的年景
在上海东南郊康桥路一带的工业区里，美特斯邦威（下称美邦）是知名度最高的公司。与其他公司门前冷冷清清的境况不同，美邦总部的大门外总是车水马龙，尤其是在周末。
美邦总部北侧大门里络绎不绝的人流，涌向菜地旁的特卖仓库。园区内的指示牌上显示，在靠北墙的仓库内，有10多个品类上千个款式的服装正在以2-3折的价格特卖，从5元的腰带、帽袜到150元的大衣、皮衣，低价是美邦仓库的魅力之源。即便是一些今年的新款，也在以3-5折出售。
夏华相不是普通的顾客，他是专门收库存的人，俗称“库存帮”。几天前，夏华相经人介绍，和美邦做了一单生意，以平均每件7元的价格买走了7万件衣服，“从T恤衫到棉衣都有”。之所以能够以如此不可思议的低价买走，夏华相解释说，这些服装多少有些瑕疵，“但在我们那里都还能卖。”
对在广州做了十多年库存生意的夏华相来说，2012年差不多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年景。
单单是上市公司这些行业排头兵就提供了极其充足的库存货源。按上市公司年中报，2012年上半年，国内42家公司的存货总量高达数百亿元，其中美邦服饰、森马服饰以及李宁位列三甲，存货量分别为17.53亿元、14.73亿元以及11.38亿元。42家公司中，存货量低于1亿元的只有4家。
随便哪一家的库存货全部拿出来，夏华相都消化不了。“我们收库存，几百万一单的占多数。他们会一批批放出来，我们也会一批批收。”另外，关键的问题是“价钱要合适。”
“我们一般都是和管仓库的人打交道。”夏华相不认识美邦的老板周成建，也不知道周成建因为库存问题曾经何其震怒。坊间传说，周成建在今年初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大骂高管下属们“三蛋一不”（混蛋、王八蛋、瞎扯淡、不作为）。按美邦报表，公司上市后第一年（2009年）底的库存为9亿，而到2011年暴涨至25亿。
对品牌公司来说，“吊牌价”在某种意义上是品牌尊严与荣誉所在，在美邦的仓库店里可以看到，哪些以几十上百元出售的风衣、大衣吊牌价往往在干元以上，这个价位虽然在服装行业中不算高，但其中起码也包含了美邦研发能力、管理以及专卖店里的服务。随便流失一项内涵，都意味着品牌的贬值。
夏华相也并非不认同品牌的价值，“现在我们收库存，基本上都要收名牌的。”只不过，品牌永恒，品牌货却不是，
“他们不能拖太久，服装这个东西，两年以上的旧货是没人要的。”
库存帮基地
记者第一次见到夏华相是在广州白云区石井镇的庆丰服装城。在服装城的一个显要位置，他经营着相连的五个档口。在那里可以看到许多英雄末路的国内外名牌：成包堆放的似新似旧的名牌充斥着档口的—二楼，沙发上、茶几和办公桌之间的空隙也堆满了名牌，进店的人一不小心就会踩到它们。
夏华相站在门外，极力向一拨女性客户推荐一批新款的女款羽绒服。从客户们的反应来看，这些服装的牌子似乎颇为知名，夏华相开价是均价60元一件。此外，他还推荐了他刚从海澜之家总部拉回来的毛衣，以及吊牌价在4000—5000元的“公牛”牛仔裤。
“这里是中国的服装尾货天堂，在全世界也是最大的。”夏华相的朋友、福建人陈付阳对记者说。石井镇的确有那么一点国际化的气息，在镇上广大、庆丰、锦东等几个服装城里，不时会看到扛着大包衣服或者正在档口看货的黑人或者中东人。有个沙特大户是石井的常客，“他每年来四五趟，带着翻译，一个个档口目不转睛地看，一般一个礼拜就会搞定一单。”陈付阳说，这个沙特入一年从石井进货三四个亿，曾经一次拿了8000多万元的货。
并不是每个沙特人都是靠石油致富的，沙特人收走的恰恰是均价10元钱以内的超级便宜贷，“整个中东地区都没什么服装企业，他应该是卖到中东的其他国家去了。”
“不管什么牌子，是T恤还是羽绒服，库存拖到不得不出的时候，收购均价也就几块钱一件。在我们这里，不管是我们收进还是卖出，都是远低于生产成本价。”陈付阳说，“服装又不是金子，能保值。那些服装厂商总以为，100块钱成本的衣服，为什么要三五十块卖给我们呢？他们舍不得。于是就一直压着，可这东西越压越不值钱。比如2008、2009年的货，已经不是价钱的问题了，就是几块钱给我们也卖不出去。现在即使在偏远地区，大众的需求也是要漂亮，要款式好。”
对那些库存积压如山的上市公司来说，留给他们的时间并不多。按服装行业的成本结构，大中型服装企业的生产成本约到吊牌价的1.8至2.3折。在库存市场上，需要的不是对价值的尊重，而是对爱便宜心理的尊重。
不管服装厂商多么看不起这上不了台面的库存生意，他们也不得不正视自己的处境。库存生意始终与中国服装行业扩张过程如影随形。
石井聚集着一个庞大的库存商帮，从最早的广大服装城开始，如今的石井已经有四五家大型服装城，上万个商铺。全镇的尾货生意，按陈付阳的估计每年有100多亿的交易规模。尽管商户聚集度极高，石井的店租仍然是十分便宜，一间20多平米的铺子，月租只要3000元，按夏华相的说法，石井的尾货商铺不用交税，不用交管理费，“在广东这种地方，这么小的生意他们（政府）看不上。”
没有广告，绝大多数的石井商户时至今日也不在网上发布信息。为数几万人的尾货群体中，即便是陈氏兄弟这样的大户，也是服装业内毫无知名度的老板——他们差不多是一个隐秘的群体，只有圈子里的人才会彼此认识。“有时候住进一个宾馆，里面的住客我可能有几十个都认识。我最近在青岛机场等飞机时也碰到好多个熟人。你想，几万人在一些特定的地方出出入入，肯定都会碰到的啦。” 库存能把企业累死
在石井，我们能看到一种最讲江湖规则的生意。“你如果能找到一单货，让我去收，能赚10万块钱的话，我分你5万。资金利息、仓库租金和其他费用都不用管。”很多年以来，石井的店主们都是和找货人如此分账，双方没有合同，依据的是行当里自发形成的惯例。陈付阳说，在石井的童装圈子里，这种靠四处看货，和档口老板们共赢的人有几百个。
在杭州开过童装厂的胡海东和陈付阳打过几年交道，很欣赏陈的行事风格，“他过来收货的时候，我们并不让他进到仓库里去，只是把样品拿出来，然后告诉他有多少件。他看上了，就把定金放下，我们去装箱，他第二天就过来把货拉走了。”
“一单几万件的货，少个几百件，或者掺了一些次品，对我们来说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只是按各个品类的比例来给一个均价。”陈付阳说现在的库存货源实在太多了，“现在全中国生产的童装包括库存货，国内的孩子十年也穿不完。”这话可能有些夸张，但也接近事实。
除了童装，2008年前后上市的那批体育用品企业如今都是库存大户，这些上市公司的年中报显示，包括李宁、匹克、鸿星尔克等在内的几家公司已经关掉了1000多家店铺。渠道收窄，对于库存清理更是雪上加霜。
明海东曾经任福矬和东莞的成人装和童装企业担仟高管，对服装产销的弊端颇有发言权，“国内企业的产销周期太长。企业做生产计划，往往是一年前就开始打版，下单，可现在的服装时尚感越来越强，谁能知道一年后市场到底流行什么？”而对几年前那些急于上市的公司来说，往往是在上市前冲量，贷着款矢扩充渠道，“这些都造成了一种需求的假象。”
内销公司如此，外贸的萎靡对今日中国的库存规模也贡献甚大。“现在沿海的海关，都堆着相当多的垃圾货；公司倒了，东曲都滞留在海关。一单就是几十万件，这样的生意现在多得很。”陈付阳说。
尽管一些知名公司对“库存帮”往往表现倨傲，但到了一定时候，他们也会有求于这些江湖上的及时雨。几年前的一个晚上，陈付阳就接到一个东莞打米的电话，说是一个老板急需2000万元现金。陈付阳连夜联系人把钱凑齐了，去拉货。
一个服装企业的倒闭，往往是库存帮大有作为之时。对那些工人排在厂门外等着要工资的工厂而言，库存帮的现身意义重人，“工厂倒闭往往是工资拖着，厂房租金拖着，债主的钱欠着。工厂。的人也好，政府的人也好，只要有人和我们谈价格，我们就去拉，一手钱一手货。”
库存 消化不良
42岁的廖亮中来自广东梅州，服装打版师出身，1992年在广州开过服装厂：随后在广州的黄埔、东山口开过很多家专门卖库存货的零售店。2000年以后，他也加入了石井的库存帮。
对于服装的高库存，他另有一番见解：“中国的服装企业在历史上有暴利，吸引了很多人去追逐。暴利心态导致了整个产业链的畸形。比如，这件衣服100元成本他卖1200元，还卖成了。于是很多人就跟着这么做，其实服装本身是个低平台的产业。”
为了卖高价。服装企业都纷纷往高端商场挤，但高端商场见谁都要砍一刀，“商场扣点28%。就算是一线品牌，都要走很多关系。比如，你在广东要进一线商场，就必须找对几个人，给个50万元、100万元才能进去。这些花销都摊到成本上去了，价格自然就扭曲了。”
即使是街店，前几年租金也是异乎寻常的高，“东山口、黄浦一带的商业街，铺面租金都是天价。一个月下来，几间店铺就赚万把块钱，可如果我不干了，把店转租给别人，可以收到八九万元租金。”
高昂的渠道成本加上消费的低迷，直接导致了服装行业的快速下滑，“据我所知，一二线品牌的动销率不到50%，甚至有些的动销率不到30%。这样一来，市场就完蛋了。所以，我们想做一个奥特莱斯，走量的同时追求合理的利润。”这个设想正在变成现实，现在廖亮中的一处楼上楼下400平米的店铺，一天能卖两三万块钱，好的时候四五万块钱，而店租一个月只有万把块钱。“这好过花5万块钱在繁华地段去租一个店。我的主业是批发，但现在零售都可以支撑我的开销。”此外，百川一代和其他服装企业不同的是，他所从事的行业流程简单，没有那么多附加环节的开支。
廖亮中认为，服装行业的暴利时代应该终结。“那些上市公司曾经是高利润啊。我们的利润率只有30%，而他们曾经有300%的利润。”今天的巨量库存不过是为当年的暴利付出的代价。
要消化服装业的巨量库存，靠专卖店里慢悠悠地打折销售，或者工厂店里的特卖显然是不够的，而寄希望于电商则更不现实。“库存货往往款式多而单款量少，而且，我们要求很高的周转率，把一件件不值多少钱的东西，分类整理、拍照，然后雇很多八挂到网上去卖，是不划算的。”
在很大程度上，石井镇是服装库存最后的去向。然而，即使到了石井，库存也还拖着一个长长的尾巴，像廖亮中、陈付阳、夏华相他们，是库存市场的第一个层级，接下来还有找他们几千几万、几十万地打货的全国各地库存分销商。谁也没法保证石井库存能完全被消化，“我们现在非常谨慎，因为我们也有库存。今年上半年，我收了一百多万件衣服，到现在还有15%没卖掉，这对我们来说是很不正常的。”廖亮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