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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追赃助饷”政策是大顺政权的财政政策，针对官绅地主提出，主要是将官绅地主的财产收归大顺政权所有。这种政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不同，它在政权建立初期，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农民军的积极性;进军北京后，由于未及时调整政策，把业已倒向自己的官绅地主推回到敌对地位，再加上李自成等人对形势估计不足，最终导致了政权的覆亡。
【关键词】：追赃助饷;作用;启示
公元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攻克北京，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身死。在短短的两三个月里，大顺政权凭借兵威和深得民心，迅速接管了整个黄河流域和部分长江流域的大片疆土。历史曾经给予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统一全国的机会，大顺政权的领导人如果能高瞻远瞩，对全国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完全可以采取正确的对策，最终统一全国。
李自成1643年以前，为维护贫困农民利益实行三年免税，以没收明朝藩王家产和对官绅追赃助饷来解决数量日益增加的军队和政权经费的需要，这种政策在当时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农民起义军的积极性，有其历史的必要性。进入北京之后，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再继续实行追赃助饷的政策，势必引起已经归附的旧明官员的不满。然而，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领导人并没有依据形势的变化在政策上作出必要地调整。大量史实表明，大顺政权在1644年6月兵败退回西安以前，在广袤的地区都是以追赃助饷代替按田亩计征的赋税。各地文献都表明大顺政权委派的官员到任后几乎毫无例外地拘拿明朝官绅追赃助饷。如甲申（1644年）三月，刘芳亮部战领大名府，“布州县伪官，毒掠缙绅”[1]。进占广平府之“次日，拷掠乡绅，以官职大小定银数之多寡，惨不可言”[2]。高阳县令王瑞图到任后，“丰贼令逼索乡绅，名曰助饷”[3]，济南府“有户政府从事张琚者，谓之催饷司，拷掠宦家子，俾助饷。其被掠者以万历来新科为断，计三十余家。”[4]这些都说明大顺政权在北京的鼎盛时期没有制定赋税政策，仍然停留在追赃助饷的阶段。
应当承认大顺政权追赃助饷政策的革命性，它证明李自成虽然已经即位称帝，大将们受封侯、伯等爵，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穷苦兄弟，没有放弃维护农民阶级的利益的基本宗旨。但是处于十字路口的大顺政权在关键时刻跟不上形势，陷于茫然失措的境地。再度翻开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1644年摆在李自成及其统治集团面前的任务是怎样才能站稳脚跟，一匡天下。而这一任务实际上取决于两点：一是他应当认识到辽东兴起的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政权是同大顺政权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加强针对辽东的防务是新兴的大顺政权存亡的关键。二是在汉族文官武将大批倒向自己的情况下，大顺政权必须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调整，尽量缩小打击面，由打擊官绅地主改为保护他们的利益。而李自成一方面几乎没有意识到清军将是同自己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另一方面更没有停止对于官绅地主的错误政策。而自明中期以后，缙绅势力已经成为社会上举足轻重的力量，能不能争取到他们地支持直接关系到大顺政权在管辖区的稳定和遏制并随后解决辽东的民族对抗。也就是说，对官绅地主的政策是关键之中的关键。然而，由于李自成没有适时地调整对官绅地主的政策最终导致了农民军的惨败。
总之，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未能依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在接管区内大搞追赃助饷，把业已倒向自己的官绅地主推回到敌对地位，是极不明智的行为。历史不能假设更不可逆转，但我们在扼腕叹息的同时至少能从李自成农民军及其政权的覆亡中得到一点教训和启示：
第一，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政策是一个政权稳固的必要条件。
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两千多年前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有构木为巢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故曰：事宜时移，变法宜也”。他明确的告诉我们，一个政权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适时地调整自己的统治政策。环视中外，从苏联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从中国共产党的“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变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原则，这无一不是在告诉我们这个深刻的道理。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军全党，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要抵制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地侵袭，同时也指出，共和国成立之后党的工作重心要随之转移。所以，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政策是一个政权稳固的必要条件。
第二，最大限度的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是一个政权稳固的基础。
大顺政权建立以后，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穷苦兄弟，没有放弃维护农民阶级利益的基本宗旨，这一点值得赞扬，但是，不忘记自己的阶级并不代表其余阶级都是十恶不赦的，都是应该打击的对象。只有最大限度的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一个政权才能更加稳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毋庸置疑的说明了这个道理。
第三，只有最先进的阶级及其先锋队才能领导中国的革命取得最后的、真正的胜利。
古代、近代、现代的中国历史一直在向我们展示着这样一个道理：只有最先进的阶级及其先锋队才能领导中国的革命取得最后的、真正意义上的胜利。纵观古今：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等贵贱，均贫富”，从“均田免粮”，到“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历史证明：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维新派、洋务派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都不能使中国革命取得最后的胜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证明了只有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的、真正意义上的胜利。因而，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参考文献：
[1]康熙十五年《元城县志》卷一，《年纪》
[2]乾隆十年《永年县志》卷十二，《兵纪》
[3]雍正八年《高阳县志》卷六，《杂志·兵事》
[4]乾隆三十七年《历城县志》卷四十一，列传七，《忠烈》
【关键词】：追赃助饷;作用;启示
公元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攻克北京，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身死。在短短的两三个月里，大顺政权凭借兵威和深得民心，迅速接管了整个黄河流域和部分长江流域的大片疆土。历史曾经给予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统一全国的机会，大顺政权的领导人如果能高瞻远瞩，对全国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完全可以采取正确的对策，最终统一全国。
李自成1643年以前，为维护贫困农民利益实行三年免税，以没收明朝藩王家产和对官绅追赃助饷来解决数量日益增加的军队和政权经费的需要，这种政策在当时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农民起义军的积极性，有其历史的必要性。进入北京之后，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再继续实行追赃助饷的政策，势必引起已经归附的旧明官员的不满。然而，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领导人并没有依据形势的变化在政策上作出必要地调整。大量史实表明，大顺政权在1644年6月兵败退回西安以前，在广袤的地区都是以追赃助饷代替按田亩计征的赋税。各地文献都表明大顺政权委派的官员到任后几乎毫无例外地拘拿明朝官绅追赃助饷。如甲申（1644年）三月，刘芳亮部战领大名府，“布州县伪官，毒掠缙绅”[1]。进占广平府之“次日，拷掠乡绅，以官职大小定银数之多寡，惨不可言”[2]。高阳县令王瑞图到任后，“丰贼令逼索乡绅，名曰助饷”[3]，济南府“有户政府从事张琚者，谓之催饷司，拷掠宦家子，俾助饷。其被掠者以万历来新科为断，计三十余家。”[4]这些都说明大顺政权在北京的鼎盛时期没有制定赋税政策，仍然停留在追赃助饷的阶段。
应当承认大顺政权追赃助饷政策的革命性，它证明李自成虽然已经即位称帝，大将们受封侯、伯等爵，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穷苦兄弟，没有放弃维护农民阶级的利益的基本宗旨。但是处于十字路口的大顺政权在关键时刻跟不上形势，陷于茫然失措的境地。再度翻开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1644年摆在李自成及其统治集团面前的任务是怎样才能站稳脚跟，一匡天下。而这一任务实际上取决于两点：一是他应当认识到辽东兴起的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政权是同大顺政权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加强针对辽东的防务是新兴的大顺政权存亡的关键。二是在汉族文官武将大批倒向自己的情况下，大顺政权必须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调整，尽量缩小打击面，由打擊官绅地主改为保护他们的利益。而李自成一方面几乎没有意识到清军将是同自己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另一方面更没有停止对于官绅地主的错误政策。而自明中期以后，缙绅势力已经成为社会上举足轻重的力量，能不能争取到他们地支持直接关系到大顺政权在管辖区的稳定和遏制并随后解决辽东的民族对抗。也就是说，对官绅地主的政策是关键之中的关键。然而，由于李自成没有适时地调整对官绅地主的政策最终导致了农民军的惨败。
总之，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未能依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在接管区内大搞追赃助饷，把业已倒向自己的官绅地主推回到敌对地位，是极不明智的行为。历史不能假设更不可逆转，但我们在扼腕叹息的同时至少能从李自成农民军及其政权的覆亡中得到一点教训和启示：
第一，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政策是一个政权稳固的必要条件。
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两千多年前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有构木为巢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故曰：事宜时移，变法宜也”。他明确的告诉我们，一个政权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适时地调整自己的统治政策。环视中外，从苏联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从中国共产党的“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变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原则，这无一不是在告诉我们这个深刻的道理。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军全党，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要抵制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地侵袭，同时也指出，共和国成立之后党的工作重心要随之转移。所以，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政策是一个政权稳固的必要条件。
第二，最大限度的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是一个政权稳固的基础。
大顺政权建立以后，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穷苦兄弟，没有放弃维护农民阶级利益的基本宗旨，这一点值得赞扬，但是，不忘记自己的阶级并不代表其余阶级都是十恶不赦的，都是应该打击的对象。只有最大限度的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一个政权才能更加稳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毋庸置疑的说明了这个道理。
第三，只有最先进的阶级及其先锋队才能领导中国的革命取得最后的、真正的胜利。
古代、近代、现代的中国历史一直在向我们展示着这样一个道理：只有最先进的阶级及其先锋队才能领导中国的革命取得最后的、真正意义上的胜利。纵观古今：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等贵贱，均贫富”，从“均田免粮”，到“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历史证明：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维新派、洋务派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都不能使中国革命取得最后的胜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证明了只有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的、真正意义上的胜利。因而，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参考文献：
[1]康熙十五年《元城县志》卷一，《年纪》
[2]乾隆十年《永年县志》卷十二，《兵纪》
[3]雍正八年《高阳县志》卷六，《杂志·兵事》
[4]乾隆三十七年《历城县志》卷四十一，列传七，《忠烈》