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元朝的兴起和强盛，根本原因是蒙元统治者武力强大，但是开国早期经济手段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元）世祖为开国贤主，亦专用财计之臣，务于聚敛。”忽必烈先后重用了会理财的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为开国早期运转筹措了资本。而元朝的灭亡也与其统治阶层“乱理财”密切相关。
历史上的13至14世纪，蒙古族势力覆盖亚洲大陆，并影响至欧洲，当时有波斯官员、史学家甚至尊称蒙古皇帝为“天下的皇帝”“大地和当代的统帅”，可见蒙元的影响力是发散式的。当忽必烈于1267年将元朝帝都迁到今北京地区时，称为大都，西亚、中亚、东亚乃至欧洲的奇珍异宝和财富都源源不断地涌向了大都。
众所周知，农业不是蒙元贵族的擅长，但在我国古代社会，农业是社会的基础，出于形势需要，早期的蒙古贵族在王文统、许衡、刘秉忠等一批汉臣辅佐下能注意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做些收拢人心的民生工程，到了蒙元政权彻底打败南宋朝廷后，孛儿只斤皇室认为自家已坐稳了江山，就不再重视农业了，“农桑世皆视为具文”，“设官分职，财务重于民事”，对于州县官员也没有农政的考核。
为了保障皇室的消费和帝国的运行，除了接受来自各地进贡之外，蒙元统治者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放在了商业和帝国的财政、金融上。
历史上“蒙古长于战阵，而不善于理财”。蒙元政权将全国人口分为四个阶层，从高级到低级依次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对广大地区的汉人、南人防范极严，除了政治、军事上的防范外，对于汉人的禁条也很多，其中包括禁止汉人“集众买卖”，而把帝国履行商业、金融的功能赋予了西域的“色目人”——这是元朝对于除了蒙古、汉族人以外的其他中西亚各民族的统称。负责为元帝国经营商业、金融的西域商人被称为“斡脱”，拥有商业特权，这就是所谓的“斡脱制度”。
《元史》中《王珍传》记载：“（王珍）言于帝（元太宗）曰‘大名（府）困赋调，贷借西域贾人银八十铤，及逋粮五万斛，若复征之，民无生者矣。’诏官偿所借银，复蠲其逋粮。”可见，西域商人与元朝官府是一种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官府运作得到了西域商人的经济支持，或者说西域商人的经营活动实际上是元朝政府的经济授权，相当于“官商”或是“官商合股”，西域商人借助元朝政权攫取帝國领域内的财富，赚得盆满钵满。
财政上，元朝税收沿用了金朝的税收扑买制，就是将国家税收打包卖给代理人承办。如元太宗十一年（1239年），汉人富豪刘廷玉等人请求交付140万两银子承包全国课税，朝廷没同意。后来交给商人奥都剌合蛮经办，总承包款220万两，虽然承包成本增加了80万两银子，但是这中间还是大有赚头的，你想，元朝的疆域广大，税收承包人自然会绞尽脑汁地寻找税源，敲骨吸髓，增加自己的赚头。在税收扑买制下，元朝皇室省心，税收承包人也大赚一笔，倒霉的是元朝老百姓，所以，元代有阙众口相传的曲子：“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正是当时百姓对社会状况不满的心声。
元朝不重视农业，来自农业的税赋很少，于是，帝国只有不断增加商税额度来弥补。据文献记载，元朝天历年间（1328年—1330年）商税总数为开国初期至元七年（1270年）最早所定的商税额度的近百倍。
此外，在金融政策上，元朝统治阶层更是动足了脑筋，“惟自灭宋以后，即一意于财利”（钱穆《国史大纲》）。其实也非独创的好办法，学习前朝而已，“元代专行钞法”。一次又一次的发行宝钞（楮币），并强行推广使用，90多年间，除了元代早期铸造的铜钱之外，前后共印行了4次宝钞：第一次是中统年间造的“中统钞”，说是以银为本位，一贯值银一两，五十贯为一锭;其后在至元年间造“至元钞”，以“至元钞”一贯可兑换“中统钞”五贯;元武宗时，因为通货膨胀，“物重钞轻”，朝廷再印行“至大银钞”，这“至大银钞”与“至元钞”的兑换比例又是1：5，大家都能看出来了，这显然是滥发大额货币，于是不到50年时间，物价上涨25倍！再到元顺帝至正中期，又印造了“交钞”，其兑换率又是前次旧钞的5倍。也就是说，前后四次印制“宝钞”，推动元朝物价上涨了125倍。最后，“遂至钞料十锭易斗粟不得，而元（朝）亦亡矣”，元朝纸币滥发成灾，导致国家灭亡。
元代经济还有一个很丑陋的现象，就是在朝廷默许下，放高利贷的斡脱商人极其贪婪。南宋彭大雅的《黑鞑事略》中说，蒙古贵族不懂做生意，包括皇帝公主、王公大臣在内的贵族们都将钱交给斡脱商人去投资赢利，“令其自去贾贩以纳息”。斡脱商人将蒙古贵族交付的钱转贷给缺钱之人收取高额利息，或者自己去做生意，再或者利用他们的“特权”，向地方衙门告假状声称自己的货物被抢劫了，而诈骗地方百姓一起赔偿等等，总之，斡脱商人怎么都能赚到钱。
实际上，放高利贷是元朝斡脱商人们热衷的“拿手好戏”。比方说，一锭（五十两）银的本钱放出去做高利贷，转来转去本息累积，做了十年后，除了当初的一锭本金外，额外获取的利息是1024锭，这就像当初仅是一只小羊羔儿，十年后繁衍生出了一大群羊来，获得巨大回报，这被通俗地称为“羊羔儿息”，反映出元朝斡脱制度下高利贷的疯狂剥削程度。
史料显示，蒙元统治者惯于游牧征战，不善理财，不懂经济，但却沉迷于浮华奢靡的生活，率性挥霍，帝国财政紧张时胡乱理财，不顾百姓的利益，倚赖甚至沉溺于超发滥印纸钞，使得朝廷信用降至极低，加上元朝末年的苛捐杂税，导致经济凋敝，而经济与政治、社会都密切相关，所以，强大、煊赫一时的蒙元帝国在我国历史舞台上只一晃而过罢了。
历史上的13至14世纪，蒙古族势力覆盖亚洲大陆，并影响至欧洲，当时有波斯官员、史学家甚至尊称蒙古皇帝为“天下的皇帝”“大地和当代的统帅”，可见蒙元的影响力是发散式的。当忽必烈于1267年将元朝帝都迁到今北京地区时，称为大都，西亚、中亚、东亚乃至欧洲的奇珍异宝和财富都源源不断地涌向了大都。
众所周知，农业不是蒙元贵族的擅长，但在我国古代社会，农业是社会的基础，出于形势需要，早期的蒙古贵族在王文统、许衡、刘秉忠等一批汉臣辅佐下能注意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做些收拢人心的民生工程，到了蒙元政权彻底打败南宋朝廷后，孛儿只斤皇室认为自家已坐稳了江山，就不再重视农业了，“农桑世皆视为具文”，“设官分职，财务重于民事”，对于州县官员也没有农政的考核。
为了保障皇室的消费和帝国的运行，除了接受来自各地进贡之外，蒙元统治者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放在了商业和帝国的财政、金融上。
历史上“蒙古长于战阵，而不善于理财”。蒙元政权将全国人口分为四个阶层，从高级到低级依次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对广大地区的汉人、南人防范极严，除了政治、军事上的防范外，对于汉人的禁条也很多，其中包括禁止汉人“集众买卖”，而把帝国履行商业、金融的功能赋予了西域的“色目人”——这是元朝对于除了蒙古、汉族人以外的其他中西亚各民族的统称。负责为元帝国经营商业、金融的西域商人被称为“斡脱”，拥有商业特权，这就是所谓的“斡脱制度”。
《元史》中《王珍传》记载：“（王珍）言于帝（元太宗）曰‘大名（府）困赋调，贷借西域贾人银八十铤，及逋粮五万斛，若复征之，民无生者矣。’诏官偿所借银，复蠲其逋粮。”可见，西域商人与元朝官府是一种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官府运作得到了西域商人的经济支持，或者说西域商人的经营活动实际上是元朝政府的经济授权，相当于“官商”或是“官商合股”，西域商人借助元朝政权攫取帝國领域内的财富，赚得盆满钵满。
财政上，元朝税收沿用了金朝的税收扑买制，就是将国家税收打包卖给代理人承办。如元太宗十一年（1239年），汉人富豪刘廷玉等人请求交付140万两银子承包全国课税，朝廷没同意。后来交给商人奥都剌合蛮经办，总承包款220万两，虽然承包成本增加了80万两银子，但是这中间还是大有赚头的，你想，元朝的疆域广大，税收承包人自然会绞尽脑汁地寻找税源，敲骨吸髓，增加自己的赚头。在税收扑买制下，元朝皇室省心，税收承包人也大赚一笔，倒霉的是元朝老百姓，所以，元代有阙众口相传的曲子：“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正是当时百姓对社会状况不满的心声。
元朝不重视农业，来自农业的税赋很少，于是，帝国只有不断增加商税额度来弥补。据文献记载，元朝天历年间（1328年—1330年）商税总数为开国初期至元七年（1270年）最早所定的商税额度的近百倍。
此外，在金融政策上，元朝统治阶层更是动足了脑筋，“惟自灭宋以后，即一意于财利”（钱穆《国史大纲》）。其实也非独创的好办法，学习前朝而已，“元代专行钞法”。一次又一次的发行宝钞（楮币），并强行推广使用，90多年间，除了元代早期铸造的铜钱之外，前后共印行了4次宝钞：第一次是中统年间造的“中统钞”，说是以银为本位，一贯值银一两，五十贯为一锭;其后在至元年间造“至元钞”，以“至元钞”一贯可兑换“中统钞”五贯;元武宗时，因为通货膨胀，“物重钞轻”，朝廷再印行“至大银钞”，这“至大银钞”与“至元钞”的兑换比例又是1：5，大家都能看出来了，这显然是滥发大额货币，于是不到50年时间，物价上涨25倍！再到元顺帝至正中期，又印造了“交钞”，其兑换率又是前次旧钞的5倍。也就是说，前后四次印制“宝钞”，推动元朝物价上涨了125倍。最后，“遂至钞料十锭易斗粟不得，而元（朝）亦亡矣”，元朝纸币滥发成灾，导致国家灭亡。
元代经济还有一个很丑陋的现象，就是在朝廷默许下，放高利贷的斡脱商人极其贪婪。南宋彭大雅的《黑鞑事略》中说，蒙古贵族不懂做生意，包括皇帝公主、王公大臣在内的贵族们都将钱交给斡脱商人去投资赢利，“令其自去贾贩以纳息”。斡脱商人将蒙古贵族交付的钱转贷给缺钱之人收取高额利息，或者自己去做生意，再或者利用他们的“特权”，向地方衙门告假状声称自己的货物被抢劫了，而诈骗地方百姓一起赔偿等等，总之，斡脱商人怎么都能赚到钱。
实际上，放高利贷是元朝斡脱商人们热衷的“拿手好戏”。比方说，一锭（五十两）银的本钱放出去做高利贷，转来转去本息累积，做了十年后，除了当初的一锭本金外，额外获取的利息是1024锭，这就像当初仅是一只小羊羔儿，十年后繁衍生出了一大群羊来，获得巨大回报，这被通俗地称为“羊羔儿息”，反映出元朝斡脱制度下高利贷的疯狂剥削程度。
史料显示，蒙元统治者惯于游牧征战，不善理财，不懂经济，但却沉迷于浮华奢靡的生活，率性挥霍，帝国财政紧张时胡乱理财，不顾百姓的利益，倚赖甚至沉溺于超发滥印纸钞，使得朝廷信用降至极低，加上元朝末年的苛捐杂税，导致经济凋敝，而经济与政治、社会都密切相关，所以，强大、煊赫一时的蒙元帝国在我国历史舞台上只一晃而过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